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人为何不受社会尊重

作者：岑科

来源：观念战争（ID：gnzz2018）

在今天的社会上，商人地位总体上看是比较高的。

在中国很多地方，服务员会叫顾客“老板”，这是一种尊称，甚至学校里的研究生、政府部门的官员也会称自己的上司是“老板”，可见商业文化对社会风气的影响。在国外更不用说，一些成功的企业家和商业精英的社会影响力往往比政治领袖更大。

换个时代这是难以想象的。

中国古代：商人与罪犯同列

在中国古代商人的社会地位很低，经常受歧视和打击。至于低到什么程度，受到哪些歧视，我们可以看一些例子。

比如秦汉时期，曾施行“七科谪”制度，把七种人编入军队去戍边，包括犯罪的官吏、杀人犯、入赘的女婿、在籍商人、曾做过商人的人、父母做过商人的人、祖父母做过商人的人——其中四种是针对商人的，只要祖宗三代有人经商就等同于犯罪。晋朝还增加了一条奇葩的规定，凡是在街上卖东西的商贩，必须在额头上写上自己的姓名，而且还要一只脚穿白靴子，一只脚穿黑靴子，向社会公示其低贱的身份。

看上去很荒唐，但只要想一下半个世纪以前我们还流行着“割资本主义尾巴”运动，那就不足为奇了。

▲文革时期挨批斗的“投机倒把分子”

商人在中国受轻贱的历史很长。秦始皇统一中国后，迁天下豪富12万户于首都咸阳，以便监视和管理。汉朝时规定，商人不得穿丝绸，骑马，坐轿；汉武帝给商人另登户籍，猛征商人财产税。魏晋时期延续了很多抑制商人的政策。唐朝号称是最开放的时代，但商人或商人的亲戚不许为官。宋朝以后，歧视商人的状况有所好转，但士农工商的价值排序和官本位思想还是社会的主流。

欧洲中世纪：不给高利贷者举行葬礼

其实不光在中国，古代的西方社会对商业也不认可，特别体现在对贷款的态度上。

从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开始，西方思想家大多把贷款视为一种寄生性活动。到了中世纪教会更是把高利贷视为严重的罪过。公元325年教皇下令禁止教徒使用高利贷，明确高于 1%的贷款都是高利贷。1179年开始，教会不准为高利贷者举行葬礼。1311年教皇要求法律禁止高利贷，此后政府开始查处高利贷。高利贷者受到各界的歧视，不许租房子给他们住，没人听他们忏悔，甚至他们的遗嘱也是无效的，任何为高利贷的辩护都被视为异端。

基督教教义对商人也很鄙薄，《圣经》里记载，耶稣曾驱赶过在圣殿里做买卖的商人，又说有钱人进天堂非常难，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从中世纪流传下来的历史文件来看，不时有商人在遗嘱中告诫自己的后代不要步其后尘，或通过捐款来弥补其经商的罪过。可见在早期基督教的影响下，商人在古代西方的地位也很卑微。

▲描绘《圣经》中耶稣驱赶商人的画作

为什么在当代光鲜亮丽、颇受尊重的商人群体，在古代却像过街老鼠一样处处受鄙视、处处受打击呢？有三方面的原因。

观念原因：误认为商业不创造财富，只瓜分财富

在古代社会中，人们对财富缺乏深入的研究，直观的看法是商业活动不创造财富，只瓜分财富。特别是看到商人对同一件商品低价买进高价卖出，感觉有欺诈的嫌疑。而事实上，商人的表现也不尽人意，比如中国古代商人的座右铭《陶朱公商训》十二条，全是教人关于怎么做生意的，没有一条教商人要诚信。

所以不难理解，早在希腊—罗马时代柏拉图就批评商人说：“一有机会赢利，他们就会设法牟取暴利。这就是各种商业和小贩名声不好，被社会轻视的原因”。亚里士多德不赞成“货殖”，也就是为了敛财而进行的交易。西塞罗更是指责说：零售商和各类小商贩都是卑贱无耻的，因为他们“不编造一大堆彻头彻尾的谎话就捞不到好处”。

另外还有一点，在古代生产力水平低、剩余产品少的条件下，提倡禁欲、淡化对利益的追求以避免人际冲突、维护社会和谐，成为一种基本的道德取向。禁欲的倾向在各大宗教中占据了主导，对财富的淡漠也成为传统道德的重要品质。

这样一来，古代思想家、传道者对商人的态度并不友好。这种状况要到宗教改革以及经济学诞生以后才会有重大改观。

经济原因：“趁人之危”最赚钱

在古代，由于社会生产力落后，受马尔萨斯陷阱制约，温饱问题不能解决，生活状况不稳定。商人或高利贷者获取暴利往往是在人面临重大生存危机的时候，因此给人趁人之危、发国难财的感觉。

中国西汉时期，晁错给汉文帝的奏折《论贵粟疏》中说到：“五口之家的农户……一年四季没有休息的时候……还遭受水旱灾害和官府残酷压榨……在准备纳税时，手头有粮的就把粮半价卖出去，手头没有钱粮的，只能出加倍的利息向人借钱完税。于是出现了靠卖田卖屋、卖子孙来还债的情况。”

这反映了自然经济中农民的弱势与艰难，也揭示出社会贫富分化的重要原因。中世纪的欧洲教会反对高利贷，并不是突发奇想，而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饥荒作为周期性的致命灾祸，经常导致地位不对等的交易，贷款的利息高达40%〜60%，压得很多人倾家荡产、走投无路，以解救人间苦难为己任的教会当然不能坐视不管。

商人追求利益没有错，也有它的积极意义，但是在经济仅能满足温饱的情况下，商业获取利润给人印象最深的是“趁人之危”，这就让大众对商人产生了憎恶。

▲2010年中国湖北荆州发生“挟尸要价”新闻事件，引发关于商业与人道主义的激烈讨论

政治原因：商业自由威胁皇权统治

在古代君主世袭的制度下，统治者都希望自己的政权能够长期稳定，千秋万代，而商业会对皇帝的统治构成挑战。本来在皇权统治下，人们的吃穿住行和资源调配能力都是按皇帝安排的等级来配置的，但是有了商业自由以后人们可以迅速地发财、自由地消费，就会扰乱原有的等级秩序，破坏皇帝的权威。

西晋时有个著名的故事：巨富石崇与晋武帝的舅父王恺斗富。石崇听说王恺家中用麦芽糖水洗锅子，就吩咐自家厨房用蜡烛当柴火烧；王恺听说石崇家用香料刷墙，就用赤石脂来刷墙；王恺将晋武帝赐他的一棵二尺来高的珊瑚树拿出来向石崇炫耀，石崇居然把它砸了，然后把家里更漂亮、更高大的珊瑚搬出来赔给王恺。试想一下，皇帝知道了心里会是什么感受，他能不恨有钱人吗？

从根本上说，商业是反集权专制的，因为商业发展会为更多人创造出更多的上升通道，破坏金字塔式的集权统治，所以被专制者视为权力的威胁。社会上和思想界对商业的诸多不满，正好被专制者利用对商人施以打击，除了制定各种歧视商人的政策，还对盐、铁、茶、酒等重要物品垄断经营，在攫取经济利益的同时挤压商人的生存空间。这种状况与专制统治长期相伴相随。

商人如何能不受歧视

在这样的环境条件下，很多商人试图通过结交权贵来保护财产或套取特权，但结果往往是与狼共舞，事与愿违。

中世纪西欧多次发生犹太人借钱给国王而后被赖账、抄家的事。犹太人贷款给国王，除了想赚利息，更希望国王保护他们的财产。刚开始时国王有礼貌地借钱，也按约定还钱，但后来突然翻脸，抄了他们的家，驱逐出境，让他们走投无路。可能有人会问：国王这么干不怕难道影响自己的信誉和招商能力吗？要知道国王打击商人总是有政治正确的理由，而且想要结交国王的商人很多，一个倒下了还有其他的继续跟上。这个道理跟我们今天看到的很多情况是一样的。

在当今中国社会，对商人的整体性歧视已经不复存在，但是对商人的局部性的歧视还是时有发生。甚至像李嘉诚、王健林这样的豪门巨富，平日里可以说是呼风唤雨、无所不能，但是一旦他们的商业动向出现重大变化，人们就会把它们与政治因素联系起来，甚至还会出现“别让李嘉诚跑了”这样的煽动性口号。

▲李嘉诚大笔抛售中国内地资产的举动令人惊讶

可见要消除社会对商人的歧视并不容易，它需要政治、经济、观念的全面改良。而作为有见识的商人们，更应该推动市场经济观念传播，树立健康的商业形象，支持开放透明的政治制度，这样才能消除商人遭受歧视的土壤。否则商人们不论多么聪明，多么富有，始终背负着遭受政治打击甚至亡命天涯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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