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岳老师，“你的灵魂已经自由了！”

忐忑不安的漫长等待终于被打破了，狱卒打开了牢房大门。神父来了！私酒贩、走私船长、借钱收利息的人、星期天加班的作坊主、逃跑的黑奴、私奔少女、吃猪肉的人……这些犯人们都听到洪亮的传教声了。“信了我的教，你们就可以自由了。”众人纷纷拜服皈依。仪式完毕，狱卒喊道，“时辰已到，送刑场上路！”犯人们大惊失色，纷纷问道，“不是信了教就可以自由的吗？”姓连的这位传教士白了众人一眼，没好气地说——

“你的灵魂已经自由了！”

“真自由主义”的崩溃

作者：龙马

来源：公众号“风灵”（ID：flthinking）

编辑：新少数派（ID：newssp）

这次我们展示一种典型的、流传颇广的“真正自由主义者”的观点，解析他们到底错在哪里。新读者就从此集开始追番，也是可以的。

有位叫连岳的专栏文人，欣然写下如下的“感悟”：

关注的点越来越具体，回归到自己，才慢慢发现了自由。

你发现原来幻想改变外部环境，到后来最需要改变的是自己。逐渐放弃一些负担，让自己轻灵一点，不再背着别人跳舞。

集体主义词汇，换个面目出现，你很难拒绝。以马丁·尼莫拉的这首诗为例：

“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

我没有说话

——因为我不是共产主义者；

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

我没有说话

——因为我不是犹太人；

后来他们追杀工会成员，

我没有说话

——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

此后他们追杀天主教徒，

我没有说话

——因为我是新教教徒；

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却再也没有人站出来为我说话了。”

长久为之感动，所以觉得自己有“为他人说话”的义务。直到后来才意识到，这只是新的集体主义，是一种包装得比较巧妙的胁迫。

认识到马丁·尼莫拉之类的优秀演说家也是个集体主义者，我的自由主义才算入了门，宣传机器爱好的集体主义词汇别来烦我，反对者爱好的集体主义词汇也干扰不了我。我只想说自己想说的话，我不为别人代言，别人也不要为我代言，你争你的权利，我争我的权利，我们不交换，你争你的自由，我争我的自由，我只对自己负责。

自由主义必须回到其原点：个人之上，再无其他价值。凡试图以个人之外的价值凌驾于个人之上的，即非自由主义。我认为，是的，一个自由主义者，应该把个人的价值放在第一位，不需要去关心他人的苦难。

当然，做为一个自由主义者，我尊重其他人的一切想法与做法，包括你去牺牲。但我想提醒一下的是，不要尝试改变趋利避害的人性，自由主义从不尝试去改变人性，而是尊重人性，所以你牺牲了，别谴责他人冷漠，更别鼓动他人去牺牲，没有任何一个人应该牺牲，因为——

个人之上，再无其他价值。自由只能由此衍生。

就是这样。类似这样的“自由主义”，并不少见。那么他们所说的“自由”，到底是什么呢？

想象一下吧，蓝天白云，徐徐清风，你就躺在青青草地之上。没有什么东西或什么人有权打扰你。你想做什么都可以（只要你不主动去伤害其他人）。也许你会去试着去找夏娃，或者亚当，自愿地做任何游戏或者事业。又或者你可以不做任何事。总之你没有什么“应该”对外界承担的责任。也没有什么人或者事有义务为你做些什么。多美的图景。

很可惜，这完全是幻觉。很快你就会发现，你会饥饿。其实饥饿并不是你需要解决的问题，你需要的是能量。饥饿是你的神经系统发出的刺激，提醒你需要能量。这是动物的神经系统在许多亿年间进化出的功能。没有饥饿刺激的动物，会因为没能及时觅食获取能量而死掉。

好了，现在你需要觅食。如果你是一个单细胞生命，一个草履虫，或者细菌，问题很简单，你只需要近乎听天由命地从外界吸收养分就可以了。当然作为一个低等生物你也没有“思考”的能力。

不过你既不是草履虫或者细菌，也不是那种最简单的卵生鱼类——生于许多随波逐流的鱼卵，非常幸运地发育成小鱼，以鱼的生物本能生活，最后排出鱼卵。这样简单的鱼不能阅读书本，也不能写字。

所有动物的原始祖先就象草履虫一样简单，是单细胞生物，但你不是。所有哺乳动物的祖先都是鱼，但你也不是鱼。

你作为一个能理解复杂文章的高级生命而存在与此，这在事实是上具有深意的。这正如当我们讨论一位“母亲”的时候，这位母亲一定是有孩子的——不然她就不是母亲了。生命，无论哪种形态的生命，都具有严肃的不可忽视的性质：就是在一段时间内有能力维持自身的有序存在，抵抗其外界的物理和化学熵增趋势。

一片白云会被风吹散，一块岩石无时无刻不在损耗自身的形态。普通有机物大分子随时会降解消失。但由有机物大分子演化而来的生命，哪怕是最简单形式的生命，也有从外界利用能量、维持这个生命持续存在的能力；没有这种能力那就是死亡。

更进一步，你不止是一个“有能力延续自身存在的存在”，还是一个具有“意向性立场”的“灵长类动物”，比草履虫和鱼更有能力，因此也会消耗更多能量，比如要逃脱猛兽的追捕，或者建造安全的巢穴。

你需要觅食，尽管你食用的那些植物也是生命，但你也无可选择，只能吃掉它们，不然你就会死。同样，其他的猛兽也会以你为食物。相对猛兽而言，每个人都是弱小的生物。早期人类面对的可是强大而凶狠的剑齿虎和猛犸象！

然而，哪怕没有铁器，青铜，甚至没有语言，人类都可以对抗比他强大得多的动物。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人类是群居动物，并且具有合作的能力。

人类可以围捕动物，将那些单个人怎么也追不上的动物驱赶包围起来，猎为食物。而在包围圈里如果有人偷懒睡觉，围猎大概就会徒劳无功。

为了对抗那些最凶猛的野兽的进攻，小小群体里的人只得群起自卫。总是躲藏或者逃跑，对个体的人而言也许是安全的做法，但他所在的群体如果战败，伤亡者沦于野兽之腹，那这个群体以后抵抗侵犯或者获取食物的能力就会一次次降低，群体里的每个人都更容易灭亡。

在没有信仰，没有法律，没有条约，甚至没有语言的时代，这种合作能力来自基因决定的生物本能。还记得吗，“其实你需要解决的不是饥饿，而是补充能量。”“饥饿是你的神经系统发出的刺激”。吃饱的满足感也是类似的刺激。这种生理本能实现的是一种叫“反馈机制”的数学模型，将身体内的能量物质调节于合理的水平。无论是人类祖先或者人的神经系统，消化系统，都不知道“负反馈系统”和“传递函数”是什么。但是自然选择的筛选机制，从无生命的大分子开始，就以“存续，或是毁灭”来一代代地无情筛选出具有适应能力和不具有适应能力的个体，使得在数学上具有优势的特征体现为生物的天赋或者本能。

水里的鱼从不知道什么是“流线型”，生存与毁灭的自然选择使得很多不同种类的鱼长得都趋向流线型；这其实是流体力学中数学规律的反映。

远古人类的小群体，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组成的。“义愤”“同情”“勇气”“愧疚”等等在人头脑中的刺激，使得具有合作能力的血缘群体得以延续。这就是“合作博弈”数学模型所起的作用。血缘群体的基因如果带有违背这种数学模型的特征，比如对群体成员受攻击视若无睹，其下场就是衰弱无力甚至毁灭。

这种基于血缘的合作，生效范围是有限的，如果群体较大，群体内血缘较远，优先考虑个体存续的“自私策略”的数学优势就会发挥作用，使得更倾向自私的小血缘群体得利（比如只与血亲合作，对血缘较远的人则尽量利用甚至侵犯），而另外一些不够倾向自私的小血缘群体则会吃亏（比如总是在前列抵挡猛兽或灵长类敌人）。这时这种大群体是无法延续的。这种数学模型叫“囚徒困境”，“非合作博弈模型”。

	合  作	自 私
合   作	R，R	S，T
自   私	T，S	P，P

在各方合作，人人出力时每人取得的收益是较大的R

在无法合作都不出力时，每人取得的收益是较差的P

在对方出力，自己不出力搭便车时的收益是最大的T

在自己出力而对方自私不出力时，因为吃亏得到最小的S

T>R>P>S

在满足了以上不等式的情况时，不管对方采取合作行动还是自私行动，采取自私行动都是“明智”的“占优策略”。而结果就是各方都只能得到较差的P，陷于“囚徒困境”。

在这里我们不需要评判“道德”问题，这不仅因为“自私”也是生命延续自身所必需的基本能力，而且因为这时的人类与其他灵长类也没有过于惊人的区别；更何况如果从基因上就没有办法形成更好的博弈结果，那么这就是自然规律。细纹斑马如果有办法象军队一样齐心合力，狮子和鬣狗也只能闻风丧胆，必败无疑；但实际上面对天敌四散奔逃，就是这种食草动物的天然生活方式。

人类的远古祖先以那种较小的血缘群体为单元，生活了几百万年。

但是在从十万年前到五万年前之间，情况发生了剧烈变化。人类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从东非扩散到了全世界，并达到了地球食物链的顶端，成为王者——即使这时人类还处于旧石器时代。尼安德特人是现代人类的近亲，体格有力，会使用火和石器，就在现代人类崛起不久之后灭绝了。在人类到达澳洲和美洲后不久，大量的当地野生动物就发生了灭绝。凶猛的剑齿虎和巨大的猛犸象，在单个战斗力只有五的渣渣——人类面前，灭绝了。

这很可能是因为如化石和基因证据所佐证的那样，人类发展出了真正的语言；或者可能是即使人类的大脑容量与此前相比并未明显变化，大脑的组织结构也有所进化，使得人更聪明了一点。总之，人类在这个时候终于有能力实现更大范围的合作了。

可是，正如此前“囚徒困境”模型所揭示的，“自私不合作”总是对个体较优的选择，那么“合作策略”又是如何大行其道的呢？

原因是，借助语言交流和足够聪明的头脑，人类可以更好地识别更多的人、在更大群体内传递更详细的信息，使得“囚徒困境博弈”成为“重复博弈”，这时博弈参与人过去的行为就会影响其他参与人的策略，进而改变博弈结果。通过生理本能的感情调节，勇敢的合作行为得到称颂和奖励，自私的背叛行为则受到惩罚：比如先是失去名誉，被称为胆小鬼受到羞辱，更严重的还有被驱逐出部落。这就是所谓的“KMRW声誉模型”。义愤、同情、勇气、愧疚、鄙视……这些生理情绪和对火苗感到疼痛、对缺水感到干渴一样，能给人带来切实的利益，因此才被人类的东非祖先扩展到全世界。不要说没有这些情绪的草履虫了，现代人类的近亲们，尼安德特人，北京周口店人，爪哇梭罗人……只是因为合作的能力不如那些旧石器时代的现代人，就快速灭绝了。

象连岳这一类的“真自由主义者”，没有足够的知识和理解力认识到，“我只对自己负责，你的事不关我的事，我不需要去关心他人的苦难。我自己的受害也跟你无关”这类草履虫和沙丁鱼式的道德策略，实际效果只是卑微、失败、衰亡。

现在，严肃正规的道德、哲学、政治、伦理、经济、法律的研究者们，无不知道，自私自利只为自己，正是人的预设天性，在这个基础上，才存在道德。大自然从不说“善”和“恶”，初级原始的道德直觉是经过选择淘汰而来，美德的背后是有能真正达到自利效果的数学基础的。

即便没有现代的知识，众多的启蒙时代的学者，笛卡尔，亚当·斯密，霍布斯，洛克……也有足够的对学问的谦逊和耐心，想要尽力地掌握人是怎么回事，人会怎样行事，效果会如何，这才会得出自己慎重的结论。我们会发现当时的学者可能会谈到上帝，但其实那是在尽力思考和考察人。

可是，在当今这个年代，有一批这样的“真自由主义者”却毫无审慎地招摇过市。在他们那里，人不是一种生物，而是一种神奇的存在：没有上帝，却是上帝的特殊选民，是一种柏拉图的完美理型，大脑里住着笛卡尔的小人，应该服从某种康德式的道德律令。远处看是穿着罗斯巴德的衣服，近看并不是，因为里子是另外一种安兰德的料子，但再仔细看，其实商标上写着：Made in China.

也就是说，在结合了各种经典误区之后（这是没有知识造成的，并不是他们经学习后，掌握到了前人那些不合时宜的知识），在他们那里的“人”，“个人”，是一种真正不可再分的“原子”，具有神圣的自由意志（等同于灵魂），而这个世界上存在一些必须为这个“原子”所创造和保留的最高法则。

很不幸地，这并不是现实。因为人，不是这样的“原子”，而是生命。在“原子”式的世界观里，可以没有各种偏好、各种“自由”的优劣高低之分，只需要在“道德律令”的范围内，所有的原子按照其意志尽情地自由运动，就是最完美的状态了。而生命并不是这样，生命会死亡。生命会衰弱，会处于各种有利和不利的境地，进而产生后果。

“真自由主义者”推销以下两条原则，第一，“自由”是“好”的，值得认可的。第二，只要是个人所选择的，又符合诸如“没有加害他人”等道德律令的，那就是光荣的“自由”行动，这就是自由的一切规范。

这是一种不诚实，既有自欺欺人的因素，又有欺骗观众的意图。如果没有“自由是好的”这种明言暗示，后续的对“自由”的界定和阐释就完全没有意义了。想象以下两种论述：

“人的自由是毁灭人类、毁灭地球的歪路。大家不妨来试一下，以下这些就是自由……”

或者“自由没有意义。自由就好比‘三斤黄瓜，下雨了，象棋’。反正是些废话。以下是自由……”

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们的“自由主义”还有什么价值吗？还会有严肃的观众吗？

于是，他们兜售的是一种“好的”“正面”的东西——下面不需要我去找佐证了，文章开头连岳自己的文字已经说得清楚了，只需要两段话再排列一次：

一个自由主义者，应该把个人的价值放在第一位，不需要去关心他人的苦难。你争你的权利，不关我的事。我只对自己负责。

他们追杀犹太人，追杀天主教徒，没我的事，我不说话。最后他们奔我而来，也没有人能为我说话了。

以上两段话，把第二段放在前面说，就是连岳自鸣得意的论点，“十年才入自由主义的门”，还可以指斥其他人不懂自由主义，个人主义。而把第二段放到后面，就是马丁•尼莫拉的诗对他当场打脸。

他们追杀犹太人，追杀天主教徒，没我的事，我不说话。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在集中营的毒气室门口，我对着我的内心说，“我自由了！”

——这些“真自由主义者”所说的“自由”，并不是观众所预期的，诸如免于被强制、保障自己的权利、生命和财产不受侵犯等等，而最多仅仅只能是一种所谓“心灵的自由”。

这些传教士对着权利没有得到保障的各种人宣讲教义，如果真有人问起“说好的自由呢”，答案只能是“Your soul！”

在网络上已经有几百万仁波切，上师，国学大师，心灵鸡汤主页君的情况下，他们的这一类“拯救你的灵魂”的“自由主义”，除了误导读者，减少人得到自由的能力以外，没有任何其他意义。

“好烦啊！压力好大！”“我不要听不要看了！不关我的事！”这就是他们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实质：懦夫，loser。

总之他们所宣扬的既不是罗斯巴德的试图去实现无政府主义的自由，也不是安兰德一边举报非美渗透、一边推崇神话的那种“美国式”个人主义，而是Made in China“有中国特色的自由主义”。

下面这些话可以刻骨地展现他们的虚妄：

罗素先生开过一个让英国人相当不爽的玩笑，上世纪六十年代，他劝英国政府，根据事物的逻辑，暴政顶多也就七十年寿命，英国与其冒核大战毁灭人类的危险和苏联对抗，还不如投降算了，再过三十年，天下太平。

这段话在他们的观点里非常重要。其他宗教“救人”，也会有类似的说法：“弥赛亚终将降临”“审判日一定会到来”等等，但是那些宗教的确说的是“拯救灵魂”，并没有承诺现世的回报。而他们在这里推销的却是现世的自由。

但那是谎言。罗素没有说过这样的话。这是网民把2010年一篇博客文章掐头去尾，换个名人代言后所伪造的传言。之所以连岳需要使用这段来历不明的话，是因为“拯救你的灵魂”自然不能让所有人满意。更糟糕的是，所谓“暴政顶多七十年寿命”的断语，依据仅仅是“根据事物的逻辑”一句话。为什么不是八十年，九十年，或者“顶多两百年”呢？两百年你让人还等着吗？

某物违反逻辑，它自然就会垮掉，公有制自然会输给私有制，奴役自然会输给自由，苏联排长队也买不到面包时，冷战自然就结束了。

这里的每句话和前面那段一样，都是胡说。苏联到最后一天排长队也买得到面包。而六七十年代买面包也得排长队。公有制会输给私有制，奴役会输给自由，但是个人如果输了，对那个个人就是灾难。真正要“赢”的不是看哪种制度最后会赢，而是个人能生活在哪种制度之下。人的命运原本不应该象草履虫那样听天由命。“某种事物违反逻辑，它自然就会垮掉”，是这样的，但人类的那些近亲已经灭绝了，他们可没等出什么好处。一部分人类如果做错了太多的事，全体人类也会灭绝，于是那些光等着“不关我的事”的人就见不到自由弥赛亚了。哪怕不考虑这类极大的灾难，歧视汉人的蒙元帝国就不止有七十年，封闭僵化的满清持续得更久。从非洲黑人被当地酋长奴役、卖到美洲殖民地，从美国独立以后到南方废除奴隶制，这所有的历史阶段都比所谓七十年要长，许多人是终身等不到自由从天而降的。就算从19世纪以后的近现代开始考虑，那些最不发达国家们，比如海地，就从没听说过还有什么带着年限从天而降的自由。从一两百年前到至今都是如此。

个人之上，再无其他价值。自由只能由此衍生。

这种糊涂的认识，是没明白“价值”和“必要手段”的区别。如果品尝美食，观赏电影，游览太空，算是一些价值，那么我们总得为此花一些代价。流汗出力冒风险，当然并不是我们所追求的，但那是为了实现那些小小价值的必需手段。实现个人自由，是需要代价的，Freedom is not free，付出代价总会让人感到不轻松，但没有付出代价的觉悟，什么价值都实现不了。

正如“囚徒困境”模型所揭示的那样，出于“自私”“只管自己”这样表面可行、最佳的策略，导致人们锁死在一个结果很差的纳什均衡之下之后，是很难打破困境的，被奴役、缺自由、受压榨就此衍生。除非：

这是美国独立战争期间，激励人们为自由而团结斗争的旗帜和口号。

联合，或者毁灭。

不要忘记，合作博弈的数学规律的威力，是人类“之所以成为人类”的原因。

个人自由不会从天而降。对于希望保持自由、独立、尊严的人而言，UNITE ，Or Die。这种要求一定会让人感到有压力，但这种压力是来自于生命自身的生存和强大的需要——空气没有责任，石头不会忧愁——但作为生命，必然有压力。

“幸福的秘密是自由，自由的秘密是勇敢”。

（正片完）

剧场版

下面的计算机仿真试验描述了三种社会。不用担心，这个浙大跨学科社科研究中心的小程序，在这里只是便于记录，你可以只当成是一叠稿纸。

第一种，假设“真自由主义”终于到来了。现在所有的人都无意侵犯他人权利，以自愿交易方式达成合作；而且都没有“集体主义，利他主义”思想，“别人的事关我屁事，我也从并不指望别人”，“素质很高”。这些“真自由”互相合作的收益也很好。

但有时会有极少数人没抵抗住利益的诱惑，或出生时发生遗传变异，变成了马基雅维利主义者；在有把握侵犯他人的时候就赚个大的，比如“安保公司”卷款跑路甚至对客户铤而走险。虽然短期这些“低素质”侵犯者利益最大化了，相关的几个“真自由”则受损了，但这些“低素质”之间的合作关系就没有效率了，比不上“真自由”。

而因为人很大概率上是趋利的，所以通过模仿得利者的生存策略，亦或者通过死亡-繁衍，人口结构会有所变化。

由图可见，尽管最初所有的人都是“真自由”（蓝色和绿色），但是“低素质”（红色）可以因为短期的利益最大化而增加。这类例子真实社会里比比皆是，比如在历史资料里，“满洲国”招考士官生时，因为竞争激烈，分数要求很高，只有成绩很好的才考得上；其中很多人在二战最后几天“反正”得也很快。

仿真推演表明，“低素质”不仅可以超过临界点成为社会主流，而且这类“既是顺民、也是暴民”的机会主义者一旦居多数，仅靠小范围合作实现合理利益的“真自由”就再也无法回到多数了，因为他们的利益经常会受损输送给侵犯者。无论是总结为“权利没有得到保护”或者“合作博弈不够”，总之这种社会的预期产出也是很低的。但是原因绝不能说是因为“低素质”太多：仿真开始时是没有“低素质”的，是利益分配指引着人们。总之如果陷入这种社会，就一定会陷入长期的停滞；而且如果没有外部冲击，也不会有什么改变。

第二种仿真社会，我们增加设定一种绿色的“关我事”。这种人和“真自由”一样不侵犯他人，但多了一个特征：可以对已经识别出的“低素质”进行惩罚，同时自己也会花费一些成本。这时，因为“低素质”遭到惩罚，这类人就可能会减少；相应地，“低素质”的减少使得合作收益上升，其他人的占比上升。

我们看到，以蓝色“真自由”开局的社会依然受到“低素质”冲击，红色线上升。但是，因为绿色“关我事”的作用，“低素质”开始降低，随后“关我事”和“真自由”都增加。但是，因为“关我事”发起惩罚是需要成本的，所以得益最大的是“真自由”。在“低素质”降低的区间，蓝色的“真自由”上升；随着“真自由”增加而负担惩罚成本的“关我事”减少，红色的“低素质”一次又一次地摧毁秩序。这种仿真社会处于不稳定的循环之中，“权利保护”“合作秩序”的主导地位是时有时无的。

第三种仿真，在前一种基础上增加一个变量：“关我事”会得到少量的“奖励”。我们以较差的社会秩序开局——大多数是“低素质”。这时情况发生了变化：

“低素质”逐渐受到压制，并且，随着“关我事”超过临界点成为主流，“权利保护”和“合作秩序”就再也没有受到破坏了。如果人们给“关我事”以荣誉或者物质奖励，利益驱动下，既能合作互赢、又愿意发起惩罚的“负责任的自由人”占据多数，这种仿真社会就成为“自由的国度，勇士的故乡”，得到最优的得分。

那么，如果万一人们已经处于第一种图形中，陷入“囚徒困境”了，该怎么办呢？我们已经知道，“囚徒困境”的要点就是根本不要指望什么“大家都合作”，这是不切实际的。如果有人有意采取那种需要一致行动才可能兑现收益的策略，那当然将吃亏受损。但是，如果形成“关我事”会得到一定奖励的预期（哪怕是精神奖励的预期），那么仿真的环境会发生有利变化。

其实，生存力良好的秩序是很难得的，需要满足各种条件。但是，如果存在合适的环境，那么秩序的扩展和输入就会有利得多。

地球上产生生命需要严苛的条件，是一种奇迹。现有的科学证据表明，生命在世界上只发生了一次，但是生命扩展到了全世界。我们不需要生命发生两次，但是需要给生命以合适的环境。如果你想要一群野马，你不需要从烧瓶里电击几十亿年前的“原始汤”，试图合成大分子，而是准备好草场水源，然后从外部引进野马。

象仿真试验说明的那样，“关我事”得到承认和奖励，是第三种较理想的图形的环境设定。没有这种条件，稳定良好的合作秩序是形成不了的。

最后，如果有人说，根据他的宗教他不认可进化论，那么，这没有任何问题。本文说的是“其他人的事关我什么事”的所谓“真自由主义者”已经破产，实现不了什么“自由和权利”。不管是不少宗教见解，或者普通人常见的道德，往往都是经过漫长的历史筛选过的，因此会有相当多的合理的文化因素，比如“义愤”“同情”“勇气”“愧疚”等等；本文说的是，是的，这些感情都是构筑良好社会的不可低估的感情因素——而无视这一切的“真自由主义”，在本文面前已然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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