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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戈:台湾遗忘了胡适,不是胡适的悲哀,而是福音

新少数派 2022-07-11

胡适公园里的胡适铜像(©news.163.com)

“一个需要伟大人物来拯救的时代固然不幸,一个无法正确对待伟大人物的时代毋宁更加不幸。”


当台湾遗忘了胡适
——胡适先生去世六十周年祭之二
文:羽戈  来源:羽戈1982

2016年初,友人Z兄在台湾公干,适逢胡适忌日(2月24日),遂去台北南港胡适墓园祭拜。他知我素来景仰胡适,顺手发来一组现场照片。从照片上看,只见鲜花,渺无人迹,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正呼应了这个朝圣者的观感:“坟坛冷落先生胡(这句诗应化自鲁迅《阻郁达夫移家杭州》:“坟坛冷落将军岳,梅鹤凄凉处士林。”)。当晚他在朋友圈大吐苦水:“上了季羡林这老家伙的当!”季羡林《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一文,情深意切,荡气回肠,大陆读者到台湾祭拜胡适墓,常以此文为精神指南。Z兄却道,季羡林对胡适墓园的描述,受制于感恩和仰慕的心理,并不属实,譬如胡适墓无论如何都谈不上“雄伟”;“墓志铭为毛子水亲笔书写,墓后石墙上嵌有‘德艺双隆’四个大字,连同墓志铭,都金光闪闪,炫人双目。”这一节更是幻象。他所见所闻,毫无神圣,唯有凄凉。在其看来,这种凄凉,源自台湾人对胡适的遗忘

季羡林祭拜胡适墓(©big5.taiwan.cn)


认为台湾人遗忘了胡适,绝非Z兄一人的感受。2005年,《远路不须愁日暮:胡适晚年身影》(杨翠华、庞桂芬编,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5年8月第一版,大陆版由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3月推出)出版,陈永发在序中写道:“令人困惑的是,近几年这样一个历史人物在海峡彼岸越来越受到重视,却在此岸逐渐遭人遗忘。”其所云彼岸指我们身处的大陆,此岸则是台湾。

2011年是胡适诞辰120周年,2012年是胡适逝世50周年。这两年,台湾学界纪念胡适的活动如火如荼,与此同时,台湾媒体却大泼冷水:“台湾已经忘掉胡适了!”曾在胡适墓前发表纪念讲话并引以为豪的王汎森告诉媒体:“现代社会是一个历史记忆保存很短的时代,很多年轻人都不知道蒋经国是谁了,何况是胡适?知道蔡元培的人更少了。”值得一说的是马英九,为了证明其治下的台湾并未忘记胡适,他特地跑去胡适纪念馆参观,并表示自己从高一那年便非常心仪胡适大师,然而,他去参观的时间,却非胡适忌日,因为“那天他忘了时间,等他发现后,时间已经过了”。这一幕真是无比反讽。

我没有去过台湾,无缘祭拜胡适墓,但是这些朋友、学者、政治人的言行,足以使我做出判断:台湾的确遗忘了——至少在冷遇——胡适,正如他们遗忘了孙中山,遗忘了蒋经国,遗忘了傅斯年、殷海光和雷震。数年前,我曾与一位台湾商人谈起《自由中国》杂志和美丽岛事件,当时他六十岁上下,应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可惜他只知演员雷震,不知政治家雷震,我说我与您正好相反,只知政治家雷震,不知演员雷震。后来上网查询,才晓得演员雷震本名奚重俭,雷震乃是艺名。

这能说明什么呢:台湾世风日下,台湾人数典忘祖?我则以为,这恰恰是台湾人和台湾社会走向成熟的标志。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该如何对待造福生民、泽被苍生的伟大人物?一般可分作两种态度。第一种以郁达夫在鲁迅死后所撰《怀鲁迅》一文为例:“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因鲁迅的一死,使人自觉出了民族的尚可以有为,也因鲁迅之一死,是人家看出了中国还是奴隶制很浓厚的半绝望的国家。”要言之,对于伟大人物,要拥护、爱戴、崇仰。

第二种,且看温斯顿·丘吉尔。二战末期,丘吉尔正在德国波茨坦与杜鲁门、斯大林商讨处置德国、重建欧洲、苏联对日作战等问题,从其祖国传来消息,英国大选,工党大获全胜,克莱门特·艾德礼将上台执政,他所代表的保守党不幸落败。听闻噩耗,他安之若素,处之泰然,引用古罗马历史学家普鲁塔克的名言道:“对伟大人物残酷无情,是一个民族强盛的标志。”此事还有后续。斯大林为丘吉尔打抱不平:“丘吉尔先生,是你领导英国打赢了战争,他们怎么能这么对待自己的民族英雄呢?你看在苏联,谁敢罢免我?”丘吉尔断然答道:“斯大林先生,我带领英国人民打赢战争,就是为了让英国人民能够继续拥有罢免我的权力!”不知这个故事真实度几何,不过丘吉尔所援引的普鲁塔克之言,正代表了另一种态度:对待伟大人物,不能止于膜拜,必要时刻,必须敢于抛弃、遗忘,当然这里的抛弃和遗忘,不是背叛,而是超越。

1945年英国大选,多数英国选民没有投票给丘吉尔,不是忘却了他的盖世功劳,而是难以接受他相对保守的政策。说白了,丘吉尔已经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英国的前行需要以抛弃他为代价。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胡适,以及孙中山和蒋经国。胡适被誉为一代宗师,其实质则属“但开风气不为师”,他的思想以启蒙为主旨,他的工作接近于夯地基,譬如他关于自由、民主、憲政的论述,都是入门级别,卑之无甚高论,常识而已,他因此迎来了浅薄之讥,一方面,这是一种必要的浅薄,常识必须被普及,否则注定为谎言和谬论取代;另一方面,胡适必须被超越,如果对自由、民主、憲政的理解仅仅停留于胡适的阶段,这样的知识构成,显然无法支撑一个国家的现代转型。

就像李敖《播种者胡适》所感慨的那样:“一个稍有现代化头脑的人,一看就知道胡适思想只不过是一个‘开放社会’(open society)所应具有的最基本的必要条件。……我真希望胡适之是过了时的人了。胡适之不过时证明了我们四十年来没进步。学术与时代的进步对个人来得快才好;学术与时代赶过胡适之总比还让胡适之卖老命来得好。胡适之是一个豪迈的人,他若能看到学术与时代跑到他前面,他又何吝于自己是个落伍者?

基于此,台湾遗忘了胡适,不是胡适的悲哀,而是福音。因为当今台湾社会不再像风雨如晦的六十年前那样,急需胡适的思想作为养分,正如急需胡适的风骨作为脊梁:“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容忍比自由更重要”“憲政是憲政的最好训练”等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台湾民主已经从幼稚园毕业……一言以蔽之,胡适的理念,已经化作台湾的常识与共识。反过来讲,假如今日台湾一如既往需要胡适,需要胡适写作《从<到奴役之路>说起》,需要胡适写作《“宁鸣而死,不默而生”》,需要胡适写作《述艾森豪总统的两个故事给蒋总统祝寿》,需要胡适写作《容忍与自由》,这纵使是胡适的风光,却是台湾的悲剧。

话说回来,彼岸之不需要胡适,恰如此岸之需要胡适。我们不仅需要胡适,还需要鲁迅,甚至需要重读郁达夫《怀鲁迅》,重审对待伟大人物的态度:哪些伟大人物需要被铭记,哪些伟大人物需要被遗忘。

一个需要伟大人物来拯救的时代固然不幸,一个无法正确对待伟大人物的时代毋宁更加不幸。

北大教授陈平原曾说:“药方是胡适开的好,病证,是鲁迅看得准”。他们之间并没有谁高谁低。正如羽戈老师所言:“我们不仅需要胡适,还需要鲁迅”。为此,新少数派&先知书店诚意推荐《鲁迅全集》(1938年原版竖排影印版)和《胡适精选文集》(12册),供各位书友了解先生们的思想,透过他们卓越的视野,读懂中国百年来的文化变迁:

◎《鲁迅全集》:鲁迅的作品版本很多,但“原汁原味”能同时满足重读鲁迅、品读鲁迅、致敬鲁迅、收藏鲁迅的,只有1938年版的版本,不但“一字未删改”,当时尼克松访华收到的礼物正是这套38年版本鲁迅。但因时间久远,原本已绝迹。这套正是专为弥补“收藏空缺”而生,限量发行,藏书票一套一编号,值得收藏、传家。

◎《胡适精选文集》:看他对社会、个人、文化、学术有哪些看法,他为人处世、做学问、看世界的方法是什么。方法,正是胡适成为“大家”的关键。还包含胡适自传、胡适给朋友做传,胡适的政治、人权、哲学、文学等等具体主张,不一而足,可以让我们了解全面而丰富的胡适。相关章节未作删改,保留胡适思想的原汁原貌。

我们无幸与大师同一时代,亲耳聆听教诲;却万幸可以阅读他们留下的文字,以观一代学人风貌,同时站在他们的思想高坡,眺望当下。读两位先生的书,读两位先生的人,读两位先生的思想。两套书装帧典雅,收藏赠友皆宜。识别下图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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