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以企业家精神为核心的经济学,需要有企业家精神的经济学家
“创新是企业家的生命”
——汪丁丁评张维迎《重新理解企业家精神》
文:汪丁丁 编:荞麦
老友维迎,毕生为中国市场经济奔走呼号。疫情期间,他回顾自己几十年生命历程,梳理思路,将以往几年有关企业家精神的作品整理、编辑成《重新理解企业家精神》一书,日前来信邀我写一篇书评,可长可短,最重要的是能在更大的学术和思想框架下评价一本书,可以开阔读者视野。
读了维迎为这本书写的“序言”和“引论”之后,我就答应了他的邀请。不过,我这篇书评有点长,所谓“下笔千言”,从我自己的思路开始叙述,与这篇书评的标题密切相关,故而不可能“离题万里”。
我在围绕创新问题,曾研读关于“天才”的心理学和社会学文献。恰好,维迎在这本书里讲述了许多“企业家”的故事,与我所知的“天才”故事相类。
例如,企业家有强烈的创造性冲动,维迎多次强调,这种冲动常常与利润无关,他引述相关文献列出企业家行为的三类动机。
我认为,他列出的三类动机完全可以涵盖于我引述的怀特海哲学之“创造性冲动”这一观念,进而可以嵌入于我的“生物经济学基本命题”语境之内。
任何生命,包括“企业家”这一特定生命形态,其生命的表达就是持续寻求对自身生命至关重要的互补性。
当我思考“衰老”现象以及如何防止衰老时,我扪心自问:你为自己的生命找到下一个强烈互补的方向了吗?
▌企业家持续的创新是他们生命的全部
维迎描写企业家,当他们不从事企业家创新活动时,他们就不是“企业家”。
我读维迎这本书的时候,有不少疑问,例如此处的小小疑问,关于“企业家”这一观念,维迎固然有远比我丰富的“微观体验”,他讲述的故事的主角,许多都是他认识的企业家。
不过,在探讨“企业家”这一观念时,我和维迎都只能有“宏观想象”,因为我们不可能认识世界上的全体企业家。于是,维迎在讨论“企业家精神不是什么”时,不可避免地引发了我的疑问:任何企业家都不可能永远在从事企业家创新活动,企业家也要在家庭里扮演“父亲”角色,在家庭外扮演“朋友”角色,诸如此类。
维迎讲述的企业家故事,也许应大篇幅地补充讲述这些企业家在不从事企业家创新活动时的那些社会场景中如何扮演自己的角色。据我观察,企业家不再从事创新又不能找到与自己生命强烈互补的生活方向,就会衰老。
我读维迎这本书的感受之一是,有些企业家之所以持续从事各种创新活动,也许是要防止衰老。或者,我换一个表达,更符合怀特海的哲学:这些企业家之所以长寿,因为他们有持续创新的冲动。
▌企业家精神:敬业、合作、创新
我承认,阅读维迎的这本书,我频繁地产生想要发表不同见解的冲动。维迎的“序言”和“引论”很精彩,堪称“炉火纯青”之作。
维迎讨论企业家创新活动中“隐秘知识”发挥的关键作用。其实,以“日常创新”闻名于世,日本企业管理的重要经验之一就是“轮岗制度”,有利于工程师和决策参与者们分享各部门积累的隐秘知识。
他是想破除理性人经济模型对企业家决策的误解,从否定性视角说明企业家与常人的不同。
我在香港大学任教期间研究企业家精神,概述欧洲的企业家研究文献时,我总是列出企业家精神三要素:敬业的精神、合作的精神、创新的精神。
企业家的“敬业精神”表现为实现自己梦想时的“固执”,企业家的“合作精神”表现为实现自己梦想时的合作精神。
▌对主流社会保持批判的姿态
维迎曾这样定义“主流”,他说,主流就是让多数人有饭吃。这一定义十分精彩,令我印象深刻。维迎那时也是主流经济学家,想必也同意我的观察,多数人是在主流经济学里“混饭”吃。可是多数捧着“阿罗-德布鲁”模型混饭吃的经济学家要靠模型才可“思考”,也难怪不甘平庸的维迎要反叛出主流阵营。
我希望补充或争辩的是,维迎批评的知识分子群体,也许有不少人,甚至大多数人,基于嫉妒心理而对发家致富的企业家群体充满反感。但就我的微观体验和宏观想象,相当多的人进入知识各领域,是因为感受到与自己的生命有强烈互补性。
恰如乔布斯这样的企业家否认“利润”是他生命的强烈互补,许多从事科研的人并不认为发家致富与自己的生命有强烈互补性。
▲乔布斯
在市场里生活,我常借用海德格尔在《尼采》一书中的名言:市场将每一个人的价值拉低到同一平面之内来衡量。
齐美尔在《货币哲学》中有类似的描述:货币原本是通向对岸的桥,但人们却在桥上止步不前。
在市场社会里,由于市场是主流,为保持社会的健康,承担批判主流功能的边缘人,就集中在大学里。
可见,知识分子对企业家群体的批评不是“偏见”一词能够涵盖的,而是,如福柯所言,知识分子的“神圣感召”就是对主流社会保持永恒的批判姿态。
最后,我引用王国维1917年《殷周制度论》的论断:天下之利莫大于定,害莫大于争。我认为这是王国维对中国两千多年“宗法社会”核心价值观的一种概括,或可解释“企业家精神”在中国社会的长期困境。
▌“市场失灵”是个错误的观念
关于市场的两种不同范式”——即新古典经济学与奥派经济学,维迎列出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八个悖论”。
我同意,而且许多经济学家都同意,这些悖论是在“一般均衡分析”框架内不能解决的。以往也有几位理论经济学家,试图改造“一般均衡”的分析框架。
维迎指出,“市场失灵”是一个错误的观念,他列出主流经济学的“市场失灵”三类情形——垄断、外部性、信息不对称,并论证这些情形都是不能成立的。维迎的论证,都可成立。我认为,这是这本书的理论核心。
奈特说,垄断将使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最终,财富的集聚过程将使社会大多数成员的自由完全消失。
事实上,我之所以认同奈特的这一论断,也是基于我在中国社会的微观体验。
世界上没有抽象的“市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各自的市场体验,我称之为“微观体验”。在微观体验的基础上,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有关于市场经济的“宏观想象”。
这样的宏观想象,因人而异,千差万别,敏感依赖于每一个人如何在想象中“集结”全体社会成员的微观体验。我甚至认为,“如何集结”,才是宏观经济学的基本问题。
严格地说,我与任何学者讨论任何观念时,都在心里试着想象对方是怎样将自己的微观体验注入于这一观念并且怎样集结全体参与讨论的人的微观体验为某一宏观想象的。对话之所以可能,是因为有“对话的逻各斯”。
也是基于我的微观体验和宏观想象,我认为“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都是存在的。我对任何公共政策的评估,在当下的中国社会里,首先是权衡“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孰轻孰重,当然不能遵循幼稚的主流经济学思路。我对公共政策的评估,其实就是我基于微观体验和宏观想象的判断力的运用。
▌企业家的判断优势不在于思考,而是感受
维迎描述的企业家判断力,常常缺乏表达自己的能力,他们的优势似乎在于“感受”而不是“思考”,用我常引述的一位优秀的美国企业家的自我描述,“you have to smell it”(你必须嗅它),他认为只能这样描述企业家判断力。“嗅它”,另一个表达是“gut feeling”(骨子里的感觉)。
维迎“宏观想象”中的企业家精神需要怎样的社会环境才能在中国生根发芽成长?
根据数千年来中国本土的企业家传记资料,当代中国社会能够产生的企业家精神是什么样的?
维迎返回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之后,与我和几位老教授有更多机会密切交往。通过这些私人交往,我意识到,维迎始终带着黄土高原的气息,难怪我多年来喜欢引用他的许多幽默表达,这次也不例外。
“将军赶路,不追小兔”。多么生动的譬喻呀!先秦时期,冯友兰称之为“子学时代”,他认为那是中国思想的黄金时代,在那个时代,以函谷关为界,直到汉代仍流传着这样的本土经验:关西出将,关东出相。
陕西榆林,维迎的老家,经典的关西,维迎在经济学领域里能征善战,如他所言,以企业家精神为核心的经济学,需要有企业家精神的经济学家。
创新是企业家的职能,没有创新,就没有进步。身处大数据时代,企业家通常依靠算法推演以及数据报告来做理性判断,然而这种判断往往与企业发展差之千里,甚至成为误导。大数据可以告诉我们如果人们按部就班,就会如何行动,但它没办法预测什么样的创新会出现。
面对变动不居的经济环境,以经济学思维看待市场经济就极为关键。张维迎老师以充满智慧的洞见为读者打开企业家精神这扇大门,带领读者重新审视这一对经济起着举足轻重意义的阶层,从而洞悉企业家精神的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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