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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少涵:《中庸》“蒲盧”的三種解釋

楊少涵 文字研究 2021-12-30

楊少涵:《中庸》“蒲盧”的三種解釋


在《中庸》第二十章,孔子曾以“蒲卢”比喻为政:“人道敏政,地道敏树。夫政也者,蒲卢也。故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我们知道,孔孟经常以众星拱北辰(《论语·为政》)、天下运于掌(《孟子·公孙丑上》)等例子来比喻治国为政,而《中庸》此处以蒲卢喻政,在儒家十三经中独此一见,所以宋儒袁甫赞其“可谓妙于形容矣”(《蒙斋中庸讲义》卷三)。


问题是这个“蒲卢”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在经学史上,关于《中庸》的“蒲卢”一词,向来有两种解释。其一是东汉郑玄的“土蜂说”。郑玄认为,《中庸》的“蒲卢”就是《诗经·小雅》里所提到的“蜾蠃”。螟蛉是桑树上的一种小青虫,而蜾蠃是一种细腰土蜂,纯雄无雌,无法交配。为了族类繁殖,蜾蠃就把螟蛉幼子抱回巢穴,并抚养成自己的后代。西汉扬雄《法言·学行》对此有一个更为形象的记载:“螟蛉之子殖而逢蜾蠃。祝之曰:‘类我!类我!’久则肖之矣!”蜾蠃把螟蛉幼子抱回巢穴以后,对着它一个劲儿地祈祷说:“像我!像我!”时间长了,螟蛉之子就变成了蜾蠃之子。郑玄“蒲卢取桑虫之子,去而变化之,以成为己子”,说的就是这个过程。


郑玄举蜾蠃祝化螟蛉的例子是为了解释立政治人的:“政之于百姓,若蒲卢之于桑虫然”,立政就如蒲卢,百姓就如桑虫,桑虫需要蒲卢的祝化,所以百姓需要立政者的教化。可见,郑玄将“蒲卢”解释为土蜂,有其深层的哲学基础,此即教化的政治哲学,认为百姓要通过教化才能成善。这其实就是对荀子政治哲学的一种继承。荀子认为,顺随人之性情,任其自由发展,必然会导致犯分乱理之恶果。为防止这种恶果发生,就需要对人性施以矫治,此即教化。通过教化,“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从而达到教化之目的。在这种政治哲学中,礼义教化与人之性情是一种外在的对治关系,即通过外在之礼义教化施力于人之性情,矫其偏而合于善。郑玄将蒲卢解释为土蜂,而土蜂之于桑虫正是这种教化政治哲学非常形象的一种比喻。


“蒲卢”的第二种解释是所谓“蒲苇说”。这种解释肇始于沈括(《梦溪笔谈》卷三),而显扬于朱熹。朱熹认为,蒲卢即蒲苇,立政治人就如在地里种蒲苇:蒲苇是一种易于生长之物,所以蒲苇种在地里,比树更易于生长,“其成尤速”;同样,人自身亦具有善性,具有向善之德性,立政治人如果顺遂人的这种德性,就可以非常轻松地达到目的,所谓“人存政举,其易如此”就是这个意思。



与郑玄的解释相对,朱熹强调立政治人、使人成善要根据人之内在的善良德性。这可以称之为德化的政治哲学:内在德性自然生长,则百姓自然转化,自然成善;将这种内在的善性推扩于外,则社会安泰,天下大治。在这种政治哲学中没有一种对治关系,整个儿是一己内在德性之自然生长,自成目的,自我达成,根本不需要外力强压硬施而成德成善。明儒顾宪成说:人道敏政就“如蒲卢之易生,无俟灌溉之力也”(《中庸意》上卷)。就如蒲卢易生不需要灌溉之力一样,为政也只需要顺遂百姓的内在善性,不必施加外力。朱熹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将“蒲卢”解释为易生之蒲苇。


土蜂(蜾蠃)与蒲苇(蒲卢)是二物而非一物,而《中庸》以蒲卢喻政,绝不可能同时指称两物。那么蜾蠃与蒲卢到底有什么关联呢?清代学者程瑶田在《果臝转语记》一文中认为,古代汉语中存在一个庞大的果臝转语词族,这些词语虽然意义不同,但其声音都是从一个相同的语音辗转演变而来。他把这个转语词族的声音记录称作“果臝”。蜾蠃、蒲卢都属于这个转语词族,都是一语而转。因此,《中庸》“蒲卢”一词,郑玄解为蜾蠃(土蜂),朱子解为蒲苇(蒲芦),在音义上有其相通性。



果臝原是形圆中细之瓜果的总称,根据果臝转语理论,凡是形体为两端圆而中间细的东西,最初都发果臝音。上古初民看到形圆中细之瓜果滚动时发出骨卢卢的声音,“却因了物体和声音的连带关系,就把这些声音和这样的物像联络在一起,模仿了做称号。因此圆形物如‘果蓏’‘蜗蠃’‘蜾蠃’‘果臝’,都用这笼统的称号”(潘尊行:《原始中国语试探》,《国学季刊》1933年第1卷第3号)。也就是说,果臝是上古初民对一种形圆中细之瓜果的声音模拟,这种声音就是“骨卢”或“忽路”,这是果臝之“古音”(刘师培:《尔雅虫名今释》)。



那么最先取以命名、至今仍合此古音的瓜果是什么呢?我们认为是“葫芦”。葫芦是远古初民日常所用之物。形圆中细,熟而落地,有“骨卢”(果臝)之音;剖而成瓢,用于舀水,又有“忽路”(葫芦)之音。所以初民很可能就是以此将所有形圆中细之物皆以“葫芦”名之,而果臝、蜾蠃、壶卢、觚、瓠、轱辘等名称皆由此转出。根据考古发现,上古初民的饮食、器物、文化、艺术中都可以发现葫芦的身影。而在西南一些少数民族中,葫芦至今仍然是始祖、保护神和镇物法器。在中国文化中,葫芦不但是母体的象征,甚至就是中国文化一个母体。



以葫芦来解释蒲卢,在政治哲学的意义上也可兼于郑、朱二说。葫芦起初只是一种瓜果,要想将它制为瓢,需要对其进行剖凿的功夫,这可通于郑玄之土蜂说的教化政治哲学;葫芦本是一种易生之物,顺其本然之性,自然欣欣向荣,这可通于朱熹之蒲苇说的德化政治哲学。在儒家政治哲学中,孔子有仁礼之学,仁是内在的善良德性,礼是外在道德规范,内外兼修,方可成人。葫芦说正符合孔子的这种政治哲学。所以相较于郑玄的土蜂说与朱子的蒲苇说,葫芦说更为圆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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