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耶克：理性主义不是一种而是两种
哈耶克对两种理性的区分
哈耶克对经济均衡模型中完美信息假设的批判，以及他对知识“非意图的和不可理解”的特征的关注，使他毫不留情地走向了一个更大的目标，即说明理性在现代文化中的作用。在攻击理性主义时，他意识到他会被误解，特别是他在最初时将他的方法贴上了反理性主义的标签。哈耶克后来摒弃了这一点，赞成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一词。
这个词不会引起那么多的混乱，因为哈耶克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理性主义者，相信人类理性的价值、科学的重要性和普遍真理。他从来不是非理性主义者或虚无主义者。他深信西方文明的价值观，启蒙运动的许多价值观也都是他的价值观。但他认为，西方传统中的理性主义不是一种而是两种，法国大革命后占主导地位的那种理性主义是误导性的，也是危险的，已经使真正的理性主义黯然失色。如果它不受到挑战，它将阻碍对西方文明、其经济和社会的性质，以及如何保护和加强这种文明作出任何适当的分析。
根据哈耶克的说法，批判理性主义是一种已经丢失或被淹没的传统，要想恢复它，就必须直面他所说的各种形式的科学主义和建构主义——相信在现在这个时代，人类能够摆脱传统、迷信、惯例、先例的链条，能够设计制度，选择道德，创造价值，并计划社会，就好像它们是从一张白纸上开始一样（Hayek，1978）。以现代科学形式出现的理性主义，已经与人类知识的增长，以及使物理世界和社会世界服从于人类目的和偏好的可能性相关联。哈耶克认为后者是有害的。对于这种建构论的理性主义来说，过去的任何东西都不应该被保留，只是因为它来自过去。凡是从过去继承下来的，都应该经过理性的审视，如被认为是不足的或者不合适的，就应该抛弃。
哈耶克原则上并不反对这一点。他认可自由主义者在 19 世纪取得的许多成就。他不喜欢任何形式的绝对主义，也不喜欢教会或国家对权力的垄断，也不喜欢奴隶制。他坚信个人自由，以及尽可能扩大自由的改革。但与许多自由主义者一样，他开始担心民主的某些方面和集体主义思想的传播对自由构成威胁。理性（reason）的力量不仅被用来反对欧洲的旧制度，但也被越来越多地用于反对自由的市场秩序，如有人构想，为了所有成员的利益而计划出一种“无阶级的社会”，这样的理想已经站稳脚跟。
哈耶克对科学主义的猛烈攻击源于他的信念，即哪种理性主义以及哪种知识概念在西方文明中占主导地位非常重要，因为他相信只有他的那种理性主义才能与这种文明的进一步发展相适应。如果任由建构理性主义肆无忌惮地蔓延，那么西方文明将走上通往奴役的道路，并以人类自由的灭绝而告终。对哈耶克来说，理性主义和自由是紧密相连的，但需要的是一种特殊的理性主义。思想的谬误对哈耶克和凯恩斯来说都是产生严重社会后果的根源，因此在寻求纠正这种思想谬误时，哈耶克认为自己在争取自由的斗争中执行一项基本的任务。
哈耶克并没有发明另一种理性主义。相反，他借鉴了一个古老的传统，即曼德维尔、斯密、弗格森和休谟的传统，以及康德和洪堡的传统。对于曼德维尔和苏格兰哲学家来说，探究社会的一个要点是社会行动的非意图的结果，即作为人类行为而非人类设计的结果的秩序的创造。
根据哈耶克的说法，斯密的重要性在于他是第一个看到“我们偶然发现了超出我们知识和感知极限的人类经济合作方法”（Hayek，1988）。需要解释的最重要的问题是，现代社会中许多独立的个体的活动如何得以协调，从而使这些社会展示出高度的稳定和秩序。拥有有限知识的个体的行动，产生出了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并不意在要产生的，或他们无法想象的或需要他们去理解的结果。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选择了一些规则，这些规则引导个人的行为，使社会生活成为可能（Hayek，1982）。这是一个理性的过程，因为所有个体都想获得从他们自己的立场出发的那个最好结果，但由此产生的秩序却不是任何人设计、计划或意图的。
对哈耶克来说，现代社会秩序之所以与众不同，不仅是因为它的复杂性，还因为它是通过如此多的头脑在如此多的年代中的活动才产生的，这一构成秩序的方式使它的重要方面变得不可知。对于这个文明的存续来说，最重要的知识是隐含知识，它被编码在了传统、惯例和规则中，它们是继承下来的，是人类数千年行动的成果，而不是一代人的设计。他喜欢引用 A.N.怀特黑德（A.N. Whitehead）的一句话：“文明的进步，是通过扩大我们可以不需要进行深思熟虑就能执行的重要行动的数量实现的”。
利用来自经济理论的洞见，哈耶克重新阐述了人类社会中知识的本质，这给了他一种理解和表述古典自由主义洞见的新方法。如果知识在“大社会”，也就是陌生人的社会中是分散的和碎片化的，那么在这样一个社会中创造秩序，它就是一个必要条件。市场秩序是不完美的，但它是“将如此多的依赖分散知识的活动整合到一个单一秩序中的唯一方式”（Hayek，1982）。社会科学家和经济学家应该关注并理解这个秩序是如何演变的，它的制度基础是什么，以及它如何维持的。社会必须被理解为有机体而不是机器。诸如若干财产、诚实、合同、交换、贸易、竞争和隐私等抽象的行为规则提供了一种新的道德，帮助人类在本能的驱使中做出选择或避免它们。它们是长期实验、反复试验的产物，体现了无法通过任何其他方式获得的智慧。亚当·斯密对“看不见的手”的比喻，或者如哈耶克不那么诗意地重新表述的“不可测度的模式”（the unsurveyable pattern），是对现代社会这一特征的表达。“看不见的手”的替代品是人类理性的有形之手，它控制着人类社会并按照理性蓝图对其进行改造，但缺乏进化经验的重要认可，因此它要求人类获得他们不可能拥有的知识，这是一种冒险。
哈耶克有时被认为对人类知识的可能性非常悲观，以至于他忽视了人类理性的重要性。但这是一种误读。在休谟那里，哈耶克强调人类理性的有限能力，但在康德那里，哈耶克承认对知识局限性的认识也创造了知识的可能性。哈耶克没有在任何地方暗示知识是不可能的，或人类理性是不重要的，或者人类不应该寻求理性地行动。他反对的是这样一种人类理性的观念，这种观念将理性所不能拥有的力量赋予理性。这种观念会导致许多错误，因为这意味着社会、理性和行动，作为一个可以产生秩序的自发的和非计划的过程，对它们的理解不是从底下开始的，而是从上面开始的。观察者和科学家声称具有更高的理性，也就是优于社会个体成员的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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