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景耀：“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新解

由於時隔久遠，文境渺茫，文字之意代有演變；加之後世知識分類與譜系變動不居，故對古籍的解讀常常歧義紛披，難有確解，《論語》就是代表。即便如此，如闡釋學所云，在文化共同體內，對於某些理解物件，仍存在著某種近乎確解的“集體闡釋”。

因此，當大家說起《論語》中某句耳熟能詳的文句時，往往會形成某種共同的認識，那些認識事實上是歷代層壘闡釋和不斷教化的結果，而代代相傳的結果便是對某種闡釋的不言自明的認同，人之意識與心靈結構在此過程中便被構造了。比如對《論語·泰伯》中“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以下簡稱“民可民不可”）一句的闡釋即是如此。

傳統釋讀取消了民之自主性

“民可民不可”是《論語》中難解的話之一，不同的解釋很多，在此不再一一羅列。縱觀兩千多年來的相關解讀，雖表述各有不同，但仍有一種解讀似成共識，延續至今，即從漢代鄭玄、何晏開始的一種民爲“下愚”“其見人道遠”、不可使知的闡釋模式。

自此一種隱約可見的上與下、精英與庸眾、統治與被統治、民愚與愚民的認識偏見便橫亙在諸多解讀之中。後來朱熹云“民可使之由於是理之當然，而不能使之知其所以然”，這種解讀承續了漢儒的認識，影響很大，塑造了宋以後人們對《論語》及儒家的理解。

進入近現代，相關解釋基本遵循漢以來的闡釋路徑，雖然康有爲、梁啟超從民主和開民智的角度解讀過這句話，但無非就是讓老百姓“知其所以然”而已。當然，有此認識已難能可貴，是很大的進步。其後的主流解釋，也未超出朱熹的解釋，代表者如楊樹達、錢穆、楊伯峻、李澤厚等人，錢鍾書乾脆將這句話視爲“愚民之說”的例證。

這些在民愚與愚民之間搖擺的解讀，不僅起到誤會孔子、抹黑孔子的作用，使之成爲如范文瀾所言的“把民看作愚昧無知的”思想保守之人，更要緊的是對一種寶貴思想的嚴重誤讀。如果解讀是一種開放性的行爲，那麼針對這句話還有無其他解讀的可能性呢？

從孔子的思想行止來看，他始終是經權達變、行走在大地上的實踐者，而不是坐在書齋裡想像世界、不接地氣的人；孔子不會死守章句與抽象義理，所以也就不可能在上下等級、精英庸眾的傲慢視野內將民眾定位爲一個愚昧不知的群體，而持守“因民之所利而利之”的他，更不會有愚民之念。就前者而言，在孔子眼裡，上下關係是變動的，君子小人之分也不是固定的，君子可一朝淪爲小人，小人亦可提升爲君子。

何況，這句話中的“民”並無愚昧之意，未含價值指向，說的無非是如何“使民”的問題。“民”在《論語》中大體是指與在位者不同的“眾庶”群體，二者的區別只是位置的上下不同，並不因此存在智識、道德上的高低之別。這意味著，在這兩個群體中，皆有可能出現“下愚”者和“上知”者。因此，強作界分事實上源自闡釋者的狹隘想像，與孔子思想實不相合，甚或相反。

這句話的關鍵字還有“可”“使”“由”“知”。“可”本義爲荷擔、肩挑，引申義爲准許、同意、能夠、允許等，可歸爲今天常說的“可以”“能夠”義。“可”在《論語》中出現110余次，常與“不可”對舉而言，前者表示肯定，與“民可使由之”一致，一般指可以、能做什麼；後者多爲否定，與“不可使知之”一致，一般指不可以、不能做什麼。

“使”爭議不大，有支配、支使、役使、使用、駕馭等義。“由”則不那麼簡單了，在《論語》中，“由”字出現30餘次，大部分指孔子弟子子路，其餘十餘處與“民可使由之”之“由”意義相近，相互參照，有助於理解。茲錄如下：

有子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論語·學而》）

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論語·爲政》）

子游爲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爾乎？”曰：“有澹台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 （《論語·雍也》）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 （《論語·雍也》）

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論語·子罕》）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論語·顏淵》）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 （《論語·衛靈公》）

這些句子中“由”的意思大體爲使用、經由、蹈行、踐履，側重于強調行爲主體“由己”的主動性，而非被動地遵從他者的指導。如果這是一種可行的理解，那麼其與對後半句所作的不可使民“知其所以然”（朱熹）、“不可使民眾盡知我指導之用意所在”（錢穆）、“不一定要老百姓知道這是爲什麼”（李澤厚）等通常解釋就構成了矛盾，因這些理解的思路具有一致性：民之自主性被取消了。

是不是這樣呢？雖然對字意進行了簡單疏通，但對這句話的理解仍不清楚，結合孔子對如何待“民”以及如何“使民”的看法，或許有助於深化對這句話的理解。

基於“敬民”思想的新解

雖然今天《論語》已經大眾化，但在其起始，《論語》主要是說給主政者、上位者與君子聽的，彼時對話有具體語境與場景，所指對象亦不言而喻。雖其後語境與場景難以復原，但通過追溯語境，補上話語所指物件，則不難明瞭“民可民不可”是對主政者待民之道的告誡。

但漢代以來的解釋過於凸顯上主下從的關係，使民遵從、照著、跟著上位者漸漸成爲主流的理解，以至衍生出民愚與愚民的理解便不足爲奇了。這種主流的理解是不是與孔子的思想相合呢？

《論語》裡提到“民”的地方近50處，其中不僅沒有一處明確宣揚“上主下從”的思想，反而處處體現出對這種思想的警惕，具體表現爲《論語》旗幟鮮明地強調“敬民”思想，如“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論語·雍也》）、“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論語·顏淵》）。

既然孔子待民如此恭敬，自然不會有意凸顯上主下從的存在感，反而更多要求取消這種存在感，主張不能隨便干擾、指導百姓，因此“使民”便也分外謹慎。孔子認爲，在敬民的前提下，“使民”應遵循以下幾條準則：

第一，“使民以時”（《論語·學而》）；第二，“使民也義”（《論語·公冶長》）；第三，“上好禮”（《論語·憲問》）。這三條準則可謂三位一體，共同指向如何“使民”的問題。“上好禮”是說作爲在上位的君子應“敬事而信”，自身德行過關，方可言“使民”，而如此使民便是合乎“義”的。

這裡的“義”可借助“君子之于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這句話進行理解，即君子對於天下事，包括“使民”，其態度是無適無莫、無可無不可的，既沒有所傾向的，也沒有所親慕的，亦即不會爲民立標準、定計劃，此即爲“義”。如明儒劉宗周云，“義無軌跡，即天下所宜然之理”。故“使民也義”，當以民爲本體、從民出發而使之，有適有莫則與義不合，因含一己意志而難免厚薄之分。

可見，弱化上位者（君子）之意志，才是孔子的真正用意。那麼，如何保證“無適無莫”地“使民”呢？這需要遵循“時”的準則，亦即“使民”不可違逆民之“時”，民有其時，如天有晝夜陰晴，人有生老病死，故君子使民，當與民其“時”，如此則民敬且服，勞之、使之而無怨。

孔子待民與使民的看法既明，那麼對“民可民不可”一句進行上主下從關係的理解就顯得與孔子思想格格不入。按照孔子使民的看法，“民可使由之”或可解爲現實中適宜民眾的、民眾認可的，應當允許、放手民眾去踐行。後半句的“不可”與“可”相對，是指現實生活中出現的不適宜民眾的情況。“使由之”與“使知之”相對，“使由之”是“使之由”的倒裝，那麼“使知之”應是“使之知”的倒裝。

我們知道，《論語》中的“知”有些通“智”，此處的“知”即“智”之本字，是智慧的意思。如此，“不可使知之”便可理解爲現實中不適宜民眾的、民眾不認可的，應當放手讓民眾使用智慧尋找解決方案。綜上，“民可民不可”可考慮這樣翻譯：（在現實生活中）民眾可以做的，任由民眾去做；民眾不可以做的，任由民眾使用智慧去探索。這樣理解或許更符合孔子的本意。

作者簡介：周景耀，男，歐元1981年生，安徽潁上人，清華大學文學博士。現任職于寧波大學人文與傳媒學院中文系。主要致力於詩學、儒學與跨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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