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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和病菌如何塑造了人类文明?

明白知识er 明白知识 2021-06-30
试想一下,一个吃着炸鸡汉堡,使用智能手机的人,与手里握着长矛捕猎的原始部族人相遇,他们会怎样看待彼此?
不需要时空穿越,这样的情况在当今世界仍然会发生。
▲2019年7月,亚马逊一神秘原始部落「阿瓦族」男子被拍到,阿瓦族人使用砍刀与长矛,在雨林狩猎生活。

在全球化的今天,并不是所有人都在享受现代文明带来的成果。尽管飞机、互联网可以连通世界任何角落,但在中南非洲、南美、南亚等地,仍有许多人对现代世界困惑不解。
我们该如何理解原始部族人看到飞机时的惊异?为什么这些便利的物件不是由他们的祖先最先发明?世界各地的人类文明发展为什么会如此不平衡?
《枪炮、病菌与钢铁》一书,就尝试去解答这种困惑。这本书的作者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是美国演化生物学家、生理学家。他认为,今天的原始部族人看到飞机的惊异,与五百年前美洲印加人看到骑着马的西班牙人的惊异,是一样的,他们看到的都是在本地闻所未闻的事物。
▲《枪炮、病菌与钢铁》 
作者:贾雷德·戴蒙德
译者:谢延光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6年

现代人的枪炮、病菌与钢铁,之所以会对原始部族形成侵袭力量,甚至消灭一个种族,原因不是现代人特有的优越基因,而是地理环境的差异。这种差异自一万年前农业革命后世界各地人群定居时开始就存在,比如大陆的主轴线走向,以及供人类利用并驯化的动植物的分布不均等。
在接下来的一万年间,这种地区间环境的差异逐渐放大,世界各地的文明便有了不同的走向。
「明白」特邀社会人类学家,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副研究员郑少雄老师,通过解读《枪炮、病菌与钢铁》,带领我们从人类发展的整体视角,探索现代世界的力量之源。

01.
粮食:欧亚大陆为什么赢在起跑线?
大约13000年前,人类祖先已经从非洲散布到其他大陆,开始定居下来繁衍生息。一开始,由于人口数量少,世界各地的人们都是以狩猎、采集野果的方式获取食物,直到大约11000年前,部分族群开始转向农业生产。
地中海东岸至两河流域的这片土地,如今看来干旱贫瘠,可是在一万年前,这里土壤肥沃,水源充足,因其形状被称为「新月沃地」。这里最早出现粮食产区,人们通过种植大麦、小麦获得稳定的食物来源。还有生活在亚洲东部的古中国人,他们种植谷物水稻,也步入了农业时代。
▲粮食生产发源中心,带问号的地点表示不确定是独立出现还是受其他中心的影响。

不仅是植物,人们对动物的驯化,也在九千年前开始了。山羊、绵羊、家猪,接着是牛、马等,人们不再需要狩猎,便有了稳定的肉类供应。而且,家畜可食用农作物的残渣,其粪便又可作为农作物的废料,由此形成了良性循环。
戴蒙德在书中用「正反馈循环中的自身催化」来形容这个粮食生产的过程,他指出,这个过程一旦开始,速度就会越来越快。新月沃地和古代中国的人们尽管可能不是世界上最早的农民,但这种向农业生产方式的过渡彻底改变了他们原来的生活面貌。
比如,粮食生产使得人口规模迅速扩大,储藏的剩余粮食还可以养活一些「闲人散客」,他们由于不用下地干活,便可以从事其他专业工作,社会分工得以形成。社会复杂化进一步促使族群中出现集中、统一的行政组织,实现了从部落到国家的转变。
因此,戴蒙德认为,粮食生产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粮食生产上具有领先优势的族群,在通往枪炮、病菌和钢铁的道路上,也会取得同样的领先优势。
可是,为什么是欧亚大陆最先取得这样的优势,而不是美洲、澳大利亚或者那些遍布世界的岛屿之地?
郑少雄老师在介绍这本书的时候提到,欧亚大陆与非洲、美洲、澳大利亚的分野与两个进程有关,其中之一便是粮食生产在时空上的不均衡分布。
众所周知,欧亚大陆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大陆,广阔的土地上生存着数不清的动植物,因此,这里的人类一开始就具有天然的领先优势。而美洲等地的物种丰富度没有欧亚大陆高,能够被驯化的大型哺乳动物更是少之又少。
在20世纪前得到驯化的14种大型哺乳动物中,只有一种来自美洲,即美洲驼,其余包括羊、猪、牛、马等13种家畜的祖先都来自欧亚大陆,而在中南非洲和澳大利亚,竟没有一种当地的大型哺乳动物可以被驯化。
再者,欧亚大陆的主轴线是东西向的,这意味着粮食生产能沿着相似的纬度环境传播。比如新月沃地在遭遇生态恶化之后,其种族很快就转移到了北非和欧洲,粮食的生产与技术的传播不至于断裂。
反观美洲与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它们都是呈南北走向,从北至南,各地的地理和生态千差万别,某一纬度环境中的族群,很难与另一纬度的族群产生交流。
▲亚欧大陆的主轴线呈东西走向,美洲、非洲大陆的主轴线呈南北走向。

戴蒙德在书中举了一个很有趣的例子,车轮是在中美洲发明的,而美洲驼则被驯化于南美安第斯山脉中部,可是过了五千年的时间,这两者仍然没有「相遇」,因此无法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
当然,正如郑少雄老师在讲读时所提到,从采集时代过渡到农业时代,不一定就意味着进步,当时的人们进行的不是一个有意识的选择。而是相比于美洲等地,欧亚大陆的环境更有利于人们进入农耕文明。
受戴蒙德影响,在十余年后写成《人类简史》的尤瓦尔·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就认为,所谓农业革命是一桩骗局:不是人类驯化了小麦等植物,而是这些植物驯化了人类。
农耕并不比采集更轻松,且谷物营养不足,它只是「让更多的人以更糟的状况活下去」。而对大型动物的驯化,也使家畜过着非常悲惨的生活,人类却从未考虑过它们的感受。
不过,戴蒙德没有像赫拉利那样对农业革命带有如此大的偏见,他回避了价值判断,在书中反复强调说:
「不同民族的历史,遵循不同的道路前进。
然而,农业革命之所以称之为「革命」,也自有其原因。如果农耕只改变的是人类获取食物的方式的话,一个吃汉堡包的现代人赤手空拳不一定打得过原始部族人。
可以说,农业生产为日后人类社会的变革奠定了基础。郑少雄老师在讲读中指出,欧亚大陆和非洲、美洲、澳大利亚的分野,除了因为粮食生产的不均衡分布之外,还有因粮食所导致的枪炮、细菌和钢铁的不平等。

02.
病菌:征服者身后的「幽灵」
既然「粮食」不是世界各地的文明发展不平衡的直接原因,那么欧洲人是如何一跃而起,并走上征服世界之路的呢?
让我们把目光拉回500年前,去看一场著名战事:卡哈马卡战役(Battle of Cajamarca)。
1532年,来自西班牙的探险家弗郎西斯科·皮萨罗(Francisco Pizarro)带着168名士兵及60余匹战马,在卡哈马卡打败了南美印加帝国的8万军队。在屠杀7000名印加士兵之后,皮萨罗俘虏了印加皇帝阿塔瓦尔帕(Atahuallpa),随后也处死了他。拥有600万人口的印加帝国连同古老的印加文明一并消亡。
▲卡哈马卡战役,这幅画也出现在《枪炮、病菌与钢铁》的封面上。

这场战争为何是如此不可思议的结果?
八万印加军队在区区百余西班牙人面前,究竟为什么变得如此不堪一击?
原因可以从《枪炮、病菌与钢铁》的书名找到,皮萨罗军团拥有当时印加人从未见闻过的几种物品:战马、病菌、枪炮和钢铁。郑少雄老师指出,这几种东西实际上是基于粮食生产而出现的文字、技术和中央化政治的表征物。
马是欧亚大陆的族群在几千年前就驯服了的动物,它不仅能充当劳力,用于农耕、运输,还被广泛用于战场杀敌。郑少雄老师在讲读时提到一个细节,当印加人第一次看到皮萨罗胯下的战马时,脸上露出了惊恐的表情,他们从未在本地见过有人骑如此庞大之物。即使印加皇帝阿塔瓦尔帕,出门也是由几十人抬轿行进。因此,眼见马匹冲锋而来,印加人只能四散奔逃。
另外,人类自驯养像马这样的牲畜之后,便经常与致命的病菌打交道。比如,牛带来了麻疹、肺结核、天花;流感来自猪鸭,恶性疟疾来自禽鸟等。而欧亚大陆的人们自学会耕种,进入农业社会之后,人口数量迅速攀升,给了这些病菌繁衍演化的条件。
欧亚大陆的人们曾因此深受其苦,但毕竟人口基数在那儿,病菌无法彻底灭绝人类。反而是一代代的人们在与病菌相处的过程中,逐渐增强了免疫力,适应了疾病肆虐的世界。
可是,印加人就没这么幸运了,他们毫无防备地暴露在致命病菌面前,任由其寻找完美的宿主。
就在卡哈马卡战役前不久,印加帝国的老皇帝、皇储,以及众多大臣都被西班牙人带来的天花夺去了生命。这些幽灵般的「致命礼物」使得帝国内部出现内乱,陷入四分五裂之境,正好中了皮萨罗之怀。
最后,印加士兵身上的护身软垫,手里的木棒和石头,根本无法抵御身穿钢制盔甲、手握钢刀与枪炮的西班牙人;而钢铁和枪炮也是发达的农业文明社会才会出现的东西。
▲身着传统服饰的美洲原住民

总之,这场战争就是大航海时代开启后欧洲殖民者登陆美洲的缩影,战争双方不是一个重量级间的较量。赫拉利在《人类简史》一书中对此形容:「美洲文明遇到西方白人,如同遇到外太空的入侵者。」 在戴蒙德看来,这种不平等,早在一万年前就出现了。
上面提到,粮食生产养活了更多人口,通过社会分工,最终形成集中、统一的行政组织,即国家。欧亚大陆因为其足够广博,它内部各国家有更多的创新者,也能形成众多的相互合作与竞争。
在奥斯曼帝国崛起前,中国与欧洲通过丝绸之路,一直互通往来,其路线中最艰难的部分只需穿越沙漠,且人们还有已被驯化的骆驼作为帮手。再看美洲,从北美到南美,要经过茂密的雨林之地,毒蛇怪兽丛生,其环境之险恶,即便20世纪连全副武装的美国大兵也不敢踏入,更别说手无寸铁的土著人。
丝绸之路被切断以后,哥伦布为了给自己的远航筹资,曾在多个国家游说,屡屡受挫后,终于获得西班牙的赞助,最终登上美洲大陆。其他国家看到哥伦布的成果后也纷纷效仿,发展自己的航海事业,远赴海外探索未知世界。而足以横跨大洋的船只、指南针、航海知识、钢铁等这些,美洲的印加人都不具备。
▲哥伦布在美洲登陆

如此分析,卡哈马卡战役的结果似乎逐渐水落石出了。但无论如何,我们也不能视西班牙人对印加人的大屠杀为正当的。西班牙人与印加人之间并没有高低贵贱、聪明愚蠢之分。郑少雄老师在讲读这本书的结尾提到美国人类学家博厄斯的「文化相对论」,他说:
「每一个地方都会基于自身的条件和基于自身的能动性,有效选择自己和环境互动的方式。哪怕在同样的类似的环境条件下,不同的人,不同的人群都会做出自身的选择,这些自身的选择其实是一种不同群体间的互相区分。」

03.
「耶利之问」该如何回答
1972年,戴蒙德在新几内亚岛上研究鸟类时,一位叫作耶利的当地人对他这样问到:
「为什么你们白人制造了那么多的货物并将它运到新几内亚来,而我们黑人却几乎没有属于我们自己的货物呢?」
戴蒙德思考了近三十年,最终写成《枪炮、病菌与钢铁》这本书来回应「耶利之问」。正如副标题「人类社会的命运」所揭示的,这本书囊括生物地理学、遗传学、生态学、人类学等多种学科,结合考古研究,展现出世界各地人群自一万年以来的命运走向。
然而当我们把目光收回欧亚大陆内部会发现,除了「耶利之问」,针对中西方科技发展差异而提出的「李约瑟难题」依然让学者们感到头疼。
和西欧相比,中国的地理环境也是得天独厚,并诞生出辉煌的文化,有发达的文字与技术,以及复杂的集中行政组织。可为什么近代以来,是欧洲在技术上领先,并在世界上占支配地位?
更进一步,为什么中国不是征服世界的殖民者,却一度陷入被殖民的危机?
戴蒙德对此也思考过,他认为,与支离破碎、多有崎岖的欧洲地形相比,中国大陆的主体平坦开阔,四通八达。长江和黄河,以及贯通两者的大运河,把中国连成一个整体,巩固了大一统的国家。自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大一统便主宰了中国历史。
▲中国与欧洲地形对比

这样的好处当然非常多,但在戴蒙德看来,坏处也非常明显:某个专制君主的一个决定就能使改革创新半途而废,而且曾不止一次地这样做。反观西方,零碎的地形使欧洲从未真正统一过,其内部的合作竞争,也使改革创新难以被某个专制君王中止,哥伦布便是一例。
然而,这是准确,或者说完整的答案吗?当然不是。
就连提出问题的李约瑟本人,也深深怀疑任何单从地理或种族角度去解释这种差异的理论。戴蒙德在书中也承认:
「在任何时候,任何大陆上都有富有创新精神的社会,也有保守的社会。
所以关于「耶利之问」,我们仍然要深入历史、政治、文化、科学等多个领域,去探寻它的「冰山一角」。
而戴蒙德的这本《枪炮、病菌与钢铁》给予我们的启示是,我们在寻找答案的过程中,不要丢下人类整体命运的眼光,而是从「人类简史」中去窥见中国的沧桑。
人非孤岛,无人可以自全」,我们之所以仍要拨开历史的迷雾,正是因为那逝去的亡灵,与未来的生命,都与我们唇齿相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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