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灾掩盖人祸，鲜为人知的血债——鲁西细菌战

1943年夏季，鲁西地区大旱。当年8月，鲁西地区迎来了大雨，十几天的大雨，让鲁西境内的卫河、漳河、滏阳河、滹沱河等河流水位暴涨。就在这个时候，驻扎在临清的日军决堤放水，洪水淹没了村庄和农田。令人费解的是，洪水所到之处，瘟疫横行。霍乱，是一种烈性传染病，得病的人上吐下泻，几个小时内就会不治而亡。许多村庄一夜之间就会死亡上百人，尸横遍野。“早死有人埋、晚死无人抬”的悲惨景象在鲁西地区上演。

更令人痛心的是，这场山东人民历尽劫难的“天灾”，实际上是侵华日军精心策划的一场阴谋。这就是日军发动的代号为“昭和十八秋鲁西作战”的鲁西细菌战！

1943年为日本昭和十八年，这次细菌战又是在秋季实施的，故简称“十八秋”细菌战。为掩人耳目，侵华日军将“十八秋”细菌战对外宣称为“华北方面军第十二军十八秋鲁西作战”，部队一律称代号，违者“严惩不贷”；细菌制造、作战活动均打着“卫生防疫”的幌子，作战计划、命令和汇报统统使用“隐词”、反语。

日军战败后，细菌战部队销毁了杀人器具、罪证，携相关资料率先潜回日本，使整个细菌战役的罪恶事实被隐瞒了几十年之久。

在这次灾难中，卫河流域附近聊城等地962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遭受毁灭性打击，农田和村庄尽被洪水吞噬。洪水退去后，霍乱在鲁西北十八县及冀南大名、曲周、永年、鸡泽、威县、清河等县猛烈蔓延开来。因传染迅速,一人得病,全家甚至四邻都难以幸免,老百姓一批一批悲惨地死去。疫情肆虐横行，浮尸遍地，白骨露野，1500平方公里的土地沦为死寂的“无人区”。

邱县绝大部分村庄涉及霍乱病，如新井头400户人家因病饿感染霍乱而死400人，儒林等3村10天内病死370人，有的户几天内死绝，先死的还有人埋葬，后死者陈尸家里、户外，任其腐烂，无人埋葬。

据2007年2月邱县抗战课题组《抗战时期中国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认真调查统计，全县因霍乱死亡15201人。由于年代久远，入户统计难免有遗漏，因此，实际死亡人数比统计数字还要大，有待进一步发现线索，查漏补缺，还原历史真实。

另据《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记载：“鲁西北……出现了大面积的灾荒，冠县、堂邑公路两侧、马颊河两岸约1500公里的土地上，形成了涉及莘县、冠县、聊城、堂邑4个县10余个区1000多个村庄的40万人口死亡的‘无人区’。”

日军战败后，销毁杀人器具、罪证，携带相关资料率先潜回日本。1945年8月15日，具体实施鲁西细菌战的日军第五十九师团在朝鲜向苏联红军投降。实施鲁西细菌战时任关东军七三一部队军医部部长的川岛清在审判中，也交代了这一罪行。

1953年至1955年，在我国关押的参与鲁西细菌战的一些日军上层和具体实施者也陆续交代了发动鲁西细菌战的滔天罪行。日军战俘林茂美交代说，“昭和十八秋鲁西作战”由华北方面军司令冈村宁次和日军细菌战最高权威石井四郎亲自指挥。实施作战的是十二军第五十九师团，由师团长细川忠康具体部署。林茂美还供述：“第五十九师团防疫给水班，于1943年8月至9月间，在山东省馆陶、南馆陶、临清等地散布过一次霍乱菌。当时散布在卫河，再把河堤掘开，使水流入各地，以便迅速蔓延……细菌是我交给第四十四大队军医中尉柿添忍，再派人散布的。”

日军战俘菊池义邦也交代：“我作为第一一一大队机关枪分队长参加了此次行动，帮助日本帝国主义军队实施了最为野蛮的细菌战，现承认这一罪行，并表示认罪。

据日本战俘的供述，鲁西细菌战所造成的人员伤亡达到了惊人的42.75万人，但崔维志先生认为这仅仅是日军对受灾区部分县份的粗略估算。据他深入分析和估计，整个鲁西细菌战中，中国人民的死亡人数可能高达50万至60万之众。

然而，日军在中国所犯下的罪行，其罪恶之深重，绝非一个冰冷的数字所能完全揭示。那些无辜的生命，那些被细菌战摧残的家庭，那些永远无法愈合的伤痛，都成了日军罪行无法抹去的铁证。

更为严重的是，霍乱病菌具有长达几十年的潜伏期，这意味着日军播撒的霍乱菌至今仍对当地人民构成潜在威胁。例如，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临清地区再次爆发了霍乱疫情，充分证明了这一潜在危险的现实存在。

此外，日本的罪行并不仅限于731部队。事实上，日本军队在中国建立了多个细菌战基地，包括吉林的531部队、100部队，广州的8604部队，南京的1644部队以及华北的1855部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