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元任便是其中一员。即便有学理和官方的双重支持，赵元任还是迅速感受到了京音的压力。北京华语学校校长、美国传教士裴德士(W. B. Pettus)便向他坦诚，他的学校在京音国音的问题上，已然站到了国音的对立面上，因为“京语请得到会说的教习；国语只存在纸上，找不到教习”。受裴德士启发，赵元任认识到要战胜京音，就要让国音资源和京音资源一样普及。在一封1922年5月寄给黎锦熙的讨论国音字母的信中，说他计划在商务印书馆请他录的留声机片外，另录一批教外国人学国音的唱片，并为人造国音量身定制一个罗马化草案，如此便可争取在两个国语间举棋不定的外国人，“因此就可以多一个推广国语的势力”。
京音国音的竞争最终以京音的胜利告终。京音胜出的种种原因中，最主要的一条，用达尔文引用马克思·缪勒（Friedrich Max Müller）关于语言进化的讨论来说：“更好的、更简短的、更简单的形式总是时时占上风。”1924年5月，赵元任再次受邀商务印书馆，录制《新国语留声片》。赵元任不再坚持老国音，在1925年3月的《第三封绿信》中向朋友们坦白：“这回我用了纯粹的北京发音，而不是国音。因为不瞒您说，我以为受过教育的北京人的语音未来会比国音更有前途。不过我时下的想法还没成熟到可以广而告之的地步。”事实上，早于赵元任，国语统一筹备会于1923年便取用京音作为新国音，虽然老国音直到1932年才正式被官方弃用。赵元任在新老国语问题上的立场转变颇具象征意义，同时还留下了相应的两张唱片和两个罗马化草案，分别是1921年的《国语留声机片》和1924年的《新国语留声片》，以及1923年的老国音罗马化方案和1926年与“数人会”的同仁共同拟定的国语罗马字。可以认为，无论是留声机片还是罗马化方案，都是语音书写的尝试；而从录制唱片到拟定国语罗马字，罗马化运动愈发追求语音书写的准确性和技术性，国语罗马字便是明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