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塞斯：战争经济学

编者按：本文摘编自米塞斯《人的行为》第三十四章“战争经济学”第一部分“全体战争”。译者夏道平。米塞斯在本文揭示了战争的本质，尤其是战争对平民的影响。对于如何消除战争实现持久的和平，米塞斯从经济学的角度给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

战争经济学

文：米塞斯  编：新少数派

市场经济提供了和平合作。一到平民变成了兵士的时候，市场经济就破碎了。于是，货物、劳务的交换被相互的争战替代。

原始部落间的战争并不影响分工下的合作。这样的合作，在战争爆发以前并不存在于交战双方之间。这些战争是无限的，或全体的战争。它们的目的是全面胜利、全面征服。被征服的或者是被消灭，或者是被撵走，或者是被收为奴隶。至于说条约可以解放纷争，可以使双方和平相处，这一类的想法，不是战斗者的心中所会有的。

征服者是不知道自我约束的，除非有个坚强的抗力阻止他。建立帝国的原则，是尽可能地扩张统治区域。亚洲的一些大征服者和罗马帝国的一些大将军，只有在他们不能再前进的时候才停止下来。这时，他们把侵略行为向后延缓一些时。他们从不放弃征服的野心。在他们的心目中，独立自主的外国不是别的，只是日后攻击的对象。

这种无止境征服的哲学，也鼓励了中世纪欧洲的统治者。他们的首要目的，在于尽量扩张他们的领土。但是，封建制度供应他们的战争经费只是微博的。诸侯们为他们的君主作战，也只在有限的时间以内。诸侯们自己的打算，限制了君主的侵略。于是，若干主权国的和平共存就开始出现了。十六世纪有一位叫做布丁（Bodin）的法国人，就发展出国家主权学说。到了十七世纪，有一位荷兰人叫做格劳秀斯（Grotius）的，又给这个学说补充上战时和平时国际关系学说。

随着封建制度的瓦解，国家主权再也不能依赖诸侯们的支持，于是就有了军队国家化。此后，作战的人就是君主的一些佣兵。这样的军队、组织、装备和给养的费用是很大的，这对于统治者的财政，是个沉重的负担。君主的野心无限可是财政的考虑使他们不得不节制他们的企图。他们再也不想征服一整个国家。他们的目的只在征服少数几个城市或一个州。占有得过多，在政治上也许是不聪明的办法，欧洲的列强都不愿他们当中有一个变得太强，因而危害到他们的利益。极凶猛的征服者，也会恐惧那些被威胁者会结合起来对付他。

由于这些军事的、财政的和政治的联合影响，欧洲在法国革命以前的那三百年当中的一些战争，就成为有限的战争。战争是由一些职业的兵士组成的小规模的军队来打的。战争不是人民的事情，它只与统治者有关。人民都厌恶那些带给他们灾难、增加他们租税负担的战争。他们认为，他们自己是在一些他们所未参与的事情中的牺牲者。甚至交战的军队，也尊重人民的“中立”。照他们的想法，他们是要为夺取军事的优势而战，至于敌方非战斗的人民，不是他们战争的对象。所以，在欧洲大陆的那些战争中，平民的财产被认为是不可侵犯的。1956年，巴黎会议已把这个原则应用到海军作战方面。接着，就有许多伟大人物们开始讨论完全废除战争的可能性。

看到无限战争所引起的情况，哲学家们发现，战争是无用的。一次战争下来，多少人被残杀，多少财富被破坏，多少地区遭蹂躏，为的是什么？为的是国王和少数统治者的利益。战争胜利了，对于人民没有任何好处。他们的统治者扩张了统治区域，并不使他们富有。对于人民而言，战争是不值得的。武装冲突的唯一原因，是专制君主的贪婪。民主政制替代君主专制，会完全消灭战争。民主政制是和平的。国家领域的或大或小，不是民主政制所关切的事情。领土问题的处理，不凭偏见和激情，而诉之于和平谈判。要使和平得以永久维持，就要废除独裁政府。这自然不是徇和平的途径所可成功的。国王的佣兵必须完全击溃。但是，人民对于专政君主的这种革命战争，将是最后的战争，也即根绝战争的战争。

这个观念，在法国革命领袖们击退了普、奥的侵略军队以后，他们自己发动侵略的时候，已经是模模糊糊地存在于他们的心中，在拿破仑的领导下，他们自己很快地采取无限扩张、无限吞并的最残忍的政策，一直到所有的欧洲列强联合起来挫折了他们的野心才放手。但是，持久和平这个观念不久又复活了。这是19世纪自由主义躯干中的要点之一，也即是曼彻斯特学派所遵循的那些原则中所力图实现的自由主义。

这些英国的自由主义者和欧洲大陆上他们的友人，都有敏锐的眼光看出了永久和平的维持不能单靠民主政治，而要靠自由放任的民主政治。在他们的心目中，自由贸易是保持和平的必要条件，就国内讲是如此，就国际讲也是如此。在这样一个没有贸易障碍和移民障碍的世界里，就没有引起战争和征服的诱因了。他们充分相信，自由理念有不可抗拒的说服力，因而他们放弃了“根绝一切战争的最后战争”这个想法。所有的民族将会出自本意地承认，自由贸易与和平是大家的幸福，将会约束他们本国的专制君主而无需国外援助。

大多数的历史家完全没有看出使古代的“有限”战争被现代的“无限”战争代替的那些因素。照他们的看法，这个变更是虽“朝代的国家”转变到“民族的国家”而俱来的，是法国革命的一个后果。他们只注意到附随的现象，而把原因与结果弄混淆了。他们说到军队的组成部分，说到数略和战术的原则，说到武器和交通设备，说到军事技术和行政技术的许多其他事情。但是，所有这些都没有解释，为什么现代国家要侵略而不愿和平。

全体战争是侵略性的民族主义的衍生物，这是一致公认的事实。但是，这只是个循环推理。我们把民族主义叫做形成现代全体战争的意理。侵略性的民族主义是干涉政策和国家计划的衍生物。自由放任会把国际冲突的原因消除掉，干涉主义和Socialism则招致一些无法和平解决的冲突。在自由贸易和自由移民的场合，没有人会关心他的国家领土的大小，在经济国家主义的保护措施下，几乎每个国民在领土问题上都有利害关系。本国领土的扩大，对于他是福利的增进，至少是解脱外国政府对于他的福利所加的限制。使皇朝与皇朝之间有限战争变成民族之间的冲突的，不是军事上的技术，而是福利国家替代了自由放任的国家。

假若拿破仑一世达到了他的目的，法兰西帝国该已大大地超越了1815年的境界。西班牙和那不勒斯该已被Bonaparte-Murat家族（波拿巴-穆拉特）的皇帝统治，而不是统治于另一个家族The Bourbons（波旁）的皇帝；Kassel（德国卡塞尔市）皇宫该已被一个法国花花公子占据，而非Hesse（黑森）家族的选侯们所保有。所有这些事情并不使法国的人民富有，普鲁士的人民并不因他们的国王于1866年把Hanover（汉诺威），Hesse-kassel和Nassau（拿骚）的那些堂表兄弟们撵出豪华邸宅而得到什么。但是，如果希特勒实现了他的计划，德国人就可希望享受较高的生活水准。他们相信，消灭了法国人、波兰人和捷克人，就可使他们本族的每个分子更富有。为争取更多的“生存空间”而作战，是关系他们自身利益的战争。

在自由放任的经济环境下，多国的和平共存是可能的。在政府统制经济的环境下，那是不可能的。威尔逊总统的悲剧性错误，就在于忽视了这个要点。现代的全体战争，与古代皇朝的有限战争没有什么是相同的。那是对付贸易障碍和移民障碍的战争，人口过多的国家对人口较少的国家之战争，那是为废除有碍全世界工资率趋向于平等的那些制度的战争；那是一些耕种贫瘠土地的农民，反对政府不许他们去耕种更肥沃空地的战争。简言之，那是一些把自称为特权的“没有者”的工人和农民，反抗那些他们认为特权的“有者”的其他国家的工人和农民的战争。

对于这个事实的认知，并不是说，胜利的战争真的会消除掉侵略者们所诉说的那些弊害。那也不是说，撤除了移民障碍即可以安抚侵略者而免于战争。就今日的情形看来，美洲和澳洲容许德国人、意大利人和日本人移民进来，不过是对敌军的先锋队敞开他们的大门而已。

信赖条约、国际会议、以及国际联盟和联合国这样的一些官僚建置，终归是无用的。在意理之间的战斗中，全权大使们、政府官员们以及专家们所表现的都是失败。征服的野心不是官样文章所可遏止的。所必要的是意理和经济政策的改变。

当下的世界，瘟疫与战争给人类的生活带来了深刻的影响与沉重的灾难，然而这还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人们对于乌托邦的信仰以及政府万能的意识形态，这才是人类社会灾难不断战争频仍的根源。正如米塞斯所言：在政府万能的意识型态下，现代文明是不可能保存的。击败侵略者，并不足以使和平持久；重要的是，抛弃产生战争的意识型态。

米塞斯生活的时代，正是国家干预主义盛行乌托邦主义泛滥之时，他是那个时代唯一坚守自由市场的学者，他坚定地认为：自由市场是所有人的长期利益所在，是文明和繁荣的支柱。为此，米塞斯一直不被学术界所容，遭到无数冷遇甚至蔑视，然而历史却证明了，他是“那个时代唯一正确的人”。

米塞斯一生颠沛流离，这个漂泊中的苦魂，在回忆录中以近乎悲壮的姿态，这样回答自己和世人：

“我还在上中学的时候，按照惯例，选择了维吉尔的一句诗作为我的座右铭：不要向邪恶低头，鼓起更大的勇气，继续与之对抗……我愿意去做一个经济学家所能做的任何事情。我不会倦于诉说我认为正确的事情。”

米塞斯的思想影响了罗斯巴德、哈耶克、安·兰德等人，作为奥地利学派的第三代掌门人，米塞斯让奥地利学派再度崛起，他因此被誉为“奥地利学派的院长”。他是影响思想家的思想家。正如罗斯巴德说：“米塞斯的《人的行为》是文明人必读的经济学《圣经》。”

但遗憾的是米塞斯的思想与著作，在国内仅在少数学者、企业家圈子中流传。为此，新少数派联合先知书店诚挚推荐“读懂米塞斯”系列，读他的人生和作品，从中汲取力量。识别下图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读懂米塞斯（还可在规格中一并选购哈耶克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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