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与自然资源学习小组 | 当地人如何看待“社区保护”

原创 Emma 小象君 Elefam 2021-10-13

社会与自然资源学习小组

——概译文献（1）

当地人如何看待“社区保护”

2018年社会与自然资源学习小组的8位成员将每人精读一篇国外研究社区保护的经典文献，并概译成简短的文章分享给国内的自然保护工作者。

概译文献

Goodwin, P.1998. ‘Hired Hands’ or ‘Local Voice’: Understandings and Experience of Local Participation in Conservation.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NS 23:481-499.

“受雇工人”还是“地方声音”：当地人参与自然保护的认识与体验。1998年发表于《英国地理学家学会议事录》。

Philip Goodwin：英国伦敦大学环境政策博士，国际发展非营利组织VSO首席执行官，该组织的策略是派遣高技能的专业人士前往贫穷落后地区进行短期至两年的志愿服务。曾任职英国文化协会 (British Council)、Tree Aid、发展志愿者国际论坛 (International Forum for Volunteering in Development)，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巴基斯坦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有丰富的实践经验。

“社区保护”（community-based conservation）正在受到越来越多国内自然保护工作者的推崇，而这一概念在国际上已经有将近四十年的实践与研究历史。这篇文章讨论的是上世纪90年代英国的自然保护机构在本国开展的社区保护项目。

在三十年前的英国，政府官僚与专家在公众眼中的权威性不断受到质疑，个人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越发得到重视。全球化对大众生活的冲击也使本土化备受关注。“当地参与” (local participation)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获得国家政策制定者的追捧，官方的自然保护机构也不例外。

作者指出自然保护工作者常有的一个假设：“如果本地人能参与到自然保护中，他们对保护机构和保护工作会更加支持，保护项目也会更有成效。”这种假设的一个隐含前提是“保护工作者和本地人对‘当地参与’的概念、组织形式和结果有共同的期望”。

然而真实情况呢？这两个假设是否成立？“当地参与”对不同群体意味着什么？

英国肯特郡的乡村，本文中社区保护所发生的环境

什么是“参与”

保护不仅是自然层面的问题，更关乎在文化层面如何看待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其中充满价值判断，不同人对“保护”可能有截然不同的看法。Goodwin指出，虽然“当地参与”一词初看很理想，但是它和“保护”一样具有不确定性——当地人从几乎无法参与决策而只服务于外部机构制定的目标，到能自主设计项目并实施，都可以被称为参与。可以说，这个词语的模棱两可正是它如此受欢迎的原因。

为了研究保护工作者与老百姓对当地参与的理解有何差异，这种差异又如何影响当地人对参与式项目的态度，Goodwin对英国肯特郡的29位当地参与者和14位专家（来自地方分支机构或参与国家政策制定；官方机构或NGO）进行了深度访谈。他从这些访谈中总结出影响老百姓如何看待当地人参与的三大因素：

1）当地人对自身能力与资质的认识

2）老百姓与进驻当地的保护机构间的合作与信任关系

3）当地参与的机制是否能对地方出现的新问题做出积极响应，并允许更广泛的人群参与决策

中南部英格兰的乡下

能力与资质

在许多自然保护专业人士的眼中，“当地参与”是一种向社区输入生态保护知识和价值观的手段，其目的在于培养当地人的保护意识，从而使更多人支持保护机构和他们所倡导的保护项目。Goodwin称之为工具性参与。

然而保护工作者也许没有意识到，许多老百姓对保护项目表现冷漠，不一定是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知识，有可能是由于当地人缺乏对外来专家的认可和信任，也可能是因为人们对“应该如何保护”持有不同见解。

即使保护工作者意识到这一点，他们在执行由国家或保护机构制定的保护项目时也不情愿让当地人有太多的能动性或话语权。他们担心，如果过多的当地人参与决策，项目会朝着当地某个特定利益方向发展，而对达成国家层面的保护指标造成困难。

除此之外，保护专业人士的沟通方式，以及他们对客观定量指标和系统科学知识的强调，会让当地老百姓认为自己没有能力和资质去思考自然保护的问题，更不用说进一步参与解决方案的制定。

因此，虽然“参与”乍看上去是调动老百姓积极性的方式，但这种专家知识与老百姓知识之间的不平等让“参与”更多沦为一种达到保护机构目标的“外交手段”。

当地人是保护的主体，还是专家的工具？

合作与信任

合作是参与式项目的核心。然而在合作关系中，老百姓与保护工作者是否应该平等参与决策、“达成国家层面的保护指标”和“解决当地面临的保护问题”两个目标哪个更重要，双方却有不同的看法。

Goodwin访谈的当地老百姓之所以参与项目，是因为他们感到对自己所处的环境必须负起责任。当地人承认宏观目标的重要性，但他们也希望地方的需求能被加入到项目决策中。

在与外来保护工作者打交道一段时间过后，当地老百姓其实很清楚保护工作者常常只是把“参与”作为工具，并非真正重视他们的知识和技能，更别提为他们争取参与决策管理当地环境的权力，因此他们对保护机构的期待和信任也会越来越低。不仅如此，当地人也会怀疑“社区赋能” (community empowerment) 这种说法和做法，背后的动机是否是为了把政府责任推卸到民间志愿者的头上。参与者逐渐会觉得自己只不过是自然保护机构雇佣的帮手 (hired hands)，而不是地方声音的代表 (local voice)。

肯特郡的乡村

积极响应

与自然保护专业人士持有的工具性态度不同，受访老百姓更多是把参与看作一种能带来当地人思想和行动转变的开放性过程。他们理想中的参与是当地人有一定的能动性和自主性，在项目过程中可以提出新的需求与目标，而不是一切计划都由外来专家按照他们的逻辑来制定的。

当地人对项目成效的评价比较主观，例如，人们能与自己所处的环境建立起联系，继而自发去保护；共同参与项目能增进社区间的沟通，对社区和环境都有好处。受访的当地参与者常强调人在保护项目中的重要性。

然而保护机构对客观量化指标（诸如志愿工作天数、活动开展次数）的要求却让老百姓觉得社区付出的努力没有被重视，而仅仅变成了表格里的数字，这实际上让老百姓觉得自己和项目参与并不那么相关。

这些项目的短期性也意味着保护机构通常只能与少数当地社区代表合作，而他们很少意识到社区内部本身的复杂性。一个项目选择谁来参与，不仅有外来保护工作者与当地社区的不平等，也受社区内部权力和资源分配不均的影响。为了达到他们所在的保护机构制定的保护目标，具体负责项目落实的保护工作者常常会选择有权势、有能力的人作为社区代表，然而这对保护机构争取更广泛的当地支持有时候恰恰会起到相反的作用。

结论

保护工作者和老百姓对“当地参与”的不同期待，以及两者间权力的不对等，意味着达到参与的目标并不如自然保护机构和专家们所想的那般简单。

如果保护工作者没有充分考虑参与保护项目的真正意图和他们在参与过程中的体验，而只是把“参与”当作工具来获得老百姓对保护的支持，同时又牢牢掌控项目的决策权，那么当地人可能就会觉得自己的参与不能带来多大改变。他们感受到自我能动性低，觉得被保护机构“利用”了，于是逐渐对保护项目丧失热情，甚至退出。由此，保护工作者希望通过当地参与来获得老百姓对自然保护项目支持的这一目标将难以实现。

若想让“参与”成功调动当地人的积极性，保护工作者需要承认自然保护所面临的问题仅仅依靠外界的专业知识是无法解决的，必须以尊重、平等的态度对待当地人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同时，保护工作者需要放下“工具性参与”的观念，而将“参与”视为一个开放性的过程，为当地人提供足够的空间与资源，使老百姓有能力发挥当地知识的作用，并促进他们真正参与到当地环境的管理决策过程中。

倘若专家们真心希望“参与”能为当地赋能，建立社区与保护机构间的合作与信任，并使老百姓更加支持外来机构在当地开展项目，他们就必须接受这种开放性的参与过程带来的种种不确定性，譬如对达成国家层面的保护指标所造成的风险。

英格兰乡下的社区

当国内越来越多的自然保护工作者开始涉足社区保护，在文化和社会背景各异的乡村开展社区保护项目的时候，或许我们应该静下来，认真听一听社区老百姓是如何看待保护机构带来的“参与”项目的。2018年社会与自然资源学习小组相信20年前Goodwin对此的分析与批判对现今的保护工作者仍有借鉴意义。

如果你有对“社会与自然资源学习小组”的分享内容想说的话，或希望get in touch，欢迎在文章下留言~ 我们会尽快回复！

图片来自网络

往期学习小组笔记：

（1）社会与自然资源学习小组 | “我们科学家不知道如何做到”

（2）社会与自然资源学习小组 | 飞越太平洋的保护之路

（3）社会与自然资源学习小组 | 来自刚果盆地的启示

文献概译：

Emma：新西兰梅西大学兽医本科生，兴趣是野生动物疾病、动物福利在自然保护中的应用。今年间隔年回国参与保护实践，暑期在年保玉则生态环境保护协会任实习生，同时负责北美小象君对学习小组分享内容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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