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南北战争，美国能和平废除奴隶制度吗？
没有南北战争，
美国能和平废除奴隶制度吗？
作者丨布·斯里瓦尼桑
来源丨节选自《美国四百年：冒险、创新与财富塑造的历史》
［美］布·斯里尼瓦桑著，扈喜林译
巴特勒岛，位于佐治亚州一侧，岛上是一个种植园。
这个种植园到了美国宪法签署人之一皮尔斯·巴特勒少校手中（Pierce Butler，1744-1822，他以自己的名字命名了这个岛屿）后，园内奴隶就极少被卖出。随着时间推移，奴隶数逐渐繁衍到了数百人。
再后来，种植园传到巴特勒的两个孙子手中。其中一个孙子在投机生意赔了一大笔钱，债台高筑。1859年，巴特勒岛的436个奴隶不得不收拾家当，被塞进货车车厢，含泪离开他们的家和熟悉的群体。车上的这群人对未来忐忑不安、焦虑万分，另一群人则对即将到来的大规模奴隶拍卖活动兴奋不已。
一、南方诸州步步进逼，奴隶主不断获胜
巴特勒岛的那些可怜居民，被带到萨凡纳赛马场，关在饲养珍贵赛马的马厩里，等待未来的命运。他们万念俱灰，国家的命运也处于危急关头。
早已去世的那位皮尔斯·巴特勒少校，与美国400万奴隶的境遇有很大关系。作为美国的缔造者之一，在起草宪法时，他参与了奴隶问题的讨论。宪法最终草案第四条第二款明确规定：“一经索要”，逃跑到另一个州的奴隶就应被返还其主人。詹姆斯·麦迪逊还手写了一条充分反映南部代表皮尔斯·巴特勒少校坚定态度的注释：“逃亡的奴隶和仆人应该像罪犯一样被交还。”巴特勒是南方最大的奴隶主之一，代表黑人多于白人的南卡罗来纳州。对于巴特勒和其他南卡罗来纳人来说，如果大量财产逃跑到联邦另一个州就可以作为人而获得自由，那么加入联邦就没有意义。
▲ 皮尔斯·巴特勒少校
虽然宪法及其具体条款是神圣的，但北方州并不愿意抓捕逃跑的奴隶。到1850年，这些州拒不履行宪法义务，已让南方诸州极为不满。在过去的二十五年里，新英格兰地区的6个州，总共只从数千名逃亡者中抓捕了2名逃亡奴隶。更糟糕的是，很多逃出去的奴隶，比如逃到马萨诸塞州的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还成了废奴主义者口中大加赞扬的名人。
鉴于这种情况，南方诸州提出，加利福尼亚作为自由州并入联邦的条件是，北方必须接受《逃亡奴隶法案》中的执行条款，维护宪法条款的威严（注：美国在1840年代通过与墨西哥的战争，获得了包括加利福尼亚在内的大片新领土。南北之间就这些领土该以自由州还是蓄奴州加入联邦展开了激烈争论）。为保全联邦，国会最后通过了包括《逃亡奴隶法案》在内的“1850年妥协案”。
然而，这些妥协对当时紧张的政治氛围而言，不啻于火上浇油。
在《汤姆叔叔的小屋》一书中，俄亥俄河上漂浮的那些巨大冰块是通往自由的阶梯。在辛辛那提的好几年里，作者哈丽雅特·比彻·斯托（Harriet Beecher Stowe）听说了很多奴隶从肯塔基州穿过河流逃往俄亥俄州获得自由的故事。在《逃亡奴隶法案》通过之前，俄亥俄州的执法人员，不会轻易给抓捕逃亡奴隶的人提供帮助。
从1850年开始，情况发生了改变。联邦法律要求俄亥俄州抓捕逃亡奴隶，当地法庭和治安法官有权对抓获的奴隶进行审问，并要求当地执法官协助全美范围内的捕奴者。这一法律甚至为治安法官裁决一个奴隶是否应该被送回提供了财务激励——如果法庭认定被告是逃亡奴隶，法院将获得10美元来抵消支出；如果被告被无罪释放，法院将获5美元。
联邦法律还规定，“好公民”必须“恪守宪法条款”，如果丧失了“爱国心”去帮助逃亡奴隶，就会因刑事犯罪而遭到起诉。最后还需要说明的是，逃亡奴隶的辩解没有任何意义：“本法律规定，在任何审判或听证中，逃亡嫌疑人的证词都不得被作为证据。”
奴隶主权力的扩大让斯托深感不安，她开始动笔撰写《汤姆叔叔的小屋》。就像巴特勒种植园里奴隶们的前途被捆绑在主人的债务上，小说里汤姆的命运和主人谢尔比先生资金上的困境紧密相连。为了筹集现金，谢尔比先生勉强同意将汤姆卖给奴隶贩子，而那个奴隶贩子坚持再送个添头，要求加入一个4岁的男孩。一听到这话，那个小男孩的妈妈抱起孩子逃跑了。接下来，小说平行地讲述了汤姆和母子俩分别的经历。汤姆被卖到南方；母子俩摆脱了追捕，成功逃到了北方。这本小说在19世纪50年代卖出数十万册，第一年就卖掉30万册。甚至英国维多利亚女王都大为感动，给斯托写了一封赞扬信。
▲ 1852年版《汤姆叔叔的小屋》封面
当斯托和北方其他废奴主义者以各种道德上的理由，呼吁废除奴隶制之际，普通美国人的经济利益也正与奴隶制发生冲突。
希望在西部新开发地区定居的东部白人，发现自己根本无法与那里的奴隶主公平竞争。在任何一个奴隶制合法的地方，那些没有足够财富拥有奴隶的白人农场主，只能用自己的双手劳动，全成了 “二等公民”。19世纪30年代，托克维尔观察到，在肯塔基州，“人们总是把干活和奴隶联系起来”，这使得工作成为贫穷白人的“耻辱之源”，他们虽然照顾着自己的土地，却“害怕自己看上去就像个奴隶”。随着除了双手身无长物的家庭在中西部各地大量落地生根，奴隶制概念在经济上，成了对平等精神的公然践踏，成了对自给自足精神的巨大破坏。
政治方面，“1850年妥协案”也没有缓解南北方的紧张状态，反而加剧了政治危机。随着人们不断移居辽阔的美国西部地区，各州开始辩论新州该怎样并入联邦。在辩论中，“人民主权论”获得了广泛认可：将来打算并入联邦的州，应通过广泛的公民投票，让当地民众选择愿意以蓄奴州还是以自由州的身份进入联邦。堪萨斯地区颁布《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实践“人民主权论”理念，结果却以灾难性的结果告终：赞成和支持蓄奴的移居者，蜂拥前往堪萨斯，赶在投票之前成为那里的居民。双方频繁发生流血冲突，史称“堪萨斯内战”。
1857年，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罗杰·B.托尼（Roger B. Taney）宣布了一桩案件的裁决结果，反对奴隶制的力量再遭重创。
案子涉及一个名叫德雷德·斯科特（Dred Scott）的奴隶。斯科特的主人带他去了伊利诺伊州和威斯康星地区。斯科特在这两个地区生活了一段时间。主人去世后，斯科特提起诉讼，要求获得自由。斯科特的关键依据是，在北方的自由州，他的主人没有权利蓄奴，主人将他带到自由州，就意味着已经放弃了对他的所有权。
托尼在法庭上没有直接判定德雷德·斯科特是否应获得自由，而是对他的人类属性和公民身份做出了裁决。托尼在多数意见中发问：“如果一个黑人，他的祖先作为奴隶被卖到这个国家，他是否属于美国宪法催生的政治共同体，是否有资格拥有该法律文件赋予所有公民的权利、特权和豁免事项？”托尼认为，宪法缔造者并没有这个意图，并且他宣布，即使是自由的黑人，包括南方黑人和北方黑人，都不是美国公民，因此否决了德雷德·斯科特在联邦法院寻求法律帮助的权利。另外，这项裁决推动了一个新的宪法解释：奴隶可以被主人带到联邦的任何一个州，并让他永远待在那里，但他一直是主人的财产。
对于黑人来说更大的打击是，这项裁决认为“密苏里妥协案”中联邦限制奴隶制扩张的内容违反了宪法（注：美国蓄奴州与自由州在1820年达成的一项协议，大致内容是除密苏里州外，禁止北纬36.5°线以北各州蓄奴）。废奴者发现，奴隶主的权利正在扩大。
▲ 1819年的美国，图中黄色部分即密苏里地区
总之，虽然北方对奴隶制很不满意，但19世纪50年代，奴隶主仍然取得了一连串的政治胜利。当时的美国，只有一个有影响力的全国性政党——民主党。最高法院支持民主党，全面禁止联邦政府对奴隶制的限制。在参议院中，凭借人数相等的平等地位，南方人保持了立法否决权。
这一切，导致奴隶价格一路上涨。
二、举国瞩目的大型奴隶拍卖会
1859年，巴特勒家那些在马厩旁等待拍卖会开始的奴隶，无从知晓以上有关奴隶制的政治角逐。眼下，他们心里关心的是下一个主人是谁。他是个和善的人吗？能遇到原大家庭里的成员吗？奶奶还能见到孙子吗？儿子还能见到母亲或阿姨吗？如果再也不可能见到这些亲人，要如何度过这最后的共同时光呢？
但对负责拍卖活动的约瑟夫·布赖恩（Joseph Bryan）来说，此时正是他职业生涯的高光时刻。他在美国海军服役了十八年，退役后用短短五年时间靠贩卖奴隶发了大财，成为远近闻名的人物。他手上的绝大多数奴隶，都通过在报纸上登广告卖出，一般最多一次卖12个。一次性拍卖巴特勒种植园的数百个奴隶，这种事情很罕见。这次拍卖，也因此成了南方一件令人瞩目的事情。
拍卖活动的消息辗转传到了纽约，传到了那座城市最大的报纸《纽约论坛报》的出版人霍勒斯·格里利（Horace Greeley）的耳朵里。格里利主张废除奴隶制的态度众所周知。这位出版人派记者莫蒂默·汤姆森（Mortimer Thomson）去对拍卖会做深入调查。为深入了解情况，汤姆森装扮成了一个奴隶贩子。
▲ 记者莫蒂默·汤姆森
随着拍卖日期日渐临近，萨凡纳港的旅店里住满了赶来参加拍卖会的人。汤姆森写道：“一连几天，在酒吧和公共空间听不到其他话题，人们谈论的都是这次大型拍卖会和对可能价格的猜测。”
在那几天里，包括汤姆森在内的很多人，参观了位于郊外的那些马厩。他看到被关在马厩里面的奴隶们，如何绝望地向潜在买主乞求，希望有人能把家庭成员一同买走。对买家来说，参观马厩是个技术活。拍卖人提供的16页目录册很简单，他们需要做一些深入调查：察看那些“人货”的牙齿、肌肉和四肢，以判断畸形、疾病和总体健康情况。汤姆森注意到，在这个例行过程中，奴隶贩子总在大呼小叫，好几个人对被监禁者进行了充满敌意的审讯，向奴隶们抛出一连串问题并侮辱他们。
周围安静下来的时候，汤姆森悄悄观察那些奴隶。他发现：
所有人的脸上都是极度悲伤的表情。命运强迫他们从先前居住的地方来到这里，有的人似乎已经屈从了命运的沉重打击，悲伤地试图利用这个机会；有的人情绪低落地沉浸在痛苦中，他们手托着下巴，眼睛茫然地盯着一个地方，身体晃来晃去，一刻也安宁不下来。众目睽睽之下，很少有人哭泣，虽然有人偶尔忍不住转过脸去，默默流下两行泪水。
最后的时刻到来了。拍卖于1859年3月2日早晨开始。拍卖活动的主持工作被交给了拍卖师T.J.沃尔什（T. J. Walsh）。此君经验丰富，深谙如何制造紧张气氛，让买方出到最高价格。
第一个家庭被领过来了，他们的批号是1。这是一个四口之家：
1. 乔治 年龄27 优等种棉手
2. 苏 年龄26 优等种稻手
3. 乔治 年龄6 男孩
4. 哈里 年龄2 男孩
根据那位记者的记录，最终的价格是2480美元：成年男性值1200美元，妻子900美元，两个小孩子每个不到200美元。
▲ 1859年皮尔斯·米斯·巴特勒奴隶拍卖会的目录
每次成交结果及其描述，都是一个深入了解当时奴隶价值的机会。
杰弗里，批号318，年龄23，优等种棉手，价格1310美元。
词语“优等”指最高级的劳动者，是评价奴隶的基准，意味着看不到身体缺陷或损伤，没有逃跑记录。这是一种有法律效力的卖方陈述，也就是说，如果交易员或买方发现事实不符，他可以起诉卖方，要求获得赔偿。拍卖继续进行。
盖伊，批号419，年龄20，优等，成交价1280美元。菲尔丁和亚伯，批号分别为354和355，年龄分别为21、19，两者都是优等，成交价均为1295美元。伍斯特和玛丽，批号分别是103和104，成交价都是300美元。年龄是折价因素。伍斯特45岁，玛丽40岁。登博，批号322，年龄20，最近刚与弗朗西斯结婚；后者批号404。这对年轻夫妇以每人1320美元成交。虽然作为田间劳力，女人价格一般低于男性，但估价的另一个因素是她们将来会生孩子。另一个提升已婚“优等”农活劳力价值的因素是，婚姻关系会降低其中一人逃跑的风险。
奴隶卖了一批又一批。价格最高的奴隶是20岁左右的男性，因为他们可以为买主贡献终生的劳动力。对于小孩子来说，前几年的喂养成本往往超过同期的产出。对于老年人来说，因为长时间无法在种植园给主人产生收益，所以价值等同于婴幼儿。老年女性往往被指派给地里干活的母亲看孩子。年迈奴隶的价值是负数。
随着拍卖锤最后一次落下，拍卖会取得了极大成功。巴特勒种植园的436个奴隶总共卖了303850美元。平均每个奴隶的价格将近700美元。这次拍卖活动的拍卖对象是一个奴隶社群，因而可以据此比较准确地估算奴隶中儿童、老年人和青壮年的人口组成。按照平均价格700美元计算，1859年美国南部的将近400万奴隶，总价值约为28亿美元。相较而言，当时美国3万英里的铁路是美国价值最高的工业资产，总价值只有10亿美元。同时，美国奴隶的价值，也是过去十年里加利福尼亚采掘的所有黄金的好几倍。
这一切都说明，长期流传的一个观点是不可能的，即：如果联邦政府用金钱从奴隶主手中为所有奴隶赎取自由的话，南北方之间的战争就可以避免。联邦政府在1859年的总支出是6900万美元。以这个数字计算，即使四十年的联邦预算也抵不上美国所有奴隶的市场价值。
更何况，第二年，即1860年，奴隶价格涨得更高了。
▲ 19世纪描绘奴隶被卖情形的绘画
三、价格泡沫：奴隶制最后的疯狂
南部的奴隶，居然是工业时代的美国最有价值的资产，这听上去有些不协调。但我们要充分考虑奴隶与海外贸易的联系。
黑人劳动力对棉花种植业至关重要，而原棉当时仍然是英国的工业命脉。即使在那些不种植棉花的州，奴隶的价值也是按照其在棉花种植园里的价值来衡量，也就是根据棉花生产所需的劳动力成本来确定奴隶的价格。美国提供了全世界的绝大多数棉花。1859年，棉花出口额占美国全部出口额的一大半。
过去人们一直认为，北方各州的经济要比南部先进很多。其实，北方从英国进口的制成品和工业品，远远多于出口产品。是南部的棉花出口，抵消了北方大量进口国外产品导致的贸易逆差，让美国保持国际收支平衡。简单来说，当时的美国北方正在经历工业化，但还没有完成这一过程，它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个农耕社会，只是程度上与南部有差别。美国的大多数海外出口产品，仍是来自南部的农产品。
在这种背景下，让奴隶制出于道德或正义的考虑自行瓦解，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相反，大量证据表明，奴隶制正在从一个没有人身自由的劳动力群体，变成南部诸州实质上的货币基础。
在大多数农耕社会，最有价值的资产是土地。美国南部的情况却不是这样。不仅土地有产权，就连劳动力，即人，其终生价值也可以合法地拥有和转让。最重要的是，和土地一样，奴隶主可以将奴隶用作贷款的抵押物。而且，在贷款抵押方面，奴隶要比土地强很多。土地价格因为面积、位置、当地气候、宜种作物、土壤肥力和水源等因素的不同而相差极大。和奴隶不同，土地也无法移动。如果借款人急于偿还债务的话，卖掉一两个奴隶要比卖掉一片土地更为容易。对于相隔很远的债权人来说，相较于某块未知的土地，他们更愿意用一群二十来岁的奴隶作抵押，一旦借款无法按时偿还，债权人可以迅速带走作抵押的奴隶并高价卖掉。违约借款人在田纳西的土地不容易被新奥尔良的贷款人评估和出售，但他的奴隶却可以。
用奴隶作抵押很容易借到款，这反过来让购买奴隶更容易。就像巴特勒奴隶的拍卖会上，几乎没有人拿自己的钱来买；大多数人借钱买。如果用奴隶作担保来借钱的话，这个奴隶就成为抵押品，成了一种可以在市场上转让的有价债券，即使被抵押的奴隶还未易手。这种高流动性可以让手里拥有奴隶的人不断借款买更多的奴隶。随着19世纪50年代奴隶价格的上涨，南方奴隶主对奴隶市场的信心日益增强。在很多种植园，种植园主把以奴隶作抵押借来的钱，用作经营种植园的流动资金。
到1860年，由奴隶作抵押，由经纪人（向种植园主提供融资借款的经纪业务的群体）背书的借款票据，已有了广泛的二级市场。借款给种植园主的商人可以将借据卖给其他人。这种借据本身往往就可以被用作货币。在这种货币体系下，最受欢迎的抵押物根本不是土地，而是未来交割的棉花或对奴隶的抵押。
不难想象，如果种植园主死亡，其遗产执行人往往会将奴隶卖掉，向债权人清偿欠款。有的银行甚至有专门圈养奴隶的围栏，为的是万一发生不良贷款可以迅速收回抵押的奴隶。翻阅大通银行的历史可以发现，它收购的两家银行，路易斯安那市民银行和新奥尔良运河银行，在美国内战爆发前，曾接受过共计1.3万多名奴隶作为抵押物。
在文化上，拥有奴隶也成了一个人财富方面的成人礼，是一种成功的标志。拥有奴隶，哪怕只拥有一个，也标志着贫穷白人的身份得到了提升。土地的肥力可能下降，棉花价格也可能波动，但拥有几个奴隶，尤其是拥有一对奴隶夫妻，就可以同时拥有他们的后代，意味着获得了一笔不断增加的财富。雄心勃勃的年轻人，要获得舒适生活、社会地位和财务稳定这些象征社会最高阶层的东西，就要努力成为一个种植园主，拥有一处宅邸，被自己的“人”（当时的富绅们对奴隶的委婉称呼）簇拥着。这是北方所没有的现象。
为了效仿那些“成功者”的理财智慧，奴隶被“资财有限的人、孤儿寡妇的信托资金视为最佳投资对象”。看似稳定的投资被杠杆扭曲了。就像是拥有信用卡会让人感到自己的购买力比实际的更强，在信贷宽松的刺激下，美国奴隶制上演了最后的疯狂——虽然北方关于奴隶制的不满与日俱增，但奴隶价格直到1860年的总统大选时期，仍在攀升。
距离巴特勒奴隶拍卖会刚过一年，一场规模更大的拍卖会出现了。
约瑟夫·邦德（Joseph Bond）是一个富有的南方人，他死后，遗产执行人决定将邦德的所有地产和奴隶卖掉：超过1.9万英亩土地和500多个奴隶。1860年1月的奴隶市场，形势极为乐观，邦德拍卖会拍出的奴隶价格超过了巴特勒拍卖会：566名各个年龄的奴隶一共售得580150美元。顶级干活能手的卖价超过了2000美元。所有奴隶的平均价格超过1000美元。按照这个价格水平，美国的400万奴隶当时的价值为40亿美元。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甚至小孩子和年轻母亲也卖出了高价格。小孩子价格的上涨，说明买方和放款人对奴隶未来价格的持久信心——持久至那些小孩子长大到能够干活的时候。在宽松信贷的刺激下，买方只是将奴隶看作不断增值的资产，看作总能以更高价格卖给下一个买方的资产。信贷，往往是投机狂热的最后一个推手。
信贷也在腐蚀道德。一张张票据、契约让奴隶制更为复杂。拥有丈夫去世留下的500英亩土地、6个奴隶和1万美元债务的寡妇能让奴隶自由吗？她的债权人肯定会反对。年轻时为了积累财富努力打拼，背负巨债大盖宅邸，但打算不再通过买卖奴隶赚钱的人，真的能接受这种思想进步吗？广泛的借债行为，以及整个南部的信用结构，都建立在这种最有价值的资产上。信贷已经渗透入奴隶社会的各个方面，并与其紧密联系在一起。南方人不可能主动给予奴隶自由，就像现代美国人不可能将贷款买的房子交给慈善机构一样。负债会限制人的行为。
奴隶价格不断攀升，让赌注变得越来越大。过热的市场，让南部严重高估了奴隶制的价值；价格泡沫下，南方人不想放弃估价超过30亿美元的奴隶制。对市场估值坚定而持久的信任，导致了财富增加的幻觉，也注定了美国接下来的命运。（来源：腾讯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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