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价历史人物时,我们最常用的一个词就是“盖棺定论”。然而,几千年来的事实一直都是“盖了棺,却永远定不了论”。同一个历史人物,他做过的事,讲过的话,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视角下,其“定论”,常有天壤之别。然而,凡事总有例外,比如鲁迅,一个多世纪的峥嵘巨变,鲁迅思想中的锋芒,至今丝毫没有消散。对他的“盖棺定论”尽管屡受干扰,但无论他的敌人还是战友,甚至于利用他的人都不得不承认——中国的问题鲁迅看得最准,鲁迅关注的,不只是他生活的那个年代的具体问题,而是让他绝望的一种文化、一种文明如何突围。这种绝无仅有的“鲁迅现象”,从他身故到他“全集”出版的一系列事中,便可见一斑。“寂寞时读它,我就不寂寞了;情绪恶劣时读它,我就神清气爽了;糊涂时读它,我就知道自己是谁了;思想阻塞时读它,我就豁然开朗了。那时,《鲁迅全集》是我们的精神食粮。”1938年夏,上海法租界巨籁达路二号,一幢三层楼房的客堂间非常活跃,熟悉的不熟悉的人听到消息,纷纷涌来,沦陷区的读者们欣喜而吃惊:“八块钱,这样的二十大本!”《鲁迅全集》当年的出版,非常不易,它从组织、整理、编辑、校对,到出版、发行,凝聚了无数人的心血,此正如姚松柳先生所说,这是中国第一部鲁迅著作全集,中国出版史上一部规模恢宏、装帧考究的稀世珍本,只可惜当年那些人物都已不在,这部全集编辑出版过程中的许多不为人知的珍贵史实,恐怕都已成谜。《鲁迅全集》的出版,实际上是在鲁迅先生去世之后,就呼声一片的,只是因为他的文章有很多“不合时宜”,所以当时的出版社就根本不敢接手。胡适与鲁迅的关系,一般人都认为非常不好,这其实是一种偏见。许广平能去找胡适帮忙,这本身就已很能说明问题,而胡适当时恰恰也有特殊表现。苏雪林,作为民国的才女,在文学上、学术上都有骄人的成就,她也是一位爱国人士,但是她在对待鲁迅上,却显得很令人诧异。鲁迅生前,苏雪林是赞不绝口的,她不但曾对鲁迅执以弟子之礼,还曾说,鲁迅仅仅靠两本《呐喊》与《彷徨》,就“已经使他在将来的中国文学史上占到永久的地位了”,鲁迅作为“中国最早、最成功的乡土文艺家,能与世界名著分庭抗礼”。但是鲁迅死后,她忽而摇身一变,就开始了“半生反鲁”,像“偏狭阴险,多疑善妒”,“声色内荏,无廉无耻”,“兴风作浪”,“含血喷人”,“祸国殃民”这类话语,扔得就如爆豆一般。甚至于“玷辱士林之衣冠败类,二十四史儒林传所无之奸恶小人”,这样的话,都说了出来,鲁迅的杂文干脆就“一无足取”。苏雪林对鲁迅态度的变化,这是民国文化史上的一段公案,到现在也难以完全理清,这里不论。我要说的是,苏雪林在鲁迅去世,开始反鲁之际,大概为援引同道,曾给胡适去过一封信,骂鲁迅是“刻毒残酷的刀笔吏,阴险无比、人格卑劣又无比的小人。”却不料鲁迅的论敌,胡适先生倒立刻予以毫不留情的批驳,做了鲁迅的维护者。他说:“凡论一个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早年的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研究,皆是上等工作。”非黑即白,只见他人黑,不见他人白,这实在也是现在网络上常见的情形。胸襟见识到底与众不同的胡适,晚年据说还曾说过,鲁迅是我们的人,只是他的话,苏雪林并没有听进去。胡适当年接到许广平的信之后,是曾积极活动过的,负责商务印书馆的王云五,就是因他的接洽,决定接下这个重任的。只不过,这还只是其中一关,《鲁迅全集》的出版,还需要获得国民政府恩准。多条线的接洽,其实是同时进行,当时负其总责的,是鲁迅纪念委员会,而这个委员会的主席、副主席,却是蔡元培和宋庆龄。蔡元培、宋庆龄在民国的地位与影响力这是不须多说的,蔡元培对鲁迅更曾有特别的,持续的眷顾。他作为中国最著名的学者、教育家,资格既老,威望又高,还曾在民国政府数次担任要职,多年来力挺鲁迅,真是不遗余力。鲁迅最初在教育部的工作是他给的,他就是在鲁迅后来蛰居上海,专门为文的时候,都曾“以权谋私”,一连四年,月月用大学院、中央研究院“特约撰稿员”的名义,给鲁迅送去三百银元。鲁迅这份干薪,却是到1932年才以鲁迅“绝无成绩”(啥事没干,还捣蛋)取消的,这当然并非蔡元培的意愿,所以他此时为鲁迅做点什么,就更会觉得义不容辞。鲁迅纪念委员会当年由主席蔡元培,副主席宋庆龄署名的启事,曾把鲁迅称为一代文宗,他们说,出版鲁迅全集的意义,在于“扩大鲁迅精神的影响,以唤醒国魂,砥砺士气”,他们的出面,和他们这些话,都曾得到广泛支持,使国民政府颇感棘手。民国那时的文网,基本掌握在浙江人手中,这些浙江人中,既曾有鲁迅的许多论敌,及呈请通缉鲁迅的许绍棣、叶溯中之流,却也有胸怀博大、品行高洁的蔡元培、陈布雷、邵力子一类,后者都在其中发挥了巨大作用。陈布雷是民国新闻界翘楚,蒋介石的文胆,国民政府宣传工作的主持者和决策者,他之所以甘为蒋介石做嫁衣,无非为报答知遇,但他到底是一个有秉守,有原则的人。邵力子作为民国著名的政治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老同盟会员,虽几经周折,侧身权门,贵为宣传部长,但他开明、民主,仍旧是一介清流。所以一再“希望政府‘仰舆就情’”,并看重乡谊,对鲁迅充满敬意的他们,在当时就都对《鲁迅全集》的出版,态度积极。有人找到陈布雷,陈布雷立刻去找了邵力子,邵力子当即批示:“对此一代文豪,决不能有丝毫摧残。”于是《鲁迅全集》的审核,就在他们的干预下一路绿灯,迅速通过。当此后鲁迅逝世八周年之际,战时首都重庆举行纪念活动,郑介民要以“鲁迅曾受日本浪人内山完造之津贴”发布新闻,予以破坏时,出来阻拦的也是陈布雷。“这样的消息不宜由中央社发布”,陈布雷的话虽然说得很婉转,但郑介民也只好作罢,事后唐纵在日记里说道:“布雷先生是一极端慎重之人,所见亦远!”显而易见,他们都是反对捕风捉影,因政见不择手段,去恶意伤害这样一位逝去的文化领袖的。早年即曾在新闻界混过的陈布雷,对于言论自由、鲁迅的难得,恐怕更有体会。陈布雷支持,宣传部放行,蔡元培、宋庆龄负责,这些都让《鲁迅全集》的出版干扰烟消云散,然而这之后因为战火连绵,上海沦陷,商业停顿,商务印书馆最终却并没有把这事做成。▲商务印书馆内挂着“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的条幅
《鲁迅全集》的出版意义重大,寄予了无数人的希望,它到抗战时期就更加意义重大,代表了一种文化抢救,精神传播,抗战号召,所以这件事,聚集在上海的那些文化人,是决不肯放弃的,他们随后就征得王云五同意,自己做了起来。当然,那时候国民政府的影响力在上海依旧存在,如果不是陈布雷、邵力子、蔡元培、宋庆龄等人的作用在持续发挥,仅仅王云五同意他们先行出版,那肯定还是会阻力重重的。主体仍是鲁迅纪念委员会,他们为此又成立了一个编辑委员会,还是蔡元培等人挂帅,但具体负责的,却是进步文艺团体“复社”,和一些志愿者,他们把这当成了纪念鲁迅,弘扬鲁迅,抗战救国救民的一个大任务。这其中包括张宗麟、胡愈之、许广平、许寿裳、王任叔、黄幼雄、胡仲持、周建人、郑振铎、吴耀宗、陈鹤琴、沈体兰、孙瑞璜、冯仲足、唐弢,等等等等。没有钱,复社成员自己捐献、筹集,他们也曾采用交钱预定的方式。没想到,交款者众,初版很快就被定空。甚至于华南因为有茅盾、巴金等号召,汉口因为有邵力子、沈钧儒等传播,美国因为有陶行知等推动,南洋因为有王纪元等发力,各处都极其踊跃,供不应求。所有的人都为这事开足了马力,因为当时环境险恶,工厂关门,各大书店内撤,就连租界里的很多老报馆都已经停刊,所以这件事的完成也靠了技术工人们的奉献。在那些文化人的热情感染下,他们不但没有为工资计较,也态度认真,工作忘我。有人甚至为此放弃了回乡省亲的机会,有人会因为发现一个五字号的边角略淡,就立刻停机填版。还有一个伙计自动从店里拿来了超过原定质量规格的材料来用,宁愿让老板贴点钱。各个环节齐心协力、密切合作之下,这套质量上乘,多达600多万字,三个版本的《鲁迅全集》,竟用了不到四个月,就全部出齐了,出版之后,分送预定用户完毕,最终竟只剩下几十本。杜月笙在其中也出了大力。他曾买了许多《鲁迅全集》,烫上“杜月笙赠”四个大字,分送到各大图书馆。后面他对复社出版的《西行漫记》,也曾如此。《鲁迅全集》出版发行的各个环节都非易事,因为鲁迅著作有许多绝版、散佚的缘故,集稿也是其中一大难处。《月界旅行》,是从杨霁云先生那里借来,《地底旅行》开头二章,也是他从《浙江潮》第十期中抄录寄来,剩下的则是阿英闻讯,从藏书中找到补齐的。《艺术论》两种、《现代新兴文艺的诸问题》、《文艺与批评》、《文艺政策》等,则都是周文、胡愈之费力搜集而来。《会稽郡故书杂集》手写本,原存在周作人那里,是由魏建功出面借来,再由茅盾专门派人辗转送到的。谢澹如早就曾将鲁迅翻译佚文,分类抄成目录,还在集稿时,寄来了《前哨》、《萌芽》、《十字街头》、《在沙漠上》、《奇剑及其他》、《朝花周刊》等书。只是由他的目录来看,鲁迅译文仍旧缺失不少。此外,柳亚子、徐川、唐弢、席涤尘、周建人、郑振铎等,都曾有过此类贡献,很多人还因为孤本、鲁迅手写本太过珍贵,为抄录付出不少。这其中包括王贤桢、单亚庐、周玉兰、吴观周、王光青等人。标点是国学大家郑振铎、吴文祺、冯都良等人,编辑以郑振铎、王任叔为主,校对是朱础成、林珏、周玉兰、唐弢、柯灵、吴观周、许广平等等,这套书几乎每一环都有当时著名的学者、作家参与,实际都算自愿,不计外围,就多达近百人,这绝对是文学史上的一大奇观。非常惋惜的是,这套38年版的精品《鲁迅全集》,除了几本馆藏及个人收藏之外,已经几乎绝迹。纪念本毛留下了一套,上海鲁迅纪念馆有一套,鲁迅博物院有一套。这再加上周恩来当初送给西哈努克亲王,和周海婴在胡风家中见到的一套,许广平留存的那二套,大概就是目前已知的存在。“天下文章一石,子建独得八斗。”这样的赞誉如果加到鲁迅先生头上,肯定会有人反对,但是“辩时俗之得失”,笔下无空文,字字带血,业绩不灭,墨香久远的评语,鲁迅却是绝对当得的。
近些年鲁迅的很多作品被移出了语文课本,然而,稍微了解鲁迅价值的朋友们都知道,鲁迅作品中的人物——无论是异乎常人的狂人、穷困酸腐的孔乙己、被岁月躺平的闰土,苍白婚姻里的四铭,愚昧麻木的华老栓、还是屡屡落弟的陈士成,偏执悲怨的祥林嫂,还有谁都不配姓赵的赵太爷,他们在中国社会不是消失了,而是越来越多了。
鲁迅的作品,不是过时了,而是太超前了。丘吉尔说,我宁可失去一个印度,也不愿意失去一个莎士比亚。鲁迅之于中国,应该不亚于莎士比亚之于英国。
38年版《鲁迅全集》,是中国的第一部鲁迅全集,更是鲁迅作品出版史上最有纪念意义的一套真正的“全本”。一套书的版本之所以值得永久收藏,往往取决于两点,一是其历史深度——出版年代、出版的过程,二是书本身是否具有不可替代的特殊性,从而可供后人研读、品鉴与收藏。
但遗憾的是,38年版的《鲁迅全集》,除了几本馆藏及个人收藏之外,已经几乎绝迹。此次,上海图书馆怀着敬畏之心,以馆藏孤品1938年版《鲁迅全集》为底本,精心复刻了此书。
为此,新少数派联合先知书店诚意推荐这套专门为弥补“收藏空缺”而生的“特别纪念版”《鲁迅全集》(1938年原版竖排影印版),收藏本书至少有三大理由:
◎对1938版《鲁迅全集》的完美复刻
好的版本更需要好的出版人用心复刻,这版《鲁迅全集》,从全书工艺设计、内容收录、到编排体例,均是对1938年原版100%的还原,完整呈现初版本《鲁迅全集》的原貌,并对原版进行了修图,用八十克双胶纸印刷,使观感和手感都更加舒适。放在书架上尽显审美与品味。
◎专属设计藏书票
藏书票设计大家邵黎阳,专门为本书设计了“鲁迅诞辰140周年纪念藏书票”,更添收藏、传家之价值。
◎编号发行,售罄即绝版
1938年影印版《鲁迅全集》,限量发行1000套,一套一编号,一经售罄,绝难再印,经与出版方多方争取,先知书店取得最后200套的全国独家授权,这套书极具收藏价值。
中国堪称杰出的作家不少,但鲁迅只有一个,因此,他的作品,书架上不妨放两套:一套用作日常随手翻读,这套38年版的“孤本影印版”用作收藏与品鉴。识别下图二维码,即可抢先收藏先知书店独家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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