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诠释：从封闭社会过渡到开放社会｜卡尔·波普尔
▲卡尔·波普尔（Karl Raimund Popper）
20世纪最重要的政治哲学、科学哲学家之一，以否证论、开放社会理论闻名于世。
历史的诠释：
从封闭社会过渡到开放社会
文：卡尔·波普尔 来源：《开放社会及其敌人》
我们的分析还缺了些什么。柏拉图的政治方案完全是全权主义的，此前我们提出了反对的理由，从而考察若干道德理念，像是正义、智慧、真理和美在他的政治方案中扮演的角色；考察的结果大致都相同。我们发现这些理念扮演的角色都很重要，但是它们并没有使柏拉图超越全权主义和种族主义的范围。不过，其中有个理念我们还没有检视到，那就是“幸福”。也许我们还记得引用过克罗斯曼的话；他相信柏拉图的政治方案基本上是“计划建立一个完美的国家”，使国内的每个人都真正的幸福；我认为这种信念是把柏拉图理想化的一种倾向。如果要证明我的见解有所依据，我可轻易指出：柏拉图关于“幸福”的探讨和“正义”如出一辙；特别是他基于同样的信念，认为社会“天生”就有阶级的划分。柏拉图主张，只有透过正义才能成就真正的幸福，亦即各司其职、各安其位。统治者必须在统治中发现幸福，战士则必须在战役里发现幸福；如此一来，我们可推论出，奴隶必须在被奴役的生活中发现幸福。此外，柏拉图常说他所要成就的，既非个人的幸福，也不是国家中特定阶级的幸福，而是全体的幸福；他并且表示，全体的幸福只不过是正义的统治的结果。而他的这种正义是全权主义式的。只有这种正义才能获得真正的幸福，这正是〈国家篇〉的主要论题之一。
整个看来，所有材料似乎形成一个一致且难以辩驳的诠释，显示柏拉图是个全权主义的政党政治家；虽然他在当时的实际政治活动中毫无成就，但是就其宣扬要阻止且颠覆他憎恶的文明来说，却产生了长远的影响。然而，为了理解这种诠释是否有严重过失，我们不得不以直率的态度来正视它。无论如何，当我作此诠释时，的确有这种感受；或许还不致于感到这个诠释不真确，却也感到它是有缺陷的。因此，我开始探求驳斥这种诠释的证据。然而，除了一点之外，其他各项结论都显示：驳斥这种诠释终究会铩羽而归；新的资料更显示出柏拉图主义就是全权主义。
我唯一找到的足以辩驳的论点，就是柏拉图对于僭主的憎恶。当然，还是可以用种种解释把它打发掉，甚至可以轻易地说他对僭主的控诉只不过是个宣传。全权主义时常宣称爱好“真正的”自由，而柏拉图称赞自由而反对僭主，听来也像是这种“爱好”。不管这种解释的结果如何，我想到他对“专制”的某些评论还算诚实。当然，柏拉图当时的“专制”（僭主）其实是指以群众支持为基础的统治形式，这就使得柏拉图的憎恨僭主和我原来的诠释一致。不过我觉得这并不能排除修正我的诠释之必要性。我也觉得只强调柏拉图的基本忠实，对于修正是不够的。这并不能抵销他是全权主义的一般印象；我们需要一个新的形象，以解释柏拉图对于自己身为社会病理学家的使命的忠实信念，以及他何以比当时任何人更明白清希腊社会的病灶。由于否定柏拉图主义是全权主义的企图无助于改善他的形象，我终于被迫修改自己对于全权主义的诠释。换句话说，在我企图把柏拉图的全权主义拿来和现代的全权主义比较以理解柏拉图时，我很惊讶自己居然修正了对于全权主义的见解。我对于全权主义并不改敌对，不过，我终于看出新旧全权主义运动的力量都是建立在一个事实上，那就是无论其企图再怎么邪恶，它们都是为了迎合非常现实的需要。
依据这种新的诠释，柏拉图主张要使其国家和人民幸福，我认为并不只是宣传。我承认他博施济众的仁慈胸怀。在有限的范围里，亦即在他根据社会学分析以建立他对幸福的承诺上，我也承认他的正确性。更严格地说，我相信柏拉图拥有深刻的社会学观察力，看到当时人们处在强大压力之下，那是肇因于民主主义和个人主义兴起以后招致的社会革命。他看到这些极度不幸的主要原因正是社会的变动和分裂；而他也竭力反击它们。他最强烈的动机是使人民恢复幸福，这是毋庸置疑的。从以下所要讨论的几个理由来看，我相信他主张以政治医术去防止变动并且回到部落主义，那是无可救药的错误。不过他的提议虽然实际上不足以治病，却也证明了柏拉图的诊断力。它说明柏拉图知道病灶所在，对人民的水深火热感同身受；虽然如此，他基本上主张回到部落主义以减轻压力并且恢复人民的幸福，却是错误的。
在这里，我打算略述促使我采取这种见解的历史材料。至于诠释历史的方法则留待以后再做批判性的评论。因为检验历史的诠释没办法像一般检验假设那样严格，因此我也无法为这种方法的科学地位辩护。诠释主要是一种观点，其价值在于它的多产性，在于它对于历史材料的洞察力，促使我们发现新的材料，把新的材料合理化且统整起来。因此，无论我的见解有多么大胆，我所要说的绝不是独断的主张。
希腊是西方文明的摇篮；希腊人似乎是从部落主义走向人道主义的第一步；我们来看看它代表什么意义。
希腊早期的部落社会和太平洋群岛中的玻里尼西亚人（例如毛利人）大抵相似：他们各自拥有小型军队，通常生活在堡垒式的房屋中，由部落酋长、国王或贵族统治，而在海洋和陆地上相互征战。当然，希腊人和玻里尼西亚人的生活方式仍有许多差异，那是因为部落主义并没有齐一性可言，没有标准的“部落生活方式”。然而，我认为在这些部落社会中还是有若干特性，虽不是全部、至少是大部分部落共有的。我指的是他们对于社会生活习惯及其僵化程度抱持的巫术的、不理性的态度。
我以前曾讨论到这种巫术态度，其主要的因素是他们无法区别社会生活习惯或约定俗成的规则以及在“自然”中的恒常规则。他们往往把两者混为一谈，而相信它都是由超自然的神意订定的法则。在大部分的情况中，社会习惯的僵化，都只是这个心态的不同面貌而已（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个面貌更加原始，而超自然的信仰则只是害怕改变日常习惯的合理化作用，我们小孩子身上就看到这种害怕）。当我说到部落主义的僵化时，并不是说部落的生活方式一成不变，而是说这些轻微的变动都有类似宗教皈依或憎恶的特征，或者是为了导入巫术禁忌，而不是为了改善社会条件。除了这些些微的变动外，禁忌僵硬地规定并且支配着生活的各个方面而滴水不漏。这种生活方式问题很少，实际上也没有所谓的道德问题。我并不是说部落的成员在行为上为求符合禁忌而舍弃英雄气概和容忍，而是说他很少有机会怀疑自己到底该怎么办。正确的生活方式总是被决定好的，虽然为了遵守它还是必须克服一些困难；透过禁忌和不可以被批判的巫术部落制度，正确的生活方式被决定了。即使赫拉克里图斯复生，也无法区分部落生活制度的法则和自然法则的差异；两者都被视为具有巫术特性。根据集体性的部落传统，制度不容有个人责任的空间。建立了某个团体责任形式的禁忌，可能就是我们所谓个人责任的先驱，但是它们基本上和个人责任是不同的。它们不是奠基在理性究责的原则上，而是建立在巫术观念上，例如宿命的观念。
我们深知这类情形至今仍然多少存在。我们自己的生活方式依旧环绕着种种禁忌：饮食、礼节和其他种种禁忌；不过，这其中又有若干重要的差异。在我们自己的生活方式中，关于国家法律和我们习得的禁忌之间，一直有个宽阔的领域，其中有着个人的决定以及它的种种难题和责任。我们也知道这个领域的重要性。个人的决定可能会导致禁忌的改变，甚至使某些政治法则不再是禁忌了。最大的差别在于能否理性反思。就某方面来说，理性反思始于赫拉克里图斯。阿尔克迈翁（Alcmaeon）、菲立亚斯（Phaleas）、希波达姆斯（Hippodamus）、希罗多德（Herodotus）以及辩士派，都认为追求“至善体制”本身即假定问题是可以理性讨论的。到我们这个时代，关于立法的良窳以及其他制度的变革，我们也都要求理性的决定；也就是说，决定奠基于对于可能结果的评估以及有意识的偏好抉择。这就是我们所体认的理性的个人责任。
以下我们会把巫术的、部落的或集体主义的社会称作“封闭的社会”（closed society），而把个人必须面对决定的社会叫作“开放的社会”（open society）。
我们不妨把封闭的社会比拟作有机体。所谓国家的有机体或生物学的理论，就有相当程度的适用性。封闭社会也像兽群或部落一样，都是类似有机的单位，其成员是由类似生物炼结的东西聚集在一起的：诸如亲族关系、共同生活、分享共同的成果、共患难同甘苦等等。封闭社会是由具体的个人组成的具体团体，他们的关系不是分工、货物交易之类的抽象社会关系；它是具体的有形关系，例如相互接触、彼此问候等，虽然这样的社会也许是奠基于奴隶制度，但是蓄奴的问题和蓄畜没有太大的不同。因此，有机理论之所以不能应用到开放社会，正是因为开放社会缺少这些层面。
我所谓的这些层面和底下的事实密不可分，在一个开放社会里，许多人都在社会里力争上游，以取代其他成员的地位。这点也许就导致阶级斗争之类重要的社会现象；但是在有机体里，我们不会看到类似阶级斗争的东西。有机体的细胞或组织有时会被比拟作国家的成员，为食物而你争我夺；但是脚绝不会想要变成大脑，身体其他部分也不会想要变成胃部。由于有机体中并没有任何事物可以对应于开放社会成员为社会地位而竞争的重要特征，因而所谓的国家有机理论其实是个错误的类比。另一方面，封闭社会对于这种社会竞争的倾向也所知不多，包括阶级制度在内的种种制度，因而都成了神圣不可侵犯的禁忌；有机体理论应用到它身上，也就不为过了。因此，我们不难发现，大部分企图以有机体理论应用到我们社会的，原来都是以伪装的宣传方式要我们返回部落主义的社会。
由于开放社会缺少有机体的特性，在某种程度上，我应该称之为“抽象的社会”。它大抵上可以说是丧失了具体或现实团体的特性，或诸如此类现实团体的体系。很少有人理解到这点；我们也许可以夸张地说：我们可以设想一个人们其实没看过的社会──所有行业都由相互孤立的个人经营，彼此以信件或电报往来，外出也都坐汽车（就连生育都没有个人元素，而以人工受精来繁衍后代）。这个虚构的社会可以称为“完全抽象或去人格化（depersonalized）的社会”。现在有趣的是，我们现代的社会在许多方面很像这种完全抽象的社会。虽然我们并不会一直待在汽车里（成千上万的人在街上摩肩接踵），结果还是像是关在汽车里一样，和同行的人没有任何个人关系。同样，某个工会的会员的意思也只是一张会员卡，并且对素不相识的秘书捐缴交会费而已。生活在现代社会里的人，几乎没有有亲密的个人接触；他们孤立而匿名地生活着，结果就是不快乐。因为社会虽然变得抽象，但人的生物性格并没有多大改变；人有社会性的需要，而开放社会却不能满足这些需要。
当然，我们的描述有太过夸张之嫌。以后不会也不可能有个完全或极为抽象的社会。人仍旧会组成现实的团体，也有各种现实的社会接触，试图满足人们的社会情绪需要。不过在现代开放社会里，大部分现实的社会团体（除了某些幸运的家族外）都是可怜的替代品，因为它们不能提供一种共同生活。而且许多团体在整个社会生活里也没什么功能。
我们的描述还有另一个夸大之处，那就是至今只看到它有百害而无一利。不过，它还是有好处的。它可以建立一种新的人际关系，只要人们不再被偶然的出身决定，而可以自由加入社会各个阶层；因此，一种新的个人主义就应运而生。同样的，随着生物性和身体的关系渐趋淡薄，精神的关系则可以扮演要角。不论形如何，我们希望以上的例子可以阐明抽象社会和具体或现实社会团体之间的矛盾，也说明我们现代的开放社会的运作大体上是透过抽象关系去进行的，例如交易或合作。（现代的社会理论，例如经济理论，也正是着眼于这类抽象关系的分析。至今仍然有许多社会学家还不明白这点，就像涂尔干等人，一直不放弃独断的信念，认为社会一定要就现实社会团体的观点去分析。）
有鉴于此，我们明显看到，从封闭社会过渡到开放社会，可以说是人类最深层的革命之一。基于上述封闭社会的生物特性，人们对于这种过渡一定感受很深。因此当我们说西方文明源自希腊时，应该理解它的意义是什么；它的意思是，希腊为我们开始了这个伟大的革命，而这个从封闭社会过渡到开放社会的革命迄今似乎仍然原地踏步。
当然，这种革命并不是刻意造成的。古代希腊的封闭社会、部落主义的瓦解可以上溯到统治的地主阶级开始察觉到人口成长的那个时代。这意味着“有机体的”部落主义的末日到了。因为它造成统治阶级的封闭社会内部的社会压力。首先出现的是某种“有机体式的”解决方式，也就是卫城的出现。（在派遣殖民者出去的巫术仪式里也突显了这个解决方式的“有机体”特性。）不过这种殖民的仪式只是推迟它的瓦解而已。当它造成文化接触时，甚至产生了新的危机。其结果是导致对于封闭社会最大的危机，也就是商业，以及以贸易和航海为业的新阶级。到了西元前六世纪，这种发展已经导致旧有生活方式的部分瓦解，甚至产生一连串的政治革命和反动。它不仅导致像斯巴达那样企图以武力去保护和维持部落主义，也造就了伟大的精神革命，发明了批判性的讨论，其结果就是摆脱了巫术性的强迫观念。在此，我们看到第一个新的不安定征候也出现了：那就是开始感觉到文明的压力了。
这种压力和不安是封闭社会瓦解的结果。甚至在我们这个时代，特别是在社会变动的时候，仍能感觉到它。这种压力是由于开放和部分抽象的社会生活对我们要求而造成的，它要我们努力合乎理性，至少要摒弃情绪上的社会需求，要照顾自己并且接受种种责任。我认为，我们应该承受这个压力，作为增进知识、合理性、互助合作以及存活率和人口数所要付出的代价。这是我们身而为人必须付出的代价！
这种压力和阶级冲突的问题息息相关。阶级冲突问题是在封闭社会瓦解时第一个出现的。封闭社会自身对这个问题很陌生。至少对统治者来说，他们认为奴隶、阶级制度和阶级统治是“自然而然的”，哪里有什么问题。但是随着封闭社会的瓦解，这种稳定性顿时消失无踪，所有的安全感也随之崩溃。部落社会（后来称为“城邦”）是部落成员寻求保障之所在。由于四周有敌人、危险甚或敌意的巫术力量环伺，人们在部落里的经验就如同幼童在其家庭中的经验一样，他在家里有一定的角色，他很熟悉自己的角色并且扮演得很好。封闭社会的瓦解，导致阶级和其他社会地位的问题；对于市民必然产生的相同影响，就像严重的家庭争吵和家庭破碎对于儿童的影响。当然，特权阶级也感受到这种压力，他们遭受到的威胁更甚于原本被压迫的阶级；不过，即使是后者也会感到不安。“自然”世界的瓦解也令他们手足无措；同时，即使他们为了困境而奋斗，也不愿因为胜利而剥削他们的阶级敌人，后者有传统的支持，在现状里接受高等教育，并且让人感觉到天生的威严。
从这点来看，我们就必须设法理解斯巴达和雅典的历史，前者阻止了这些发展，后者却造就了民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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