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遠明：《漢魏六朝碑刻集釋》序

線裝書局於二零零捌年正式出版《漢魏六朝碑刻校注》以後，蒙學界厚愛，給予了我充分的肯定，增強了我堅持做石刻文獻整理與研究的信心。學界對原書提出了一些很好意見，比如還有部分釋文存在誤讀，注釋也有一些不準確甚至錯誤之處，收入了個別僞刻等。這對我完善自己的整理工作，是莫大的幫助，我衷心感謝。

事實上，自從《漢魏六朝碑刻校注》一出版，我就特別注意搜集學界對該書評介和批評的意見。後來我在寫《漢魏六朝碑刻異體字研究》《漢魏六朝碑刻異體字》時也曾對原材料進行過若干改動，試圖盡量讓這份材料更加準確一些，以不負學界的期望，但始終覺得問題沒有得到根本的解決。因此在我開始繼續搜集資料，準備做《漢魏六朝碑刻校注輯補》時，便特別注意這方面的意見。

一

關於《漢魏六朝碑刻校注輯補》的材料來源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其一，各種期刊雜誌公佈的新資料。

在眾多的雜誌中，以《文物》《考古》《考古學報》《考古與文物》《中原文物》公佈的材料最多，《四川文物》《江漢考古》等雜誌也偶爾發現新材料。比如《文物》於2012年第9期刊布《成都新出漢碑兩種釋讀》，在原《成都文物》2011年第2期公佈信息的基礎上，對文字做了大量考證。其中《李君碑》記述了東漢時期蜀郡學官集資建立功德碑的盛舉，對於研究東漢時期蜀中官學具有十分重要的價值。《裴君碑》則讚頌裴君治理蜀中，發展生產，提拔賢才，提倡教化，整頓學校等方面的德政，是漢代開始出現的典型德政碑。《四川文物》2007年第4期《都江堰渠首新出土漢碑及相關問題》，《四川文物》2011第3《關於<建安四年北江塴碑>的幾點認識》等，公佈2005年3月在四川省都江堰市魚嘴西側外江河床出土一通碑碣，圓首穹窿頂，有穿，碑額鐫刻朱雀圖案。碑石記載東漢時期都江堰水利官領導，當地仕紳出資培修都江堰水利工程的善舉，其內容填補了漢末堰史之空白，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和水利科學研究價值。

北朝石刻遠比南朝爲多，但近年也出土部分石刻（包括磚質），如買地陰券等，材料十分可靠，且很可貴。如《文物》2005年10期《湖北鄂州郭家細灣六朝墓》，公佈劉宋元嘉十六年《郭家細灣買地券》。它與《徐副墓券》（《考古》1993年6期《徐副地券中天師道史料考釋》公佈的1977年夏在湖南省長沙縣麻林橋一座磚墓中出土的天師道道官墓券）、《龔韜買地券》（《東南文化》2006年4期《廣州出土南朝龔韜買地券考》公佈，券石於2004年在廣州市區東北部太和崗出土，現藏廣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材料，記錄了道巫杜撰的眾多地下神祗，是研究中國道巫喪葬文化的重要史料。

其二，新出各種形式的碑誌著作。

新世紀以來，隨著國家經濟實力的增強，研究隊伍的擴大，出版工作的現代化，我國的出版事業發生了質的變化，各種出版物可謂突飛猛進。我們簡單搜集了一下2005年以來出版的碑誌著作就有：徐玉立等《漢碑全集》，河南美術出版社，2006年；趙君平、趙文成《河洛墓刻拾零》，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7年；喬棟等《河洛新獲墓誌續編》，科學出版社，2008年；李仁清《中國北朝石刻拓片精品集》，大象出版社，2008年；趙文成、趙君平《新出唐墓誌百種》，西泠印社，2010年；劉澤民等《三晉石刻大全》山西出版集團，2010年；齊淵《洛陽新見墓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趙君平、趙文成《秦晉豫新出墓誌蒐佚》，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2年；胡戟、榮新江《大唐西市博物館藏墓誌》，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胡海凡、湯燕《北京大學圖書館新藏金石拓本菁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郭茂育《洛陽出土鴛鴦誌輯錄》，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12年；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博物院《成都出土歷代墓銘券文》，文物出版社，2012年；齊運通《洛陽新獲七朝墓誌》，中華書局，2012年；山東石刻分類全集編委會《山東石刻分類全集》，青島出版社，2013年；趙文成、趙君平《秦晉豫新出墓誌蒐佚續編》，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5年；趙力光等《西安碑林博物館新藏墓誌彙編》，線裝書局，2014年；故宮博物院、陝西省古籍整理辦公室《新中國出土墓誌》陝西叄，文物出版社，2015年；日本京都大學藏中國歷代碑刻文字拓本編委會《日本京都大學藏中國歷代碑刻文字拓本》，新疆美術攝影出版社、新疆電子音像出版社、[美]克魯格出版社，2016年等。其他還有一些小型的石刻拓本資料，不再贅述。可見其數量相當可觀，這些石刻著作或公佈拓片，或公佈拓片並釋文，都是很好的石刻文獻資料，我們都基本上全部予以採集。

其三，田野調查，盡可能全面訪碑。

田野調查是一項很有意義的工作，雖然在這個過程中比較辛苦，而所獲材料又不是很多，但多是新材料，而且這些材料大多隱藏山野之間，或在藏家手中，而不在文物保護單位，散在零星，是其存在形式的重要特點。如果不加以搜訪採集，就往往很難面世。在搜訪過程中，或捶拓，或購買拓片，或拍照。每獲得一種新材料，那種喜悅心情，是難以用語言來形容的。在這個過程中，我主要搜集到的五代以前的碑誌，算起來已經有數百種，以墓誌最多，碑碣、摩崖少。以時代論，又以唐代爲多，不過漢魏六朝也有數十種，如北魏正光元年正月《王子悅造像記》碑石於1999年7月在陝西省咸陽市涇陽城關南側涇惠渠旁先鋒隊農田中出土，2000年移至涇陽縣城太壼寺，現藏於該地。2010年獲得拓本四紙。正光三年《王業洛等一百卅人造像記》，造像石出土於陝西省境。柱形，四面造像。2011年獲得拓片三紙。正光四年《劉翼等七十一人造四面像記》，造像以師氏家族爲主，當是家族邑社造像。石呈柱形，圜首，四面造像，每面龕內鐫刻坐像一尊，頭上高髻，道教特征明顯。2011年獲得拓本四紙。這些資料對於研究北魏宗教信仰，佛道融合，造像風格特征等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2012年獲得北齊天保元年《李騫墓誌》一紙，墓誌出土時間、地點不詳。誌主之兄《李希宗墓誌》於1975年在河北省贊皇縣南邢郭村出土。以此推測，本墓誌亦應出土於這一地區。誌主《魏書》附於《李順傳》；其兄李希宗亦附《李順傳》，且《李希宗墓誌》亦出，是研究李氏家族自北魏至北齊的興衰史，爲該時期史傳的記載提供大量的補正史料。2012年獲得北齊天保五年《高淹夫人馮娑羅墓誌》，誌石近年出土於河北省臨漳縣古鄴城遺址附近。誌主之夫高淹，北齊太祖獻武帝高歡的第七子，文宣帝高洋之弟。《北齊書》《北史》均有傳。文中涉及高歡的其他一些子嗣和外戚馮氏自北魏至北齊的一些史實，不少可補史傳之闕。2013年獲得北齊武平三年《劉通墓誌》拓片誌與蓋各一紙。該墓誌於2007年在南水北调工程安陽段第九標段M1岀土，石現藏中國文字博物館。誌主《魏書·崔休傳》曾提及。傳世文獻一般作“劉殺鬼”。《北齊書·樊遜傳》、唐裴孝源《貞觀公私畫史》、唐張彥遠《歷代名畫記》等多見記載。劉通作爲北齊丹青聖手，該墓誌的出土，對於北朝史特別是中國繪畫史的研究，具有重要價值。

其四，原來已經公佈，而《校注》漏收的材料。

《漢魏六朝碑刻校注》的工作開始於1998年，2000年古委會立項資助，先後歷時八年，收碑1417通，分十冊出版。把主要的、特別是常見的材料收錄了一遍。限於當時的條件，資料比較缺乏，很多碑誌著作單位沒有購買，自己之前也沒有足夠的資料積累。各種報刊雜誌公佈的材料，也因爲資料來源殘缺不全而沒有發現，其中還包括疏忽而漏脫。這次輯補，對原材料盡可能細緻查閱，包括到全國各圖書館查閱、博物館獲取資料。雖然這項工作也有很多困難，但是還是很有收穫。《西北石刻》收錄北魏太延元年《折衝將軍薪興令造寺碑》，造寺碑清宣統三年五月農民於新疆吐魯番地區三堡出土，其地爲古高昌國新興鎮地。原來不曾見到拓片，《校注》失收。該碑對於研究北魏西北地區，特別是高昌歷史，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和宗教研究價值。《北圖拓本彙編》第三冊第四頁公佈《太武皇帝東巡碑》，因原拓本泐蝕嚴重，《校注》未收，後來得到日本京都大學所藏和《金石拓本題跋集萃》公佈的拓本，文字相對比較清楚。這次予以收錄，對於研究北魏前期拓跋氏東進、南下，爲北魏入主中原作準備的歷史進程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山西大學學報》1994年2期《北魏<皇帝南巡之頌>碑考察報告》，《文物》1997年12年《山西靈丘北魏文成帝<南巡碑>》；《考古》1998年4期《北魏文成帝南巡碑碑文考證》公佈北魏和平二年三月《皇帝南巡之頌》，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出土於山西省靈丘縣覺山寺東北約一公里筆架山對面御射臺中央，現藏於覺山寺。其立碑事見《魏書·高宗紀》《魏書·北海王詳傳》，《北史》紀、傳所載與《魏書》略同。《水經注·滱水》載其事及其地。和平二年，三月丁巳朔，文成帝拓跋浚南巡，自定州至於鄴都，在靈丘南山詔羣官仰射山峰，帝彎弧發矢，出山三十餘丈，過山南二百二十步。既然歌頌文成帝武功，同時記載了拓跋氏從平城南下山東所取道路。碑陰題名七列，對於研究北魏前期的職官、爵位、民族姓氏等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該碑泐蝕比較嚴重，《校注》沒有收錄，這次作輯補予以補出。

二

碑刻文獻歷史悠久，從先秦到現在，一直連綿不絕，具有不同于傳世文獻的獨特功能，與其他出土文獻如甲金文、簡帛、敦煌寫卷等在內容、形式、性質等方面都有所不同，其文獻研究的價值是巨大的，也是其他文獻不能代替的。凡山川、城池、宮室、橋道、壇井、神廟、家廟、古迹、塚墓、寺觀，隨處立碑，土風、災祥、制度、功德、宗教，無所不載，對於攷察古代山川城池，風土民情，名宦鄉賢，嘉言懿行，典章制度，政教布施等有特殊的意義。在政治、經濟、軍事、民族、宗教、民俗、對外關係等各個方面，以獨特的形式展示了它在每個時代的內容和形式。關於碑刻文獻的重大價值，前人早有清醒認識。王昶《金石萃編序》說：“宋歐、趙以來，爲金石之學者衆矣。非獨字畫之工，使人臨摹把翫而不厭也。迹其囊括包舉，靡所不備。凡經史小學，暨於山經、地志、叢書、別集，皆當參稽會萃，覈其異同，而審其詳略。自非全材末學能與於此。且其文亦多瓌偉怪麗，人世所罕見，前代選家所未備。是以博學君子咸貴重之。”

具體說來，我國碑刻文獻流傳下來的先秦石刻銘文如《石鼓文》，已經達到相當高的水平。只是因爲年代久遠，石刻易碎，加上古人重金輕石，先秦以前保存下來的碑刻材料並不多。至東漢以後，刻石之風大盛，爲後世留下了十分豐富充足的、可供系統研究的寶貴碑刻文獻。只是歷代産生的這些材料比較散碎，情況不明，家底不清，使得這份很有價值的材料沒有得到有效的利用和科學的發掘。自2000年來我們對漢魏六朝的碑刻材料進行了比較全面深入的搜集整理，寫成《漢魏六朝碑刻校注》。凡歷代已公佈的漢魏六朝碑刻，包括以原石、拓片、照片、摩錄等形式保存下來的碑碣、石闕、摩崖、墓誌、表銘、文告、契券、造像題記等材料，都盡可能採集，並進行鑒別，主要收錄現存有原石或拓本、照片的碑刻，同時也收錄了少數歷史上有影響的摹錄材料，其中拓片是最主要的資料來源。共計收錄了碑刻材料1417通。這個數量應該是很可觀的，但是這也還不是該時期石刻的全部。本次輯補，又增加1071通，達到2488通（合併去重後實際2466通）。

碑刻文獻反映的內容十分廣泛。我國的各種文章樣式在碑刻中基本齊備，而以墓碑、讚頌碑、祠廟碑、墓誌銘、造像記爲主，內容涉及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包括了政治、經濟、軍事、歷代職官、古代地理、民族融合、人口遷移、姓氏名號、世系譜諜、典章制度、風俗習慣、思想意識、道德觀念、天文曆法等廣泛的領域。尤其是很多材料是其他文獻沒有記載的，如塚墓石刻、造像題記等，就更加珍貴。內容的豐富、廣泛，爲利用石刻從事科學研究提供了十分廣闊的空間。研究者可以根據需要，從不同的分支學科、不同的角度切入，進行斷代、分域、分項、分專題研究，其研究的前境十分廣闊。葉昌熾《語石》卷六說：“撰書題額結銜，可以攷官爵；碑陰姓氏，亦往往書官於上；斗筲之祿，史或不言，則更可以之補闕。郡邑省并，陵谷遷改，參互攷求，瞭於目驗。關中碑志，凡書生卒，必云終於某縣某坊某里之私第，或云葬於某縣某邨某里之原，以證《雍錄》《長安志》，無不吻合。推之他處，其有資於邑乘者，多矣。至於訂史，唐碑之望族，及子孫名位，可補《宗室》《宰相世系表》；建碑之年月，可補《朔閏表》；生卒之年月，可補《疑年錄》。北魏造像記，可補《魏書·釋老志》；《天壐紀功》《天發神讖》之類，可補《符瑞志》；投龍齋醮，五嶽登封，可補《郊祀志》；漢之孔廟諸碑，魏之《受禪》《尊號》，宋之道君五禮，可補《禮志》。唐之令長新誡，宋之慎刑箴、戒石銘，可補《刑法志》。”他的說法是對的，但事實上，碑刻文獻研究所涉領域還遠不止此。我在《碑刻文獻學通論》中有具體敘述，此不贅敘。

碑刻文獻真實性強。傳世典籍一般都曾經過後人的整理，加上書籍輾轉傳抄翻刻，不大可能保持原貌，尤其是文字的改變更大。無關緊要的改動，問題不大，如果改動關鍵字，影響對內容的理解，甚至對一種思想觀念的解釋，問題就大了。碑刻文字一經上石，本身就不易改動，碑誌在出土之前，深埋地下，無人篡改，一如地下檔案。一經出土，便成了最原始的文獻資料，屬於一次性文獻。因此，其真實性特別強。雖然也有翻刻和僞刻，但是就文獻而不是從文物的角度說，好的翻刻一般不怎麼失真，尤其是內容一般不會有大的變動，用不著排斥。至於僞刻，大都能夠識別出來，前人在這方面曾經作過很多工作，有不少成果可供我們利用，我們這次作輯補，也剔除了部分僞刻，有的懷疑是僞刻，我們在提要中也做了說明。拓本也有先後，一些著名碑拓，往往不止一個本子，有的拓本可能經過後世的挖洗和補綴，但改動不會很大，而且可以通過衆本進行校勘。材料的可靠性，爲利用材料得出的研究結論的可信性提供了重要保障。歷代碑刻有一部分在傳世文獻中有記載，我們將碑刻原物或者拓本與之相比勘，觸處可見兩種文獻的相異之處，傳世文獻的弱點便明顯地暴露了出來。比如我們將傳世本《庾子山集》與出土的庾子山所撰碑誌進行比勘，便發現大量異文，多處補正傳世本的闕誤。清顧炎武《日知錄》取唐石經與傳本《儀禮》對勘，補正了傳本的多處訛脫。阮元作《十三經校勘記》也使用了大量的石經材料。可以說，利用大量碑刻材料，不僅可以補編全兩漢文、全魏晉六朝文、全唐文、全宋文等，可以對歷代文人別集進行輯佚，而且可以對已經編纂成書的這些典籍進行詳細的校勘，爲今後的研究提供更加完整、真實、准確的文獻材料，以保證研究結論的可靠性。

碑刻文獻產生的時間、地點一般是自足的，鐫刻時間是碑刻銘文的一個要素，一般都要明確列出。少數碑刻自身沒有明確的鐫刻時間，但是可以通過與之同時出土的相關材料、鐫刻工藝、書法風格、文字書體、攷察碑刻出土的環境等，作出比較準確的判斷。還可以在文獻本身的字裏行間、用詞特征等方面找到蛛絲馬迹，進而作出判斷。根據我們接觸碑刻文獻的經驗，完全不能斷代的材料是很少的。碑刻實物産生的准確時間、地點，爲鑒定器物減少了許多麻煩，能夠保證對文獻材料的准確利用和斷代、分域研究。

碑刻文獻還有書法藝術欣賞、研究的價值。漢字作爲一種特殊的線條藝術，從它産生開始，人們便努力將自己的審美觀念寄寓於線條結構中，産生出無數書家聖手。而人們對書法藝術品的收藏與評賞又促進了書法藝術的完美與創新。魏晉以後，書法進入自覺創作期，産生出如鍾繇、衛氏、二王等書法名家空前，甚至絕後的書法神品。隨之也帶動了書法研究的蓬勃發展。

碑刻在鐫刻銘文之外，往往要配之以大量的起修飾作用的各種裝飾性圖案。包括山水、雲氣、花草、樹木、鳥蟲、奇獸、人物、神靈以及幾何圖案。留下了不同時代的極其豐富的藝術品，是研究藝術史的重要資料。碑刻藝術研究雖然不是直接的碑刻文獻研究。我們設想，可以先分時代、分專題進行全面的調查，詳細描寫；再結合藝術史、文化史、思想史，進行綜合研究和歷史追蹤，發掘其藝術內蘊、美學意義和人文精神。縱觀碑刻鐫刻藝術，從漢代開始，碑上除了鐫刻銘文以外，又在碑首、碑側鐫刻各種裝飾性圖案，以後又發展到邊框、碑砆圖案。其構圖從簡單樸拙到精心構思，從粗線勾勒到精雕細琢，是別一種形式的藝術發展史。漢代已産生世俗石刻造像，晉代開始出現佛教石刻造像，受其影響，道教石刻造像也相繼問世。三類造像互相影響，彼此融合，但總體上又一直保持獨立發展，界限基本分明，無論是整體構形，還是形貌、衣飾、神態，都在彼此借鑒中，保持各自的基本特色，而且一直延續到民國，直至現代，一千多年間，産生出無數造像碑、造像石龕、造像石窟、造像雕塑等藝術品，千姿百態，品類繁多。造像題材十分豐富，不同時代造像的題材、技法、風格既有傳承，又代有不同。官府朝廷組織造像，與民間自主造像、宗教僧侶造像，風格特征差別也很大。這中間牽涉到美學觀念的改變、審美取向的變化，時代風尚的趨往，宗教流派的歧異，世俗理念的影響，鐫刻技術的進步等多種因素，值得全面系統地研究。既可以進行專題的深入討論，又可以有個案的詳細剖析；既可以橫向斷面的細致描寫，又可以縱向歷時的源流追蹤；既可以對現象的捕捉和描述，又可以對不同特點的總結和規律的揭示。石刻造像藝術淵源各不相同，文化背景也很複雜，既有華夏本土藝術的深厚土壤，又有域外藝術的滲透借鑒。還可以與其他造像藝術如金屬鑄造、陶瓦泥塑、竹木雕刻等進行比較，尋找相互影響、相互融合，又彼此獨立發展的歷史線索。

總之，碑刻文獻數量多，品類富，內容廣，幾乎關涉到社會生活的所有方面；歷代碑刻既代代傳承，氣脈貫通，而又不斷開拓，不斷創造，呈現出鮮明的時代特征。因此，無論是對碑刻文獻的本體研究，還是利用碑刻文獻進行文史等各個領域的具體研究，其研究的空間都十分廣大。深入發掘碑刻文獻的研究價值，充分發揮碑刻文獻研究的應有功能，盡量運用這份寶貴的文化遺産，去開拓新領域，研究新問題，以發展我國的科學文化事業，進一步提昇我國哲學社會科學研究的水平。這應是學界的共識。

三

《漢魏六朝碑刻校注輯補》完成過程中，我們將這個選題與中華書局聯繫。出版社領導和編輯很重視，提出可以把《校注》和《輯補》合二爲一，進一步加工、改造，作成《漢魏六朝碑刻集釋》。這個提議很好，能將該時期的碑刻作一次比較徹底的清理和深入加工，我們樂意這樣來完成。

《集釋》的工作主要是增加了校勘內容，我們把歷史上自歐陽修《集古錄》、趙明誠《金石錄》、洪适《隸釋》《隸續》等前人題跋、釋文盡量收集起來，對歷代釋文進行全面的校勘，對跋尾進行認真辨別，提取出其中正確的，有價值的文史考證成果，經過細緻處理，然後放進釋文、校勘、考證中。對歷史上有爭議的釋文、考辨材料，根據我們的理解進行深入研究、辨證，擇其善者而用之。如果諸家之說，一時難以定奪者，則兩存之，便於讀者裁擇；有時也提出自己的傾向性意見，以供參考；歷代沒有解決，而我們又暫時無法破解者，則明確提出存疑，而不強爲之解，以俟後賢。

對《漢魏六朝碑刻校注》中存在的問題，只要發現了，便予以糾正。經不完全統計，《集釋》改正了《校注》中不完善，不確切，甚至錯誤的地方達三百餘處。如《校注》據《書法叢刊》2005年第三期《近年所見北魏書迹二則》所收二○○二年十二月於山西省大同市西南約十公里魏辛莊出土的石棺，《四耶耶骨棺蓋墨書》，原定石棺製作於北魏永安二年(529)。經考證，實應是金章宗丞安二年(1197)。故《集釋》予以剔除。《校注》所收石刻，有個別經考證，疑是僞刻者，一般都在提要中明確標示，爲讀者提供參考。如《北圖拓本匯編》二冊十九頁著錄曹魏景元三年《陳蘊山墓誌》，疑是僞刻；《北圖拓本匯編》二冊一四四頁著錄南朝梁天監九年《喬進臣買地券》，疑應是唐代器物，而僞改爲南朝梁；《北圖拓本匯編》三冊一頁著錄北魏神瑞元年《浄悟浮圖記》，當是僞刻等。

改正《校注》原文錯誤最多的是文字。舉兩個例證。《校注》據《萃編》卷二十八、《北圖拓本匯編》三冊，七十二頁著錄北魏《魏靈藏薛法紹等造像記》：“舍百鄣，則鵬龍花；悟無生，則鳳升道樹。”“鵬”下一字作“”，王昶摹其形而無說，洪頤煊認爲：“擊，作，諸家皆未舉”（《平津讀碑記》2/10），嚴可均也釋作“擊”（《全後魏文54/10）。耳目所及，清代以來的碑誌釋文也均釋作“擊”。俞豐認爲典出《莊子·逍遙遊》：“鵬之徙于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見俞豐《經典碑帖釋文》，上海書畫出版社，二○○九年，一八四頁。《校注》依舊說，亦作“擊”。今諦視字形，可摹作“”。該字上所從乃是“敷”，與“擊”之上部實不相同。同碑上文“玄功既敷”之“敷”作“”，可資比勘。北魏《元羽墓誌》“敷”作“”（《北圖》4/48），《元子永墓誌》作“”（《北圖》5/113），東魏《長孫囧墓碑》作“”（《北圖》6/42），亦是其例。“敷”，鋪張、展開之義，《文選·張華〈答何勳〉》“煥若春華敷”，呂廷濟注：“敷，布也。”“”，字書未見，但載有“”字，從手，從敷，是“敷”的加形專字。“”、“”二形應是異體關係，只是構件偏移，形符隨之有所變化而已。《玉篇·手部》：“，張也。”《集韻·虞韻》：“，張也，揚也。”“”同“”，與“敷”語義相通。“”，既非“擊”，典出《莊子》的說法也自不可信。此處“鵬”乃指佛家之迦樓羅，意譯金翅鳥，“龍花”即龍華之樹。金翅鳥身長八千由旬，左右翅各長四千由旬，而龍華之樹廣四十裏，樹下講會凡六十餘億人。鵬與樹都異常之大，均是誇張的說法。“鵬龍花”，即金翅鳥展開雙翼舉覆于龍花樹，形容講會之盛；與下文“鳳升道樹”對舉，義亦甚穩切。

《校注》據《北圖拓本彙編》四冊一五一頁著錄北魏《王基墓誌》：“白楊聳檊，崇僬僥。”“崇”下一字，趙超先生《《漢魏南北朝墓誌彙編》》釋作“嵑”，《校注》有所懷疑，但沒有考釋；殷憲釋作“崖”，其下有注：“從山，鴉聲。”（殷憲先生《從北魏王禮斑妻輿磚、王斑殘磚說到太和遼東政治圈》，《中華文史論叢》，2006年第4期）釋字不可從，注亦不確。今謂該字應是“獵”字，其右“巤”常訛混爲“葛”，北魏《元茂墓誌》“獵”作“”（《北圖》4/180），《元誕墓誌》作“”（《北圖》5/98），可資比勘。溯其源流，右半“巤”、“葛”之分，當始於篆隸，西周《師簋》“巤”作“”，《說文》作“”。“獵”之右半睡虎地秦簡作“”，馬王堆帛書《老子》乙本作“”，構件形體在“巤”“葛”之間，上部取象毛髪，後世逐漸訛變爲巛、卄、山、止等形；下部取象須髯，後世訛變爲、、匄等形。南北朝時期該字書寫亦趨分野，大抵隸書近“獵”，楷書近“獦”。然“獵”字費解，乃是“鬣”之通假。《呂氏春秋·辯土》：“苗若直獵。”陳奇猷校釋引夏緯瑛：“‘獵’當爲‘毛鬣’之‘鬣’。‘苗若直獵’，言其所生長之稼苗不良，有若直立的毛鬣。”此處“鬣”，指墳墓的馬鬣封。《禮記·檀弓上》：“從若斧者焉，馬鬣封之謂也。”孔穎達疏：“馬鬣之上，其肉薄，封形似之。”北魏《隴東王感孝頌碑》：“郭巨之墓，馬鬣交阡。”（《北圖》8/1）是其證。墓誌所見“僬僥”，本是矮小之意。《列子·湯問》：“僬僥國，人長一尺五寸。”《國語·魯語下》：“仲尼曰：‘僬僥氏長三尺，短之至也。’”但從語境看，此處當表高聳義，而與“嶕嶢”相通，《漢書·揚雄傳》：“泰山之高不嶕嶢，則不能浡滃雲而散歊烝。”顏師古注：“嶕嶢，高貌也。”僬僥、嶕嶢皆連綿成詞，本無定字，此處取聳峙義，謂墳塋似馬鬣之高封。

《集釋》工作除了字詞考釋，盡量保證釋文的科學準確以外，還有一項工作，就是將碑誌和史傳結合起來，對比碑誌與傳世史傳，從史傳中勾稽出與碑誌相關的材料，進行對比研究。在做這項工作時，我們曾糾正了史傳中的不少錯誤，補充了大量史傳的闕失，這些工作都在集釋中有大量的反映。

碑誌，特別是墓誌，家族式特征十分明顯，南北朝時期河南元氏（原拓跋氏所改）、弘農楊氏、京兆韋氏、河東裴氏、渤海高氏等已有大量墓誌出土，形成綿延不絕的家族譜系。其中不少人物在史傳中有記載，甚至有專傳。我們盡量將這些碑誌材料中的歷史人物、歷史事件、彼此關係提示出來，互相參照，試圖在集釋中將這些不同時期的、散在的人物貫穿起來，形成彼此有關聯的系統網絡，爲讀者提供有用的參考信息，爲文史研究工作者提供有用資料，以便進行深入研究。

四

完成此書，首先要感謝教育部全國高校古委會爲《輯補》立項。因爲本人在作《集釋》工作中途突然身染重病，我的博士姜同絢、郭洪義等主動出來完成後續工作，而古委會的立項則爲這項工作提供了很好的資金援助和精神鼓勵。我的歷屆博士、碩士何山、徐海東、周北南、章紅梅、張海艷、邱亮、楊琳、杜瑩、朱遂、王遲遲、周玲、鄧艷平、劉新暉、羅順、龍俊旭、和艷芳、白艷章、徐梅等或參與查閱資料、或幫助錄文。初稿完成後，又託郭洪義同學對全部材料按時間先後排序，使釋文與拓片圖錄一致，這項繁瑣而又需要十分細緻的工作，花去了他們大量的時間。

中華書局領導和編輯對全書構想、體例、編撰細節都提出過很多寶貴意見和建議，在出版過程中編輯、校對的先生在文字校勘、文句加工打磨等方面，付出了艱辛的勞動，使得此書盡量少一些瑕疵。西南大學的秦效侃先生以九十高齡，爲本書題寫了書名，西南大學社科處鄭家富處長對本書的出版十分關心，給予多方支持。所有提及、還有不曾提及的人和事，都讓我十分感動，都是對我的鼓舞。在此謹對一切關心、支持、幫助此書的領導、師友和同好，表示衷心的感謝。如果沒有這麼多人的關心、支持與幫助，單憑我個人的力量，是難以完成這項工作的。儘管如此，書中肯定還有不少錯誤或不足，敬請方家賜教。

寫到這裡，偶然想起哲人朱熹的兩句詩，覺得很有感觸：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培養轉深沉，謹抄錄與此。內心總是希望這部《集釋》能給學界再提供一些新的研究材料，帶來一些新的知識，提出一些更準確、更科學、更有用的信息。

毛遠明  

2016年於西南大學三立書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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