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木自然读书会 ▏2022年7月值日生分享（二）
亲爱的书友们，早上好呀😊
新的一周开始了，走过了生命科学领域的发展进化周，我们又将共同度过中国博物学的蓬勃光耀周啦。
今天在分享之前，先给大家看一件珍贵的标本↓这是中科院动物研究所的国家动物博物馆三楼精品厅里展出的“鱼头骨标本”，现在这里被改造成了党员主题教育基地。
走进这个主题教育基地，第一眼就能看见“秉志”两个大字。↑这个珍贵的标本，正是由秉志先生制作的。
“今日世界人类之幸福，何者非由科学所致，吾国之弱不足忧，倘能使科学发达，则转弱有方也，吾国之贫不足虑，倘能使科学发达，则疗贫有术也，吾国一切困难，尽可诉诸科学，以图解决。” “吾国贫弱，至今已极，谈救国者，不能不诉诸科学。观于列强之对吾国，其过去，现在及将来，令人骨颤心悸者也！故吾国今日最急切不容稍缓之务，唯有发展科学以图自救。”这位五四学人的优秀代表，曾在《科学》杂志上振聋发聩的声音，成为了那个时代的历史强音。他的一生，为中国生物科学事业发展呕心沥血，无论何时，都将自己的科研事业和祖国的发展紧紧联系在一起，他坚定的理想信念、博大的爱国情怀、优秀的学术思想、广博的科学知识、严谨的治学精神为科学工作者树起了一座精神丰碑。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是秉志先生创建工作过的国立科研机构，以野生动物和模式动物为研究对象，开展现代动物学研究，服务于人口健康、农业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国家重大需求，人オ辈出、硕果累累。
九十多年来，踏着先生的足迹，秉承先生的精神，动物所人时刻与祖国同行、与科学共进，在科学救国、科技报国、科技兴国和科技强国的征程上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1915年，作为中国第一届赴美公派留学生的秉志，致力于把“科学之火”引入中国，和一众留美同学创立了最早的民间自然科学团体——中国科学社，创办中国最早的学术刊物《科学》杂志。他是“赛先生”最早的倡导者之一，提出了“科学救国”的理念，在恶劣的环境中坚持不懈，从不退缩。
《科学》杂志以“传播科学，求真致用”为帜志，它的创办和“科学救国”的呼声，成为新文化运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催生了“五四运动”的爆发。
正如世界发明大王托马斯•阿尔瓦•爱迪生所说，“《科学》证实了，我很长时间以来一直坚信的观点，那就是全世界正见证一个伟大的奇迹：觉醒的中国认识到了充分而自由的教育，是一个国家实力的基础，和发展的条件。”
《科学》月刊和“中国科学社”，为中国科学家群体提供了学术平台，助力国内科学事业的发展，点燃了“赛先生”的“星星之火”，成为那个时代的强音。
在美求学期间，秉志先生还把满腔爱国热忱化为学习的动力。他从事昆虫学研究，同时辅修脊椎动物学，发表过的三篇论文，是我国近代昆虫学研究的先声，在我国近代昆虫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1918年获博士学位，他成为在美国以昆虫学论文获博士学位的第一位中国人。而后他又跟随著名神经学家从事脊椎动物神经学研究，发表了两篇论文，这两篇文章对小鼠交感神经的发育与性别关系颇有创见。
1920年冬，阔别祖国11年后，在“科学救国”思想的指引下，秉志先生受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之聘回国任教，在农业专修科讲授普通动物学。1921年，在南京高师，秉志先生创建了我国大学中的第一个生物系，为我国生物学的发展开创了先河。建系初由于经费不足，他就发动师生动手制作，或用土产品改装实验设备。对一些必不可少的仪器，他节衣缩食，省下自己的薪金去订购。所有实验和研究用的标本，都是在连续两年的暑假里，由秉志先生亲自率领学生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远赴浙江和山东半岛沿海采集而来。
（作为浙江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秉志肥螈”，正是为了纪念秉志先生而命名的。）
1922年，经过秉志先生与其他生物学家积极筹建，又在南京成立了我国第一个生物学研究机构——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该所成立后在秉志先生领导下对我国动、植物资源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除开展形态学和分类学的研究外，还进行生理学、生物化学和遗传学方面的研究。其研究结果大多发表于《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丛刊》上。该刊与世界各国五百余处研究机构相交换，使欧美各国生物学界对中国生物学渐有认识，中国人的研究能力由此得到国外生物学界的认可，为中国科学赢得了地位。这些都要归功于秉志先生卓越的领导能力、坚毅的精神和毅力。
1928年2月28日，秉志先生与植物学家胡先骕共同创建了我国第二个生物学研究机构——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调查全国动植物分类，促进农、林、医、工各种实业生物学的应用。1929年，秉志先生又协助创办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后改名动植物研究所）和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
这些研究机构的建立，无一不为中国生物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1934年8月23日，以秉志先生为首的30位著名动物学家在庐山莲花谷发起成立了中国动物学会，并举行了第一届年会，创办了《中国动物学杂志》。
秉志先生是一位具有强烈民族气节和理想信念的爱国科学家。
1937年12月初，日军侵略南京。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内迁，秉志先生认真地整理打包好标本交代一定要把这些标本保存好，注意防潮！当所有人都离开后，他自己却坚守着生物研究所。“活着，活着就有希望。”秉志先生凭借执着的信念，携患病妻子从南京辗转到上海，改名翟际潜后，他又隐蔽在中国科学社总社明复图书馆重建实验室，继续开展研究。
此时中国科学社内稿荒严重，发行经费也十分困难。由于上海纸墨价格飞涨，交通阻滞，对销路影响也特别大。很多社员连过日子都困难，更别说搞研究了。在被建议准备撤离上海时，秉志先生力争坚守“阵地”，想尽办法筹全资金继续搞研究，这才得以保全了中国科学的火种。
他还化名“骥千”熬夜给上海租界《申报》报社写稿件，呼吁大家抗日救国。“上不了战场，笔，就是我的武器。”秉志先生满腔热血写下“凡一民族，欲久存于世，发荣滋长，不为他族所征服者，必恃其国民努力于科学。当此危机存亡之秋，欲抵抗强敌保卫国土主权，为永久独立之民族。”不久后被日本人追查，报社社长劝谏他及时撤离，秉志先生却仍然坚持“无论有多么危险，我们也要在沦陷区秘密进行研究，及时将我国的科研成果公之于众。也让世界看到我国科学家在自救，在抗争。”
在那个时局混乱、世道艰难的岁月里，秉志先生还拿钱资助学生出国留学，以期他们学成回国报效国家。他家里的积蓄，几乎全部用来购买了实验用品做科学研究。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占领上海租界，明复图书馆（动物研究所）被迫转移内迁，秉志先生为了身患冠心病的妻子滞留上海，他说“我要和我的妻子在一起，她需要我。“就这样，爱护妻子的他又藏身在朋友的药厂继续做科学研究，对危害药材的动物种类做出了许多独创的论证。
“最早的有翅昆虫生活在茂密森林里，先是借助于胸背侧突在树木间滑翔，在滑翔的基础上，胸背侧突通过自然选择而逐渐扩展，最后，发展为能自由飞翔的翅膀。”正如秉志先生向学生解释翅膀的产生对昆虫的意义时所说的那样，“翅膀，是昆虫进化史上最重要的事件。昆虫借助于翅膀，能在更广阔的范围里，传播迁移，求偶觅食和躲避敌害，更能适应多种多样的环境。”正因为秉志先生和那个时代的众多科学先驱们甘于奉献的爱国情怀，他们高举着“科学救国”的旗帜，飞扬在救国图强、水深火热的战争中，带领着千万中华儿女自强不息地抗争，才有了我们今天的祥和安泰。
秉志先生长期随身带着一张小卡片，右侧写着“工作六律”：“身体健康、心境干净、实验勤慎、观察深入、参考广博、手术精练”，下首为“努力努力、勿懈勿懈”；左侧写着“日省六则”：“心术忠厚、度量宽宏、思想纯正、眼光远大、性情和平、品格清高”，下首为“切记切记、勿违勿违”。这些正是他一生治学与为人的真实写照。
鸿儒硕辅，高山仰止！秉志先生是我国现代生物学奠基人，现代生物学教育的启蒙者、开拓者，中国生物科学事业当之无愧的一代宗师。
他满腔的爱国热情和崇高的科学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科学从业者。
奋斗不息，生命不止！新时代，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以及整个中国的生物科学发展，必将继承和发扬老一辈科学家们开创的科学事业，勘力同心、勇攀高峰，为科技强国建设贡献更大的力量。
亲爱的书友们，早上好呀！
昨天我们品味了一代宗师秉志先生“科学救国”的一生，他奠定了我国动物学的发展，今天我们再来认识一位植物学的老祖宗，他被誉为水杉之父——胡先骕（1894~1968，字步曾，江西南昌人）。
▲在中国科学院庐山植物园内，一棵棵有“活化石”美誉的水杉树干通直、枝叶扶疏，它们静静耸立于道路两旁。胡先生便长眠于这座由他一手创办的植物园中，每天与他珍爱的众多植物朝夕相伴。
水杉在我国奇迹般的发现过程，前后经历了8年时间。
那是1941年的一个冬天，国立中央大学森林系（南京林业大学前身）教授干铎在去往重庆的路上，途经四川省万县磨刀溪，发现路旁有几株参天古树，高耸入云，当地村民都把它奉为“神树”，但不知究竟是什么树。干铎教授拾取了一些落在地上的枝叶带回去，后来多次向同行、同事们提及此事。
1943年7月，中央林业实验所的王战先生，在赴湖北省神农架林区考察路上闻听了“神树”逸事，便来到了磨刀溪，采集到比较完整的标本带回了实验所，并初步将它定名为“水松”。两年后，“水松”标本辗转到了中央大学森林系的松柏科专家郑万钧手中，他当即断定这绝非水松而是新物种。为了探明‘神树’的‘身世’，郑万钧将标本邮寄给身在北京的导师植物分类专家、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胡先骕教授。收到标本后胡先骕非常重视，对其进行了多次研究。
除了“水杉之父”这个称号，胡先骕还曾被毛主席誉为“中国植物学界老祖宗”，他与国内生物学、植物学的多个“第一”有关：与秉志先生联合创建了第一个生物学研究机构——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创办了我国第一个生物学系。他还出版了我国第一部高等教育生物学教材《高等植物学》，开创了中国植物学教育事业。该书中一改日本教科书的编著体例，例如，将形态结构与生理功能融为一体；分类则根据进化的进程，由简单低等类群逐渐到高等复杂类群。同时，胡先骕还凭借自己深厚的国学修养，改正了引用不当的日文术语，例如“藓苔植物”更名为“苔藓植物”，“羊齿植物”改为“蕨类植物”等。这些更改沿用至今。
1920年前后，胡先骕带领研究人员先后赴浙江、江西、福建等地采集植物标本，是在江西境内进行植物科考的第一人，也是继钟观光之后，国内大举采集植物的第二人。3年后，他再次赴美留学在哈佛大学攻读植物分类学，仅用两年时间成功取得硕士与博士学位，发表了“秤锤树”这个新物种。
学成回国后胡先骕开始筹备北平静生生物所，1934年，他又创建了中国第一座大型亚高山植物园——庐山森林植物园。随后又成立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的前身），这在抗日战争期间是“中国植物分类中心”。
“琅函宝笈正问世，东风伫看压西风”，恰如《水杉歌》中所言，胡先骕这一生，将中国植物学科的自信与豪情诠释得淋漓尽致。时至今日，分类学依然重要，但却因研究人员无论文可发、无职称可评的尴尬境况而日渐萎缩。面临惨淡的现状，也有人依然在坚守。
水杉树高大秀颀、直达云霄，远远望去，林荫间仿佛依稀可见老一辈科学家挺拔正直、严谨厚德的影子，而水杉精神的可贵，更在于像胡先骕先生这样执着探索、求真务实、协作奋斗、勇于挑战的科学态度。
@张一 感谢补充和分享[强][强]
张一：国立科学博物馆的那个企画展非常棒。
小丸子：本京都大学教授、植物生态学家三木茂原本着重水生植物分类、形态和生态方面的研究，1938年后注意力与兴趣转向于化石植物的球果。经他潜心研究，发现有柄球果化石植物与北美红杉有显著差异：①球果着生于果柄而非着叶小枝先端；②果鳞对生且为上下交互对生而非螺旋状排列；③叶对生而非互生；④叶尖钝形而非锐尖；⑤着叶之枝梢对生且为脱落性而非互生宿存。他于1941年假日本植物学期刊(JJB)发表化石植物新属--亚红杉属(Metasequoia)。
小丸子：斯行健对日本学者三木茂发表亚红杉属极为称赞，他在《介绍水松并谈到水杉》一文中写道：
“他在没有发见现代植物(即水杉)之先，居然能在一大堆旧文献中，居然能在被一般古植物学权威所认为毫无疑问的红杉化石中，认出它们不是红杉，而是另一种植物，这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果他先知道了现代植物(即水杉)，而后在化石中去寻出它的祖先，那也就不十分稀奇了。”
张一：https://www.kahaku.go.jp/event/2021/01metasequoia/
这是国立科学博物馆“水杉企画展”的网页，可以在线浏览VR展览。
小丸子：我刚好可以把张一的资料加进去
亲爱的书友们，早上好呀～
昨天的“水杉之父”，引来我们的丸子老师和张一老师对日本植物生态学家三木茂的共享、共通。其实不止是这样的精神”连接”让人兴致倍增，在我们国内，和胡先骕先生一样开辟了分类学疆土的另一位先生“戴芳澜”——中国真菌之父，他们的“”连接”，也令人振奋。
1927年，金陵大学生物系主任、美籍人士史德蔚要采集中国西南地区的真菌标本。该校年轻的病理系主任力争标本应由中美双方同等分享。史德蔚看不起中国人说，“”你们分了标本，由谁来鉴定？”年轻人回答。“我！”“你？你过去搞过真菌分类吗？”
“过去没有不等于以后没有，不等于永远没有，就从这次采集标本开始！”金陵大学教授戴芳澜镇定自若地回答。这位年轻教授的一生，从此与真菌结缘。
三年后，他发表了由中国人首次发现的寄生于植物上的真菌新种——《三角枫上白粉菌之一新种》，这成为中国真菌学创立的标志。
戴芳澜1893年出生于浙江镇海，早期家境并不富裕，小学几经中断，中学全靠伯父资助。但他自幼勤奋好学，中学毕业后奋力考取了清华学堂留美预备班，从而得以留学。几年后，戴芳澜刚到康奈尔大学研究生院读书，又因父亲失业而辍学回国，丧失了进一步深造的机会。
1919年回国后，戴芳澜立志发展中国的植物病理学科，使它在为农业生产服务的同时，向国际水平看齐。他曾先后在金陵大学、清华大学任教。当时戴芳澜因时局动荡和派系之争，几度遭遇解聘，有一年甚至不得不在一家私人农场管理园艺。
但他仍初心不改。为振兴中国植病学，在辗转各地执教期间，他在广东开展了芋疫病研究，在南京开展了水稻和果树病害研究，在昆明开展了小麦、蚕豆及水稻病害研究。他于1923年发表的《芋疫病》是中国人对疫霉病的首个研究报告。他还与学长邹秉文在1929年成立了中国植物病理学会，以推进相关研究。
他呕尽半生心血，让中国的真菌学研究在国际上占有一席之地。
1935年，戴芳澜担任清华大学生物系教授，在简陋的实验室中，他带领学生们利用昆明温暖潮湿的生态条件，开展了真菌学多方面的研究工作。几年以后，戴芳澜、洪章训的《云南的鸟巢菌》、裘维藩的《云南的牛肝菌》、《云南的鹅膏菌》和《云南的红菇菌》等数十篇很有价值的研究论文相继发表，对中国真菌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第二年，戴芳澜随清华大学迁回北平。身为植病系主任和农业研究所所长，他急切地把教学工作和研究工作尽快地恢复起来，有时在深夜仍然伏案疾书。
1953年，同时担任北京农大植保系主任和新成立的中科院植物所真菌植病室主任的戴芳澜，主张科研、教学与生产相结合，引贤举能。随后，他还编纂了《中国经济植物病原目录》。今天的中科院微生物所面向“高科技、大产业”，在真菌学、病原微生物、工业微生物等方面的基础研究和产业应用中“两翼”齐飞，正是脱胎于一甲子前戴芳澜先生带领的中科院植物所真菌植病研究室（1956年扩大为中科院应用真菌学研究所）。
进入古稀之年的戴芳澜，老骥伏枥，但仍然坚持推进各个领域的真菌研究，其中就包括地衣。他着手整理几十年来搜集的资料，开始编写《中国真菌总汇》。遗憾的是，这部书在他生前未能编写完成。学生郑儒永等继承他的遗志，在1979年出版了该书。
在该书的前言中他写道：仅以这本书，作为我个人晚年对人民的一点贡献吧！
这部巨头书籍对我国真菌学的发展、真菌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具有重要促进作用。1980年，日本真菌学家平冢直秀在国际上推荐了该书，美国《真菌学报》也介绍了这本著作。
戴芳澜先生终其一生，培育桃李无数，余大绂、田波、郑儒永（被称为“身背10颗钢钉的科研巾帼”）等众多弟子都成为我国卓越的科学家。
波澜岁月书芳华！
今天，先生一丝不苟做学问的态度和为祖国、为人民奉献一切的精神，仍激励着众多科研工作者将它开辟的学科和研究推向国际前沿。以戴老为代表的老一辈科学家，给青年一代真菌学人树立了勇往直前、开拓创新的榜样！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7月11日，华南国家植物园在广州正式揭牌，与今年4月揭牌、位于北京的国家植物园共同形成了我国国家植物园体系“一南一北”新格局。它作为世界最大的南亚热带植物园，在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实现了物种保育两万种以上，其中经济植物6000种，华南珍稀濒危植物种类的95%得到迁地保育。此外，该植物园内全年还可观察到野生鸟类130多种，蝴蝶110多种，是广州市区夏夜少数赏萤火虫的绝佳场所。
陈院士毕生躬行在华南大地上，他开创了中国现代植物科学研究的新纪元，特别是为植物分类学作出奠基式的贡献。
从1920年开始，陈院士先后在南京金陵大学、东南大学任教。1927年广州中山大学成立农学院，陈院士思乡心切，便离开南京，受聘成为中山大学教授。教学之余，他也进行植物调查采集工作，在此基础上，提出设立植物研究室。
1928年经中山大学农学院批准，他拿出自己的全部薪金购置办公用品，开始筹建和主持植物研究室工作。
1929年，研究室扩充为植物研究所（后改名中大农林植物研究所），该所几经更名，后成为现在的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华南国家植物园）。
过去的这个植物研究室是在中大农学院的植物标本馆基础上成立的。在抗日战争期间，陈院士为了保护馆内珍贵的标本图书，忍辱负重，不顾个人安危，曾多次奔波于粤、港之间，使这批珍贵的文化财产得以完好保存至今。
植物园内标本馆的所有标本，现在仍是按照当年陈院士留下的一套哈钦松系统进行分类保存的，这是他当年在哈佛大学学成归国于实践中建立起的一套分类方法。它方便又严谨，能将所有数据都保存完好，也为标本室纳入国际电脑联网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1956年6月，受护林造林运动的大背景影响，陈院士向广东省申请成立华南植物园鼎湖山树木园，这也成了我国第一个自然保护区，也作为当时中科院华南植物研究所除了广州园区外的第二个园区。
这个被称为“北回归线沙漠带上绿色明珠”的保护区，现如今承载了各式各样的科普活动，为我国的自然教育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对此感兴趣的书友们可以私信咱们群里的彭老师交流探讨，她恰好在鼎湖山自然保护区工作～@鼎湖山彭丽芳
陈院士对这样“森林保护”的概念，形成于美国求学期间。那时中国人要了解自己国家的植物，还得到国外去找。他便心生愿望下定决心：中国要有自己的植物研究队伍，要建立自己的植物园和自然保护区。
从哈佛大学毕业后，他毅然回国，曾到海南岛开展了长达9个月的植物标本采集工作。在海南岛五指山山区，他采集了动植物标本数千份。
当时的海南腹地还是瘴疠之地，陈院士常处于疟疾威胁中，因蚂蟥叮咬和营养不良导致浑身伤痛，甚至病倒、发烧至40℃……最后，他被人用担架抬出海南五指山山区。
正因为陈院士这样不畏艰险的科研精神，也才有了华南植物园内世界最大的中国木兰科“”活植物基因库”———木兰园。当时在海南岛，他也采集了许多木兰科植物标本。60年代，陈院士还发表了绢毛木兰、石碌含笑、观光木（1919年，钟观光在广西十万大山边境那良地区采得一种树大花香的木兰科乔木，1963年陈院士鉴定其为新属观光木属（Tsoongiodendron），并将之定名为观光木（T.odorum），以纪念钟观光先生的开创性工作。）等木兰科特有单种属。在这样的研究基础上，后来华南植物园也因此成为了中国木兰科植物研究中心。
陈院士对中国现代植物分类学和中国高等植物学教育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仅在他生前，即便在他逝世后的50多年里，依然有以他名字命名的植物新种陆续发表面世。1997年，木兰科专家刘玉壶发表新属焕镛木属（Woonyoungia）、新种焕镛木（W.septentrionalis），致敬他对中国木兰研究先驱性的贡献。
从1924年到2019年，以陈焕镛姓名来命名的植物新种多达44种，如陈氏耳蕨（Polystichum chunii）、焕镛报春（Primula woonyoungiana）、焕镛螺序草（Spiradiclis chuniana）等。
除此之外，陈院士也曾以胡先骕（1894-1968）姓氏命名多种植物新种：胡氏栎（又名雷公青冈，Quercus hui，现更名为Cyclobalanopsis hui）、胡氏芮德木（Rehderodendron hui，现更名为广东木瓜红Rehderodendron kwangtungense），分别发表于1928年和1934年。这也见证了当时植物学界两大领军人物“南陈北胡”的深厚友情。
郭沫若曾题词
“必须实事唯求是，壮志雄心不可无；
树木固当勤垦难，树人更要费工夫；
作风朴素甘艰苦，学派新兴立楷模；
改造自然和世界，东风吹送上鹏途。”
可以说，这是对陈院士等开拓中国植物学研究的科学家们以及他们坚强不屈的科学精神的最好总结。
亲爱的书友们，早上好呀～
又到周五了，今天在分享之前先给大家云品一道宁波美食——黑饭糕。
这是宁波鄞州区塘溪镇童村人的时令美食。每年春夏之交，当地人就会结队上山采摘一种红绿相间的嫩叶（“乌饭树”叶），然后将它捣汁拌入糯米做成黑饭糕。千百年来，它滋养了一代代童村人。
这里被称为“教授村”，群山环绕，一年四季山清水秀。我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科学人物童第周就是从这里走出来的，他被誉为“中国克隆之父”。
在认识他之前，我们先来欣赏一幅画作吧~这是由著名画家吴作人创作的《睡莲金鱼图》
它生动地记录了童第周所创造的生命科学奇迹：异种核移植。几条小金鱼穿梭在莲叶中，打头一条却与众不同，金鱼的身子却长着鲫鱼的尾巴，后来国际生物学界用童第周的名字命名了这条鱼———童鱼。“童鱼”标本就存放在位于青岛的中科院海洋研究所里，它比闻名世界的克隆羊“多莉”的问世还早了15年。
1973年，童第周将从鲫鱼卵巢成熟卵细胞质中提取的遗传物质，注射到金鱼的受精卵中。结果，发育成长的320条幼鱼中，有106条由双尾变成单尾，表现出了鲫鱼的尾鳍性状。
这种具有特异性状的鱼，被国际生物学界按惯例用培育者的名字命名了“童鱼”。
早在20世纪50年代，国际生物学领域就开启了一种全新的探索———克隆。彼时在山东大学任教的童第周也开始了他在中国的克隆实验。
没有经验他就查遍文献自己摸索，没有仪器他就带着学生自己研制。每当实验任务开启，他和叶毓芬夫妇二人，常常不分昼夜在实验室呆上几十天。
此后，童第周还和美籍华裔科学家牛满江合作，以蝾螈（两栖动物）和金鱼这两种不同纲的动物进行了类似的克隆实验。
在山东大学任教时，经历七七事变的童第周曾多次辗转，积极做工作，也想尽办法保护学生。青岛解放后，童第周借参加“中华全国科学工作者联合会筹备会”会议的机会，找到了当时中国科学院筹建组领导竺可桢，迫切向他提出了建设中国海洋研究机构的设想。
1950年，作为负责人之一的童第周，筹建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青岛海洋生物研究室，这是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的前身，是新中国第一个海洋科学研究机构。仅用了四五个月的时间，童第周就将研究室组建成功。这标志着中国现代海洋科学的开端，也就此奠定了青岛在中国海洋科学事业中的重要地位。
此外，童第周还在防治海洋有害生物、人工养殖经济水产动物、开拓培育经济鱼类新品种等方面，为我国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1979年3月6日，童第周应邀在浙江科学大会上为2000多名科教人员做报告时，因过度劳累晕倒在讲台上，不幸于30日逝世。
作为中国克隆事业的奠基人，童第周在生物学上探索出的学术成果，展现了克隆技术的广阔应用前景，极大推动了中国克隆技术的发展。
“思想要奔放，工作要严谨！”1930年，28岁的童第周得到了一次出国留学深造的机会。在比利时留学期间，他师从著名生物学家达克教授。
有一次达克教授要用青蛙的卵做实验，但需要剥离青蛙卵的卵膜实验难度很大。达克教授和实验室里其他国家的学生尝试多年都没有成功，严谨细致的童第周另辟蹊径，巧妙地剥掉了青蛙卵膜，被教授和同学们连声称赞。
这个实验，还轰动了欧洲，也和童第周的学生时代故事一起被写进了小学课本里《一定要争气》中，而童第周用一生践行了这个誓言。
2021年3月29日，“中铁隆”档案馆向宁波的天一阁博物院捐赠了一批现当代宁波籍名人的手书信件、文章手稿等各类文献资料，其中就包括了童第周。他在上世纪60年代初期担任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主任、动物研究所研究员时书写的《动物是怎样发生的》，被珍藏于此。有兴趣的书友到宁波旅游时可以去看看。
分享：易鑫（满天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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