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塞斯的人生：道德勇气和奥地利经济学派
道德勇气和奥地利经济学派文丨 小卢埃林 · 罗克韦尔；译：禅心云起来源：2009年在乔治梅森大学经济俱乐部的演讲
当经济危机袭来时，大多数权威专家和知识分子都没预料到它的降临。原因何在？因为他们从来没有领悟到巴斯夏想要传授给我们的教训：我们如果要想看清完整的经济现实，就必须透过表象看到人类行为中看不见的方方面面。仅仅停留浅层、不明底蕴，盯着图表中点位的上下运动，心情随着大势起落不定，或喜或悲，都是远远不够的。这是一名经济统计学家的虚无主义，也就是说，他不采用任何理论，没有因果关系的概念，也就不了解人类历史的动态。
只要经济持续增长，人人都认为经济体系是健康的。20年代末也是如此。事实上，在整部人类史上都是如此。今天也大同小异。股市在上涨，这无疑是经济健康的标志。但人们应该反思这样一个事实：2007年全球表现最好的股票市场当属津巴布韦，而如今这个国家处于一场引人注目的经济崩溃当中。
由于这种只看表面而不顾及根本现实的倾向，商业周期理论在整个经济史上一直是许多混淆的根源。要理解这一理论，就需要超越数据，深入到生产结构的核心及其整体的健康状况。这需要对资本与利率、货币与投资、真实与虚假储蓄之间关系，以及中央银行及其编织的假象对经济的影响进行抽象的思考。你不能通过观看电视屏幕底部滚动的数字来获得这些信息。
然后，当危机袭来时，每次都是完全出乎意料的，经济学家发现自己扮演的角色是针对问题拟定计划来做些什么。这时，凯恩斯主义的一种原始形式开始运转。政府有多少钱就花多少钱，没有多少钱就印多少钱。失业者也可领取报酬。有许多让濒临倒闭的产业得以维持的决窍。一般来讲，这种方法就是激发公众将现实拒之门外。
▍是什么让米塞斯与众不同？
奥地利学派提出了一种不同的方法，一种考虑到经济繁荣时期潜在现实的方法。他们在泡沫破灭之前，就将人们的注意力引向泡沫的存在，一旦泡沫消失，奥派学者认为，再吹一个泡沫，或者说，维持不经济的生产和计划，都是没有好处的。
在20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奥派学者发现他们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解释这一问题，但这是实证主义时代的开始——实证主义方法假定表面所见才真正重要——要他们提出有说服力的观点是颇有难度的。他们就像试图在巫医大会上致辞的信仰疗法者。
今天也是如此。奥派对经济萧条的解释，需要从不止一个层面思考才能得出真相，而如今的经济学家更倾向于寻找明显解释乃至更显而易见的解决方案，即使这解释或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这使奥派在不管什么时代环境下的智识文化中处于一个有趣的位置。他们必须格格不入。他们必须说别人不想听的话。他们必须情愿在社会和政治上不受欢迎。我想到了本杰明·安德森（Benjamin Anderson）、加雷·加勒特（Garet Garrett）、亨利·黑兹利特（Henry Hazlitt），还有欧洲大陆上的L·艾伯特·哈恩（L. Albert Hahn），哈耶克（F.A. Hayek），最重要的是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他们放弃了事业和名声，坚持真理，说出了必须说的话。
后来，当哈耶克在一群经济学研习者面前演讲时，对经济学家不得不做出道德选择的这个问题敞开心扉。他说，对于一位经济学家来说，追逐名利、与政治机构勾结，都是非常危险的，原因不外乎是：据他的经验，一位优秀经济学家最重要的特征就是敢于说出不受人欢迎的话。如果你把自己的地位和特权看得比真理还重要，你就会说人们想听的话，而不是必须说的话。
勇于说出不受欢迎的话，是米塞斯一生的标志。如今，他举世闻名。他获得的赞颂不绝于耳。他的作品一直畅销不滞。他是为人类自由服务的科学学说的旗手。尤其是在吉多·许尔斯曼（Guido Hülsmann）的《米塞斯大传》出版之后，人们对他的坚毅勇气和高尚品格越来越不吝赞赏。
但我们必须记住，事情不总是这样，也不一定非如此不可。有那么多人之所以认可这种不朽，是因为米塞斯在其一生中做出了一次次独立的道德选择。从1925年至1960年代末期——他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倘若你要了解关于这个人的情况，不管问谁，答案都会是，他过气、守旧，拘泥教条，永不妥协，不愿合群，执着于老观念，他是自己最大的敌人。他被称作“自由主义最后的骑士”，这让人们联想起的是唐吉诃德。当耶鲁大学就是否应该出版《人的行动》征求意见时，大多数人回答说，这本书不该问世，因为它老早以前就过时了。多亏了弗里茨·马克卢普（Fritz Machlup）和亨利·黑兹利特的介入，耶鲁大学才不辞辛苦地去出版这本书。
终其一生，米塞斯都无所畏惧。他在道德上做出了不向流俗妥协的选择。
▍平行的人生，不同的选择：
米塞斯和汉斯·迈尔
在进一步讨论这一选择之前，我想谈谈另一位与米塞斯同时代的经济学家。他的名字叫汉斯·迈尔（Hans Mayer）。迈尔生于1879年，比米塞斯早了两年，逝于1955年。
米塞斯在维也纳大学得不到带薪职位，从而在商会工作，而迈尔是这所大学的三位（政治经济学）正教授之一，另外两位是社会主义者奥斯玛·斯潘（Othmar Spann）和伯爵德根菲尔德-申伯格（Count Degenfeld-Schonburg）。
关于斯潘，米塞斯写道：“他不教经济学。相反，他鼓吹国家社会主义。”关于伯爵，米塞斯写道，他“对经济学问题不甚了解”。
迈尔才是真正可怕的人。但他并不是一位有独创性的思想家。米塞斯写道，他的“讲座糟透了，他的研讨会也好不到哪里去。”迈尔只写过几篇文章。然而，他的主要关注点与理论无关，也与思想无关。他把注意力集中在系内和专业内的学术权力上。
当今学界以外的人可能不理解这意味着什么。但在学术界，人们对此了如指掌。每个系都有人把大把精力放在最琐屑的职业晋升上。这有什么要紧的呢？没有。但正如我们所知，风险越小，收益越大，斗争就越激烈。
这些奖励包括更高级的头衔、更优渥的薪水、获得尽可能合适的教学时间、减少教学负担（理想情况下为零）和办公时间、拔擢自己最偏袒的人、获得一间更宽阔的办公室和一把更舒适的椅子、认识这个行当中的贵人，最重要的是，对其他人颐指气使：能够减少敌人的影响力，增加朋友的影响力，从而使人们成为你一生的仆从和祈求者。
对于国家来说，还有更多有奖励：接触政客，在校外参加由你担任法案起草或法律程序专家的活计，在国会作证，被主流媒体邀请去对国家事务发表评论，诸如此类。重点不是推进思想，而是在职业生涯当中出人头地。
局外人以为大学生活全都是关于思想。但局内人知道，发生在各院系内部的真正斗争与理念或原则没有多大关系。完全基于鸡毛蒜皮的小事，人们就可以结成奇怪的联盟。职业抱负提供动力而非原则。每个院系都有成就非凡的人，但他们的成就与科学无关，与传授真理无关，也与身为一名真正学者对使命的追求无关。
几个世纪以来，学术界一直是这种情况，但现在可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堕落。这些追求往往在今生得到很好的回报，而那些为了真理而谢绝这些追求的人则被排挤到了一旁，被永久地贬于低人一头的地位。这些只是生活中的一些事实。这就是哈耶克所暗示的。米塞斯的一生完美地诠释了这一点。
让我们回到迈尔教授。迈尔的主要精力都花在了与对手奥斯玛·斯潘争权夺利的公开战争上。这几乎耗尽了他的全部精力。他认为要想出人头地，就得把斯潘牵制住。在每一个可能的场合，迈尔都用尽各种方式诋毁斯潘，这是一场白刃战。请注意，在任何实质性的政策问题上，迈尔和斯潘都没有多大分歧。这一切都是关于地位和权力。
这时，迈尔把他针对斯潘的强烈憎恶和阴谋没用完的精力，都用于巩固自己在维也纳大学的权势。作为之前权力掮客维塞尔（Friedrich von Wieser）的公认继任者，这对他来说，这一切都是良好的开局。迈尔把自己塑造成维塞尔最顺从的学生。他得到的回报是，维塞尔任命他为继任者，不仅绕过了米塞斯，也绕过了非凡的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
然后迈尔开始了他的得寸进尺。他发号施令。当然，米塞斯本人也在他的敌人名单上。迈尔对于否决米塞斯的全职教学职位和薪水负有部分责任。但这对他来说还不够。他在考试中对米塞斯的学生非常严苛。出于这个原因，米塞斯甚至建议他的研讨会参与者不要正式注册，哪怕只是为了防止他们受到迈尔的伤害。迈尔还致力于让系里的任何学生都几乎不可能在米塞斯指导下撰写论文。政治是邪恶和无情的。
米塞斯的态度是什么呢？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我不能被这一切所困扰。”他只是继续做他的工作。人们可以很容易地想象出这个时期的场景。米塞斯正在他的办公室里写作和阅读，试图推敲和完善商业周期理论，或者反思经济学方法论的问题。一个学生会走进来，告诉他迈尔最近的滑稽戏。米塞斯会从百忙中抬起头，恼怒地叹息，告诉学生不要担心，然后继续他的工作。他拒绝被引诱。
米塞斯学术圈子内的学者被这些正在发生的事情所惊呆了，但对此尽量不予理睬。他们甚至创作了一首歌曲，以维也纳传统旋律为背景，名为“米塞斯-迈尔辩论”。这首歌表现出了两位经济学家在辩论中相互忽略，缺乏任何共同的价值观。
米塞斯学术圈子一度发展成了一个与大学联系的、完全成熟的经济学会。米塞斯只能担任副主席，迈尔当然会担任主席，因为就维也纳的经济学而言，他是宇宙的主宰。他从来不错过任何一个机会来强调他是谁，他能做什么。
米塞斯在副主席的位置没有待上多长时间。纳粹主义在奥地利的影响力与日俱增的时候到了。作为一个旧式自由主义者和犹太人，米塞斯知道时间不在他这一边。米塞斯察觉到自己连人身安全都可能不保时，就接受了日内瓦的一个新职位，并于1934年迁往新居。这个学会会员数量减少，其他方面也陷入了困境。
1938年，奥地利被德意志第三帝国吞并。迈尔可以选择他将要做些什么。他本可以坚持原则。但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这意味着为了更大的善而牺牲自己的利益，这是迈尔从未做过的事情。恰恰相反，他的整个学术生涯所围绕的，除了他本人，还是他本人。
因此，他给经济学会的所有会员写信，特此告知，所有非雅利安人都要被开除会籍，这封信使他永远蒙羞。这当然意味着，犹太人不被允许保留他们的会员资格。他引用了“德国和奥地利的情况发生了变化，且鉴于相关法律现在也适用于这个国家。”
所以你可以看到，迈尔对下属的所有权力都被政权的更大权力所压倒了，而他对政权的谄媚始终不渝。在纳粹之前他就无往不利。在纳粹接管政权期间，他照样得心应手。他帮助纳粹从他的系中清除犹太人和自由主义者。请注意，迈尔本人并不是狂热的反犹分子。他的决定是追逐名利、背弃真理和原则的一系列单独选择的结果。这一度似乎是无害的。然后，关键时刻到来了，他在大规模杀死思想和屠杀那些拥有这些思想的人当中发挥了作用。
也许迈尔认为他做出了正确选择。毕竟，他维持着自己的特权和津贴。战争结束后，当共产主义者来接管这个系时，他也仍能得志。无论身处何种环境，他都做了一个学者所能做的一切来左右逢源，并获得了一个学者能够获得的所有殊荣。
但想想所有这些权力和荣耀的讽刺意味。总的来说，在欧洲大陆经济学的大背景下，奥派学者并没有得到整个经济学界的高度重视。自世纪之交以来，德国历史学派披上了科学的外衣。他们反对古典理论的经验主义倾向和立场，几十年来，与社会科学中实证主义的兴起很好地融合在了一起。
别忘了，“奥地利学派”一词不是由奥派学者而是由德国历史学派创造的，这个词就是用来贬低奥派，暗示奥派陷入了经院哲学和中世纪的演绎法，不是真正的科学。所以，当我们的朋友迈尔认为他是宇宙的主人时，他其实不过是小池塘里的一条小鱼。
他只是玩了个游戏，仅此而已。他以为自己赢了，但历史给出了不同的判断。
他死于1955年。然后呢？公义终于到来了。他立刻被遗忘了。在他生前所有的学生中，在他死后都沉寂了。没有迈尔主义者。哈耶克在一篇文章中对这一惊人态势进行了反思。他本来对维塞尔-迈尔学派寄予厚望，对米塞斯分支的成果不抱太大期望。他写道，相反的情况发生了。迈尔手握的机制似乎很有前途，但彻底出了故障，而米塞斯根本无权无势，却成为了全球思想巨人的领袖。
如果我们看看马克·布劳格（Mark Blaug）厚达1300页的《谁是经济学界的名人》，里面有门格尔、哈耶克、庞巴维克的条目，当然还有米塞斯。对应的条目称米塞斯为“20世纪奥地利学派的领军人物”，并称赞他在方法论、价格理论、商业周期理论、货币理论、社会主义理论和干涉主义等方面做出了贡献。没有提到他一生中付出的代价，没有提到他勇敢的道德选择，更没有提到他抢在政权下手前从一国迁到另一国的严酷现实。米塞斯最终只是因为他的学术成就而广为人知，即使他本人在一生中也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你猜怎么着？这本书里根本没有任何关于汉斯·迈尔的条目。这并不是因为他失去了权势地位，也不是因为他变得臭名昭著或者遭到解雇，也不是因为他被贬低为一个拥有巨大权力的三流思想家。他既没有被称为里通纳粹者，也没有被称为赤色分子的合作者。不好意思。他甚至都没有被提到。就好像他从未存在过一样。迈尔的遗产在死后迅速消失，仅仅几年之后就被人完全遗忘了。
今天对迈尔来说太不幸了，甚至于维基百科上都没有他的词条。事实上，这次演讲对迈尔及其遗产给予了50年来最多的关注。可你也许等不到别人再提起他了。
迈尔的剧情结束了。但米塞斯的才刚刚开始。1934年，他前往日内瓦，接受了大幅减薪。他的未婚妻跟随着他，两人结婚了，但就在此前，米塞斯警告未婚妻，虽然他会写很多关于货币的文章，但他永远不会很有钱。
他离开了心爱的维也纳，目睹了世界文明的崩溃，在日内瓦一待就是六年。纳粹党人洗劫了他在维也纳的旧公寓，窃走了他的书籍和文件。他过着游牧式的生活，不确定自己的下一个职位在哪里。这就是他在人生黄金时期生活的方式：他年过五旬，近乎无家可归。
但是，就像他在维也纳面对迈尔给他制造的麻烦的那些年份里，米塞斯并没有从他的重要工作当中分心。六年来，他一直在研究和写作，取得的成果就是一本名为《国民经济学》（德文：Nationalökonomie）的经济学巨著。1940年，他完成了这本书，并以小字印刷的形式出版了。但在1940年，人们对于一本用德语写成的自由经济学书籍的需求能有多强烈呢？这本书注定成不了畅销书。他在写这本书时肯定也知道这点。但他还是完成了这部作品。
就在那一年，米塞斯并没有参加签名售书会和庆祝活动，而是要面对另一起人生变故。他从日内瓦的赞助者那里得到消息，说这下遇到了大麻烦。有太多犹太人到瑞士来避难。他得知自己也需要再找一个新家。美国是新的避风港。
他开始写信申请在美国的职位，但想想这意味着什么。他说德语。他虽有一定英文阅读能力，但还需要娴熟到能够用英语授课。他丢失了笔记、文件和书籍。他身无分文。他在美国不认识任何有权势的人。
美国也存在严重的意识形态问题。这个国家完全被凯恩斯主义迷惑住了。同行已经转向。在美国几乎没有自由市场经济学家，也没有学者赞成米塞斯的事业。他有一些求职的信息，但都只是承诺，没有商议工资或任何形式的保障。他最后不得不在没有任何保障的情况下离开瑞士。这时他快60岁了。
▍平行的人生，相同的选择：
米塞斯和亨利·黑兹利特
但在美国，米塞斯确实在学术界之外有一个重要拥护者。他的名字叫亨利·黑兹利特。我也来回顾一下黑兹利特的个人史。他起初是一名金融记者和纽约各报刊的书评编辑。他作为一位文学人物是鼎鼎有名的，他在新政以前被《国家》杂志聘为文学编辑。当时他的自由市场观点对他而言并不构成什么特殊的问题。但在大萧条之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不得不做出抉择：要么坚持自由市场理论，要么接受罗斯福的工业计划国。
这时的《国家》杂志转向支持新政。对于这个长期拥护自由、谴责工业国家统制论的自由主义舆论机构来说，这是一个重大的逆转。新政完全是将法西斯主义的经济体系强加于人，但《国家》杂志为美国左翼开了一个先例，这种意识形态倾向从那时起就一直沿袭下来：所有原则无论如何最终要屈服于反资本主义的压倒性命令。
黑兹利特拒绝同意这种转变。他和同事们起了争执。他指出《国家工业复兴法》的种种谬误。他想要耐心向他们解释新政的荒谬之处。他不肯屈服。结果他被解雇了。
H.L.门肯看到了黑兹利特工作的非凡意义，将他聘为自己在《美国信使》（American Mercury）的继任者，然后移交了全部控制权。遗憾的是，这一次也没有成功，因为这本出版物的所有者不喜欢黑兹利特的犹太身份或自由市场倾向，再次让他卷铺盖走人。
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领域，身处不同的国家，米塞斯和黑兹利特似乎过着平行的生活。然而，在人生的每一个十字路口，他们都选择了原则的道路。他们选择了自由，即使这是以牺牲自己的银行账户为代价的，即使他们的选择带来了职业生涯的一落千丈，在同事眼中等于放弃了成功的希望。
黑兹利特转战到了《纽约时报》，那时这份报纸还没有今天这样的声望，无论如何都配不上他。他利用自己的职位来评论米塞斯的书籍，比如《社会主义》。这吸引了一小部分美国商人的注意力，比如劳伦斯·费尔蒂格（Lawrence Fertig），他后来和黑兹利特一样，成了米塞斯研究院极其大方的捐赠者。费尔蒂格和他的朋友们，知道米塞斯抵达美国，都感到非常兴奋。他们看够了罗斯福和凯恩斯主义对自由市场理念的毁灭性打击。他们设立了一份基金，为米塞斯在纽约大学提供一个职位，在那里他可以教学和写作。米塞斯一直是这所大学的客座教授，但大学并没有给他支薪，而是通过私人捐赠。
你看到这一切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吗？黑兹利特走的是道德之路、勇气之路、牺牲之路和原则之路。正因为如此，走上了类似道路的米塞斯才能在美国找到安全的避风港。这不是米塞斯应得的地位。他所受礼遇远不如凯恩斯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但这确实意义非凡。这是一笔维持生计的收入。这是一个教书和写作的机会。他可以自由地说他想说的话。这就是他所需要的一切。
所以我们看到，这两个有原则的人，生活在不同世界里，最终被吸引到了一起，因为他们都赏识同一种人格类型：无论什么境遇都只愿做正确事情的人。两人本来都可以走上另一条路。米塞斯本可以和迈尔一样享有生前的名望和权势，但在这个过程中，他就惟有舍弃自己思想的不朽。黑兹利特本可以成为一名坐拥主流媒体、高高在上的作家，但要如此，他就必须抛却对骨气的坚守。
他们一起努力，终于挺过了难关。
耶鲁大学出版社的负责人尤金·戴维森（Eugene Davidson），是通过黑兹利特作品被米塞斯所吸引的人之一，他从1940年开始就联系米塞斯，希望给米塞斯的巨著出英文版。这本书已经花了米塞斯六年时间，然后就好似销声匿迹了。现在戴维森要他将这本书译成英文。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但他原则上同意了。于是，耶鲁大学开始寻找同行评审来给如此巨大的出版风险认证。耶鲁大学首先向米塞斯的老同事求助，他们作为评审人和他们在职业生涯的其他方面一样令人失望。他们回信说，没必要出版这本书。米塞斯的思想陈旧、观点过时，被凯恩斯理论所取代了。但耶鲁坚持了下来。黑兹利特最终成功召集了一群人来支持这本书的翻译，米塞斯又开始工作了。
▍作为奥派经济学家，意味着什么？
我们都知道在电脑上丢失了一份文件而不得不重建所带来的挫折感。想象一下，这就好像米塞斯丢失了一本1000页的书，遗落在了至暗时刻的历史角落，然后被要求用另一种语言重新创作，这对他来说，是一种什么感觉。
但他并不气馁。他开始工作，成果要在整整九年后才出来。这本书叫做《人的行动》。按学术标准，这是一本畅销书，60年后依然风靡全球。
即便如此，米塞斯的职位仍然是不带薪的、非正式的。他的周围聚集了参加他研讨班的学生们，尽管其他的教授警告学生不要上他的课程或参加他的研讨会。这些教授力劝学生不要和米塞斯有太多的来往。系主任也分享着教授们的敌意。对于曾在维也纳大学经历过“战争”的米塞斯来说，这只是小菜一碟，根本不值得关注。
慢慢地，他的名声传播开来，但我们需要谨记，当时他在美国的名气，即使处于巅峰时期，与今天相比也是微不足道的。事实上，米塞斯死于通常被认为是奥派复兴的前一年。奥派复兴那一年要追溯到哈耶克获得诺贝尔奖的1974年，这一奖项完全出乎意料，他不得不与一位社会主义者分享，这让那些对米塞斯或哈耶克思想毫无兴趣的业界人士感到震惊。在他们看来，这两位早已经是过气的恐龙。
哈耶克的获奖感言读起来是很有意思的。这篇感言反映出他虽然敬重自己愿与之建立更紧密联系的职业，但对于这个学术界并不怎么引以为豪。事实上，恰恰相反。他表示，世界上最危险者是一名自负的知识分子，他缺乏必要的谦卑来认识到社会不需要主宰，也不能自上而下地进行计划。一个缺乏谦卑的智识分子可能成为一个暴君，也可能成为摧毁文明本身的帮凶。
对于一位诺贝尔奖得主来说，这是一次令人惊叹的演讲，是对于一个世纪以来的知识和社会潮流的含蓄谴责，也是对于毕生坚守原则、不曲意逢迎那个时代学术潮流的米塞斯的真正致敬。
穆瑞·罗斯巴德（Murray N. Rothbard）的一生也能够以类似的故事讲述：他本可以成为常春藤盟校院系里的一颗明星，但他却决定在经济科学领域追随米塞斯的脚步。他在布鲁克林一所小学院里教了很多年书，拿着很微薄的工资。但与米塞斯一样，罗斯巴德生活中的这一部分基本上被人遗忘了。他们死后，人们已经忘记了他们在生活中面临的所有考验和困难。那么他们从自己的全部坚守中获得了什么呢？他们为自己的思想赢得了不朽的荣光。
这些思想是什么？他们说，自由是正确的，政府是不起作用的，它是世界上最大的邪恶之源。他们用大量不懈的努力来证明这些命题。他们把这些真理写在学术论文和科普文章里。历史一次又一次地为他们背书。
我们正在经历另一个经济计划时期，我们看到两派经济学家意见不一。绝大多数人说的是政府想让他们说的话。过于偏离当前盛行的权力意识形态危险太大，超出了大多数人所愿意承担的风险。一小部分人，也就是警告泡沫的那群人，再次警告说，刺激计划是一场骗局。他们这样说时，是逆势而行的。
在这一点上，我同意哈耶克的观点。作为一名正直的经济学家，意味着必须说一些人们不想听的话，尤其是说一些政府不想听的话。成为一名优秀的经济学家，需要的不仅仅是技术性的知识，还需要道德勇气，而这种勇气如今比经济逻辑更为匮乏。
就好像米塞斯需要费尔蒂格和黑兹利特一样，具有道德勇气的经济学家需要支持者和机构来给他们充当后盾，让他们能够发出自己的声音。就让我们所有人都来分担这一义务吧。正如米塞斯所说，对抗坏主意的唯一方法就是采用好主意。最终，如果人类文明正在走向彻底毁灭，没有人是安全的。
▍延伸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