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栩生：李白生平研究中几个问题的再探讨

Original 楊栩生文字研究 2021-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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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生平研究中

幾個問題的再探討

楊栩生先生

摘要：一、關於李白《冬日歸舊山》詩的作年。論者認爲是開元十二年李白即將告別 “舊山”的產物。本文辯其對李白此詩理解有誤，堅持李白“歸舊山”當是開元九年冬的筆者原說。二、關於李白是否開元十年出蜀。開元十年出蜀論者對李白于江陵見司馬承禎的時間持論不確，以至結論錯誤。本文以李白《上安州裴長史書》爲依據，結合李白出蜀前的行蹤，辯其出蜀爲開元十三年。三、關於李白拜謁並上書韓朝宗的時間。論者將李白《憶舊遊寄譙郡元參軍》詩中所敘洛陽至隨州之遊爲開元十七年前，至有開元二十四年拜謁韓朝宗之說。本文以考察李白“還山尋故巢”的時間爲基礎，結合韓朝宗作鎮襄州的期限，辯其拜謁並上書韓朝宗的時間爲開元二十二年。

摘要：一、关于李白《冬日归旧山》诗的作年。论者认为是开元十二年李白即将告别 “旧山”的产物。本文辩其对李白此诗理解有误，坚持李白“归旧山”当是开元九年冬的笔者原说。二、关于李白是否开元十年出蜀。开元十年出蜀论者对李白于江陵见司马承祯的时间持论不确，以至结论错误。本文以李白《上安州裴长史书》为依据，结合李白出蜀前的行踪，辩其出蜀为开元十三年。三、关于李白拜谒并上书韩朝宗的时间。论者将李白《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诗中所叙洛阳至随州之游为开元十七年前，至有开元二十四年拜谒韩朝宗之说。本文以考察李白“还山寻故巢”的时间为基础，结合韩朝宗作镇襄州的期限，辩其拜谒并上书韩朝宗的时间为开元二十二年。

關鍵詞：李白；歸舊山；出蜀；上書韓朝宗；時間

关键词：李白；归旧山；出蜀；上书韩朝宗；时间

一、李白何年冬日“歸舊山 ”

一、李白何年冬日“归旧山 ”

李白蜀中之作《冬日歸舊山》詩的系年，筆者曾在《李白生平研究匡補》中認爲“當是李白開元九年投刺蘇頲不中，而七八個月後歸舊山，讀書處所作”^[1]^（^p24^）。但敬永諒先生在《李白〈冬日歸舊山〉探微》(《文史雜誌》2004.5，下簡稱《探微》)中對此卻提出了懷疑，並認定《冬日歸舊山》作於開元十二年，是李白“即將出蜀告別‘舊山’的產物”。

李白蜀中之作《冬日归旧山》诗的系年，笔者曾在《李白生平研究匡补》中认为“当是李白开元九年投刺苏颋不中，而七八个月后归旧山，读书处所作”^[1]^（p24）。但敬永谅先生在《李白〈冬日归旧山〉探微》(《文史杂志》2004.5，下简称《探微》)中对此却提出了怀疑，并认定《冬日归旧山》作于开元十二年，是李白“即将出蜀告别‘旧山’的产物”。

《探微》懷疑的是“李白離開僅七八個月的時間，其舊居竟然會荒廢破敗如斯(按，指詩之所寫“嫩篁侵舍密，古樹倒江橫。白犬離村吠，蒼苔上壁生。穿廚孤雉過，臨屋舊猿鳴。木落禽巢在，籬疏獸路成。拂床蒼鼠走，倒篋素魚驚”)？他真的只離開了短短的七八個月時間嗎”？並將李白詩中所寫之景與《古詩十五從軍征》“兔從狗竇入，雉從梁上飛，中庭生旅穀，井上生旅葵”相比較，說“一樣的描寫手法，一樣的荒涼破敗，能區別出荒敗的程度有何不同嗎？”

《探微》怀疑的是“李白离开仅七八个月的时间，其旧居竟然会荒废破败如斯(按，指诗之所写 “嫩篁侵舍密，古树倒江横。白犬离村吠，苍苔上壁生。穿厨孤雉过，临屋旧猿鸣。木落禽巢在，篱疏兽路成。拂床苍鼠走，倒箧素鱼惊”)？他真的只离开了短短的七八个月时间吗”？并将李白诗中所写之景与《古诗十五从军征》“兔从狗窦入，雉从梁上飞，中庭生旅谷，井上生旅葵”相比较，说“一样的描写手法，一样的荒凉破败，能区别出荒败的程度有何不同吗？”

以《探微》的這種比較，是不是就可以認爲李白離開“舊山”的時間也如《古詩十五從軍征》中的老軍人離開家鄉那麼長的時間了呢？當然不能這麼認爲，也不是這麼回事。作爲文學的詩歌，它並不是寫實的。如果簡單地以兩詩所寫的景象一樣去認識李白離開“舊山”的時間，其結論當然也就是十分簡單的：李白離開“舊山”的時間和那個“十五從軍征，八十始得歸”的老軍人離家的時間是一樣的。然而，這豈不大謬於李白蜀中的情形麼！何況，《冬日歸舊山》和《十五從軍征》兩詩所寫的荒涼破敗也並非如《探微》所認識的是“一樣的”。且如“拂床蒼鼠走，倒篋素魚驚”比較於“中庭生旅穀”，其景象就大是不同。以“中庭”(廳堂正中)而生“旅穀”(野生穀物)，可見房屋屋頂都已頹塌，而“拂床蒼鼠走”，則是鄉村屋舍一段時間無人居住的平常現象，即便是現在農村的屋舍也是常事。而書籍受潮三五年或更長的時間，那就不止是生“素魚”了，而是黴爛了。

以《探微》的这种比较，是不是就可以认为李白离开“旧山”的时间也如《古诗十五从军征》中的老军人离开家乡那么长的时间了呢？当然不能这么认为，也不是这么回事。作为文学的诗歌，它并不是写实的。如果简单地以两诗所写的景象一样去认识李白离开“旧山”的时间，其结论当然也就是十分简单的：李白离开“旧山”的时间和那个“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的老军人离家的时间是一样的。然而，这岂不大谬于李白蜀中的情形么！何况，《冬日归旧山》和《十五从军征》两诗所写的荒凉破败也并非如《探微》所认识的是“一样的”。且如“拂床苍鼠走，倒箧素鱼惊”比较于“中庭生旅谷”，其景象就大是不同。以“中庭”(厅堂正中)而生“旅谷”(野生谷物)，可见房屋屋顶都已颓塌，而“拂床苍鼠走”，则是乡村屋舍一段时间无人居住的平常现象，即便是现在农村的屋舍也是常事。而书籍受潮三五年或更长的时间，那就不止是生“素鱼”了，而是霉烂了。

《探微》又認爲：“《冬日歸舊山》詩末‘此時重一去，去合到三清’一句，表明李白此次歸‘舊山’，只是作短暫停留，爲了實現自己的抱負又將遠離”，因此說李白不可能在“一年之內再行干謁”。這卻是對《冬日歸舊山》行文的誤解了。李白說“洗硯修良策，敲松擬素貞；此時重一去，去合到三清”，其“此時”，顯然是指“修良策”“擬素貞”的“廣之以學”之後，而不是指“歸舊山”的當時。因此，將《冬日歸舊山》系於開元九年，並不意味著是說李白“一年之內兩次投刺”。事實上，以《冬日歸舊山》可見，李白也並不是在一年之內投刺兩次，也沒有誰“硬要說李白一年之內再行干謁”。

《探微》又认为：“《冬日归旧山》诗末‘此时重一去，去合到三清’一句，表明李白此次归‘旧山’，只是作短暂停留，为了实现自己的抱负又将远离”，因此说李白不可能在“一年之内再行干谒”。这却是对《冬日归旧山》行文的误解了。李白说“洗砚修良策，敲松拟素贞；此时重一去，去合到三清”，其“此时”，显然是指“修良策”“拟素贞”的“广之以学”之后，而不是指“归旧山”的当时。因此，将《冬日归旧山》系于开元九年，并不意味着是说李白“一年之内两次投刺”。事实上，以《冬日归旧山》可见，李白也并不是在一年之内投刺两次，也没有谁“硬要说李白一年之内再行干谒”。

李白《上陽臺帖》

現藏故宮博物院

基於對《冬日歸舊山》不同於《探微》的上述認識和理解，筆者認爲：首先，《冬日歸舊山》從“地冷葉先盡，谷寒雲不行”和“木落”的景象上看，約是冬十月的光景，距李白投刺蘇頲的春二三月^[1](P23)約七八個月；以詩所寫屋舍環境的荒廢程度上看，也正似七八個月無人居住料理。其次，從李白“于路中投刺”(李白《上安州裴長史書》)蘇頲而賦《春感》詩(“茫茫南與北，道直事難諧……卻憶青山上，雲門掩竹齋”)，再游成都賦《登錦城散花樓》(“飛梯接雲中，極目散我憂”)到《冬日歸舊山》的情感看，詩人出遊因“道直事難諧”(即李白《上安州裴長史書》所言投刺蘇頲只受到“此子天才英麗，下筆不休，雖風力未成，且見專之骨，若廣之以學，可以相如比肩也”的誇獎，卻不見用)，而大爲掃興，已有“卻憶青山上，雲門掩竹齋”之意，故不久便回到讀書處“舊山”。再從《冬日歸舊山》的內容看，詩最後所寫“洗硯修良策，敲松擬素貞”之“修良策”“擬素貞”，正與蘇頲所語“廣之以學”相合，是爲蘇頲之激勵所致；“此時重一去”之“重一去”，表明已曾去過，雖不言去爲何事，但結合“去合到三清”與“修良策”“擬素貞”看，可知與投刺有關。且前言“歸舊山”，後言“重一去”，表明“歸舊山”正爲已曾去過的那次。所以，筆者認爲，《冬日歸舊山》當是李白開元九年春投刺蘇頲不中而七八個月後歸“舊山”讀書處所作。

基于对《冬日归旧山》不同于《探微》的上述认识和理解，笔者认为：首先，《冬日归旧山》从“地冷叶先尽，谷寒云不行”和“木落”的景象上看，约是冬十月的光景，距李白投刺苏颋的春二三月^[1](P23)约七八个月；以诗所写屋舍环境的荒废程度上看，也正似七八个月无人居住料理。其次，从李白“于路中投刺”(李白《上安州裴长史书》)苏颋而赋《春感》诗(“茫茫南与北，道直事难谐 ……却忆青山上，云门掩竹斋”)，再游成都赋《登锦城散花楼》(“飞梯接云中，极目散我忧”)到《冬日归旧山》的情感看，诗人出游因“道直事难谐”(即李白《上安州裴长史书》所言投刺苏颋只受到“此子天才英丽，下笔不休，虽风力未成，且见专之骨，若广之以学，可以相如比肩也”的夸奖，却不见用)，而大为扫兴，已有“却忆青山上，云门掩竹斋”之意，故不久便回到读书处“旧山”。再从《冬日归旧山》的内容看，诗最后所写“洗砚修良策，敲松拟素贞”之“修良策”“拟素贞 ”，正与苏颋所语“广之以学”相合，是为苏颋之激励所致；“此时重一去”之“重一去”，表明已曾去过，虽不言去为何事，但结合“去合到三清 ”与“修良策”“拟素贞”看，可知与投刺有关。且前言“归旧山”，后言“重一去”，表明“归旧山”正为已曾去过的那次。所以，笔者认为，《冬日归旧山》当是李白开元九年春投刺苏颋不中而七八个月后归“旧山”读书处所作。

二、李白是否開元十年出蜀

二、李白是否开元十年出蜀

李白開元十年出蜀一說肇自宋人薛仲邕的《翰林李太白年譜》。薛《譜》將李白的《大鵬賦》系於開元十年下，實際上是將李白的出蜀定在開元十年。但此說並無什麼依憑，故自王琦《李太白年譜》以來幾無認其真者，只是近幾年來在李白生平研究中又有重申薛說者，如陳鈞先生的《李白出蜀年代新考》^[2]。筆者對陳鈞先生之文曾有過質疑^[3]。後又見喬長阜先生《李白開元十年“仗劍”出蜀臆說》^[4]，亦覺持論未爲穩妥，今且再作探討。

李白开元十年出蜀一说肇自宋人薛仲邕的《翰林李太白年谱》。薛《谱》将李白的《大鹏赋》系于开元十年下，实际上是将李白的出蜀定在开元十年。但此说并无什么依凭，故自王琦《李太白年谱》以来几无认其真者，只是近几年来在李白生平研究中又有重申薛说者，如陈钧先生的《李白出蜀年代新考》^[2]。笔者对陈钧先生之文曾有过质疑^[3]。后又见乔长阜先生《李白开元十年“仗剑”出蜀臆说》^[4]，亦觉持论未为稳妥，今且再作探讨。

1、李白于江陵見司馬承禎的時間誤說。

1、李白于江陵见司马承祯的时间误说。

李白的《大鵬賦序》敘及“余昔於江陵見天台司馬子微”，這無疑是考訂李白出蜀時間最爲有力的依據，但因爲李白之序只有一個“昔”字，這就給後世研究者推定李白出蜀的時間留下了相當大的空間。喬長阜先生對這個時間的推定是這樣表述的：

李白的《大鹏赋序》叙及“余昔于江陵见天台司马子微”，这无疑是考订李白出蜀时间最为有力的依据，但因为李白之序只有一个“昔”字，这就给后世研究者推定李白出蜀的时间留下了相当大的空间。乔长阜先生对这个时间的推定是这样表述的：

按《唐書司馬承禎傳》：“開元九年，玄宗又遣使迎入京，親受法籙，前後賞賜甚厚。十年，駕還西都(按：在十月)，承禎又請還天臺山，玄宗賦詩以遣之。十五年又召至都(按：十五年十月前玄宗在洛陽)。”……據《李白系年》所考，司馬承禎開元十四年居衡山；而從孟浩然遊越所作《宿天臺桐柏觀》(當作於開元十三年冬)沒有提到司馬承禎(據衛憑“廟碣”，司馬承禎本居於天臺桐柏觀)看，此人開元十三年當已在衡山。司馬承禎開元十五年是應詔入京，江陵不在入京要道，他不會繞至其地。所以，他開元十年十月離開洛陽後，可能在江陵的時間，當在開元十年十一、十二月到十一年春夏這段時間內(他既然請求回天臺山，當然在歸途之中不會耽擱太久，繞道江陵，自然不會是離開洛陽半年以後的事)。從李白方面說，沒有材料能否定他其時能與司馬承禎相遇於江陵；相反，他出蜀之初所作《秋下荊門》詩，表明他秋天(當是深秋)正從峽州荊門山向其下游的荊州江陵出發。二州相鄰，至遲在冬初可抵達；而且，李白出蜀後第二年春夏，當仍在荊州一帶。所以李白在開元十年十月後到十一年春夏這段時間內，與司馬承禎相遇於江陵，是沒有什麼不可能的。那麼，由此推斷，李白出蜀的時間就當在開元十年秋，而不可能遲到至十三年秋，十二年秋的可能性也很少。

按《唐书司马承祯传》：“开元九年，玄宗又遣使迎入京，亲受法箓，前后赏赐甚厚。十年，驾还西都(按：在十月)，承祯又请还天台山，玄宗赋诗以遣之。十五年又召至都(按：十五年十月前玄宗在洛阳)。”……据《李白系年》所考，司马承祯开元十四年居衡山；而从孟浩然游越所作《宿天台桐柏观》(当作于开元十三年冬)没有提到司马承祯(据卫凭“庙碣”，司马承祯本居于天台桐柏观)看，此人开元十三年当已在衡山。司马承祯开元十五年是应诏入京，江陵不在入京要道，他不会绕至其地。所以，他开元十年十月离开洛阳后，可能在江陵的时间，当在开元十年十一、十二月到十一年春夏这段时间内(他既然请求回天台山，当然在归途之中不会耽搁太久，绕道江陵，自然不会是离开洛阳半年以后的事)。从李白方面说，没有材料能否定他其时能与司马承祯相遇于江陵；相反，他出蜀之初所作《秋下荆门》诗，表明他秋天(当是深秋)正从峡州荆门山向其下游的荆州江陵出发。二州相邻，至迟在冬初可抵达；而且，李白出蜀后第二年春夏，当仍在荆州一带。所以李白在开元十年十月后到十一年春夏这段时间内，与司马承祯相遇于江陵，是没有什么不可能的。那么，由此推断，李白出蜀的时间就当在开元十年秋，而不可能迟到至十三年秋，十二年秋的可能性也很少。

喬文的這段推衍，以筆者看來，存在著以下不實：

乔文的这段推衍，以笔者看来，存在着以下不实：

其一、司馬承禎開元十三年已在衡山的說法，當然是爲否定司馬承禎開元十三年在江陵而設的。可是孟浩然的《宿天臺桐柏觀》並非作於開元十三年冬。詩云“息陰憩桐柏，採秀尋芝草。鶴唳清露垂，雞鳴信潮早。願言解纓絡，從此去煩惱。”“鶴唳清露垂”，是孟浩然宿桐柏觀的時令。據《風土記》，“鳴鶴戒露。此鳥性警，至八月白露降，流於草上，滴滴有聲，因即高鳴相驚，移徙所宿處，慮有變害也。”因此，孟浩然“息陰憩桐柏”應是秋八月而不是冬天。“願言解纓絡，從此去煩惱”，是孟浩然宿桐柏觀時的情感、心境。“纓絡”乃世網之謂。他說他希望從世網中解脫出來，從此遠離煩惱。這應該是孟浩然應試長安不第後的精神狀態，而孟浩然應試長安是開元十六年的事。因此，徐鵬《孟浩然集校注作品系年》將《宿天臺桐柏觀》系於開元十八年夏是很有見地的。而喬文據此推衍出的司馬承禎開元十三年已在衡山之說也便是不實之詞，何況怎麼能說司馬承禎開元十三年不在天臺桐柏觀就一定是在衡山呢？

其一、司马承祯开元十三年已在衡山的说法，当然是为否定司马承祯开元十三年在江陵而设的。可是孟浩然的《宿天台桐柏观》并非作于开元十三年冬。诗云“息阴憩桐柏，採秀寻芝草。鹤唳清露垂，鸡鸣信潮早。愿言解缨络，从此去烦恼。”“鹤唳清露垂”，是孟浩然宿桐柏观的时令。据《风土记》，“鸣鹤戒露。此鸟性警，至八月白露降，流于草上，滴滴有声，因即高鸣相惊，移徙所宿处，虑有变害也。”因此，孟浩然“息阴憩桐柏”应是秋八月而不是冬天。“愿言解缨络，从此去烦恼”，是孟浩然宿桐柏观时的情感、心境。“缨络”乃世网之谓。他说他希望从世网中解脱出来，从此远离烦恼。这应该是孟浩然应试长安不第后的精神状态，而孟浩然应试长安是开元十六年的事。因此，徐鹏《孟浩然集校注作品系年》将《宿天台桐柏观》系于开元十八年夏是很有见地的。而乔文据此推衍出的司马承祯开元十三年已在衡山之说也便是不实之词，何况怎么能说司马承祯开元十三年不在天台桐柏观就一定是在衡山呢？

其二，將《秋下荊門》定爲李白初出蜀之作，並以此證明司馬承禎開元十年後離開洛陽取道江陵與李白相遇的可能性，從而推斷出李白開元十年出峽，亦是喬文之一誤。《秋下荊門》一詩，《唐寫本唐人選唐詩》雖題作“初下荊門”，但卻並不可靠。因爲其書“原卷抄寫較爲草率，不僅文字訛誤，詩句脫漏處亦時時可見，即人名、詩名也間有遺漏或誤植^[5]，而“太白集在生前已家家有之，或傳寫異同，或中間考訂，卷集互歧，理所應當”^[6]，故而《秋下荊門》題爲“初下荊門”未必不是其誤之一。宋人樂史在李陽冰《草堂集》基礎上編訂的《李翰林別集》和宋敏求在樂史本基礎上增訂、整理而成並曾鞏考訂次序的《李太白文集》，仍以“秋下荊門”爲題(且並無“秋”亦作“初”的文字)，便是宋人對“秋”不爲“初”的認定，或者也可以說《秋下荊門》自李陽冰以來就不曾作“初下荊門”。而且，就從詩的題目與內容的關係看，“秋”爲“初”亦是不當。清人吳齊賢《論杜》說“唐人作詩，於題目不輕下一字，亦不輕漏一字”，但“霜落荊門江樹空，布帆無恙掛秋風。此行不爲鱸魚膾，自愛名山入剡中”卻不見“初下”的蹤跡，而“秋下”卻是明明白白的。再說，詩言“此行”，可見李白“下荊門”不止一次，也並非是頭一次，而“自愛名山人剡中”則是“此行”的願望和目的。李白“仗劍去國，辭親遠遊”的出峽去蜀，是他“以爲士生則桑弧蓬矢，射乎四方，故知大丈夫必有四方之志”(李白·上安州裴長史書)，爲的是功名抱負，可見“此行”“自愛名山人剡中”並非李白初出蜀時的願望，而“秋下荊門”也就不應是“初下荊門”了。李白有一首《郢門秋懷》，王琦注云：“郢門，即荊門也，……其地臨江，有山曰荊門……或又謂之郢門。”詹锳《李白詩文系年》、《李白全集校注匯釋集評》均系於乾元二年(759)，謂“‘空謁蒼梧帝，徒尋溟海仙。已聞蓬海淺，豈見三桃圓。倚劍增浩歎，捫襟還自憐。’似乎已屆暮年。”此詩最後寫道“終當遊五湖，濯足滄浪泉”，這與《秋下荊門》“此行”“自愛名山人剡中”的思想是一致的。所以，《秋下荊門》應是李白流夜郎赦還時所作，不可用以牽合司馬承禎開元十年十月以後到江陵李白與其相遇，又反過來證明李白開元十年出峽去蜀。

其二，将《秋下荆门》定为李白初出蜀之作，并以此证明司马承祯开元十年后离开洛阳取道江陵与李白相遇的可能性，从而推断出李白开元十年出峡，亦是乔文之一误。《秋下荆门》一诗，《唐写本唐人选唐诗》虽题作“初下荆门”，但却并不可靠。因为其书“原卷抄写较为草率，不仅文字讹误，诗句脱漏处亦时时可见，即人名、诗名也间有遗漏或误植^[5]，而“太白集在生前已家家有之，或传写异同，或中间考订，卷集互歧，理所应当”^[6]，故而《秋下荆门》题为“初下荆门”未必不是其误之一。宋人乐史在李阳冰《草堂集》基础上编订的《李翰林别集》和宋敏求在乐史本基础上增订、整理而成并曾巩考订次序的《李太白文集》，仍以“秋下荆门”为题(且并无“秋”亦作“初”的文字)，便是宋人对“秋”不为“初”的认定，或者也可以说《秋下荆门》自李阳冰以来就不曾作“初下荆门”。而且，就从诗的题目与内容的关系看，“秋”为“初”亦是不当。清人吴齐贤《论杜》说“唐人作诗，于题目不轻下一字，亦不轻漏一字”，但“霜落荆门江树空，布帆无恙挂秋风。此行不为鲈鱼脍，自爱名山入剡中”却不见“初下”的踪迹，而“秋下”却是明明白白的。再说，诗言“此行”，可见李白“下荆门”不止一次，也并非是头一次，而“自爱名山人剡中”则是“此行”的愿望和目的。李白“仗剑去国，辞亲远游”的出峡去蜀，是他“以为士生则桑弧蓬矢，射乎四方，故知大丈夫必有四方之志”(李白·上安州裴长史书)，为的是功名抱负，可见“此行”“自爱名山人剡中”并非李白初出蜀时的愿望，而“秋下荆门”也就不应是“初下荆门”了。李白有一首《郢门秋怀》，王琦注云：“郢门，即荆门也，……其地临江，有山曰荆门……或又谓之郢门。”詹镆《李白诗文系年》、《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均系于乾元二年(759)，谓“‘空谒苍梧帝，徒寻溟海仙。已闻蓬海浅，岂见三桃圆。倚剑增浩叹，扪襟还自怜。’似乎已届暮年。”此诗最后写道“终当游五湖，濯足沧浪泉”，这与《秋下荆门》“此行”“自爱名山人剡中”的思想是一致的。所以，《秋下荆门》应是李白流夜郎赦还时所作，不可用以牵合司马承祯开元十年十月以后到江陵李白与其相遇，又反过来证明李白开元十年出峡去蜀。

其三、喬文說司馬承禎“開元十年十月離開洛陽後，可能在江陵的時間，當在開元十年十一、十二月到十一年春夏這段時間內”，“李白在開元十年十月後到十一年春夏這段時間內，與司馬承禎相遇於江陵，是沒有什麼不可能的”。喬文所說的只是兩種可能性，然而喬文卻憑這樣的可能性推斷出了“李白出蜀的時間就當在開元十年秋”的結論。

其三、乔文说司马承祯“开元十年十月离开洛阳后，可能在江陵的时间，当在开元十年十一、十二月到十一年春夏这段时间内”，“李白在开元十年十月后到十一年春夏这段时间内，与司马承祯相遇于江陵，是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乔文所说的只是两种可能性，然而乔文却凭这样的可能性推断出了“李白出蜀的时间就当在开元十年秋”的结论。

以上是喬文對李白于江陵見司馬承禎時間推定的不實之處。

以上是乔文对李白于江陵见司马承祯时间推定的不实之处。

2、李白出峽去蜀的時間。

2、李白出峡去蜀的时间。

探討李白出峽去蜀的時間，如何使這一時間才更符合(或接近)事實本身呢？筆者認爲，從司馬承楨方面去考察他在江陵遇李白的時間雖然不失爲一個切入點，甚至是很重要的切入點，但既然沒有確鑿的依據能證明他何時遇李白於江陵，那就不妨多從李白出蜀前的行蹤上去考察，也許還要實在些。

探讨李白出峡去蜀的时间，如何使这一时间才更符合(或接近)事实本身呢？笔者认为，从司马承桢方面去考察他在江陵遇李白的时间虽然不失为一个切入点，甚至是很重要的切入点，但既然没有确凿的依据能证明他何时遇李白于江陵，那就不妨多从李白出蜀前的行踪上去考察，也许还要实在些。

李白有《上安州襄長史書》一文，此文於出蜀前後一段經歷以倒敘記，說“……又昔與逸人東嚴子隱于岷山之陽，白巢居數年，不跡城市，養奇禽千計，呼皆就掌取食，了無驚猜。廣漢太守聞而異之，詣廬親睹。因舉二人以有道，並不起。此則白養高忘機，不屈之跡也。又前禮部尚書蘇公出爲益州長史，白于路中投刺，待以布衣之禮。因謂群僚日：‘此子天才英麗，下筆不休，雖風力未成，且見專車之骨，若廣之以學，可以相如比肩也。’”于此我們可知李白出蜀前投刺蘇頲後又有過“巢居”數年的隱讀。蘇頲出任益州長史抵蜀在開元九年春二、三月間。“與逸人東嚴子隱于岷山之陽，巢居數年，不跡城市”，“數年”之數，恐怕當有三、四年才可稱得。李白不在開元十年出蜀是顯然的。李白出峽的季節是春三月，有《宿巫山下》、《荊門浮舟望蜀江》《自巴東舟行經瞿塘峽登巫山最高峰晚還題壁》諸詩可證^［¹^］^(p4-9)。《自巴東舟行經瞿塘峽登巫山最高峰晚還題壁》寫道：“江行幾千里，海月十五圓。”這就是說李白離家已經十五個月了。如果從開元十年秋逆數十五個月，李白離家最遲應在開元九年夏間，可是這樣還哪有他自己說的投刺蘇頲後還與東嚴子“隱于岷山之陽”“巢居數年”的時間？這也證明李白不可能在開元十年出峽去蜀。那麼開元十一年呢？開元十二年呢？如果開元十二年出蜀，以“海月十五圓”倒推，李白將於開元十一年初就要離家。李白開元九年冬才“歸舊山”，其後才與“東嚴子隱于岷山之陽”，“巢居數年，不跡城市”，就從開元九年冬算起，到開元十一年初，實際的時間才一年多，也不合“數年”之稱。當然，以此而論，開元十一年出蜀就更無可能了。假如李白是開元十四年出蜀的，這與“巢居數年”倒是相合的，但正如詹锳先生在《李白詩文系年》(第五頁)中所證，“唐大詔令集卷七十四令盧從願等祭嶽讀詔：‘令太常少卿張九齡祭南嶽’下注開元十四年正月。《張曲江集·登南嶽事畢謁司馬道士》詩云：‘將命祭靈嶽，回策詣真士。’此道士即承禎也。”司馬承禎開元十四年正月已在衡山，李白當然不會在開元十四年的春三月見之於江陵。而開元十四年以後就更不是會李白出峽的時間了。剩下的是開元十三年。以開元十三年春三月合於“海月十五圓”，則李白離家的時間在開元十二年初。從開元九年到開元十二年初，歷時將近三年(四個年頭)，而稱“數年"就是合適的了。李白開元十三年春三月出峽去蜀倒推“海月十五圓”，不僅與蜀中的“巢居數年”相吻合，也與他開元十八年寫成的《上安州襄長史書》自敘出峽之後“許相公家見招，妻以孫女，便憩跡於此，至移三霜焉”、“東遊維揚，不逾一年”、“炎月伏屍”於洞庭的年份相契合。因此，開元十三年三月李白出峽去蜀是比較可靠的。

李白有《上安州襄长史书》一文，此文于出蜀前后一段经历以倒叙记，说“……又昔与逸人东严子隐于岷山之阳，白巢居数年，不迹城市，养奇禽千计，呼皆就掌取食，了无惊猜。广汉太守闻而异之，诣庐亲睹。因举二人以有道，并不起。此则白养高忘机，不屈之迹也。又前礼部尚书苏公出为益州长史，白于路中投刺，待以布衣之礼。因谓群僚日：‘此子天才英丽，下笔不休，虽风力未成，且见专车之骨，若广之以学，可以相如比肩也。’”于此我们可知李白出蜀前投刺苏题后又有过“巢居”数年的隐读。苏颞出任益州长史抵蜀在开元九年春二、三月间。“与逸人东严子隐于岷山之阳，巢居数年，不迹城市”，“数年”之数，恐怕当有三、四年才可称得。李白不在开元十年出蜀是显然的。李白出峡的季节是春三月，有《宿巫山下》、《荆门浮舟望蜀江》《自巴东舟行经瞿塘峡登巫山最高峰晚还题壁》诸诗可证^{［1］(p4-9)}。《自巴东舟行经瞿塘峡登巫山最高峰晚还题壁》写道：“江行几千里，海月十五圆。”这就是说李白离家已经十五个月了。如果从开元十年秋逆数十五个月，李白离家最迟应在开元九年夏间，可是这样还哪有他自己说的投刺苏题后还与东严子“隐于岷山之阳”“巢居数年”的时间？这也证明李白不可能在开元十年出峡去蜀。那么开元十一年呢？开元十二年呢？如果开元十二年出蜀，以“海月十五圆”倒推，李白将于开元十一年初就要离家。李白开元九年冬才“归旧山”，其后才与“东严子隐于岷山之阳”，“巢居数年，不迹城市”，就从开元九年冬算起，到开元十一年初，实际的时间才一年多，也不合“数年”之称。当然，以此而论，开元十一年出蜀就更无可能了。假如李白是开元十四年出蜀的，这与“巢居数年”倒是相合的，但正如詹镆先生在《李白诗文系年》(第五页)中所证，“唐大诏令集卷七十四令卢从愿等祭岳读诏：‘令太常少卿张九龄祭南岳’下注开元十四年正月。《张曲江集·登南岳事毕谒司马道士》诗云：‘将命祭灵岳，回策诣真士。’此道士即承祯也。”司马承祯开元十四年正月已在衡山，李白当然不会在开元十四年的春三月见之于江陵。而开元十四年以后就更不是会李白出峡的时间了。剩下的是开元十三年。以开元十三年春三月合于“海月十五圆”，则李白离家的时间在开元十二年初。从开元九年到开元十二年初，历时将近三年(四个年头)，而称“数年"就是合适的了。李白开元十三年春三月出峡去蜀倒推“海月十五圆”，不仅与蜀中的“巢居数年”相吻合，也与他开元十八年写成的《上安州襄长史书》自叙出峡之后“许相公家见招，妻以孙女，便憩迹于此，至移三霜焉”、“东游维扬，不逾一年”、“炎月伏尸”于洞庭的年份相契合。因此，开元十三年三月李白出峡去蜀是比较可靠的。

三、關於李白上書韓朝宗的時間。

三、关于李白上书韩朝宗的时间。

李白上書韓朝宗的時間，筆者曾在《李白首次人京時間之考索》^［⁷^］和《“李白歸蜀”說辨疑》^[8]中涉及，認爲是開元二十二年。這兩篇文章雖非專門探討李白上書韓朝宗之事，但於其時間的認定卻並非不微之言，而王伯奇先生在《李白拜謁上書韓荊州時間考》(《中國李白研究》2003——2004年集)中卻指開元二十二年上書韓朝宗爲“誤說”，認爲“李白自開元十八年暮春或初夏離開安陸始入長安，直至開元二十四年春夏，歷時六年之多，在此期間根本未有歸返安陸的機會”，斷定“李白拜謁上書韓朝宗的時間當在開元二十四年秋”。王伯奇先生的這種認定，是以把李白《憶舊遊寄譙郡元參軍詩》所敘與元參軍自洛陽“一醉累月”後的隨州之遊置之開元十七年李白上書安州李長史（《上安州李長史書》)之前爲基礎的，說李白的此次洛陽之遊是李白《上安州李長史書》中所說的“北遊”。筆者認爲，王伯奇先生的這個說法大成問題。首先，李白《上安州李長史書》說他“南徙莫從，北游失路”中的“南”“北”是大的地理方位，“遠”“近”是就距離而言，“遠客”的“汝海”和“近還”的“鄖城”則是“北”“南”的具體區域。李白說他遠遊北至汝海，近游南還鄖城(安陸)。可見李白的北遊所至是汝海(汝水流域)，而不是洛陽。李白在洛陽是“一醉累月”，經歷了不短的時間。如果“北遊”是指洛陽一帶，則行文應該是“遠客洛陽(或河洛)”。這也表明李白的洛陽“一醉累月”和“遠客汝海”不在同一時期。由此可見，李白上書安州李長史(開元十七年)之前並沒有遊洛陽一帶。因而，《憶舊遊寄譙郡元參軍》所敘的自洛陽“一醉累月”後一路行來直至“余既還山尋故巢，君亦歸家渡渭橋”就不是在開元十七年以前。其二、李白《憶舊遊寄譙郡元參軍》說他在洛陽“醉累月輕王侯”，而他在《上安州裴長史書》中寫的是“西人秦海，一觀國風，……何王公大人之門不可以彈長劍乎”，他要敲開王公大人之門，實現自己的理想抱負，這不是“輕王侯”，反到是借重王侯。李白以“何王公大人之門不可以彈長劍乎”的自信求仕長安，結果卻落得個“寒灰寂寞憑誰暖，落葉飄揚何處歸”(李白《豳歌行上新平長史兄粲》)，於是激而成憤，“一醉累月輕王侯”。這也說明李白《憶舊遊寄譙郡元參軍》的洛陽之遊不是開元十七年以前，而是第一次求仕長安出京後的事。其三、李白洛陽之遊後是“我向淮南攀桂枝”，“攀桂枝”是指隱居(按，詹锳《李白全集校注匯釋集評>注引淮南小山《招隱士》：“桂樹叢生兮山之幽，攀桂枝兮聊淹留”，謂“攀桂枝”謂隱居”)，這也只有在求仕不成後才會有的打算。總此三端，李白《憶舊遊寄譙郡元參軍》所敘自洛陽一路行來的隨州之遊只能是他開元十九年求仕長安國出京後的行蹤，而不是王伯奇先生所說的是開元十七年上書安州李長史以前的行蹤。那麼，李白遊隨州之後的“還山尋故巢”，便是在他開元十九年求仕長安出京後開元二十三年“五月相呼渡太行”之前。

李白上书韩朝宗的时间，笔者曾在《李白首次人京时间之考索》^［7］和《“李白归蜀”说辨疑》^[8]中涉及，认为是开元二十二年。这两篇文章虽非专门探讨李白上书韩朝宗之事，但于其时间的认定却并非不微之言，而王伯奇先生在《李白拜谒上书韩荆州时间考》(《中国李白研究》2003——2004年集)中却指开元二十二年上书韩朝宗为“误说”，认为“李白自开元十八年暮春或初夏离开安陆始入长安，直至开元二十四年春夏，历时六年之多，在此期间根本未有归返安陆的机会”，断定“李白拜谒上书韩朝宗的时间当在开元二十四年秋”。王伯奇先生的这种认定，是以把李白《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诗》所叙与元参军自洛阳“一醉累月”后的随州之游置之开元十七年李白上书安州李长史（《上安州李长史书》)之前为基础的，说李白的此次洛阳之游是李白《上安州李长史书》中所说的“北游”。笔者认为，王伯奇先生的这个说法大成问题。首先，李白《上安州李长史书》说他“南徙莫从，北游失路”中的“南”“北”是大的地理方位，“远”“近”是就距离而言，“远客”的“汝海”和“近还”的“郧城”则是“北”“南”的具体区域。李白说他远游北至汝海，近游南还郧城(安陆)。可见李白的北游所至是汝海(汝水流域) ，而不是洛阳。李白在洛阳是“一醉累月”，经历了不短的时间。如果“北游”是指洛阳一带，则行文应该是“远客洛阳(或河洛)”。这也表明李白的洛阳“一醉累月”和“远客汝海”不在同一时期。由此可见，李白上书安州李长史(开元十七年)之前并没有游洛阳一带。因而，《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所叙的自洛阳“一醉累月”后一路行来直至“余既还山寻故巢，君亦归家渡渭桥”就不是在开元十七年以前。其二、李白《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说他在洛阳“醉累月轻王侯”，而他在《上安州裴长史书》中写的是“西人秦海，一观国风，……何王公大人之门不可以弹长剑乎”，他要敲开王公大人之门，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这不是“轻王侯”，反到是借重王侯。李白以“何王公大人之门不可以弹长剑乎”的自信求仕长安，结果却落得个“寒灰寂寞凭谁暖，落叶飘扬何处归”(李白《豳歌行上新平长史兄粲》)，于是激而成愤，“一醉累月轻王侯”。这也说明李白《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的洛阳之游不是开元十七年以前，而是第一次求仕长安出京后的事。其三、李白洛阳之游后是“我向淮南攀桂枝”，“攀桂枝”是指隐居(按，詹镆《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注引淮南小山《招隐士》：“桂树丛生兮山之幽，攀桂枝兮聊淹留”，谓“攀桂枝”谓隐居”) ，这也只有在求仕不成后才会有的打算。总此三端，李白《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所叙自洛阳一路行来的随州之游只能是他开元十九年求仕长安国出京后的行踪，而不是王伯奇先生所说的是开元十七年上书安州李长史以前的行踪。那么，李白游随州之后的“还山寻故巢”，便是在他开元十九年求仕长安出京后开元二十三年“五月相呼渡太行”之前。

李白開元十九年求仕長安不成，於開元二十一年五月掛席黃河離去^[7^］，在洛陽“一醉累月”後與元參軍同遊隨州，度過了一個“一溪初人千花明”的春天，開元二十三年五月又與元參軍“相呼渡太行”作並州之遊，因此，“一溪初人千花明”的隨州之遊只能是開元二十二年，而“還山尋故巢”就只能是在開元二十二年春後。隨州離安陸甚近，故其抵家亦當在春夏之交。

李白开元十九年求仕长安不成，于开元二十一年五月挂席黄河离去^[7］，在洛阳“一醉累月”后与元参军同游随州，度过了一个“一溪初人千花明”的春天，开元二十三年五月又与元参军“相呼渡太行”作并州之游，因此，“一溪初人千花明”的随州之游只能是开元二十二年，而“还山寻故巢”就只能是在开元二十二年春后。随州离安陆甚近，故其抵家亦当在春夏之交。

誠如王伯奇先生所言，“朝宗作鎮襄陽當始於開元二十二年，止於開元二十四年九、十月間”，“開元二十四年歲暮或初夏，李白由太原南返安陸，途經洛陽、嵩山、南陽(按，同于安旗、薛天緯《李白年譜》)，大約在秋季行至襄陽”，那麼，李白拜謁並上書韓朝宗便有兩個時段：一是開元二十二年春後自隨州歸家後到開元二十三年五月與元參軍“相呼渡太行”以前；二是開元二十四年秋至韓朝宗離任的九、十月間。筆者以爲，後一個時段基本上沒有這個可能性。因爲，第一，韓朝宗開元二十二年二月已作鎮襄州^［⁹^］^(P11)，李白無論是在隨州或是在安陸，都是很容易知道這件事的。以韓朝宗“天下談士相聚而曰：‘生不用封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荊州’”且“有周公之風，躬吐握之事，使海內豪俊，奔走而歸之，一登龍門，則聲譽十倍，所以龍盤鳳逸之士皆欲收名定價”的聲望和對嚴協律(武)、崔宗之、房習祖、黎昕、許瑩等人的舉薦(李白《與韓荊州書》)，李白正長安求仕不成敗興歸來，何至於要等到兩年以後的開元二十四年李白才去拜見並上書於他？第二，同樣，李白開元二十二年春後已“還山尋故巢”回到安陸家中，以他求仕用世之心的急切，又何至於要在還家後很久甚至直至次年五月“渡太行”以前才去拜見韓朝宗！第三，李白拜見並上書韓朝宗，或如王伯奇先生所言，可能與孟浩然的引薦有關，但孟浩然在開元二十四年已不大可能予李白以引薦了。因爲據王士源《孟浩然集序》說，韓朝宗欲將孟浩然薦之於朝，“因入秦，與偕行，先揚於朝。與期，約日引謁。及期，浩然會寮友文酒講好甚適，或曰：‘子與韓公預約而怠之，無乃不可乎？’浩然曰：‘僕已飲矣，身行樂耳，惶恤其他’遂畢席不赴，由是間罷。”孟浩然的爽約，令韓朝宗頗爲不滿，《新唐書孟浩然傳》說“朝宗怒”。這件事不知發生在何時(王伯奇先生說是開元二十三年，未示何據)，但肯定不會是韓朝宗作鎮襄州後太久的事。那麼，以孟浩然的爽約鬧到“朝宗怒”的地步，此後孟浩然恐怕也不好將其他的人(包括李白)引薦給韓朝宗了。因此，如果說李白拜謁並上書韓朝宗與孟浩然的引薦有關，那麼應該在韓朝宗到任後尚未被孟浩然的爽約弄得不愉快以前。從這些情形來看，李白拜謁並上書韓朝宗不會是開元二十四年秋，而應該是開元二十二年春結束隨州之遊“還山尋故巢”之後不久。

诚如王伯奇先生所言，“朝宗作镇襄阳当始于开元二十二年，止于开元二十四年九、十月间”，“开元二十四年岁暮或初夏，李白由太原南返安陆，途经洛阳、嵩山、南阳(按，同于安旗、薛天纬《李白年谱》) ，大约在秋季行至襄阳”，那么，李白拜谒并上书韩朝宗便有两个时段：一是开元二十二年春后自随州归家后到开元二十三年五月与元参军“相呼渡太行”以前；二是开元二十四年秋至韩朝宗离任的九、十月间。笔者以为，后一个时段基本上没有这个可能性。因为，第一，韩朝宗开元二十二年二月已作镇襄州^［9］(P11)，李白无论是在随州或是在安陆，都是很容易知道这件事的。以韩朝宗“天下谈士相聚而曰：‘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且“有周公之风，躬吐握之事，使海内豪俊，奔走而归之，一登龙门，则声誉十倍，所以龙盘凤逸之士皆欲收名定价”的声望和对严协律(武)、崔宗之、房习祖、黎昕、许莹等人的举荐(李白《与韩荆州书》) ，李白正长安求仕不成败兴归来，何至于要等到两年以后的开元二十四年李白才去拜见并上书于他？第二，同样，李白开元二十二年春后已“还山寻故巢”回到安陆家中，以他求仕用世之心的急切，又何至于要在还家后很久甚至直至次年五月“渡太行”以前才去拜见韩朝宗！第三，李白拜见并上书韩朝宗，或如王伯奇先生所言，可能与孟浩然的引荐有关，但孟浩然在开元二十四年已不大可能予李白以引荐了。因为据王士源《孟浩然集序》说，韩朝宗欲将孟浩然荐之于朝，“因入秦，与偕行，先扬于朝。与期，约日引谒。及期，浩然会寮友文酒讲好甚适，或曰：‘子与韩公预约而怠之，无乃不可乎？’浩然曰：‘仆已饮矣，身行乐耳，惶恤其他’遂毕席不赴，由是间罢。”孟浩然的爽约，令韩朝宗颇为不满，《新唐书孟浩然传》说“朝宗怒”。这件事不知发生在何时(王伯奇先生说是开元二十三年，未示何据)，但肯定不会是韩朝宗作镇襄州后太久的事。那么，以孟浩然的爽约闹到“朝宗怒”的地步，此后孟浩然恐怕也不好将其他的人(包括李白)引荐给韩朝宗了。因此，如果说李白拜谒并上书韩朝宗与孟浩然的引荐有关，那么应该在韩朝宗到任后尚未被孟浩然的爽约弄得不愉快以前。从这些情形来看，李白拜谒并上书韩朝宗不会是开元二十四年秋，而应该是开元二十二年春结束随州之游“还山寻故巢”之后不久。

以上是對李白生平研究中之“歸舊山”、出峽去蜀、拜謁並上書韓朝宗的時間三個問題的再探討，願就教學界，以力求李白生平諸問題之實。

以上是对李白生平研究中之“归旧山”、出峡去蜀、拜谒并上书韩朝宗的时间三个问题的再探讨，愿就教学界，以力求李白生平诸问题之实。

文字輸入朱峻瑤

文字一校朱峻瑤

文字二校胡非才

參考文獻：

[1]楊栩生.李白生平研究匡補[M].成都：巴蜀書社，2000.

[2]陳鈞.李白出蜀年代新考[J].人文雜誌，1990，(2).

[3]楊栩生.李白開元十年春出蜀獻疑[A].李白研究論叢(第三輯)[C](見《四川師範大學學報》1996年增刊)

[4]喬長阜.李白開元十年“仗劍”出蜀臆說[A].中國李白研究(1997年集)[C].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1998.

[5]蔡宛若《唐人選唐詩六種關於·<唐寫本唐人選唐詩>》，華夏出版社，1998年版。

[6]雪堂校刊群書敘錄·敦煌本唐人選唐詩跋[A].孫琴安.唐詩選本六百種提要[C].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