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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毕生志向,是写一部宏大的「自由史」

约书呀er 明白知识 2020-0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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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要读明白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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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从2460年以前在雅典播种以来,就仅次于宗教,是善行的动力和罪恶的常见托词,直到在我们民族成熟收获。」
约翰·道伯格-阿克顿(John·Dalberg-Acton)在《自由史论》的开篇,给「自由」以极高定位,并且肯定了英国的自由主义传统。
一个贵族,一个天主教徒,一个留学德国的英国人,这些保守和传统的标签如何与「自由」联系起来?
阿克顿为何倾其毕生之学识,为「自由」撰史?
个人自由的探寻又如何与宗教利益的诉求达成一致?
明白特邀《自由史论》中译者胡传胜老师解读这本经典之作。胡老师指出,阿克顿在《自由史论》中,将自由主义价值与天主教传统结合在一起,形成了独特的自由观,将之表达为宗教实践的最终目的与终极关怀。

▲《自由史论》

作者:约翰·阿克顿

译者:胡传胜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1年



01.

贵族阿克顿
1834年,阿克顿生于意大利南部城市那不勒斯,三岁就继承了父辈的爵位和家族的财产。阿克顿的家族成员都是英格兰什罗普郡的虔诚天主教徒,在当地乃至整个英国政坛,都极具声望。

▲约翰·道伯格-阿克顿(1834-1902)


美国历史学家鲁弗斯·费尔斯(Rufus Fears)在他编撰的《阿克顿选集》中指出,贵族出身带给阿克顿的除了不容置疑的宗教信仰,也让他不容于英国社会。天主教徒的身份使阿克顿没法在英国的公立院校上学,他不得不远赴德国读书,师从著名实证史学家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和神学家伊格纳兹·冯·多林格(Ignaz von Dllinger)。
胡传胜老师在领读中,将阿克顿称为「公知」。在这里,「公知」有两层含义:其一为非正统学院派研究者出身;其二为始终关注人类命运走向。在胡传胜老师看来,阿克顿本人就占有这两层含义。
一方面,他没有在英国的公立学校就读,他人生最辉煌的中年时期,几乎都是给杂志社撰稿或担任编辑。1895年,在逝世前七年,阿克顿才进入剑桥大学担任教职。

另一方面,正如费尔斯在《自由史论》的前言中所言,文字活动与历史研究对于阿克顿来说是终身事业,而不是赚钱的工具或者谋生的手段。费尔斯说:

「他(阿克顿)相信促进个人自由、政治上的自治和不受约束的科学探索原则是天主教的真正性质和使命。」
胡传胜老师在领读中也指出,阿克顿的毕生志向,是写一部宏大的「自由史」,因为在阿克顿看来,「个人自由」是人类历史最崇高的追求。
1870年第一次梵蒂冈大公会议后,教皇庇护九世(Beatus PiusPP.IX)颁布教义,提出了所谓的「教宗无谬误论」。对此,阿克顿表示强烈反对,撰文抨击教会。恼羞成怒的教皇把阿克顿的著作列入「邪说汇编」,还将他的导师多林格开除教籍。

▲教皇庇护九世(1792-1878)
教皇国最后一位君主


一个为天主教利益奔走和奉献的虔诚教徒,却被自己一直忠诚的教廷打上「异端」的标签,阿克顿积极参与教会活动的人生阶段结束了。从此,阿克顿开始专注史学研究,并于1877年发表了关于「古代自由史」和「基督教自由史」两篇著名演讲,由此奠定了《自由史论》的基调。


02.

对自由的追求
《自由史论》分为三个部分,阿克顿从古代自由传统开始,逐渐过渡到英美国家的自由历程,最后立足于对现实民族国家自由路径的思考。胡传胜老师认为,《自由史论》有两个核心议题。
首先是阿克顿一直秉承的「自由是最高价值和目标」,无论国家,还是教会,都应该围绕个人自由的实现来展开,为个人自由的实现提供条件。否则,国家和教会就越位了。

▲约翰·穆勒(又译作:约翰·密尔)
古典自由主义代表人物

阿克顿和穆勒对自由的理解在原则和核心上是趋向一致的,但是胡传胜老师也指出,他们两人论述自由的目的和方向各有不同。
穆勒更多地是引导社会建设,他从现实出发,去反向要求「自由」在实际生活中的应然状态。而阿克顿剖析的是「文明的主题」,胡传胜老师称之为「文化保守主义」。阿克顿从西方文明的实然状态出发,基于西方的历史演进,从而构建出「自由」的图景。
胡传胜老师认为,对于阿克顿而言,文明与宗教都非常重要,他甚至要求回到中世纪,因为中世纪才是一种理想的时代,由此便形成了一种张力。
其次,近代以来,自由一直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从洛克到穆勒再到阿克顿,直至20世纪以后的思想家们,都绕不开对「自由」的讨论。
但是在胡传胜老师看来,17世纪和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们更注重的是国家意志的树立,从而保障多数人的权利。
到了19世纪,思想家们开始关注「少数派」的利益,这就形成了阿克顿《自由史论》的另一核心内容,即作为「少数派」的个人,在「多数派」组成的社会中,如何保障自由。

在此基础上,阿克顿建立了他独特的宗教自由观。他在书中说:

「我所谓自由意指这样一种自信,每个人在做他认为是他自己的份内事时都将受到保护而不受权力、多数派、习俗和舆论的影响。国家只有在直接与之相关的领域能够合法地分配职责和划清善与恶的界限……我们判断一个国家是否真正自由最可靠的检验是看少数人享有多少安全。按此定义,自由是宗教的必要条件和保证。因此我所论述的主题是在选民『基督教』的历史中得到第一次闪光。」

03.

自由的演进
阿克顿从宗教的传统切入,势必会涉及西方文明的起源。因此,《自由史论》的第一部分着重论述西方古代历史中关于自由的讨论。
在古代自由中,胡传胜老师指出,阿克顿更倾向于罗马的传统,因为在他看来,希腊是艺术、哲学与思想的源头,而罗马才是政治的滥觞。胡传胜老师认为,古代罗马政治的精妙跟现代的联结非常明显。

同时,阿克顿在书中指出,古代的自由概念很不完善。人们对于规则的理解要超出对于自由的理解。他说:

「旅客的存在只是为了船。」
因此,无论是希腊还是罗马,它们留给后世自由主义的模本,并非实实在在的制度,而是思想。我们今天可以通过历史,摘出古代政治中对于个人自由所犯的错误,从而辨析「无法无天与自由的混淆」。
但是,阿克顿在书中提出:「古代人意见最接近一致的是人民的统治权利,但他们又没有能力独自统治」。因此,胡传胜老师指出,阿克顿在后续的论述中,提出了「教会」的力量。

自由价值与宗教信仰相结合,是阿克顿最实质的论断。胡传胜老师认为,阿克顿的核心诉求在于:

「基督教给了良心以自由,让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上帝存在于人的内心,是任何世俗权力都无法侵占的。基督教给西方的『礼物』,根本就不输给希腊的『礼物』,也不输给罗马的『礼物』。」

阿克顿将宗教对于英国的优势比喻为环绕的海洋,信仰的坚持背后是国民的道德理想。从英国的历史看,即使是11世纪的诺曼征服,极权程度也是极低的。教士一直能够与公众保持情感联系,而非自成阶层独立于人民之外。
同时,阿克顿还指出,「英国的学院派作家特点是既无外国神学家的僧侣精神,也无法国特有的君主主义偏见」。欧陆传统的极权政治,在英国也被贵族阶层们排除在外,让「绅士们」能够保持地方自治的权力。
英国的政治传统一路延续,最终形成了被阿克顿称之为「过滤装置」的代议制。胡传胜老师指出,在多数人的统治之下,政治上会缺少缓冲力量。在19世纪,直接民主已经不适用于更加复杂的社会经济环境,因此,代议制就成了政治制度的必然选择。
胡传胜老师将阿克顿对代议制的推崇,理解为一种保守的色彩,因为在此制度之下,「智慧的领导者被谨慎地选择出来」。
从罗马的政治雏形,到基督教的精神引导,再到代议制的制度支撑,由此就形成了阿克顿所理解的「自由」的土壤。

04.
「无可救药的经验主义」
做为一个历史学家,阿克顿深受兰克实证史学的影响,一方面论证严密,使用史料非常规范和丰富;但另一方面,胡传胜老师认为,他也陷入了「无可救药的经验主义」当中。
首先,对于外族,阿克顿有非常明显的优越感。「种族」在今天来看是非常「政治不正确」的概念,但生活在19世纪的阿克顿却毫不避讳地大谈「种族」。
在翻译过程中,胡传胜老师发现,阿克顿经常使用「race」这一单词,在全书开篇,就是用「race」来表达「民族」的含义。
在这样的认知基础上,阿克顿对奴隶制度也不排斥。胡传胜老师指出,他和亚里士多德一样,认为人是分等级的,有的人天生适合统治,有的人天生就只能被统治。所以,在对待美国内战的态度上,阿克顿始终站在南方奴隶主一边。

▲罗伯特·李(Robert Lee,1807-1870),美国南北战争期间的「南军」总司令,和阿克顿是好朋友。


托克维尔对美国民主和自由的推崇,来源于联邦制度的优越和在此基础上人民的平等。但是阿克顿认为,美国内战带来的南北分裂,恰恰是美国自由精神的最佳体现。
因此,胡传胜老师指出,阿克顿所理解的美国自由主义,其实是一种分离主义,而分离主义又是英国自由主义的一个重要阶段。
胡传胜老师总结到,纵观阿克顿的经历,也不难看出他的制度认同感,无论是对英国皇权还是政府,或者教会,他都竭力用历史为其提供合理化的支撑,从而为他所追求的自由服务。如果没有认同,对自由就会产生迷惘和混乱,从而陷入逻辑的循环论证,到底什么是自由?
阿克顿接受的是严肃的德国史学和神学教育,但是他却能够提出个人自由这样最高的历史目的。胡传胜老师认为,这体现了阿克顿的思考和认知的广度,从更广阔的视角来思考英国的社会和历史。
反观其他非西方世界的知识分子,胡传胜老师指出,他们陷入了传统再解释的窠臼,不断回潮,不断重复,用古时先贤的智慧「来重画自己的那个共同体和个人的生活」。
若在封闭的古代社会,这可能会是一个反思的过程,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形成某种良性循环。但当东方文明与西方相碰撞,这种固守的思维就会陷入自我挣扎的「牛角尖」,从而走上历史的歧路。
因而,胡传胜老师认为,虽然阿克顿的观念和想法在19世纪非常伟大,但当历史进入新的世纪,当多元文化持续交融,阿克顿的一些观念就显得过时了。

这也正如阿克顿在《自由史论》最后所提到的,人的历史并非是公式计算而来的高度抽象化结果。

「由此对任何用加、减、乘、除、分子分母这么多计算符号来处理人的学派,我们必须深表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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