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经济、分配正义、消灭宗教——三个远未终结的世纪神话

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回望人类历史，每一次经济大萧条、社会大动荡、文明大倒退，几乎都缘于错误思想的流毒——20世纪的历史，尤其如此。

发生在20世纪的一战、二战、冷战，是人类先辈们不敢想象的——不仅规模空前、损失惨重，更是一种波及所有领域、裹挟所有阶层的“全面战争”。

最令人唏嘘的，是20世纪的多起内战。西班牙内战、越南内战、东西德之间的柏林墙，以及持续至今横在南北朝鲜之间的三八线……其手段之酷烈、仇恨之深重，甚至远远超过古代的异族征战——冲突双方都坚信，自己正在捍卫一种更先进、更高尚的观念。

然而，与观念带来的后果相比，这些导致了剧烈冲突的观念本身，却因为种种原因，长期无法被大众知晓。

▋乌托邦神话：计划指导市场

亚里士多德说，人不可能掌握全部真理。但是在整个20世纪，总有人幻想着人类可以达到“全知全能全善”，建成尽善尽美的制度——为着这种观念，他们甘愿赌上（所有人的）性命。

一战前后，恰逢“第二次科技革命”——爱因斯坦“相对论”的诞生、电气化的起飞，都极大地助长了人类的自负。人们痛恨资本主义的“软弱和不公”，盼望以“科学主义”构建出完美的经济和政治，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社会问题。

1917年，苏联在一战的余烬中诞生。随后，旨在“消灭剥削、消灭私有制，通过强大的政府，以科学的方法，管理整个国家生产与需求”的计划经济模式，在短短几年时间，缔造了20世纪历史上的苏联神话。

就在“苏联神话”让世界侧目时，年仅30岁的奥地利经济学家米塞斯发表了一篇石破天惊的文章，对“苏联神话”，尤其是“经济奇迹是否可行”的问题，发出有力的质疑。

这个话题相当庞大，但米塞斯的论证和逻辑链条非常简洁清晰：

1. 生产、消费是最基本的经济活动，两者都是靠“经济计算”来达成的。即是说，生产者和消费者在估算一笔买卖时，只能凭借“由竞争产生的真实价格”作出决策。

2. 价格反映的是消费者的需求程度，以及生产资料的稀缺性和可靠性——任何个人或组织都不可能掌握如此庞杂的信息。

3.生产资料一旦被垄断，自由竞争一旦被人为消灭，价格会因此被扭曲，失去其尺度功能——生产者和消费者都失去了唯一的参考。

4.生产者为了虚假的需求做无用功，消费者花高价也买不到合适的商品。最终，整个经济体因为严重的浪费和短缺，不可避免地走向衰亡……

简言之，米塞斯以事实和逻辑证明：任何强大的单一组织，都无法完成经济计算，计划体制的结果必然是混乱、奴役和衰败。这篇文章连同后续的论证，后来被扩充为一本旷世巨著《Sozialismus》。

20岁的哈耶克在读完这本书后，立即决定拜米塞斯为师，并从一名“温和的激进主义者”转向了坚定的市场派。而最能代表哈耶克学术水平的《科学的反革命：理性滥用之研究》一书，正是沿着米塞斯提出的问题追根溯源之作。

哈耶克尖锐地指出，计划经济之所以不可行，首先不是因为人们厌恶它，而是那些滥用理性、狭隘理解“科学”的文人们始终拒绝承认的一个最基本的“科学事实”：一个大学教授不可能比农民更懂得经营自己的土地，也不可能比早餐店老板更清楚居民饮食偏好的变动……

凭借对“知识分散性”原理的挖掘和坚持，哈耶克在1974年获得经济学诺奖——但这都是后话，先知般的米塞斯于1973年逝世，没能看到市场经济挽救更多生命的时刻。

米塞斯在1920年的文章掀起千层巨浪，招来严厉的批驳，甚至激烈的谩骂。米塞斯孤军奋战，他的对手却是数不胜数——最著名的是波兰经济学家奥斯卡·兰格。

如同所有乌托邦主义者一样，兰格指出了市场经济固有的缺陷：

1. 自由市场的价格体系和自由竞争，必然导致极大的贫富悬殊、资源错配；

2. 自由市场的无序竞争，将无药可救地导致周期性的“癫痫”——经济危机；

3. 自由市场的这一致命缺陷，必然导致“繁荣—衰退—萧条—复苏”的周期轮回……

自由市场真的是弱肉强食、混乱无序吗？计划真的可以弥补市场吗？那些美好的乌托邦愿望，真的能实现吗？……围绕这些问题，米塞斯与兰格等人爆发了旷日持久的大论战——它被称为“两种思潮、两种意识形态的第一次世界大战”。

兰格提出了一个“完美方案”：把经济运行的理论模式引入市场机制，实现资源合理配置、充分利用高效率增长的经济运行模式。简言之，就是“用计划指导市场，弥补市场的不足”。

米塞斯毫不客气地反驳：计划经济无法弥补“市场的弱点”，计划的弊病会扩散到其他领域，导致巨大的社会灾难。

1.计划经济没有价格激励，创新和互助都会走向衰竭；

2.计划经济的决策者，不用承担破产、退场的后果，因此其错误将会不断扩散；

3.计划经济的成果分配，是靠中央计划的强制命令，而不是价格贡献，其结果是更严重的不公和贫富差距……

米塞斯对计划经济的质疑和预判，每一点都切中要害，也几乎改变了世界的思想版图。

尤其是当兰格辩称“即便没有价格参照，我们也可以更细致地计算生产要素”时，他其实已经承认了米塞斯的预判：计划经济的确摧毁了估算商品的“唯一标尺”——每个外行人都能看懂的“价格”。

遗憾的是，随着世界性经济危机爆发，论战的天平发生反转，反对市场、支持计划的观点很快取得了压倒性优势。

各国央行的通胀政策引发全球性的错误投资，泡沫在1929年爆炸，大萧条持续到1933年，各大经济体哀鸿遍野。

而苏联靠着控制贸易流量、掠夺私人经济，它躲过了世界性的金融危机。再加上新技术革命的红利、欧洲文人的粉饰，苏联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1932年乌克兰大饥荒。琼斯因坚持报道真相，死于非命。——《知识分子与社会》记载

尽管米塞斯早就预言了大萧条，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都认为是“兰格驳倒了米塞斯”——这场论战因此被称为“兰格论战”，这套“计划指导市场”的模式也被称为“兰格模式”。

于是，苏联计划体制借着知识精英的背书，戴着“关心劳苦大众”的冠冕，迅速成为摆脱萧条、弱国变强的“救世良方”。致命的病毒开始在全球扩散：当时的纳粹德国、中国国民党政府，甚至美国罗斯福政府和阿根廷政府，都争相学习苏联的“成功经验”……

▋平等神话：分配带来正义

亚当·斯密说：“所谓正义，就是让一个人得到他应得的东西”。然而，古今中外的天才幻想家们，为了实现“人人平等的地上天国”，总喜欢以上帝自居，自行设立正义的标准——为了让一部分人得到“不应得的利益”，他们宁愿让另一部分人得到“不应得的下场”。

1971年，罗尔斯在《正义论》开篇写道：“如果说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是真理，那么社会制度的首要目标，就是正义。”

罗尔斯主张，所有的社会基本价值，包括自由和机会，收入和财富、自尊的基础，都要实行“平等分配”：

1. 平等自由原则：社会的基本结构要平等自由，即每个人获利的方式，应该符合基本的社会规范。

2. 机会公平原则，结合差别原则：在实现机会公平之后，如果还“不够平等”，就要遵循“差别原则”——天赋高者得利多，就有义务帮助弱者。

天赋高者得利多，为什么“不正义”呢？罗尔斯提出了“无知之幕”的思想实验：天才富贵，弱者贫困，国家该不该督促天才帮助弱者？角色不同，答案自然不同。如何找到“最正义”的答案呢？

假设我们事先都被挡在幕后，不知道自己将会得到哪一种身份——在那种场景下给出的答案，就是人类理性的最大公约数，也是“最公正的”。

于是，从“分配正义”的目标出发，罗尔斯设计出一整套制度架构：权威、社群（国家、教会或别的集体）、法律等都要积极发挥作用，督促富人“负担起帮助穷人的义务”。

这本绿色封皮的书引发轰动，一时间洛阳纸贵，掀起的讨论热潮被称为“绿魔”。罗尔斯备受追捧，讲座场场爆满，甚至被人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政治哲学家”。

3年后，哈佛大学的同事、诺齐克教授发表《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质疑所谓“分配正义”，并就正义来源、个人权利、国家权限等问题，与罗尔斯展开论战。

诺齐克认为，真正的正义是“持有正义”，包括：

1. 取得的正义原则。如果每个人的持有都是正义的，那么持有总体也是正义的，反之则不然。祖传的遗产、野地里捡的金子、诚实经营所得的利润，不需要矫正。

2.转移的正义原则。自愿的交换、赠送，属于此类。

3.矫正原则。前两个原则受挫时，需要做出纠正。法院判决的赔偿，属于此列。

诺齐克坚持，不能把天赋、勤奋、幸运所带来的收益，看成“社会”的共同资产——它们都属于“最基本的个人权利”；不能以“社会正义”的名目，使个人遭到无端的侵害——不正义的手段（局部），绝不能带来正义的目的（整体）。

因此，所谓“分配正义”（包括权力主导的“福利”国家），其实质是对个人权利的践踏、对正义原则的歪曲。

罗尔斯的设计，最终是做大国家权力，侵害个人自由。这种“分配正义”越多，国家权力就越横暴，个人自由就越卑微，真正的正义也会因此消亡。

对于国家的功能、权限，必须予以高度警惕——与其做大国家，不如重申国家的限度：国家必须是，也只能是保护个人权利的工具；这种保护必须是“被动的”、“最小的”、“守夜人式的”。这样的国家才是正义的、持久的，才可能为个体公民提供中立性的保护。

诺齐克进一步指出，相比追求“平等”的分配正义，保障个人权利的努力通常更紧迫、更艰难。20世纪的一系列乌托邦体制，都打着“平等”的旗号，把国家权力扩大到极致，导致了无数的人祸。

▋意识形态神话：宗教战争已经远去

陀思妥耶夫斯基说：“如果没有上帝，那么所有事情都可以被允许”。在“上帝已死”的时代，人们肆无忌惮地践踏一切道德伦理，渴望砸碎一切“自由的枷锁”。然而当他们宣称“人类理性已经消解宗教蒙昧，我就是自己的上帝”时，却蓦然发现，自己已经身陷宗教战争。

法国是启蒙运动的大本营，也是各种无神论意识形态的发源地。数百年来，法国思想家不遗余力地创造各种“新信仰”（意识形态），以此抨击教会、讴歌理性。

在意识形态几乎全面统治人类的20世纪，法国思想家保罗·萨特，是当之无愧的意识形态先锋、左翼思想领袖，而他的好友雷蒙·阿隆，因为与他尖锐对立，成为“20世纪和法国人中的双重异类”。

萨特是天才的剧作家，也是激进的革命者。二战前后，他一边组织乌托邦主义运动，一边写哲学《存在与虚无》。

萨特的哲学与其说是无神论，不如说是“反有神论”。他认为：人要想获得自由，就必须彻底否定上帝、否定“先于存在”的人性，直至否定当下的自己（虚无）、“自己创造自己”，否则就会落入“宿命论”和“任人摆布”的境地；每个人都要争取自由，于是每个人都只能看见自己，在孤独、挣扎中成就自己的自由……

基于这样的意识形态和人性假设，萨特非常推崇“斗争哲学”，积极鼓动、亲身参与国内外的阶J斗争。

萨特、波伏娃会见格瓦拉，盛赞古巴的“直接民主”

1968年5月，因美国介入越战，法国爆发骚乱——史称“五月风暴”。大学生高喊“打倒美帝国主义、打倒资本主义”，占领工厂学校，筑起街垒对抗军警。为声援学生，全国1000万人发起罢工游行。戴高乐总统逃往德国避难，法国几乎爆发内战……堪称法国版“武斗夺权”。

萨特等人前往大学发表演讲，支持学生暴乱。他还以执行主席的身份参加了一个法庭，审判美国在越南的战争罪行——法庭的名誉主席则是大名鼎鼎的伯特兰·罗素。

面对此等荒唐和激进，雷蒙·阿隆批评学生“以自杀行为追求绝对自由”，严厉谴责萨特误导青年，“以意识形态的演说，替代切实可行的政治计划。”

对于“意识形态宗教战争”，阿隆的洞察堪称经典：当一种政治主张借由“科学、理性”的名义，成为不可质疑、不容证伪的意识形态，它就会蜕变为一种新的宗教，并且比所有的传统宗教都更霸道、更排外。

宗教曾被当作“人民的鸦片”，雷蒙·阿隆则针锋相对，把“意识形态宗教”比作“知识分子的鸦片”，把知识精英传播意识形态的行为比作“二手烟”——民众接受的是二手知识，因此这种二手烟是更严重的“双重毒害”。

阿隆尖锐地指出：激进的知识精英对传统的政教合一、宗教战争深恶痛绝，却对意识形态的政教合一、宗教战争趋之若鹜；正是这些“意识形态新宗教”日复一日地对民众X脑、鼓动人性的败坏，才造就了“20世纪的宗教战争”——“为解放全人类而斗争”“对阶J敌人毫不留情”……

▋当观念之争遭遇“政治正确VS正确”

兰格VS米塞斯，罗尔斯VS诺齐克，萨特VS阿隆——这三场大辩论，代表着20世纪人类思想的最高水平，涵盖了经济模式、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的三大战场。 它们不仅深刻塑造了当今的人类冲突，也是20世纪极权历史的病理切片，是我们避免重蹈覆辙的重要参考。 

从言辞上看，兰格、罗尔斯和萨特，都是人类某些“普遍价值”的忠实信徒：兰格担忧“自由市场的无序和冷血”，罗尔斯热爱“正义和平等”，萨特敢于“向一切不平等、不民主的组织开炮”——在今天很多中国读者眼中，这些都是很“右”的价值观。

他们还制定出完备的理论（方案），竭力消除“一切矇昧、不公和束缚”，试图让人类“掌握自己的命运”。 

但是，自由、平等、正义、和平，这些美好的价值，为何却成了20世纪三场大辩论中六位思想家所捍卫、但却彼此冲突的价值？

其中，某些高尚的理想、完美的方案，为何却将人类导往地狱呢？高喊普遍价值的，到底谁是左，谁是右？

要回答这些问题，恐怕要跳出观念本身，追溯产生这些观念的思维方式，而思想家托马斯˙索维尔在《知识分子与社会》一书中，提出的“圣化构想”VS“悲观构想”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思维方式，恰似为破解以上难题量身定做。

在《知识分子与社会》中，索维尔认为：知识分子间发生的所谓左右之争，完美与修正之争，现代与未来之争，战争与和平之争，其实都是伪问题——冲突爆发的根源，是他们头脑中两套根本对立的世界观，其底层冲突正是“圣化构想”和“悲观构想”这两种思维的冲突。

圣化构想，认为任何社会问题都有一个抽象的“理想型”，一切思考均需围绕这个理想型展开，他们并不在意现实条件，就希望把意念中的理想模型强行推广到政治制度或社会生活中。

持有“圣化构想”的知识分子，罔顾人性的复杂，喜欢站在上帝的视角、道德的制高点上，在头脑中构建出一整套完美的社会蓝图；他们对未来无限乐观，认为依靠人类理性，依靠某些组织或强人，通过某个“一揽子解决方案”，最终就能建成尽善尽美的人间天堂。

与“圣化构想”对应的是，对人类制度的研究，总是一种对“最可容忍的不完美制度”的研究，即悲观构想。

就出发点来说，罗尔斯、萨特等人兼具善良和聪慧，堪称“人类良心”、“知识教皇”。

但是，越是高尚的理想，其迷惑性越强、危害性越隐蔽；越是完美的方案，实现难度越高，权力对人性的强制就越多，个人权利也就越卑微……

这恰恰解释了一个更吊诡的现象——那些看上去越高尚的理想、越完善的理论，带来的后果就越糟糕：

兰格的经济理论，导致反市场的计划思想在全球扩张；罗尔斯的正义观，导致美国的民粹政治、身份政治（如“黑命贵”）；萨特的思想，成为二战后欧美左派“暴力夺权”的理论武器（如“安提法”）。

与之相反，他们的对手米塞斯、诺齐克、阿隆——这些“谦卑的少数派”，终其一生都奉行的，是被索维尔称为“悲观构想”的思维：

他们从不敢苛求完美，也拒绝给出任何“包治百病”的药方；他们只是运用逻辑和事实，指出明确的悖谬和“最不坏的选择”，告诉世人“什么可以做，什么绝不能做”；他们的诚实和谦卑在当世当时遭人唾弃，然而，文明的维持、人类的尊严，却总是因他们发出的“杂音”而得以存续……

沿着索维尔的思考，我们判断左与右的根本区别，还不在于是否高喊自由、民主、平等、正义这些普遍价值，而是其观念与行动，秉持的到底是圣化构想还是悲观构想。

再进一步，今天我们反思灾难的源头，不能停留在谴责某些政客的肆意妄为，必须追溯到那些怀揣“圣化构想”知识分子所制造的精神鸦片。而这些，不只是20世纪主要冲突的根源，也是当今世界价值撕裂，秩序失序的根源。

值得一提的是，对于身处转型期的中国知识分子，以及我们如何看待知识分子这一问题，无疑面临着更大的挑战：

知识分子既要批判现实，传播真理，又要超越“横渠四句”的修齐治平，避免陷入索维尔所批判的“圣化构想”。为此，先知书店诚挚推荐索维尔《知识分子与社会》，新少数派邀您共读，本书不仅是关于知识分子问题最新锐的系统阐述，也是识别左与右、洞悉当今社会冲突根源的绝佳之作。识图扫码，即可一键收藏（还可一并收藏“洞悉当代社会冲突”等）。

▍延伸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