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舟：逃避批评的艺术

逃避批评的艺术

文：维舟 来源：公众号 维舟

01

近几日来，我挨了很多骂——当然是因为我对一些地方防疫做法的异议。在这些骂声中，最常见的是三种：

• 资格论（“你不是本地人/没干过基层工作/没调查过，没有发言权”）；

• 动机论（“你就是想博眼球”）；

• 个案论（“当地自有特殊情况，和上海没有可比性”、“通化不能代表东北，更不能代表整个北方”）；

但还有一种申辩很特别，或许可以称之为“担当论”——“你根本不懂，这样严格才是最大的负责，都说‘宁让百姓骂，不让百姓哭’。”

这样，一刀切把什么都管起来的简单粗暴，倒成了主动积极的“有担当”，而被“有点小情绪”的老百姓骂几句也成了忍辱负重。这隐含着一种家长制倾向，又与结果导向结合在一起，其内在逻辑是：“只要结果是好的，你们迟早会理解我的苦心。真正该骂的不是我这样，而是为了不挨骂就不作为。”

且不论这里面的简化思维（“做”也有很多种巧妙的做法，并不只能这样），这倒确实道出了一点：试图负担起无限责任、并为结果负责，那让人承受的压力是更为巨大的。因此，乍看奇怪的是，这种辩解中蕴含着一种强烈的委屈——甚至还有这样的说法：“领导干部的心是委屈撑大的”。

从这次通化封城的例子来看，确实也可以说当地决策者很“实诚”，因为都揽在自己头上，结果就是搞砸了都难以推卸。试想下，如果把封城后的物资供应让原有的商店、物流来承担，那么一旦老百姓抱怨蔬菜价高质次、配送不及时，它最多就是承担“监管不力”之责，但事态紧急，想必大家也能谅解。

不仅如此，它甚至可以说，那全是奸商干的，到时重拳出击，老百姓恐怕还会叫好：“打得好，顶风作案，这时还敢发国难财，以次充好”、“什么破公司，配送这么差，支持政府严惩！”

这并不是恶搞，而是现实：市场化体制之下，破除了大包大揽，那么体系中的每个角色都只负有限责任（例如监管），承担的批评指责也就随之分散化，因而更容易出现责任转嫁、逃避批评的可能。正因此，厘清程序、明确责任与权利的边界才尤为重要。

02

也是通化，在饱受外界批评之后，日前开始以一篇《通化不需要热搜，请不要对我们指指点点，山城人民一直在努力》反击。有通化人和我说，本地很多群都在发这样的内容：

有通化人说，看了这些感到十分困惑，“好像我们为了大家不饿死，努力发声，是一件给家乡丢脸的事”，但“丢脸的难道不是他们吗？为什么变成了我们？”

怎么说呢，这也不算意外。那些天里，一位吉林朋友还和我半开玩笑说：“事到如今，如果我是通化的官员，可以怎么做？最简单也最好的办法，就是要让大家都捆绑在一起，把‘通化官员应对不力，祸祸了通化老百姓’这个印象，转换为‘外面输入的病毒（或携带病毒来的外省人），祸祸了包括基层干部在内的所有通化人’。”

这样一来，所有通化人都成了“我们”，而“我们”在大难临头时，已经做得够好、够努力了，批评就是否定这些，是对“我们”的攻击。一旦你代入进来，就没办法批评了，因为你既然是“我们”的一员，怎么能批评“我们”自己呢？至于不属于这个小共同体的外人，“他们是在骂我们大家，我们已经都做得很不容易了，我也是受害者”。

要说这只是权谋伎俩，倒也不尽然，事实上正如《超级社会》一书中所说的，多层选择理论的重要观点之一，就是“群体内部的竞争破坏合作，而群体之间的竞争创造合作”。换言之，几乎所有社会都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即压抑内部的批评，再通过齐心协力应对外部压力来强化内部团结。

在这里，个人是群体的一份子，无法从中分离出来客观批评。这和“大包大揽”在内在逻辑上是一致的：当地社会尚未走向权责、群体/个体的分化，而仍呈现为紧密的一体化。好处是在这里，坏处也在这里。

03

毫无疑问，对于这些措施的看法，并不仅仅只是理性的问题，往往还蕴藏着强烈的感性因素。有人就和我说：

在老家，我的家人（主要是两个姐姐）和同学、朋友许多都是在从事卫生防疫工作或者志愿者。他们都很尽力，但也有许多力所不逮之处。有时一个舆论论调，会将他们不分青红皂白一样裹挟其中，这就会让他们觉得分外委屈。比如白岩松那个访谈，留言区一定是从批评官员的官僚主义开始，直至蔓延到对东北人的批评乃至嘲讽、谩骂。

要说他们不能从中“分离”出来，那么，国内的许多批评同样也是不加区分的，开骂时就把整个群体全黑了——有时这里面又难免夹杂着误会，哪怕像我只是想分析问题，可别人却觉得我把整个北方都黑了。

不管怎样，这种情绪是不容忽视的。对很多人来说，重要的恐怕也不是什么逻辑，而是他们自己切身的感受。特别是当他们在事实层面上做出牺牲之后，又看到外人的批评，可能尤其不是滋味，因为自己的牺牲似乎没有得到应得的价值认可。

身处疫情中心却又没有感染上的健康人，会特别渴望疫情得到控制，这事关自身的安全和生活工作正常化，某种程度上他们愿意付出代价和做一定的牺牲，这意味着让渡权利来获得安全。从大局来看，这种服从和配合，他们会觉得都是必要的，但他们可能意识不到落到实践的层面，会有多么离谱的事发生。

我一位武汉朋友说，她一年前也曾为武汉的一些做法辩解，觉得当地官员也做了一定工作，而且新冠这个疾病未知因素很多，就很多事情还不能下判断，难说他们的做法就必定错了。所以一看到当下很多对本地做法辩护的说辞，那种感觉就马上又重新回来了。她说：

我印象很深的，那时我和你谈到外地用身份证号来作为分类危险等级，我最初是同意的，在当时混乱、紧张、对新冠缺乏了解，医疗资源又紧张的情况下，先从身份证号下手，做一个粗略的筛选。我记得当时你是反对的。事后，湖北武汉身份证号的人遭遇的事情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期。当你让渡这个权利的时候，你可能真的不知道最终你知情同意的是什么，事态的发展，也许和你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这事我印象很深刻，痛在自己身上不可能忘记。

我同意她所说的，也不可能比她说得更好，原因之一是缺乏她在封城三个月期间的切肤之痛。亲身经历对个体而言绝对是无可替代的，但这也正是批评和反思的意义所在：为了审视我们自己的处境，最终通向心灵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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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