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斯谈中国：制度形成最难的就是摆脱路径依赖

诺斯谈中国：

制度形成最难的就是摆脱路径依赖

文：王杨  编：荞麦

因为重新发现了制度因素的重要作用，诺斯的新经济史论和制度变迁理论使其在经济学界声誉雀起，成为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并因此获得了1993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

诺斯1946年开始在伯克利任教，从此开始了其长达70年的执教生涯。他的很多论述都是关于经济史的，但他最重要的贡献是对经济分析方法的创新，他发现，传统的经济分析已经难以解释经济长期增长的秘密。

诺斯更广泛地分析了社会、政治体制、法律、产权乃至宗教信仰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他的假设是，当不同的经济组织，比如农民、银行家、铁路公司等，认为体制阻碍他们获得更大的利润时，他们就会联合起来改变体制。

诺斯指出，诸如创新、规模经济、教育、资本积累等等并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它们乃是增长。他的观点是，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除非现行的经济组织是有效率的，否则经济增长不会简单地发生。

2004年8月，诺斯在北京大学演讲时说，制度都必须要能够来促进、鼓励生产活动和生产力的发展，而制度也实际上保证了市场经济的发展。必须要有一个政治市场，还要有一个经济市场，这两者是必须的。

▌谈中国问题，必谈诺斯与新制度经济学

诺斯的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对国内的经济学家影响深远。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新制度经济学流入中国，迅速成为主流，2000年以前差不多有十来年的时间，在中国任何一个场合任何一个学术活动上，谈中国问题，谈改革，必谈新制度经济学，好像经济学只有一个门类，就是新制度经济学。

直到今天，谈到中国的改革时，诺斯的这句话还经常出现在各种论述中：当一国的制度被利益集团绑架或操控的时候，利益集团不仅导致制度的利益化，而且使再分配及制度的实施出现问题。更重要的是，这种现象和趋势如果得不到遏制，还将影响政治体制。

对于中国面临的问题，诺斯本人在多年前也提出过自己的见解。

2002年，诺斯应邀在上海《文汇报》社做客，他认为，中国经济比较关键的问题在于如何找到人与人之间交易关系更有效的演进途径，即如何让人们选择合作而不是欺诈。

诺斯认为，必须设计一种制度来规范参与者，让他们明确自己的收益是什么，使他们趋于选择合作而不是欺诈。

对于一个转型的经济来说，将来肯定要面临的更根本的问题是，如何使政治体制的变革能以较低的成本来保证个人契约的有效实施。

“中国经济经历了一场巨大的变革，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但是我认为你们还没有真正解决好个人之间的更有效的交易的问题。”

▌制度的形成要警惕路径依赖

诺斯进一步指出：必须认识到别人不讲信誉和不守约的原因，这样才找到使他们讲信誉和守约的办法。

千百年来，人们的思想是在他所处的环境中所形成的。他们必须学会相互信任和相互依赖，就象在一个家庭和家族中一样。人们在不同的环境中会作出不同的反应，他们会在心理上不自觉地建立一道防线来抵御新思想。

所以，个人习惯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可以重塑人们的思维。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可以自我实现。

在西方国家，制度的形成花了五百年，这是一个非常缓慢的历程，其中涉及到许多非常重要的人物和思想的出现。

在中国，你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就能解决问题，我想至少需要二十到五十年的时间来为之奋斗。这就是你们现在为什么还存在这么多问题的基本原因。

在某种程度上，你们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中国的经济已经上了路，但现在和将要遇到的问题可能比已经解决了的问题还要多、还要难。其中，对于发展出有效的个人交易的制度而言，政治体制的改革是非常关键的。

诺斯还说，在中国，官商腐败的盛行表明了“路径依赖”的问题需要引起当局足够的注意，即不能将进一步的经济发展陷入到一个腐败的格局。

诺斯是新经济史的先驱者、开拓者和抗议者。他用制度经济学的方法来解释历史上的经济增长；重新论证了包括产权制度在内的制度的作用；将新古典经济学中所没有涉及的内容制度提出，并结合了产权理论、意识形态理论及国家理论，最终形成了“制度变迁理论”。因此，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他曾说过：历史总是重要的。它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我们可以向过去取经，而且还因为现在和未来是通过一个社会制度的连续性与过去连接起来。今天和明天的选择是由过去决定的。

正是因为有了制度，可以弥补人性的不足，从而更好达成社会合作，为人类谋取福祉。

在他看来，西方世界之所以能后来者居上，不是因为技术变革、人力资本、也不是资本积累，而是政治、经济、社会领域的制度创新，尤其是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明确的产权保护等要素的出现。

张五常曾说：我做学问五十多年，认识的高人无数，但从来没有见过一位像诺斯那样的学者。

当年，诺斯有关“制度创新及变迁”的观点甫一问世，一石激起千层浪，并迅速登顶经济史学界新浪潮的最前沿，深刻地刷新、重塑了当时关于国家兴衰的认知，其影响力更横跨近半个世纪，并至今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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