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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世存犀利演讲:失格

新少数派 2020-11-03



 

余世存,诗人、学者,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湖北随州人,现居北京。做过中学教师、报社编辑、公务员、志愿者等。曾任《战略与管理》执行主编,《科学时报》助理总编辑。主持过十年之久的“当代汉语贡献奖”。已出版的主要作品:《非常道:1840-1999年的中国话语》《老子传》《人间世:我们时代的精神状况》《家世》《大时间:重新发现易经》《东方圣典》(合编)《立人三部曲》《一个人的世界史:话语如何改变我们的精神世界》等。


https://v.qq.com/txp/iframe/player.html?vid=f011632wg60&width=500&height=375&auto=0余世存一席演讲:《失格》


非常荣幸跟诸位分享我的一点心得,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的是人间社会失格,是人种的退化,东亚病夫的状态,是人们在人生社会中生活,如何变成了大同小异的闰土。   


我希望我能直截了当地跟大家一起探讨我们人生中被耽误的岁月。   


我们每个人都在走自己的人生旅途,但走着走着,我们会发现,自己掉队了,落伍了,或者因为贪看沿途的风景,耽搁了走路。或者因为迷路,走入了歧途。像做了一场大梦一样,梦醒后,发现我们最好的人生岁月流失掉了。   


就在二三十年前,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们中国人都在控诉、揭露文革,都在伤感自己的人生被文革耽误了十年。当时流行伤痕文学、寻根文学,就是从文学的角度控诉中国人的身心受到伤害,人生虚浮,没有了根柢。所以当时的政治家顺应民意,全面否定文革,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很快,社会各阶层都感觉到快速发展的活力。流行歌曲甚至称赞年轻人赶上了好时代,年轻人被称为“80年代的新一辈”。流行歌曲唱着说,再过二十年,大家来相会,光荣属于80年代的新一辈。      


但是,今天不仅那一辈人开始检讨他们的理想成了梦幻泡影,他们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小,疲于奔命,心力交瘁,难得自在。就是今天的年轻人,80后、90后,刚走上社会的两代人,都在说他们的人生被耽误了。他们把自己抵押给银行,抵押给老板,不得不为巨大的生存压力,甚至为负债式生存、按揭式生存而压榨自己。   


观察我们社会的方方面面,可以说,人生被耽误的情形太多了。这种被耽误的后果是什么?      

身心发育方面、社会人格的权利义务等方面的全面滞后。换一个词,人生一旦被耽误,不仅是赶不上趟了,而且是心智的蒙昧、人种的退化。      

我举一个例子。我有一个朋友,他们的儿子在中学时成绩很好,就是讨厌政治课,到后来不愿参加政治考试了,说一想到考政治就有一种生理、心理上的反感。这样的孩子当然没办法通过高考,上不了中国的大学。父母比较通融,让他自己做主,他的同学备战高考,他自己无所事事,就在网上东看西看,看到奥地利一所大学在中国招生,他试着申请,考试通过了。到奥地利读书一年,他回国,跟中学同学们聚会,那些昔日的高中同窗们,在国内上大学,大家在一起交流,一起玩。结果他发现,同样读了大学一年,他长大了,自立了,从学习到生活,他都能独立自主了;但他的中学同学们,还像个孩子,还要听他的,要他来照顾,拿主意 。仅仅一年的时间,他就跟中学同学拉开了明显的距离。后来发生的,更有意思。大学毕业,他的同学都在大城市工作,他自己在父母的支持下,到江西农村去做茶农。一两年的时间,他不仅成了茶叶领域的行家,也成了小老板。      


这两种生活道路带来的完全不同的人生。我们可以说,教育,无论是学校教育、家庭教育还是社会教育,都深刻影响了我们的人生。很多人以为自己学校毕业,成人才了。他没有想到,他跟另一种教育制度下的人生的区别。当然,走上社会,他也没有想到,社会教育同样在塑造他、甚至欺骗他、愚弄他。最后,他跟自己的理想渐行渐远。他的人生被耽误了。他的心智退化了。      

社科院的学者资中筠先生说,“在中国的所有问题中,教育问题最为严峻。”在这位80高龄的学者看来,中国现在的教育,从幼儿园开始,传授的就是完全扼杀人的创造性和想象力的极端功利主义。如果中国的教育再不改变,中国的人种都会退化,资中筠说:“这个过程,就像退化土豆一样。”   


北京大学钱理群教授则说:我们的大学,包括北京大学,正在培养一大批“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老道,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我们的教育体制,正在培养大批这样的“有毒的罂粟花”。   


如果把资中筠先生、钱理群先生谈论的教育话题放大,延伸到我们说的社会教育、家庭教育中,可以说,他们的结论同样成立。从现象上看,学校教育的失误是一目了然的;像前面举的例子中,我的朋友的孩子和他的中学同学,他们相互之间的差距,可以说彼此都是心知肚明的。我们大家也都知道这个道理这个事实,所以我们社会里稍有条件的家庭,都愿意把孩子送到国外去读书、受教育。   


但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的失误不容易看得出来。特别是,很多人走上社会后,会想当然地以为一切都是自己做主,自己在做选择。他不明白,这个社会对他有责任,他也对社会有责任。这个社会对他应尽的最为基本的责任是免于恐惧、免于匮乏。他失业了、他饥寒交迫了,社会是有责任的。   


我记得汶川大地震有一个细节,一个孩子被军人救出来,军人递给她一瓶矿泉水,她的第一句话是,叔叔,多少钱?当时我看了这个报道,非常辛酸、难过。在发达国家,这种灾难发生了,难民和国民们最常说的,是责问政府和救援者,你们为什么来得这么晚?我们可以说,我们的国民这样的心智跟现代公民的心智之间的距离一时半会难以弥合。      


除了很傻很天真的国民,我们的社会还培养了钱理群教授说的很精很自私的国民。很多人以为自己活好就行了,据说这叫消极自由,也是对社会的贡献。但他们忘记了,在目前中国和现代世界这样一个阶层人际关系依存度极高的社会里生活,一个人的生活方式跟他人有关。把自私叫消极自由的说法是不成立的,这种自私的人生就是诗人臧克家在“有的人”一诗中说的,“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骑在人民头上,呵,我多伟大。”用今天的话,呵,我多牛,我多成功。……      


可以说,今天的社会有太多钱理群先生指出的精致利己的国民。无论他们多么成功,可是,在民众眼中,在网络等及时有效的舆论监督里,他们是缺德的,是专横的,是丧失人生正义和社会正义的,是没有品格和人格的。有学者从真善美的角度说,他们是仿真的、伪善的、傻美的。   


今天的社会,既有穷苦人的失格,也有暴发户的失格。无论哪一种失格,都是心智的蒙昧,人种的退化,人生社会的演进被耽误了。      


我今天想跟大家探讨的,就是我们人生社会的失序失格。个人失格,社会失格。我们说生态环境、心态环境、世态环境遭到污染和破坏还不够精准,最为准确的,是生态、心态、世态的退化。      


大家知道,我们中国人在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来发生了很多很大的变化,其中的一个变化就是,我们很多人都觉得中国跟西方发达国家平起平坐了,我们中国人跟西方人平起平坐了。80年代的我们觉得似乎发达国家的一切都是好的,有人讽刺说,当时的中国人崇洋媚外到以为外国的月亮都比中国的圆;但当时的我们确实是真心地觉得要向发达国家学习。   


但今天的我们似乎很少有这种认真学习发达国家的想法了,我们以为自己站起来了,以为自己可以说不,可以随便拉下脸来不高兴了。我们甚至嘲笑西方发达国家,我们以为他们内忧外患,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危机不断。即使我们的官员对国家社会的发展心里没底,但他们也在跟西方人叫板,我们有腐败,你们也有腐败;我们有通账通缩的压力,你们也有经济危机;我们有人欲横流,你们也有沉沦堕落。……      


我听过不少人跟我说,发达了,又怎么样,发达国家跟我们中国一样,有这样那样的问题。这种逻辑这种心智的必然结果,是现实生活中的自私,堕落,同流合污。他们不知道,他们跟现代文明生活的距离。但他们本能地知道,孩子要送出国,自己要想办法移民。   


大家都知道鲁迅笔下的闰土,一个小时候一起的伙伴,后来分道扬镳,成为两个阶层的人,更严重的,成为两种生命质量的人,一个生活在现代,一个退化得麻木、认命。      


我们观察今天中国社会的人种退化,可以说,大家都是闰土。一种是麻木的闰土,一种是精明自私的闰土。所以,我们不要在小康生活中陶醉,我们要去了解我们跟现代公民之间的差距。      

有年轻人问我,他未来五年十年都只能把理想放在一边,先打拼,该怎么办?我说,我们知道自己的人生被耽误就好了,在不得不为稻粱谋的时候,要保护好自己的心智、精神不要受污染,不要受破坏。更重要的,是不要作恶,用中国人的话,不要去造业,不要去作孽。同样重要的,在困难的日子,不要怨天尤人,不要吝惜赞美。借用英国的作家、政治家丘吉尔的话说,在严峻的岁月里,我们也不要吝惜赞美。   


我最后跟诸位分享马克思的女儿的故事。马克思的大女儿燕妮曾问历史学家维特克:“你能用最简明的语言,把人的历史浓缩在一本小册子里吗?”维克特说:“不必,只要四句德国谚语就够了:1、上帝让谁灭亡,总是先让他膨胀;2、时间是筛子,最终会淘去一切沉渣;3、蜜蜂盗花,结果却使花开茂盛;4、暗透了,更能看得见星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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