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的新和平主义与爱国观：万国之上犹有人类在｜许治英

任驻美大使期间，每天坚持剪报的胡适

按：本文原刊于2016年7月8日《文汇学人》，原标题《国际视野下胡适的新和平主义心路》，现标题为编者所加。作者许治英女士系中国及亚太问题研究会副会长、中山大学法学理论与法律实践研究中心研究员。感谢作者授权转载，推荐关注作者的微信公众号：硅谷数字与人文（ID：gh_8c56fa2dcbb3）。

在一封劝告杜鲁门总统放弃军备竞赛的信中，罗斯福总统夫人写道：“我不相信战争是最佳方案。没有人赢了上场战争，也没有人会赢下一场战争”。战争没有赢家，持和平观念的人士都有这样的观念。胡适在战后回忆中也认为，战争“是一场悲剧。不幸的是中日两国当时皆缺乏明智之领导阶层来设法避免战争。结果两败俱伤，同归于尽。在日本悠久的历史中，向无异族统治的先例，战争使其初尝此味。中国所受战争的创伤，亦迄未复原。”（《胡适口述自传》，引自耿云志、李国彤编《胡适传记作品全编第一卷（下）》，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1月，第78页） 

在中国抗战前和战争爆发之初，胡适的和平观念曾被视为非主流的低调主张。战后胡适仍然坚持：“我在1915年反对立刻对日作战的论点，不幸地二十多年后当中日战争于1937年爆发时，仍未失时效。”（同上）以理性著称的胡适，对战争的态度始终是“我自己的理智与训练都不许我主张作战”（胡适：《我的意见也不过如此》，《独立评论》第44号，1933年4月16日）。这一态度贯穿自“九一八事变”到抗战爆发前夕的始终。虽然在1937年胡适声称自己转变了态度，认为“和比战更难”，翌年担任起驻美大使，为中国抗战开始了国际游说工作，但他在为国尽忠之后仍然回到和平主义的立场。一般研究胡适抗战爆发前后思想脉络的论著，多强调胡适对日态度上的和战抉择转变的过程，较少论及胡适和平观念的连续性和思想渊源，而在他口述自传的“青年期政治训练”一节中，对此新和平主义观念形成的过程有过很好的总结。我们以此回顾其留学经历，也可以更清晰地理解胡适和平观的来源和他对和战问题的思考，结合他在战前交涉期的和平努力，可窥见和平主义在近代中国这一重要的和战抉择时期所遇到的困顿。

留学期间接受的和平观

在余英时看来，庚款二期生的胡适留美七年（1910-1917），是胡适的“精神准备”时期，他个人的“精神准备”恰好与中国思想界的新探索发生在同一时期，这造就了他“闭门造车”却能“出门合辙”的巧遇。一方面，西方思想界发展起来的各种哲学与思想流派，扩大了胡适的视野。进步主义时代的渐进变革思潮，历史的眼光，进化的观点，实证主义对具体问题的解决性思考方式，理论“求在在适用”（胡适1915年5月9日日记）等，都深深影响着胡适。

另一方面，这时正逢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和平主义者针对旧有的国际强权伦理和新兴的民族主义问题提出思考，使本来就不赞同中国的未来将“并立于野蛮世界”、效仿德日崛起主张的胡适深受启发。对旧有国与国之间不平等的伦理，新兴民族主义的片面性，胡适都有批评。例如当时美墨边界之争，有人提出“但论国界，不问是非”的观点，胡适很警惕地指出这种民族主义情绪的危害，他分析道：（当年的）法、德之人就号称“为‘国家’而战”，“男输生命，女输金钱奁饰以供军需”；国与国之间，种族与种族之间，一定要争“凌驾他人”之上；以为国与国之间强权即公理耳，视为“国际大法”四字。胡适认为这才是“今日之大患”。他进一步分析这种思想的来源说，德国信奉的“强权主义”，其思想正是来自如尼采的“强人”或“超人社会”学说，视弱者皆在淘汰之列，“其遗毒乃不胜言矣”。既然人的情绪性反应不可避免、优胜劣汰观也影响着社会，那么塑造一种人类认可的伦理的中坚力量，是否可以有制约的作用？如果英美有以公正为道德公理，秉持“我之自由，以他人之自由为界”的理念，这样一种人与人之间的理性尊重，是否可以发展出一种提倡“世界的国家主义”——即爱国固然重要，惟当不断警醒：“万国之上尤有人类在”（胡适1914年10月26日日记）。这就将人类的利益置于万国所争的各自利益之上，摒弃纷争的习惯，提倡合作与理解。这是胡适希望的世界能臻于大同的理性主义启蒙。

然而作为一位内心有强烈爱国情感，而又信奉墨子非攻与老子不争观的和平主义者，胡适的和平观很快在1915年日本以战争逼迫中国接受“二十一条”的危机期间受到挑战。当时不仅国内舆情激愤，在留美学生中，主张对日作战的也很多，“电函交驰”， “作骇人之壮语”（胡适1915年3月1日日记）。胡适深知中国以当时的国力完全不能与工业强国日本匹敌，而战至灭亡也不是为国家求发展为文化求保存的胡适的理念，以他对世界局势的分析，他也认为日本不可能立即与中国进行战争，挑战在中国有各种利益牵扯的西方列强。因而他推崇“镇静主义”，避免过激情绪在两国间的蔓延。他冷静分析局势，以报章所刊“吾国各省之岁出”，指出中国二十二省的岁出总数，犹不足供美国这样国家常年的海军费用，和备战积极的工业国日本的财政与军力悬殊可想而知（胡适1915年3月4日日记）。胡适以《致留学界公函》，劝诫大家冷静，他说：“吾辈自称‘学子’、‘干材’，若只是‘纸上’谈兵，则此举未免过于肤浅。”对于当时《中国留美学生月刊》主笔关于中国有“一百万敢决一死战之雄师”的说法，胡适指出中国仅有十二万士兵谈得上“训练有素”，但甚为简陋；海军最大的兵船只是一艘排水量不过四千三百吨的第三级的巡洋舰，毫无战斗力；加上军火不如人，“此时言之作战，纯系一派胡言，愚不可及。其后果，不仅于国无所改观，而且所得只是任人蹂躏！”（胡适1915年3月19日日记）虽然倡导遇事镇静，1915年5月间远东战事一触即发之际，胡适也“竟夕不寐”，“夜半后一时许披衣起，以电话询《大学日报》有无远东消息，答曰无有。乃复归卧，终不成睡。”（胡适1915年5月6日日记）和战系于千钧一发之际，胡适的忐忑不安，正是和平主义者在现实中面临的困顿。

值得提及的是，在那些风雨如晦的日子里，胡适已经开始其“执笔报国”之路，对充满过时理论和偏见的言论，他毫不犹豫地撰文驳斥。比如美国《新共和国周报》2月6日曾刊登署名“一位中国朋友”的来信，鼓吹“解决远东问题之关键，在于日本对中国事务之管理是否负责、有效。”胡适即于2月27日致函该报，指出“吾辈正生活于一国民觉醒之时代”，“就连菲律宾也不甘受制于美国之‘有益’统治”；而“中国国民之觉醒”，意味着“对任何外来之统治或‘管理’，国人定将愤懑不已。”与此同时，胡适还致书刊登同样观点社论的《外观报》，以“一名中国人”的名义，发出了如下掷地有声的断言：“任何想要在中国搞日本统治或‘管理’之企图，无异于在中国播下骚乱和流血的种子，未来一段岁月中国将鸡犬不宁。目前之中国，对于任何外来‘武装’之要求，不管其是如何不近情理，确实没有能力去抵抗。然而无论是谁，如果他想要鼓吹以日本对中国的管理权或保护权来求得‘维持东方局势之稳定’，那么，他定将看到年青而英勇的热血流遍我华夏之共和国！”（胡适：《为祖国辩护之两封信》，1915年2月27日）可见，胡适虽然呼吁留美学生乃至国人“各司其事”冷静看待时局，崇尚和平，反对轻言作战，但丝毫不意味着可以屈辱地接受日本强权的殖民观念，而且他能非常娴熟地用西方新观念和历史反思来阐述。

胡适留学日记手稿

就在“二十一条”的风波使得留美学子在校园无法安宁之际，1915年6月间在康奈尔大学召开的为期两周的“国际政策讨论会”上，胡适结识了英国和平主义巨子诺曼·安吉尔。在讨论与交往中,他开始真正认识并服膺于安吉尔主义, 一种旨在“改良今世关于国际伦理之种种谬说”的新理论（胡适1915年7月1日追记），胡适称之为“新和平主义”。新和平主义认为，与其各国各行其是地使用武力，造成冲突，不如用法律来规范约束，用“万国公法”的仲裁形式解决争端、进行惩戒，即规范一个公有的世界性组织的联合，使这些力量都变成公有的武力。安吉尔和胡适在哥大的导师杜威都提出“强制”（enforce）这个概念，旨在以全世界的集体力量来强制维护国际间的和平。这是胡适一直思考的“有效的抵抗”的具体主张即国联和后来联合国的理论来源。有效性和可操作性作为美国进步时代的特征，深深影响了胡适那一代留美学人，这将在1930年代胡适与其《独立评论》同仁对外交内政政策的探究中，得到充分展现。

国难期间的困顿与坚守

1930年代空前的国难，将胡适与国人都卷入了一场更为严峻的和与战抉择的艰难考量。“九一八事变”爆发之际，胡适与其挚友丁文江等人，一方面对中日冲突的不可避免已有心理准备，但也痛切地意识到，国家在这些年里都将消耗在内乱中，“开门揖盗”。而一个统一的、有秩序的、普通繁荣的国家，是不会招致别人侵略的野心，也能组织强有力的抵抗来阻止别国的野心的（胡适：《中国政治出路的讨论》，《独立评论》第17号，1932年9月11日）。据此，胡适在《独立评论》第8号《统一的路》一文中，探讨如何尽快建立统一的国家，怎样组织一个可以肩负救国大责任的统一政府，有效应对日本军阀政客对中国的不统一、无组织和无政府的诋毁。对此他疾呼“负有政治责任的国民党诸公都不可不睹，不可不铭记在心上”。国难期间，作为知识界领袖的胡适利用其广泛的人脉和威望，与朝野的互动非常频繁。他曾敦促张学良抵抗，更在与行政院长汪精卫的往返书信里提出，当政者应该考虑的是“世界大战如果在不久即爆发，我们应如何？大战如能展缓两三年，我们又应如何？”这样的大政方针，而不是被眼前局势和舆论所左右（《胡适致汪精卫》，1933年11月20日）。维护较长时间的和平局面以利中国尽快建设，是胡适三十年代考虑中日问题的中心。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身处北平的胡适立即为东北问题的善后奔走呼号。他利用自己的声望和对国际外交事务的了解，迅即联合20余位金融、外交、教育各界名流，联名致电美国政府并昭告世界舆论，指出：日本无端袭击中国，违反了凯洛格非战公约，而该约恰恰是为制止强国侵略弱邻，保障世界和平而订立；日本政府甘心破坏公约条文与精神，不啻对于各签字国之信义，加以藐视；该电文发出呼吁：“盼望赞助该约之美[国]政府及人民，为世界和平主持公道。”（《申报》1931年9月24日）翌年美国政府对东北问题发表著名的“司汀生不承认主义”，与胡适等人的判断和期望是一致的。作为太平洋国际学会的中国负责人，胡适也利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不久第四届大会在上海召开之际，揭示日本侵占东北的真相，引起国际学术界对于“九一八事变”的关切。

胡适在“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后提出的最有名的建议，即为中日之间“直接交涉”，这也曾让他备受诟病。当时胡适主张直接交涉，一方面基于维护和平局势的愿望，另一方面也是出于对局势的判断。“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国民政府采取了不抵抗、对日不交涉和诉诸国联的政策，9月30日国联首次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满洲危机，曾要求中日双方同时撤兵，恢复事变前的状况，但遭到日本的拒绝。10月国联召开讨论中日问题的第二次会议，通过决议要求日本军队于11月16日前在国联代表监督下撤回满铁沿线，同时要求中国政府保障满铁日本驻军外的日侨生命和财产安全，俟撤兵完成后，中日两国开始交涉。这个决议一度使得南京当局对于解决东北问题、收复失地颇为乐观，甚至成立了接收东北的专门机构。但占据了东北两省的日本继续向北满黑龙江进攻，江桥战役马占山将军进行了英勇抵抗，国联很快警告中日两国自我克制，不让事态扩大。以胡适当时对东北局势的清醒了解，他除了多次敦促张学良率军队进行有力抵抗外，也意识到单纯依赖欧洲国家为主组成的国联无法解决远东事务，美国朝野间还没有达成共识来插手太平洋事务；解决事变的关键在于中日两国立即进行交涉，而非任事态扩大失控，造成更大的损失。“九一八事变”后，宋子文出任国民党中政会特种外交委员会的副委员长，该委员会是南京国民政府对日政策的研议机构。1931年11月初，胡适曾有给宋子文的长信，主张及早和日本直接交涉。民间也有传胡适在北平组织对日让步研究会，研究“早日直接交涉即少吃亏”（《敬致胡适》，1931年12月10日）。

但是，“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后，全国舆情普遍反对直接交涉，要求对日绝交甚至宣战的呼声极高。这不仅仅源于中国民众国家意识和民族主义觉醒这一不争事实，更有国民党内部宁粤纷争，南京当局因其合法性权威性受到挑战，导致对日政策是既不敢打，又不敢谈，无论出于哪方面考虑都不得不依赖国联，在解决东北问题上毫无主动性可言。在此情况下，胡适作为一名政府体制外的学者，以个人名义通过宋子文提出的直接交涉建议，自然不会被南京当局接受。此后“一·二八事变”爆发，蒋汪合作体制下的国民政府采取“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政策，虽然在英美法意等国干涉下日本与中国达成了《淞沪停战协定》，但东北问题得以圆满解决的前景愈益渺茫。1932年9月胡适在给罗文干的信中，提到他这一期间一直主张直接交涉的理由，说“至今还认为中日问题应该直接交涉”，“如果有人敢作直接交涉，其所得之条件必较任何国际处理所能得之条件为更优。”胡适向罗文干指出：无论如何，“我国必须决定一个基本方针：究竟我们是否有充分的自信心决定和日本拼死活？” “如果我们无此自信心，如果我们不能悬知那‘总算账’究竟有多大把握，那么，我们不能不早早打算一个挽救目前僵局的计划。”（《胡适致罗文干》，1932年9月15日）尽管前一年向宋子文提出“直接交涉”无果，胡适仍然在提醒“一·二八”事变后出任外交部长的罗文干应该以前期的教训来确立更为周全的外交方针。

正是在通过宋子文向南京政府建言无果、并预计到国难的长期性之后，胡适意识到应建立一个言论的平台，将知识界的一些理念向公共发声。这种实践的雏形，可见于1917年胡适回国前与陈独秀的信件交流中，他赞赏陈独秀《新青年》第三卷1期中的《对德外交》一文。陈独秀认为在政府外交方针未决以前，“国人应群起从事于利害是非之讨论，以促进政府积极之进行，强调的是‘服公理不服强权’的精神和态度。国人因战争所获学术思想之进步，必可观也。”这样的观念和胡适在中国汲汲于推行新思想，缔造新文明的理念是一致的。所以当“九一八事变”后国难来临之际，在他看来正是以“独立”的身份推广外交主张与和平理念之时，不仅可形成对国家政策有益的讨论，也可向民众介绍新的思想以开启民智。因而胡适没有出席1931年11月蒋介石相邀的全国财政委员会的首次会议，也没有参加1932年7月汪精卫召开的“名宿”会议，而是与自己志趣相投的同仁朋友，其中大多数为留学英美的学者，共同创办了《独立评论》这份后来名闻遐迩的刊物，既向南京当局、更向整个社会公众阐述他们的主张。《独立评论》发刊词称：“不倚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任的言论来发表我们几个人思考的结果。”其中标榜的“独立的精神”，显然包含着对国民党当局应对国难的失据无能的不满、对朝野上下对于救国方案的讨论莫衷一是局面的担忧。自1932年5月下旬创刊后，《独立评论》刊载了多篇有关中日关系和对日政策的文章，对国事的关切和独立思考，在朝野间形成极大的影响力。

自1932年5月下旬创刊后，《独立评论》刊载了多篇有关中日关系和对日政策的文章

在对日方针问题上，《独立评论》对国民政府时有尖锐批评，但其寄望由国民政府担当起拯救国难重任的基本立场是明确的，这一杂志的很多撰稿人的观点也逐渐为南京当局所了解，其中包括胡适本人和蒋廷黻、蒋梦麟、翁文灏等多人在抗战爆发前后进入了战时政府，傅斯年等人担任了国民参政员。《独立评论》对于外交问题的探讨，也在一定程度上向民众阐释了国际外交知识，减轻了政府的外交压力。当然胡适本人也因《独立评论》的立场和言论而受到舆论的批评，他的和战观和具体主张，甚至在政府决策层也长时间受到冷遇和非议。但不管如何，在日本侵华凶焰难以遏制的情况下，胡适对于处于困顿状况的和平主义没有失却信心，而是始终固守着这一理念。

对于国联的态度

审视国难时期胡适的新和平主义，势必涉及他对国联的主张。这一点，也可从其留美经历中探寻思想来源。1917年1月22日，美国总统威尔逊至参议院演说，提出了“无胜利的和平”（a peace without victory)的概念，认为只有平等的国家可以有永久的和平，而不是以从前的战胜国战败国的概念来规划战后事宜；同时提议各国联合为一个维持和平的大同盟，指出“此为将来（美国）外交政策之根本”。这无疑是非常有前瞻性的对国际冲突的善后处理。时在哥伦比亚大学读博士生学位的胡适为威尔逊这一“破余年之成例”的演讲激奋不已，称“文中陈义甚高”，如果付诸实施，“则世界国际史开真开一新纪元矣”（胡适1915年1月22日日记）。当时胡适便认为，挟美国实力的威尔逊主义的理想，再加上国际大同盟，将是保护弱国并实现国际间和平的最优选择。虽然美国国会没有批准凡尔赛条约，美国最终没有成为新成立的国际联盟的成员，但通过国际组织来防止战争的发生，用集体力量来维持世界和平，已成为胡适的国际观与新和平主义的题中之义。

至于1930年代国联对中日冲突所作的介入与处理，情况颇为复杂，其成效亦非当时即刻便可呈现，胡适对国联的态度也需要具体分析。如上所述，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胡适一度主张中日直接交涉，这其实是对国民政府所持不抵抗、不交涉与诉诸国联的消极政策的极度不满，在他看来，不努力不作为，收回失去的国土就是空想与奢望。待到1932年3月国联调查团抵达上海，日本炮制的“伪满洲国”出笼，指称代表东北民意，以冀通过混淆视听的卑劣伎俩，达到将东北分离出中国的既成事实。胡适即与丁文江、翁文灏、傅斯年等人联名致电国联秘书长德鲁蒙，“希望国联调查团能不受日人及其傀儡之干涉或操纵，使用独立方法，以证明中国人民之真正志愿”，同时频频通过报界揭露日本侵占东北问题的阴谋，强调了东北人民的抵抗，赞扬“自伪国成立以来，各地义勇军战事愈益增加”，因此，“以日方之傀儡，视作中国人民之代表，不仅为一种损害，且为侮辱”（《胡适等致电国联会》，《申报》1932年3月26日，第6版；《胡适等揭破日人对满阴谋》，《申报》1932年3月30日）。同年10月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公布之后，胡适在答记者问时，公开对报告书作出了“不失公允”的基本评价，但对于报告书的各项具体内容评价不一，如赞同关于解决中日冲突的十条原则，但反对设立顾问会议，认为是国际社会“偏袒日人”的错误立场的延续（《胡适评国联报告书》，《申报》1932年10月4日）。嗣后他在《独立评论》发表了著名的《一个代表世界公论的报告》，更明确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我们的目标是取消满洲国，恢复中国在东三省的主权及行政的完整”，而依赖国联的调处，“这是在没有其他途径的情况下的选择”。在胡适看来，虽然报告书含有承认日本在满洲的条约上的利益和承认满洲的自治权等方面内容，但否定了“满洲国”的合法性，这意味着可使中国的主权与行政权重新行使于东三省，“这种条件是我们可以考虑的”。可见，胡适对国联调查团报告书的肯定，是抓住了其冗长篇幅中包含着的最为关键的结论，即中国对于东北领土和主权的合法性；报告书遭到日本的反对不足为奇，但国人对报告书的一片指责甚至全盘否定，既有失公允，也不利于在国际上澄清事实。正如胡适从审视过往历史中所指出的，中日这样的冲突如果在旧日国际公法的原则下只是两国冲突而已，而别的国家尽可以趁火打劫，但现在这个问题变成了全世界的大问题，使侵略者不能不有所瞻望顾忌，这是国联的贡献（胡适：《一个代表世界公论的报告》《独立评论》第21号，1932年10月）。如果我们联系以后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乃至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中国的外交格局，便可以看出，胡适当年对国联报告书的评判，实际上的指向就是主张通过国联，争取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的广泛同情和道义支持，达到孤立日本、使中国赢得宝贵的时间来做好与日本彻底摊牌的准备。这无疑是胡适固守新和平主义的重大实践价值。

随着中日两国对国联调解意见逐渐明晰，胡适也意识到国联调解成功的希望很小，但认为“我们爱护国联的人，只希望国联这回的失败是一种光荣的失败”。他认为当务之急是要求国联应该“取李顿报告书第九章的原则，提出国联认为公允适当的解决方案”（胡适：《国联调解的前途》，《独立评论》第三十六号，1933年1月22日）。之后国联十九国委员会通过的报告书与决议案出来后，果然以更为强硬的态度重申了国联的基本原则。待到日本宣布不接受国联大会关于报告书的决议而退出国联之后，国内外舆论几乎一致认为国联的调处已经失败，国联的威望因此急剧下降。对此结果，胡适虽然也表示失望，但却表示：“我老实认此报告甚公道。中国舆论，除我一人发表公开主张，称为‘代表世界公论’之外，余人皆不满意；日本人亦不满意，此可证其公平。”他更提醒政府当局，要秉持将来会有一个“比较稍稍像个样子的世界组织的信心”，一个“使小国弱国与强邻都能同时生存的世界组织”，所以鼓励政府要用这种信心来“决定我们的外交政策”。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胡适的如下见解，即包括调查团报告书及决议案在内的国联对于中日冲突的介入和处理，虽然最终未能改变日本侵占中国领土的现状，但也表明了“国联也不全是强者武器”，而“是这三十年来，世界的国际关系趋向理想主义的产物”，“两年来欧美国家世界人士对我们的同情就在于此”（ 《胡适致汪精卫》，1933年12月20日）。继东北被日本武力侵占、伪满政权出笼之后，中国又遭受了热河弃守、长城抗战失败；日本对调查团报告书不屑一顾、悍然退出国联的另一面，是日军的实际控制线已经逼近平津一带，中国的国难日甚一日。在此背景下胡适提出的上述主张，自然不能简单解读为对国联的无原则辩护和依赖，他不仅没有坠入消极无为的悲观主义，而是认识到，通过国际组织来防止战争的发生、用集体力量来维持世界和平会是一个长期曲折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对此中国必须有充分的耐心和信心，要在国际范围开展不懈而有效的努力。

真理需要通过实践的检验，而主义同样需要与实践情况相结合来看。在国难深重的1930年代，虽然胡适在解决中日冲突问题上提出过各种具体主张，比如他几乎对所有相关的重大事件都发表过见解，然而除了可数的几位知识同道之外，这些见解往往难以得到朝野的认同。事实证明，新和平主义的路是行不通的，但胡适的新和平主义的可贵之处在于：作为留美知识精英，胡适力图把获得的知识和学理化作报国的利器，并使之在拯救国难的历练中得以提高和升华；作为文人学者，尽管国难愈益严峻，政局吊诡叵测，胡适既不赞成轻易言战，但从未止歇对于国家与民族命运的关切；虽然国联对于中日冲突的介入和处理无法阻止日本的侵华铁蹄，但胡适从中看到的是中国自救与重视国际合作缺一不可。胡适的新和平主义，无疑是中国本位与国际视野的结合。虽然和平代表着整个人类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但实现与维护和平之路却十分坎坷崎岖，需要世界范围的不懈的合作努力。珍惜和平，不仅要准备随时为和平而牺牲，更需要冷静而全面思考如何保护和平、实现长时间的和平，这就是今天探究胡适国际视野下新和平主义心路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