龐樸:中庸與三分
摘 要
中庸的所謂中,就是第三者;承認二分又承認中庸,也就在事實上承認了一分爲三。世界本來便是三分的。由於二分法的先入爲主,人們總習慣於稱“中”爲“中介”,視之爲兩極之間起聯繫作用的居間環節,或者是事情變化過程的中間階段;還相信中介環節是暫時的,必將向兩極分化而最終歸結爲二元的天下。待到二分法不足以解釋一切現象時,亦有人主張一分爲多。其實三就是多,多必歸於三。三分法有一維、二維、三維的形態。
20年前,1978年,思想界學術界也撥亂反正。我曾寫過一篇《中庸平議》,提出中庸的四種形態——A而B,A而不A’,亦A亦B,不A不B,以抗爭於非A即B的僵化的二分法。二分法或一分爲二,在當時是個很敏感的理論問題。我本意是主張用一分爲三來修正一分爲二,從思維模式高度碰碰“左”傾頑症;可惜那個念頭只能在專業會議上冒險談談而已。能以寫成文章找到地方發表而不給自己和別人帶來麻煩的辦法,唯有寫《中庸平議》;因爲這在形式上是討論哲學史,而不是去碰理論基石。即使這樣,好心的朋友還是爲我捏了一把冷汗,直到《毛澤東選集》第5卷出版,其中有一處說了中庸幾句好話,才算天賜了一張石頭不會砸在自己腳上的護符。
其實所謂的中,就是第三者;承認二分又承認中庸,也就在事實上承認了一分爲三。這是最簡單不過的道理。當然要把這一事實挑明,還得分析和解說。
壹
天網恢恢,宇宙本是一面碩大無朋的網。任一事物都是這面網上的一個點,這個點,是由上下左右前後古今粗細軟硬等等相互牽連著的繩絡結織而成。就是說,事事物物,都與它事它物處於千絲萬縷的聯繫之中。孤立的事物是不存在的,正如無牽連的結點是不可能的一樣。
“有象斯有對。”事物的諸多聯繫中,最主要最本質的聯繫,便是此一事物與正相對立的彼一事物間的聯繫,那是一種既相反又相成的聯繫。白天不是黑夜且必趕走黑夜;但是沒有黑夜,也就無所謂白天。“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矣”;惡固非美,但天下皆必借惡而知美,無惡亦無所謂美。如此等等。
對於事物之對立的聯繫,人類在很早時候便已注意到了。古希臘的畢泰戈拉學派就曾羅列過十大對立,後來有人將它歸納成三種形態:殊異、相反、相關(黑格爾《哲學史講演錄》第1卷,227頁,北京三聯書店,1956年);亞里斯多德進一步分對立爲四種:相關、相反、有和缺失、肯定和否定,有時更加上一個第五種——兩端(亞里斯多德《範疇篇》第十章《形而上學》卷五章十)。和他們大體同時的中國哲人所倡之“物生有兩、有三、有五、有陪貳”之說(《左傳·昭公三十二年》)、矛盾之說(《韓非子·難一》)、環流之說(《鶡冠子·環流》:“物極必反,命曰環流。”)等等,也都是對對立的種種認識。認識到了對立,混沌世界的內在本質方始逐步向人們敞開。
有對斯有中。所謂事物的對立,通常指的是質的對立。即使像一與多、冷與熱這樣的對立,也不是說這個比那個少幾個、多幾度的意思,而是說二者存在著質上的反對。但是,話還得說回來,這種質上的不同,以及一切正相對立事物的質上的不同,都是由量的積散程度促成;量的增減到達一定界限,便能引起質的變化,構成事物的質的對立。因此,正相對立的事物之間,當其顯現爲質的對立的同時,也還存在著量的可比性,存在著一條由此達彼的逐步遞增或遞減的某種量的連線。譬如,魯莽和怯懦,是行爲舉止方面的一對對立,二者有著質上的不同。但二者也可歸結爲自信的不同程度:自信程度低迷,不敢說不敢動,到了自餒,則成爲怯懦;自信程度超高,天不怕地不怕,到了自負,便流於魯莽。於是,魯莽與怯懦之間,便有著一條由此及彼的自信程度的連線。既然是量的連線,很自然,便有一個可測量的中點或中間階段,便有一個相對於兩端而言的中。
這個相對於兩端而言的中,從上述的推知過程看,仿佛首先表現爲一定的量。但是,這個量,由於它相對於兩端而爲中,也就是說,由於它脫出了兩端的範圍,不屬於兩端的任一端,它便由之自成一種質,一種新的質,一種相對於兩端而存在的質。這種質,一般謂之曰中。拿上述例證說,那處於魯莽和怯懦之間的由適度自信所形成的新的質,便是魯莽和怯懦的中,自負和自餒的中;如果需要給它一個名字,可以叫做勇敢。
從上述的推知過程還可看到,仿佛是先有了兩端,然後定出一個中來的。就好像先有了賣主與買主,賣主索價兩元,買主還價一元,然後逼出一個中間價來而成交的那樣。必須聲明,上述推論過程只是一種敘述方式;其實反過來說也可以:是市場行情一元五在先,賣主比照行情試圖多要一點,買主也瞭解行情而故意少還一點,於是有了三分的架勢。孔子和亞里斯多德在談德性時,正就是這樣看的。他們都認爲只有中道才是德性,而將兩端分別稱爲過度和不及;那無異於說,是首先有了中間,相對于中間然後方有兩端之名。
事實是,世界本來便是三分的。中間和兩端,本是相比較而存在,經指認而得名的。人們在認識上,會有一個先後的次序,事物的存在,也常有隱顯的不同,但一分爲三的事實,則是客觀的無處不在的。
但是,由於二分法的先入爲主,人們習慣於稱“中”爲“中介”,僅僅視之爲兩極之間起聯繫作用的居間環節,或者是事物變化過程的中間階段;喜歡強調一切差異都在居間環節融合,一切對立都經中間階段而互相過渡,等等。就是說,“中”的存在,仿佛只是爲了兩極,“中”的地位和作用,全在於它的能“介”,而無視其所以能介的根據,無視其存在的自性。因而,他們否認三分的真實性。殊不知,中之爲中,與左右之爲左右完全一樣,自其關係視之,固是相對的;自其存在視之,則具絕對性。中之能介,中之能融,便正是它獨立於左右之外、獨立發揮作用的表現,而絕非其附屬於左右之下、仰賴左右鼻息的結果。
也是由於二分法的先入爲主,人們還習慣于相信中介環節是暫時的,必將向兩極分化而最終歸結爲二元的天下。熟知的說法如小資產階級大量地、不斷地、每日每時地向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分化之論,便最爲經典。這一見解很可寶貴,因爲它能從運動變化來觀察世界,指出三分的界限不是僵死的,而是變動的,無疑十分正確;只是它忘記了,中間、兩端之間的流動,決不可能只是單向的。既然能有中介向兩極的分化,也就必然會有兩極向中間的聚攏;小資產階級固然在每日每時分化爲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未嘗不每日每時分化出小資產階級來;其動因完全是共同的。要知道,由於運動變化,中間狀態必與兩端處於此漲彼消、此消彼長的相對關係中,共同組成一個三段的整體;如果某一段不見了,那便意味著整體已發生徹底變化而不復存在,任何一段單獨先自退出的情況,是不可能發生的。
更有一種從二分出發的觀點,指中間爲惡,務必除之而後快者,那就是政治學說中的中間派最危險論,和文學上的反中間人物論,這是標準的“左”派幼稚病。我們知道,幼兒能夠分辨簡單的好和壞,是他的認識從混沌向有序的可喜進步,但幼兒還無力識別好壞之間的居間環節;儘管在多數情況下,中間常是多數的。從幼兒到成人,需要經歷艱苦的成長過程。肯於承認兩派之間的中間派之存在的合理性,也是需要過程的。
貳
相比較而存在的中間和兩端,以其所在系統爲存在之限;越出此一系統進入另一系統,原來的中間也許會變成了一端,原來的一端也許變成了中間。不管具體事物怎樣變,中間總是兩端的中間,總是與兩端同時對立著,這樣的邏輯關係是不變的。因而,中間總是要憑藉兩端而說明,而且是同時憑藉兩端方得說明,這樣的認識方法也是不變的。
憑藉兩端認識中間,在邏輯上,可得四種形式,那就是開頭提到的A而B,A而不A’,亦A亦B,不A不B。這裡的A和B代表對立的兩端。第一式A而B,如“溫而厲”、綿裡藏針,是立足於A兼及於B,以B來補A的不足。第二式A而不A’,如“威而不猛”、“樂而不淫”,明裡是就A防A的過度,暗中卻是以B爲參照來扯住A,是A而B式的反面說法。第三式亦A亦B,如能文能武,亦莊亦諧,平等包有AB,是A而B式的擴展。第四式不A不B,如不卑不亢、“無偏無頗”,超出AB而上之,是第三式的否定說法。
憑藉兩端認識中間,進而組合兩端表述中間,以“A而B”、“不A不B”等等來表示中間,不求爲中間另立名目,此中飽含著深刻的辯證思想。這是認識到中間與兩端互不可分、三者共成一體的積極表現,而非愚蠢到不知另用一個符號來表示第三者的地步。相反,如果平鋪直敘地用ABC來分別表示三者,那倒也許反而是未曾深思的結果,因爲它未能將三者的關係表達出來;而關係,在這裡是比實體更爲重要的。
亞里斯多德在他的倫理學著作中,以中道爲德性,以過度與不及爲惡,曾試圖爲情感和行爲的種種德性、過度、不及都找出相應的名字。魯莽與怯懦之間是勇敢,揮霍與吝嗇之間是慷慨,奉承與慢待之間是好客,等等,反映出了他對人情事理的高度關懷和深度洞察。但是,他也常常因此而陷入困境,屢屢爲某種中道之沒有名稱而尷尬。他說:
在人群的共同生活中,在言談和行爲中,一些人是隨和的,他們贊同一切,從不反對什麼;他們認爲不應該給同伴們帶來痛苦。另一些人則恰恰相反,他們反對一切,對所帶來的任何痛苦都不在乎,被稱爲難以相處的人。……他們的中間品質才受歡迎。……然而,卻難以給它一個名稱,也許稱爲友誼最爲合適。……由於中間品質沒有名稱,對立就表現爲兩極端自身的對立。(《尼各馬科倫理學》1126b,1127a)
我們看得出,稱這裡的中間品質爲友誼,並不合適,因爲它太過寬泛,所以最終還得承認這種中間品質沒有名稱。這就是亞氏的尷尬,是執意要爲中間獨立命名的苦澀。而他之所以要爲中間獨立命名,源於他要強調中間與兩端的對立;而他之所以要強調中間與兩端的對立,又只是由於,他只看到了中間與兩端的對立!他曾說:過度、不及與中道,“每一種都以某種方式和另外兩種相反對。兩個極端與中間相反對,而它們之間又相互反對,中間也和兩極端相反對”(《尼各馬科倫理學》1108b)。可見,他雖注意到了中間和兩端爲三,但他所注意的只是三者的互相對立的一面,所以他必須給這些對立者安上各自獨立的名字,方可顯現其對立。一旦“中間品質沒有名稱”,無法表示一善對兩惡的對立,對立只剩下“表現爲兩極端自身的對立”,在亞氏看來,實在是一大憾事。
在這方面,中國人另有自己的思維方法。中國人也談過度與不及,但是並不認爲過度與不及之間只是對立而已;因而也就並不簡單認爲,只有獨立於過度不及兩端,始得中道。因爲在這些對立之中,與這些對立同時,還有同一的關係存在;而且正是同一使對立得以成立,也正是對立爲同一提供了條件。拿上述的亞氏例證來說,在贊同一切與反對一切的兩種待人態度之間,當然有一種中道。亞氏只從對立來考慮,想著一舉遠離兩者,故而找不到一個既與贊同一切對立又與反對一切對立的名目。其實只要換個思路,也從同一角度想想,相信贊同一切者之“贊同”本來無過,過在“一切”,便能得出A而不A’式的中道“和而不流”或“曲而不屈”(分別見《中庸》與《左傳·襄公二十九年》)來矯枉之;反對一切者之“反對”本亦無錯,錯在“一切”,也便能得出A而不A’式(或曰B而不B’式)的中道“剛而無虐”或“直而不倨”(分別見《尚書·堯典》與《左傳·襄公二十九年》)來糾正之。而這兩者,和而不流與剛而無虐或曲而不屈與直而不倨之間,又以互補的亦A亦B式的關係,組合爲贊同一切與反對一切之間的完整的中道——既和而不流又剛而無虐,或既曲而不屈又直而不倨。於是,中道不僅有了名稱(當然是與兩端相依的名稱),而且它同過度、不及間的對立,也充分表現出來了。
叄
不過這樣一來,從過度經中道到不及,仿佛出現了四分的局面:贊同一切、和而不流、剛而無虐、反對一切!許多否認一分爲三的想法,正是從諸如此類的例證中匯出的。最通俗最常見的例證,莫過於年分四季,材生五行,天張六合,色呈七彩,卦成八象,學裂九流,人有十等。因此,他們主張一分爲多;如果有誰打算對一分爲二作任何改善的話。
其實三就是多,多必歸於三;如果你是在哲學地思索宇宙奧秘的話。請以四季爲例。
按照北半球人的習慣,年以冬至始。冬至是白晝最短的一天,也是白晝漸長的開始;所謂的“冬至一陽生”。此後白晝漸長,黑夜漸短,陽生陰消,暑來寒往,至春分而晝夜平、陰陽等、寒暑均。如此再進,至於夏至,白晝極長黑夜極短,陽氣極盛陰氣極衰,於是物極必反,出現所謂的“夏至一陰生”,一切皆與此前相反而行;經秋分,返冬至,是爲一年。
這裡的一年之平分爲四個季度,只是一種現象。現象的背後,主宰著的是地球和太陽的關係;這種關係,分別爲太陽直射南半地球、直射北半地球兩端,以及,處於兩端之間的狀態——太陽直射赤道(雖然射了兩次)。這是一個很典型的一分爲四、四歸於三的例子。其所以必歸於三,乃因爲,一切事物,都以與其對立者相聯繫的方式存在(在這裡是南射與北射的對立與聯繫;如果只是一味南射或一直北射,也就無所謂南射北射了);而既有對立,便有中間(這裡是直射)。中間可以因對立兩端的不同深度而延伸爲一長系列,呈現爲七彩八象,九流十等,但終究仍是中間;就其與兩端的關係來說,終究仍是中間。有兩端,有中間,於是便歸於三。
中國古有“數始於一,終於十,成於三”(《史記·律書》)之說。說始於一而不說始於零,因爲對零作爲一個數的認識,是很晚的事;而終於十,當然是十進位決定了的。最有意思也最值得注意的是成於三。爲什麼會成於三?又怎麼樣成於三?
所謂數成於三,是說無論客觀世界的事物本身還是主觀世界對事物的認識,起先都是從一開始,或者叫從混沌開始。然後顯露出對立兩端,或者是認識上的首先注意到兩端,斯爲二。進而因兩端而有中間而知中間,事物演化完成或被完全認知,此之謂成於三。抽象爲數,便是由一而二而三,到了三,告一段落。老子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也是這個意思。三生萬物者,“三”體現爲“萬物”,“萬物”皆是一個“三”也。
肆
說到萬物皆是三,不由得使我們想起了黑格爾的“某物是否定之否定”,或者佛洛德的人是自我(Ego)、本我(Id)、超我(Superego)的統一之類命題,以及,人人都能隨手舉出來的一些別的事實。可是若要對種種三分的事實進行形態上的歸類和劃分,卻並不是隨手便能辦到的事。譬如我們上面說到的中庸四式,只要再加上兩端的A和B,便成了似乎是四種不同的三分。可是仔細推敲幾下則可看出,它們都只不過還是發生在一條直線上的四種形式,都宜歸類於一維狀態。
如果某個第三者不和兩端處在一條線上,而是高於兩端之上,形成三角形的頂端;此時的三分,便屬於二維狀態。《易傳》曰“太極生兩儀”,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者便是。這裡的太極與兩儀,或道與陰陽,構成了三角形的三個角:太極或道高踞頂端,它非陰非陽,但能生陰生陽,綜兩儀而統之;兩儀則平列於底邊的兩端,並生並存;其中,陰與陽或兩儀是相對的,道或太極獨立而無對,是絕對的。
中國古代哲學家喜歡用“一”作爲道或太極的代數,用“兩”或“二”來代表陰陽。他們相信,絕對者既曾存在於相對者之前,又正存在於相對者之中。這叫做“一物兩體”或“一在二中”,叫做“兩不立則一不可見,一不可見則兩之用息”(張載《正蒙·參兩篇》,並見《易說·說卦》)。張載曾把這種看法縮寫成以“極”字爲頂、以“兩”、“兩”二字爲底端的三角形,是很有意趣也很有見地的。
順便說一句,在分別開或對比著運用時,極和端的字意是各不相同的。端是終點,是末;極的原意則是房屋中間最高處,引申爲準則、絕對。在上述的三角形中,頂角(極)的地位和價值,和底角(端)是大不一樣的。當然,其爲三分,不受影響。
讓我們引個實例來看看。莊子曾說過:“莛與楹,厲與西施,恢詭譎怪,道通爲一。”(《莊子·齊物論》)莛與楹,是細粗不同的木棒,厲與西施,是媸妍有別的女人;它們各自互相對立著。兩既立了,一則可見。這個一,粗看是木棒或是女人,極而言之,則是道;它正統攝乎莛與楹或厲與西施之上,也可看作是潛存於二者之中。不見這個一,則不知二者的本質,二者的出現也就了無意義;此所謂“一不可見則兩之用息”。這裡的一是絕對的,二是相對的。這樣的一個絕對君臨兩個相對的關係,剛好組成一個三角形,成爲二維式三分法的典型形態。
要能看出這類三角形的存在,並非易事。莊子說“道通爲一”,是說“道”把二者通爲一的;也可說需得具備“道”的眼光,方可看出二者通一(所謂“唯達者知通爲一”《莊子·齊物論》),進而看出三角存在。所以,當人們僅僅看出莛與楹細粗不等、厲與西施是兩個女人,而盛讚矛盾無處不在,卻又否認一分爲三的時候,他不曾料到,他所看到的矛和盾中,正寓有一個他不曾看到也看不到的“絕對”在焉;這個絕對和相對構成一個三角形態。事物本是一分爲三的,不管你認識與否承認與否。
在另外一些情況下,三角形也有三足鼎立、無分絕對相對者。儒家哲學謂天地人爲三才,亦稱三極(見《逸周書·成開》、《周易·繫辭上》),便是如此。其所謂的天,並不比其他二者高超,所謂的人,也不比其他二者卑微;天地人三極,分別表現了宇宙的氣、形、德。(《易·說卦》:“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從功能上說,天之用爲化,地之用爲育;人之用,叫做贊,即發揮其主觀能動作用,贊助天地的化育,以此遂得與天地參,即與天地鼎立而三(《中庸》);三者的地位,於是遂成平等。當然,三者有主觀客觀、能動與否之別,在儒家,似乎更鍾情於三者中的“人”之一極,那多半屬於嚴以律己的意思,絕無拔高的企圖。即使像宋儒們所標榜的聖人能爲天地立心那樣的高調,也還沒有超出天地人三足鼎立的範圍。
三足鼎立的另一說法叫三位一體,無論是基督教的聖父聖子聖靈,佛教的佛法僧,道教的精氣神,都屬於二維三極、三角平等式的三分形態,是一分爲三、合三爲一的特殊例證。儘管它們都是虛幻不真的,但作爲一種思維方式,它們卻是很認真的,而且有其無處不在的客觀依據。
三角的三極還有一種互克的形態。石頭、剪刀、布的迴圈相克便是。這種形態很早便被人們發現了,其見諸文字者,有《關尹子·三極》篇所記的“蝍蛆食蛇,蛇食蛙,蛙食蝍蛆,互相食也”之說。蝍蛆(蟋蟀?蜈蚣?)能否食蛇,我們不得而知;但是我們知道,任何事物都是宇宙之網上的一個結點,都有自己的強項與弱項,並以之而與它物結成動態的平衡關係。於是自然界便無絕對強者,一切都在互相聯繫中互相制約著,而最本質的聯繫和制約,則是對立;對立的否定再否定,遂形成迴圈的三極。
迴圈也有由“彼是莫得其偶”即對立自身之變動不居而形成的時候,如莊子在《齊物論》中所云。他說,彼是(是即此。“彼是”在此代表一切對立)本是“方生”的,即相並相依而生的;有此才有所謂彼,有彼才有所謂此,本無孤立的絕對的此與彼。於是,曾經謂之此的,亦可謂之彼;正在謂之彼的,將可謂之此。有鑑於此,人們不禁要問:“果且有彼是乎哉?”意思是說,如此說來便沒有彼此之別了。可是,如說沒有彼此之別,又與人們的感覺不符,所以莊子又問:“果且無彼是乎哉?”意思是還得肯定彼此的存在。這樣反復詰難,遂構成了彼此之首尾相逐、莫得其偶的迴圈圈。莊子主張,人們不必去追逐那些無窮的相對的變化,不妨站到迴圈圈的中間來,這裡叫做“道樞”,這裡始可“得其環中”,這裡方能“以應無窮”。這個樞和這個圈,也是一種二維的三分。
老子也有“反者道之動”和“萬物並作,吾以觀復”之說。反者向對立轉化之謂,復者回復到原來的出發點。老子所謂的動和作,只是這種兩端間的反復運動。他所謂的反復者和觀復者,也就是莊子的環中和道樞,也是一種二維的三分。在他們看來,整個世界無非如此,無非是環流著的客觀事物和靜觀著的主觀人類。老莊的這一說法,從局部的短暫的過程來說,或不無道理。只不過,現實中的循環往復,除去簡單的機械運動外,絕對重復原來軌跡的事是不多的。一般說來,由於內外條件的作用,迴圈常呈螺旋式的變化向前進展。於是,便有了一種三維的三分形態。
伍
三維三分的典型形態是螺旋,而其簡單樣式則是每一個立體的“一”,即任一個體。
中國古有“太極元氣,函三爲一”之說(劉歆《三統曆譜》,載《漢書·律曆志上》)。其實豈止太極元氣如此,任何事物都是函三爲一的。例如我們的朋友張三。當我們向別人介紹說此人是張三,或這位叫張三時,事實上是在說:個別性(此)+普遍性(人)=特殊性(張三)。張三於是就函三爲一了。當然,你不介紹他,他也函三爲一,因爲他本來便是函三的一,他是一位有個性的人。“一切事物都是將普遍與個別結合起來的特殊”(黑格爾《小邏輯》§24附釋二),是一個立體的三分形。
李白有詩曰:“花間一壺酒,獨酌無相親。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獨酌無親的李白,是一;舉杯邀了明月,便有了對飲者,或者叫有了對立面,成爲二;明月反照回來,李白多出一個隨身的影子,不再是原來的一了,成了函三的一。
這裡的李白與上面張三的不同之處在於,這裡顯示出了發展,上面沒有。黑格爾說的某物是否定之否定,也是從發展立意的。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對事物的認識以及事物本身的發展,都是如此,都是歷經了三個階段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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