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林先生：为何《仪礼》需要做复原研究？

彭林先生

为何《仪礼》需要做复原研究？

学术研究的前提是把握研究对象的特殊性，避免盲目性，陷入为研究而研究的迷途。《仪礼》区别于其他典籍的最大特点是鲜明的践履性，因此，正确认识《仪礼》在成书与研究过程中的两次“转换”，是我们复原研究的逻辑起点。

从活态传承到凝固态文本：

周代礼乐文明的第一次转换

周公制礼作乐，创建了以“德”为核心内涵、“郁郁乎文哉”的中华礼乐文明。由《诗》《左传》《国语》等文献可知，冠、婚、丧、祭、飨、射、朝、聘等典礼仪式，已成为周代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华夏民族的生活方式得以规范，文化认同由此渐成。

周人的典礼仪式原本属于活态传承，毋须诉诸文字。春秋季世，礼崩乐坏，《礼记·杂记下》载，恤由死后，有“周礼尽在鲁”之誉的鲁国，竟然无人知晓如何为之举丧，不得已而派孺悲去请教孔子，并做了笔录，“士丧礼”由此著于竹帛。孔子对此感到震惊，周礼或废或僭，随时有湮灭之可能，需要作抢救性保护。现存《仪礼》十七篇，便是由孔子及弟子将活态的典礼仪式转换成凝固态文本的成果。为了突出主要线索，避免枝蔓，宫室形制、服饰裁剪、礼器使用等诸多细节每每被省略，这对当时的读者不会造成阅读障碍。这一次转换是《仪礼》成书的缘起，与孔壁中经一样，旨在保存文化，希冀借助文本形式传于后世。

将文本还原成活态的仪式：

周代礼乐文明的第二次转换

既然《仪礼》是由活态礼仪转换而来，则后人研读《仪礼》，再将文本形态还原成活态的典礼仪式，实现第二次转换，就是题中应有之义，如此方不负孔门师弟初衷。但是时移世易，社会生活方式不断变迁，后人通读《仪礼》已非易事，即使作为古文大家的韩愈，亦直言这部用先秦语汇书写的《仪礼》“难读”；周代尽人皆知的彝、簠、簋、觥、觯、斝、盉、匜等礼器，“行于今者盖寡”；某些仪式社会上已“无所用”；然则此书为何绝对不能废弃？因为“文王、周公之法制具在于是”，周礼的精神蕴含其中，儒家文化的根荄在其内。

后世有学者试图展现局部仪节而绘礼图，宋杨復《仪礼图》、清张惠言《仪礼图》堪称其中佼佼者。但毋庸讳言，两千年来的《仪礼》研究，包括成果卓然的乾嘉学者在内，几乎都沉溺于纯文本研究，有失孔子存礼的初衷。

礼学家沈文倬一生浸润于《仪礼》，是此道中最早的觉迷者，他批评清人礼图“画得太草率”，“比如宫室，只画几条或粗或细的线条，标明这是堂、这是房”。他进而说：“对于古代人生活情况的描述，光靠文字叙述是很难表达的，光靠‘实物’的照相或图片来表达，也是呆板而没有联系的”；他断然指出，《仪礼》研究“必须另辟蹊径”。并认为《仪礼》之学属于古代社会生活史的研究，这“是历史科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命题”，文本研究并非多余，但“只有把研究的结果，用连续性的图画来表达，那么房屋器物，都可以清楚地看到；而人的活动——入门升堂，坐立饮食，都历历如在目前了”。沈文倬有清醒的将文本回归活态仪式的理念，故早在1951年便拟定了“《周代城市生活图》编绘计划”，将《仪礼》内容分为宫室、衣服、饮食、交通、冠昏、丧葬等十二门，计划每门绘图四十多帧，总共五百帧，希冀用连环画的形式，将《仪礼》还原为活态的典礼仪式，因始终找不到能合作的绘图者，只得抱憾作罢。其后，台湾学者在李济、孔德成先生主导下，对《仪礼·士昏礼》做了“实验性复原”，拍成黑白影片，走出二次转换的关键一步。可见两岸前辈学者对《仪礼》研究终须走活态复原之路的认识完全一致。

复原研究面临的挑战与解决之道

数十年过去，《仪礼》文本研究与考古发掘的新成果不断，亟待及时总结；多媒体技术的出现，远超连环画、黑白电影等表现手法，并广泛运用于文化传播；进一步推进《仪礼》研究第二次转换的条件日益成熟。2014年，我们提交的《〈仪礼〉复原与当代日常礼仪重建研究》课题，确定将《仪礼》的《士冠礼》《士昏礼》《士相见礼》《乡射礼》四篇作复原研究，被批准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仪礼》的纯文本研究与复原研究最显著的区别在于，前者有较大的选择性，不懂或不感兴趣的部分可以回避，或者含糊表述；复原研究不然，必须全过程、全方位展开，任何细节都必须直观展示，并给出学术说明，无一处可逃遁。压力可以转化为动力，激发我们更深入研读文献，并尽可能吸收考古学、古器物学、古建学、服饰学等学科成果。实践证明，若不做复原，文本的许多问题很难发现、许多是非无法判断，令人真正体会到“纸上得来终觉浅”“尽信书不如无书”的道理，以下略举数例。

一是在使用过程中发现谬误。《士冠礼》中冠弁的形制，经、注、疏皆语焉不详，宋人聂崇义《新定三礼图》从后世帽子的御寒功用出发，绘作大圆筒形，由于研究成果以文本形式呈现，学界无人质疑。我们在复原时发现，如此形状之冠，除非簪子从脑门中间穿过去，否则无法戴在头上。《说文》：“冠，絭也，所以絭发。”段玉裁说冠的功用是“所以约束发”，并无御寒功用。再细读《士冠礼》，知古人将发髻挽好后，用冠将其罩住，用簪子横贯固定。冠之大小，以罩住发髻为限。我们由此发现聂氏大圆筒式之冠缪不可通，遂求得合理形制。

二是通过建筑物的实景复原判定学术纠纷。如《仪礼》寝庙大门的左右内外皆有塾，人称“一门四塾”，郑玄称之为堂，后世疏家遂附会出塾的形制如堂之说：塾内均有前堂、后室之分隔，张惠言《仪礼图》据此作图，学界均视为定式。甚至还有将四塾外侧都添加木板墙、门、台阶的。然《仪礼》并无在门塾行礼的记载，故塾有堂室之说大可怀疑。我们发现陕西岐山凤雏与凤翔云塘两处周代建筑基址的塾都很小，宽4米、深3米。我们按照实有尺寸复原后发现，如此狭小之地，绝无可能分隔为前堂、后室。

门塾

三是通过仪节复原判断是非。周代士的院落之北，皆有高出地面的夯土台基，上有“五架”屋顶覆盖，郑玄注：“正中曰栋，次曰楣，前曰庪。”正中的屋脊成为栋，栋南北两坡依次为楣与庪，庪接近屋檐，楣在栋与庪之间。台基之北有房与室，其南墙在后楣的正下方，房室以南、东西序之间的地方称为“堂”，但经师对堂的确切范围有分歧。贾公彦说“堂廉北至房室之壁”，廉是台基南端的边沿；郑玄说“中以南谓之堂”，指中脊以南的部分；黄以周认为是指中以南至庪，不包括庪下至堂廉的部分。三位都是著名经师，却各执一端，莫衷一是。我们通过复原研究，发现在许多仪节中，有司上堂递物，走上最后一级台阶后立定，不再往前，即“尽阶不升堂”，说明堂廉与庪下之间的地带确实不属于堂，足见黄以周精审过人，不愧为大师。这一地带亦是乐工坐下演奏的地方，我们与古建专家沟通后，将这一地带加宽为70厘米，俾便乐工与相者并行通过，与文意切合。

四是多媒体技术的运用。《乡射礼》的人物有七十余位，角色各异，位置变动不居，做纯文本研究不易把握。我们在深入研究文献的基础上，绘制了六百帧礼图，再在地上用白线画出宫室格局，真人反复演练。以此为基础，用软件制作动图，构拟三维空间，并将历代礼家的注释纳入其中，建立全方位的数据库，然后做“兵棋推演”，逐段与文献对比，在宏观与细节的统筹之中进行辨析、折中、裁断，由此发现并纠正不少问题，创获甚多。

《仪礼》复原的现代意义

《仪礼》是轴心时代的元典，所记成人礼、婚礼、丧礼、祭礼、射礼、外交礼等，举世罕见，学术价值不容小觑。复原《仪礼》，使今人能目睹近三千年前的周代社会生活，其文化影响将日益彰显。试以《乡射礼》为例。国际奥委会下属的“国际射箭联合会”章程称，世界最早的射箭比赛乃英国贵族在公元16世纪发明。而《乡射礼》证明，至迟在公元前8世纪，中国人便已发明以修身进德为主旨的“文射”，不仅有严格的比赛规程，而且富于人文内涵，故日、韩称之为“弓道”。国际射箭联合会得知后，曾多次将我们拍摄的《乡射礼》在赛场上播出，对中国文化的传播发挥了积极作用。

《仪礼》复原对解读中国文化亦有重要作用。清末民初，满清贵族端方收藏一套成组的周代青铜礼器，轰动一时，这套铜器后流入美国芝加哥艺术博物馆，辟有专室陈列。可惜大多数观众既不知其用处，更不知其价值，稍看两眼即转身离开。近年，馆方从我们的《乡射礼》片子中节选六分钟，在展厅的环幕循环播放，观众看后恍然大悟：原来是近三千年前的周代礼器！

《仪礼》的两次转换，周代礼乐文明从“脱水”“保鲜”、到二十一世纪的“复活”，意义重大。由于复原，我们解决了不少疑问，也发现了许多前人未曾提出的难题，如《乡射礼》竖立箭靶的东西支柱，左右斜插，上宽下窄，违反力学原理，如何固定？再如，报靶用的“旌”高达4.58米，重心过高，如何举起后左右摇动？如此等等，时时拨动着我们探索的心弦，激发起更强烈的研究欲望。经过多年的艰苦努力，《仪礼》复原研究之路已经开通，多方积累的经验正在汇聚，我们信心倍增，誓将“咬定青山不放松”，做出更多成果，形成全新局面。

来源

《光明日报》，2020年12月16日，1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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