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陈梦家先生

紀念陳夢家先生

誕辰九十五周年

西元2006年

《陳夢家著作集》出版瑣憶

——紀念陳夢家先生誕辰105周年

陳夢家先生生於1911年4月20日，逝世於1966年9月3日。今年是他誕辰的105周年，也是他離世的第50個年頭。我們改變不了歷史，但我們可以整理、出版其著作，作為無聲的紀念。

讀大學的時候，對於現代詩，比較喜歡徐志摩及與他有關的“新月派”詩人們的現代格律詩。到現在記憶猶深的，有朱湘的兩句：“與落花一同漂去，無人知道的地方。”這兩句，後來還成了作者的詩讖。非格律詩的，大概也就屬卞之琳“你站在橋上看風景”那首《斷章》，到現在還未忘卻，令人遐想。其餘的，大概只記住了些人名而已，其中就有“陳夢家”三字，大約因他是上虞人的緣故罷。

一、編輯《西周銅器斷代》

畢業後到中華書局工作。有一天，熊國禎副總編輯找我，說要給我安排一部積壓了三十多年還未出版的書稿。

交給我的稿子，是陳夢家先生的遺著——《西周銅器斷代》。就這樣，我第一次正式接觸到了陳先生的文字，也才知道陳先生後來是做了學術的，而且還挺艱深！

我拿到的《西周銅器斷代》，是一份考古所的整理謄抄稿（含圖片原件），一份鉛排三校樣（圖片未排）。書稿是趙誠先生1982年發稿的，三校樣出來之前，趙先生已經退休了，以致延誤下來。

最開始，我以為只是對三校樣進行編輯加工。於是，從2001年11月至2002年4月，用了六個月時間，通讀一遍。

國家經貿委早在1999年下達的第16號令《淘汰落後生產能力、工藝和產品的目錄》中明文規定，2000年底要淘汰全部鉛排、鉛印工藝。我當時聽說，書局有幾部重要且難度較大的書稿，還是鉛排的，且都已經到了最後關頭，所以想趕制一下，雖然已經晚於國家的規定時間了。其中除了《西周銅器斷代》外，還有《沈曾植集校注》、《繹史》等，後來《繹史》與《沈曾植集校注》於2002年正式出版，還是鉛排字，當時網上還在討論，說這兩部書很可能是最後的鉛排本圖書了。

可是，《沈曾植集校注》、《繹史》出版的時候，《西周銅器斷代》還未送來付型樣！難道《西周銅器斷代》將成為最後的鉛版書？

直到2003年8月，出版部才將新的打樣送來。一看，發現不對，已經改作電子排版的。嗚嗚嗚！原因其實很簡單，且看考古所寫於1990年的《編後記》：“為使本書高品質的與讀者見面，中華書局不惜工本，特用鉛字排印出版。……華昌泗同志生前為刻制難字。”據說，之前華先生專為此書刻制了五千多個古文字。現在華先生已經故去，工藝也遭淘汰，只得電子重排了。於是，我又從2003年9月至2004年1月，用了五個月的時間，重新一個字一個字地校讀了一遍，出版部校對科也安排了三個校次。

2004年3月，《西周銅器斷代》付印。最後關於定價多少，編輯部、出版部與發行部三方看法不甚統一，為此還專門召開協商會。最終大家還是採用了我的意見。同時協商定價的，還有一本《張政烺文史論集》。

二、重簽出版合同

就在《西周銅器斷代》的編輯出版過程中，2003年8月，徐容甫先生重回書局工作，擔任副總編輯。考慮到此書的合同，是1996年與趙蘿蕤先生簽訂的，但趙先生已故世，需與其著作權繼承人取得聯繫。再者，我局之前也出版過陳先生的其他著作，容甫先生安排我統一考慮。經過向考古所負責《西周銅器斷代》出版事宜的王世民先生瞭解，大體上掌握了陳先生著作的存世情況。

2004年1月2日，我整理出了陳先生的著作目錄，2月24日寫的報告裡定作“陳夢家全集”。但考慮到肯定不會“全”，所以正式出版時，可以用“陳夢家著作集”這一名義，這種思路得到大家的認同。（之後，以“著作集”形式，系列出版學者的專著與論文集，成為書局的一個出版重點。）

如此一來，就需要與陳先生著作權的繼承人重新簽署合同。王世民先生告訴我說，趙先生有個弟弟叫趙景心，可以找他。可是陳夢家、趙蘿蕤夫婦當年生活的美術館後街22號被拆除，趙景心先生搬到了哪裡，不得而知。

找人，其實像探案一樣！

經過多方打聽，最終還是找到了趙景心先生。我便前往其遠在海澱上莊的住處。經過溝通，趙先生非常支援我們出版陳先生的著作集。在趙先生口中，聽到他對趙蘿蕤、陳夢家的稱呼是“我姐姐”、“我姐夫”！聽得出來，趙先生對他姐姐感情很深！

至於重簽合同，趙先生說，他還有兩個弟弟，一個叫景德，一個叫景倫，兩人都在美國。自己與景德有聯繫，關係很好，可以代表他簽字，但代表不了景倫，同時也沒有景倫的聯繫方式。又說：合同要景倫先簽後，他再簽字。

這下又波折了，到哪裡去找景倫先生呢！

回來後，又幾次與趙先生通電話。忽然有一次，趙先生說，景倫的太太是張治中將軍的三女兒張素初。而張素初的大姐張素我，又是他的同事。通過趙先生給的電話，即與張素我先生聯繫，打聽到景倫先生在美國的電話與電子郵箱。2004年3月8日，即與景倫先生去信一封，說明原委。4月5日，先生回國，招我見面。4月8日，我帶著合同到花市大街，請先生簽字。之後，再去景心先生處，請他簽字，並代表景德一起簽字。

三、未收錄“著作集”的品種

2004年出版了《西周銅器斷代》，又再版了《殷虛卜辭綜述》和《漢簡綴述》。既然制定了“著作集”的出版規劃，就得陸續將已刊未刊的專著、論文、散文、詩歌等，全部重新校訂、整理出版。

同一年，修訂再版了萬國鼎編，萬斯年、陳夢家補訂的《中國歷史紀年表》。修訂挖改所用的底本，是容甫先生提供的中華書局1978年1版1印本。因為只是訂補他人的著作，所以此一種是不列入“著作集”的。

《尚書通論》、《西周年代考》、《六國紀年》三種之前是出版過單行本的（《西周年代考》、《六國紀年》兩種因篇幅較小，合作一冊），此次也都全部重排，其中《六國紀年》依據的是陳先生的校訂本。這三種，作為“著作集”的兩冊，於2005年6、7月分別出版。

其中還有一種書——《武威漢簡》，當年是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與甘肅省博物館合編，列為“考古學專刊”乙種第十二號出版的。

1957年7月至1959年11月間，甘肅省博物館在武威縣先後清理了三十七座漢代古墓，在磨咀子六號墓發現了四百六十九枚儀禮木簡以及七枚日忌木簡、四枚雜占木簡。1960年，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委派陳夢家先生前往甘肅省博物館，對這批漢簡（包括六號墓出土的四百八十簡，十八號墓出土的王杖十簡，以及四號、十五號、二十二號、二十三號墓出土的柩銘四條）進行了整理、考釋與研究。

《武威漢簡》共分五部分：敘論、釋文、校記、摹本、圖版。其《後記》中寫道：“本書的具體工作，由以下各人分任：實物清理、簡報：甘肅省博物館郭德勇等；攝影：甘肅省博物館吳柏年；摹錄文字：張邦彥；敘論、校記、釋文等：考古研究所陳夢家。”

此書1964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定價25元。以當年的收入與消費水準而言，不啻為奢侈品。

為了再版此書，我們與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甘肅省博物館、文物出版社分別聯繫。最開始，我們希望將其納入“陳夢家著作集”中，但後來覺得此書屬於特殊時期的特殊著作，納入個人“著作集”並不合適，所以還是決定單獨出版，並與上述三家單位分別寄去公函，得到支持。

編輯過程中，我們將《漢簡綴述》裡的《武威漢簡補述》一文，作為此書的附錄。這篇《補述》分兩部分，一是對漢代“日忌”內容的考釋，二是對“文學弟子”一詞源流的分析，為確定第六號墓主人活動的時代，提供了更多的線索與幫助。

《武威漢簡》於2005年9月正式出版，距上次印刷時間，也已經過去四十一年了。

四、九十五周年誕辰時的紀念

2005年，曾與王世民先生商量，2006年是陳先生誕辰95周年，或可舉辦紀念活動。會議之際，最好出版點新的著作。

於是，王先生從考古所的書庫裡，找出陳先生在昆明西南聯大、美國芝加哥大學授課時的講義三份。第一份，1939年夏的《文字學甲編》，分七章，第七章古文字材料只寫了“甲骨文”一節，為未完稿。第二份，1943年的《中國文字學》兩章，自稱為“重訂本”，其內容與1939年本略有重複。第三份，1944年秋在芝加哥大學講授中國古文字學的英文講義列印稿，名AN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PALAEOGRAPHY。後來決定將這三種文字學講義合編在一起，總名之曰《中國文字學》。前兩種，請國家圖書館古籍部的劉波先生整理，對原稿上的眉批與旁注，用“【】”標示，插在正文相應位置。英文部分則據原列印稿排版。

在《中國文字學》裡，陳先生將古文字的發展分為五期，系統考察文字的演變，推闡條例；從時代、地域，書寫的方法、材料、工具、手續及書寫者身份等因素推尋字體演變之原因；並分論歷史上的字體，對王國維先生所持的籀文是秦時文字，即周秦間西土文字，壁中古文是周秦間東土六國文字之說，多有辯駁；從而構建起自己的文字學體系。其中最重要的一條，即陳先生認為，古文字研究興起後，傳統的六書說就退居到次要的位置，所以應從名、文、義三方面，“建立文字的條例的一個始基”——這就是陳先生提出的著名的“三書說”。

由於《中國文字學》一直以講義的稿本形式存在，沒有得到出版，而“三書說”的觀點體現，又是在1956年出版的《殷虛卜辭綜述》一書中，所以人們認為陳先生是到五十年代才開始提出“三書說”的，遠較唐蘭先生1935年時所提的“三書說”晚了大約二十年。其實不然。

1935年唐蘭先生在《古文字學導論》中提出“三書說”，即象形、象義、形聲。陳先生對其中的“象義”有不同意見，並提出象形、假借、形聲的“三書說”。陳氏“三書說”後來得到了學術界的基本認同。“三書說”在陳先生的《文字學甲編》裡就已經存在，而《文字學甲編》的第一稿作於1937年秋。所以說，《中國文字學》是具有重要的學術史意義的。出版後，居然還獲得了“2006年度全國文博考古十佳圖書”，實是意外之喜。

與此同時，我還約請上海陳子善先生收集、整理陳先生學術論文之外的其他文章。子善先生後來在《前言》裡說：“我讀三十年代的《新月》和《中央日報》，讀四十年代的《國文月刊》和《觀察》，讀五十年代的《詩刊》和《人民日報》，發現陳夢家還有不少詩歌之外的文字未曾結集，其中有小說，有抒情散文，有文藝評論，有觀劇雜感，還有討論文字改革的，介紹青銅器文化的，等等等等，琳琅滿目，美不勝收。原以為陳夢家以詩人名，以考古學家名，沒想到他的創作和治學領域是如此廣闊。一個新的設想由此萌生，何不再編一本陳夢家新文集——詩集和學術專著之外陳夢家的文學創作和學術隨筆集？這樣，陳夢家文學和學術生涯中鮮為人知的一面，也許可以得到昭晰的展示。”

我們讀陳先生早年的《不開花的春天》、《你披了文黛的衣裳還能同彼得飛》、《七重封印的夢》、《青的一段》等，看看題目，就能夠感覺得到其中的情趣了。

又與清華大學藍棣之先生聯繫，約請他重新整理陳先生的詩集。陳先生十六歲就開始創作新詩。1931年編輯了一本《新月詩集》，收入徐志摩等十多人的詩作；同年他個人的第一本詩集《夢家詩選》問世，並一舉成名。隨後，1934年《鐵馬集》、1936年《夢家存詩》相繼問世，被公認為“新月派”後期最有建樹的詩人。只是後來轉向學術研究，所謂“青春作賦，皓首窮經”是也。四十年代之後的詩作，今僅見到1948年一首、1951年一首、1953年二首、1954年一首而已。在整理過程中，子善先生將新發現的十三首，以及我在景心先生家發現的作於1953年12月17日的《過北海三座門大街》一首，共十四首，都請藍先生增補進了詩集。

《過北海三座門大街》：“對著黃塵蒙罩的夕陽，/ 對著靜靜的粉紅色宮牆。/ 止一輪淡綠色的月光，/ 奇怪的冰原，說不出的淒涼。”由於寫在1954年的那首《悼聞一多先生》不是格律詩，所以我個人以為，《過北海三座門大街》這一首，其具體而朦朧之意象，鏗鏘而哀婉之韻味，極可能是1949年以後新月詩人的空谷絕響了。

《中國文字學》、《夢甲室存文》與《夢家詩集》三種，於2006年6月底正式出版。7月3日，在考古所召開“紀念陳夢家先生誕辰95周年學術座談會”上，我們將上述三書作為禮品贈送給與會學者。

五、《陳夢家學術論文集》的收集與整理

王世民先生說，陳先生1957年自編過一份論文目錄，是按發表先後編排的。後來趙蘿蕤先生抄錄了一份給他，那份目錄的截止時間是1956年。至於1957年之後的，王先生說，他可與張長壽先生一起來做補充。因為陳先生很多著作的原稿、出版物以及未刊的遺稿，趙蘿蕤先生都捐贈給了考古所，所以我即請王先生收集《陳夢家學術論文集》。

九十五周年紀念會後 ，《論文集》的出版提上正式日程。我也經常催王先生交稿，以便在陳先生誕辰一百周年之際出版。直到2010年年底，王先生才將收集到的陳先生學術論文編輯成冊，交來書局。

《論文集》收入陳先生生前已刊論文三十五篇，按發表時間順序編排；其餘十三篇，因其全文收入或改寫後收入陳先生其他相關專著，在《論文集》目錄之後作“存目”處理，並於篇名後注明原載何處，以及後收入或改寫收入何書等情況。另外，還有陳先生在世時未發表的論文十篇：其中三篇，王先生之前已經整理並發表了；餘六篇，商定由書局編輯部代為整理；還剩一篇，即《右輔瓌寶留珍劄記》，不作整理，而是以原件掃描的形式，置在全書論文之後。

再者，陳先生早年的論文，大都有抽印本，陳先生經常在抽印本的天頭地腳空白處，做一些批註；所有這些批註，我們均以加“【】”的形式插到相應位置。但是《商王名號考》這篇抽印本的批註相當多，有的頁面甚至把天頭地腳全部寫滿了，為了展現陳先生嚴謹求實的學術態度和不斷鑽研的學術精神，我們將這一篇以整篇掃描的形式收入，這樣既避免了資訊的誤差和流失，也避免了版面因加入太多的“【】”而造成的不美觀。

以上，共計四十九篇論文。

《論文集》的整理、錄入、校對、編輯工作，繁複而麻煩，在我手上流轉了三年多，由於平時雜務繁重，根本沒有足夠的時間，可以安心地用來處理書稿中的問題，經常顧此失彼，捉襟見肘。

2014年夏天，所在部門新進兩位大學畢業生。其中李碧玉畢業於清華大學中文系，考慮到陳先生曾在清華大學中文系任教，就將編輯此書的任務，交給了碧玉。告訴她，這本書會成為她編輯生涯最重要的也是最有意義的一本著作。並要求她將所有的校樣都保存好，待書出版後，幫她裝訂成冊，留作紀念。

我讓碧玉先將校樣與原稿校對了一遍，使她大致瞭解《論文集》的情況。之後，再就裡面存在的各類問題，怎樣來處理，用何種方法、方式解決，採用什麼步驟等，一一為之詳述。並要求碧玉將這些問題，分門別類的總結出來，做好歸納。

碧玉溫柔秀美，人如其名；又精音律，二胡古箏，近乎專業。剛來的時候，不會飲酒。其間聚餐，啤酒一杯，已屬勉強，再勸則云：那下午就不能看陳先生的稿子了。倏忽二年，酒量與經驗同漲，現在聚餐，碧玉已經能主動認領一瓶矣。

碧玉對《論文集》中提到的所有甲、金文及四部文獻，全部依據原書或通行本進行了核對，改正其中的錯訛，不知凡幾。初時雖了無所知，而到如今，碧玉對甲、金文也能道個甲乙丙丁。之前確定的六篇遺稿的整理工作，也都由碧玉承擔，可謂是《論文集》出版之第一功臣！

後來，我們將整理好的校樣，送給王先生審閱。王先生看後，大加誇獎，以為整理之細緻，校訂之乾淨，問題解決之到位，格式排版之清爽，都已到了極致，云云。

經過一年半的時間，2016年3月8日，樣書終於送審。王先生看到寄去的樣書，發來短信，說：“《論文集》印刷得很好，我們十分滿意。”這距陳先生自編論文目錄，已六十年矣。

就在《論文集》付印後，即讓碧玉將之前商量並歸納、總結出來的問題，以及我們如何處理的方法、方式等，整理成文，經過幾次修改，我們寫了一篇《從〈陳夢家學術論文集〉看現當代學術文獻之整理》論文，茲錄其摘要如下：“現當代文史學者學術論文集的整理，較之一般古籍圖書和學術專著更為複雜，往往存在體例混亂、文字錯訛、標點舛誤、引文不確等問題。本文以《陳夢家學術論文集》的整理、編校為例，對各類問題的解決分別作出了說明，試圖總結出有一般適用性的整理原則和編校方法，從而為現當代學術文獻的整理、出版提供參考。”這裡面很多問題，確實是有共性的。

近五六年來，我所帶的年輕同事，都有這樣的經歷，如朱季海《初照樓文集》（李天飛）、戴明揚《嵇康集校注》（朱兆虎）、駱鴻凱《文選學》（馬婧）、徐炳昶《徐旭生文集》（劉明）等，都是由責任編輯承擔收集、整理與校訂工作的。這對於剛入職的年輕人來說，無疑是最好的鍛煉，且富有成就感。

六、《海外中國銅器綜錄》與《海外中國銅器圖錄》

陳夢家先生四十年代講學美國，後又到加拿大、北歐等地尋找散落的青銅器。曾計畫編纂《海外中國銅器圖錄》三集，1946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第一集。《海外中國銅器圖錄》為中國學者所著、總結歐美國家收藏中國青銅器收藏狀況的第一部圖錄。這部圖錄的海外照片徵集工作，當年由北平圖書館袁同禮先生主持完成，而圖錄的編纂工作則由陳夢家先生完成。可惜第二、第三集，“因香港為日軍所占，未能續印”。

1962年，科學出版社出版了《美帝國主義劫掠的我國殷周銅器集錄》，煌煌一厚冊，署名“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此書的實際整理者，就是陳先生，因為他當時的“右派”身份，不能冠名。

王世民先生告訴我，《美帝國主義劫掠的我國殷周銅器集錄》的原照片與拓片等，都還保存在考古所。除了美國卷之外，陳先生基本已經完成了加拿大、北歐兩卷。加拿大卷包括安陽、洛陽出土的商周青銅禮器、兵器和工具二百餘件；北歐卷包括英國、法國、荷蘭、瑞典等國收藏的商周青銅禮器二百餘件。

其實，我們看陳先生寫于1956年秋的《中國銅器綜錄自序》一文，即可知道陳先生當年對流散在海外的中國青銅器，有著“規模宏遠”的編纂計畫。

早在2004年6月，我們就與考古所商定，要對《海外中國銅器綜錄》一書作出重新整理、編排，厘分三卷，納入“考古學專刊（乙種）”出版。署名方式則循專刊舊例，為“陳夢家編撰，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輯”。由於此書的特殊性，故不納入“陳夢家著作集”系列。可惜，這項工作進展並不順利，直到2014年初，才進入圖片掃描階段，於是就交付部門內朱兆虎負責。

兆虎性喜小學，一度特別關注老輩學者的學術遺稿，如羅君惕先生《說文解字探原》、馬宗薌先生《毛詩集釋》等重要著作的出版，都是兆虎努力的成果。另外，兆虎還曾擔任陳先生《中國文字學》修訂再版的責任編輯，對陳先生的著作較為熟悉。

後來，兆虎讀到曹菁菁發表在《文獻》雜誌上的《國圖藏陳夢家〈海外中國銅器圖錄〉未刊稿》，發現在國圖還有《海外中國銅器圖錄》第二集的原稿。我即讓兆虎與國圖聯繫，商定一併出版《海外中國銅器圖錄》第一集、第二集，並納入“陳夢家著作集”系列。

七、《中國銅器綜述》

陳夢家先生在《海外中國銅器圖錄》第一集的卷首，曾寫有《中國銅器概述》一文，文章寫於1940年4月，時任教於西南聯大。後來1944年11月至1947年9月，陳先生到美國芝加哥大學講授中國古文字學，同時收集北美所藏中國銅器材料，編成《美國所藏中國銅器圖錄》（即後來的《美帝國主義劫掠的我國殷周銅器集錄》）。

在《美國所藏中國銅器集錄》的《自序》裡，陳先生說：“原編附有《中國銅器綜述》十五章，系就舊《中國銅器概述》擴大改作。……《綜述》篇幅太長，今刪去之，以後當可單獨問世。”（1956年12月）

這本《中國銅器綜述》，其實是英文稿，書名作General Study of Chinese Bronzes。2004年時，即請王先生找人翻譯，後由王睿（故宮博物院）、曹菁菁（國家圖書館）、田天（首都師範大學）、孫瑩瑩（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四人，合作翻譯完成，復經王先生校訂，直到2015年年底方才交稿，前後差不多十年時間，可見翻譯之不易。現在也已交給碧玉，由她承擔編輯出版任務，估計在不久的將來，大家就可以看到。

八、其餘著作文章等

陳夢家先生于1934年1月赴北平，成為燕京大學研究院研究生，專攻古文字學，至1966年9月辭世，三十二年的學術歷程，所撰寫的著作除如上所述之外，其實還有很多，或者是我們現在還未發現，或者是早已散佚了。

如陳先生在《中國銅器概述》（1940年4月）文末所列參考用書，所列自著書有：“《銅器銘文研究》（稿本）、《金文編校記》（稿本）。”這兩種稿本，今未見。

在《中國銅器綜錄自序》（1956年秋）裡說：“一九三九年在昆明因北京圖書館之約，編輯《海外中國銅器圖錄》，雖作三集，而僅出一集，因香港為日軍所占，未能續印。”今也只發現了第二集的稿本而已，第三集未見。

在《美國所藏中國銅器集錄自序》（1956年12月）裡說：“原編中對西周較重要諸器銘，曾作有較長的考釋，附於說明之內。此類考釋，今已提出，歸入《西周銅器斷代》與《東周銅器斷代》兩書中。”今者《東周銅器斷代》一書未見。

趙蘿蕤先生抄錄的陳先生1957年自編的論文目錄，著錄英文論文五篇，現在還沒有收集到。

王先生經常說起，陳先生後來一度致力於度量衡的梳理與研究，這些稿件還保存在考古所，可惜大都未成稿，知道的篇名有《戰國貨幣總述》、《戰國記容銅器》、《古尺記略》、《漢尺考述》、《漢斛考述》、《漢唐之間的尺度》、《唐宋尺》、《明清尺》等。

不知道陳先生的這些著作和散篇文章，還有他的佚文、日記、書信等，能否有面世的一天。只要有，——我們，隨時準備著！

九、雜記

我出生於浙江省桐鄉市大麻鎮。大麻鎮，1950年之前隸屬於德清縣，後來劃給崇德縣，1958年崇德縣與桐鄉縣合併，稱桐鄉縣（今稱市）。大麻鎮的北面就是新市鎮，距離極近。據震宏兄見告，大麻鎮流傳有兩句俗語，一句是“新市人就是大麻人”，另一句是“長毛前，趙百萬；長毛後，趙討飯”。太平軍進駐大麻是在1859年冬，所以頗疑新市趙家，是在太平軍亂後從大麻遷居新市的。

陳夢家先生的岳丈趙紫宸先生，中國基督教神學家，是德清縣新市鎮人。趙紫宸先生1948年所撰《系獄記》中記載到：“大麻是浙江的小村鎮，我年幼的時候常去探望親戚的。”趙紫宸先生生於1888年，“年幼”一般指五至十二歲左右。從“常去探望”四字，可見這門親戚肯定非常的親。若從這個角度而言，為陳夢家先生出“著作集”，好似也是一種緣分。

美術館後街22號，我沒有去過。聽說當年在很多人的呼籲保護聲中，還是被轟然夷為了平地。現在只能看著照片中的佈局，想像這裡曾經發生過的往事，以及與之相關的曾經的兩位主人。

我初見景心先生時，他八十六歲，還打網球。八十八歲那年冬天，他還開車帶我去吃飯。有一次，景德先生回國，他們兩人還來書局，買書。景德先生畢業于西南聯大，後獲芝加哥大學地質學博士學位，阿波羅11-17研究專案的首席研究員，曾獲佛蘭克林學會維特瑞爾獎章、巴林格獎章等。晚年研究《老子》，來書局就是為買相關的著作，交談中，已經不大會用中文了，景心先生作的翻譯。景德先生于2009年逝世，享年九十一歲。

景倫先生見過兩次，第一次是簽合同，第二次是送樣書。景倫先生也曾就學西南聯大，後考入美國哈佛大學，1950年尚未畢業即放棄學業回國，1980年再次赴哈佛大學。第二次送書，是到他花市大街那邊的房子，還在收拾中，說是為歸國做準備。景倫先生旅美三十年，曾為紐約《亞美時報》主筆。景倫先生于2015年逝世，享年九十二歲。

由於最近幾年都沒有新出陳先生的著作，所以都沒有去給景心先生送書。唯有一次，景心先生帶我去城裡某社區裡，看他珍藏的陳夢家、趙蘿蕤遺物，有那麼二三十件傢俱，放滿了兩間屋子，真是大飽眼福。近距離賞玩之時——突然想起，有一年到梅紹武、屠珍老師家談書稿，屠珍老師給我說的故事：他們都是趙蘿蕤先生的學生，到趙先生家玩。陳先生特別喜歡他們，專門打開他收藏家具的那間房子給他們欣賞，看到椅子前面都栓了根紅繩，意思就是“不讓坐”。開始覺得陳先生小氣，現在想來，陳先生是多麼愛護這些東西呀。去年下半年，屠珍老師來電，說景心先生狀況不是很好。因為《陳夢家學術論文集》那時已經付型，我就等書出版後再去。今年三月，書始印出。領得樣書送去時，景心先生已經不認識我了。但看到書後，還是大聲地說了句：“陳夢家——我姐夫！”

前幾年，景心先生在湖州市博物館設立了“趙紫宸、趙蘿蕤、趙景德家族紀念館”，陳先生的傢俱，都保存到其中。而陳先生的故鄉上虞市，據聞在百福陵園也給他建了衣冠塚。

陳夢家先生生於1911年4月20日，逝世於1966年9月3日。今年是他誕辰的105周年，同時也是離世的第50個年頭。我們改變不了歷史，但我們可以收集、整理、出版其著作，作為無聲的紀念。

                                                                    2016年4月15、16日寫

18、19日修改

个厂于仰顧山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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