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和鳴:漢語有“形”嗎?——從“漢語形音義關係研究”的論題談起(無圖版)
胡和鸣:汉语有“形”吗?——从“汉语形音义关系研究”的论题谈起(无图版)
汉语有“形”吗?
胡和鳴
摘 要:“汉语形音义关系”这一提法涉及汉语言文字学的基础理论问题。以《汉语大词典》、《现代汉语词典》为代表的语文工具书在解释汉语、普通话概念时,核心在语言、标准语、语音、标准音,没有提及“形音义关系”的“形”。“形音义关系”的“形”与汉字有关,与汉语无关。王力、罗常培、吕叔湘等对“汉语形音义关系”这一提法的形成产生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以至于可以使不明所以者能推导出“汉语有‘形’”这一错误认知。他们套用“文字代表(表现、记录)语言”这一西方语言学理论是“汉语形音义关系”这一提法形成的主要原因。中西方学者张朋朋、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Roy Harris等对“文字代表(表现、记录)语言”这一理论进行了深刻的批评。“文字代表(表现、记录)语言”这一理论是错误的。文字有形,其本质是形意(义)结合的视觉符号系统;语言无“形”,其本质是音意(义)结合的听觉符号系统。语言无“形”,汉语无“形”。
关键词:汉语;汉字;形音义关系;北京大学;西方语言学
一、问题的缘起
2021年10月,华中科技大学中文系黄仁瑄教授等主持的《音义学》微信公众号推送了一篇学术会议资讯《北京大学将举办“汉语形音义关系研究”高端学术论坛》。推文内容包括:邀请函(函末的落款是:北京大学中文系)、会议联系人、会议邮箱及通知附件。通过下载阅览通知附件及网络上与会议联系人交流,我们确认了“北京大学将举办‘汉语形音义关系研究’高端学术论坛”(文件末尾落款有官方红章)的学术会议资讯属实。随后,此推文也广泛转载传播于《汉字学微刊》微信公众号(郑州大学汉字文明研究中心主办,李运富教授等主持)、《语言与文献》微信公众号(西南大学汉语言文献研究所主办,孟蓬生教授等主持)、《文献语言学》微信公众号(北京语言大学文献语言学研究所主办,华学诚教授等主持)等众多平台,说明学术界对此学术资讯很重视。我们研习汉语言文字虽已有些年月,但对语言文字学基础理论的特别关注是近几年才大用心力的。①“汉语形音义关系”这一提法,正是关系到语言文字学的基础理论问题。谨借此机会,将这方面的研习心得芹献方家,企待赐教。
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汉语文工具书《汉语大词典》对“汉语”的解释是:“汉族的语言。国际通用语言之一。是中国的主要语言,也是世界上最发达、最丰富的语言之一。历史悠久,使用的人数最多。在语言分类上属汉藏语系,同中国境内的藏语、壮语、傣语、侗语、黎语、彝语、苗语、瑶语等,中国境外的泰语、缅甸语等都是亲属语言。主要方言分北方话、吴语、湘语、赣语、客家话、闽北话、闽南话和粤语。现代汉民族共同语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普通话。”[1]p53-54中国第一部规范性的语文词典《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对“汉语”的解释是:“汉族的语言,是我国的主要语言。现代汉语的标准语是普通话。”[2]p513对“普通话”的解释是:“我国国家通用语言,现代汉民族的共同语,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2]p1018就以上两种重要常用汉语文工具书对“汉语”的解释,我们做出以下特别提示:1.汉语是汉族的语言,包括北方话、粤语、闽语、吴语等多种方言,其中的方音则更多。2.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现代汉语)的标准语是普通话,但普通话不等于汉语(现代汉语)。汉语和普通话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能混为一体。3.以上两种重要常用汉语文工具书在解释汉语、普通话这两个概念时,核心在语言(标准语)、语音(标准音),都没有提及“形音义关系”的“形”。
《汉语大词典》、《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都没有“形音义”词条。与“形音义”比较有关的词条有“形声”。《汉语大词典》对“形声”的解释是:“六书之一。意符和声符并用的构字法。”[1]p1119《现代汉语词典》对“形声”的解释是:“六书之一。形声是说字由‘形’和‘声’两部分合成,形旁和全字的意义有关,声旁和全字的读音有关。”[2]p1467从以上解释可知,与“形”、“(读)音、读(声)”、“义(意)”都相关系的是汉字(构字)。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汉语形音义关系研究”高端学术论坛邀请函》中列举的论坛主要议题的第一个方面即是“具体汉字形音义考证”,而不是“汉语形音义考证”。也就是说,“形音义关系”的“形”与汉字有关,与汉语无关。为什么“形音义关系”的“形”与汉字有关,与汉语无关呢?因为汉字是视觉的,有形;汉语是听觉的,有音而无“形”。视觉的形由眼接收,听觉的音由耳接收。听觉的音是无“形”的,那么,与听觉相关的汉语怎么会有“形音义关系”的“形”呢?因此,这次高端学术论坛主题中的“汉语形音义关系”这一提法,是值得商榷的。
北京大学已故语言学家王力(1900-1986)教授在其《汉语史稿》第一章《绪论》第一节《汉语史的对象和任务》中首叙汉语史所要研究的对象:“汉语史是关于汉语发展的内部规律的科学。在这一门科学中,我们研究现代汉语是怎样形成的。这就是说,我们研究现代汉语的语音系统、语法构造、词汇、文字是怎样形成。”[3]p1在第二节《中国历代学者对汉语史的贡献》中列举了:汉代著名文字学家许慎及其“按字的偏旁编排的”《说文解字》,并指出“许慎这一部书的主要对象不是字义,而是字形”;[3]p6-7清代陈廷敬等编纂的《康熙字典》,并指出“这书也是按部首编排的”;[3]p9清代研究《说文解字》最兴盛,“不下数十家,其中最著名的是段玉裁、桂馥、王筠、朱骏声。他们被称为《说文》四大家”;[3]p10清代王念孙、王引之父子、俞樾等研究古籍的著作“不拘泥字形”;[3]p11近代章炳麟(太炎)的著作(如《国故论衡》、《小学答问》)在“文字、音韵的理论”及“文字学”上的贡献;[3]p11吴大澂、孙诒让、罗振玉、王国维、郭沫若等的金文、甲骨文研究,并指出“金文和甲骨文合称古文字学。古文字学的研究在汉语史上占重要的地位”,[3]p12在第四节《汉语史的根据》中,再次提出“历代的字书(字典)对于汉语史也有很大的贡献”,“甲骨文和金文等都是很宝贵的材料,因为只有靠着这些文物,我们才能接触到三千多年前的汉语”,“汉字本身的结构也就反映着上古时代汉语的情况”。[3]p20从上引论述中可见,王力把汉语(史)研究与“文字”、“文字学家”、“《说文解字》”、“字的偏旁”、“字形”、“字典(字书)”、“文字学”、“金文、甲骨文”、“古文字学”及“汉字本身的结构”紧密联系。也就是说,王力及其《汉语史稿》对“汉语形音义关系”提法的产生起到了极为重要的导源作用。《汉语史稿》虽然正式出版于1957年3月,但是据其《序》和《绪论》前的《汉语史教学一年的经验和教训》,此书的初稿是从1954年开始撰写并使用。此书正式出版后,在汉语文学术界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苏培成认为:“《汉语史稿》是汉语史学科的奠基作,一直到今天仍有重要参考价值。”[4]当今国内的汉语言文字学等相关专业的研究生招考中,基本都会在参考书目中见到《汉语史稿》。可见,苏教授所言符合事实。另外,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已故所长语言学家罗常培(1899-1958)、吕叔湘(1904-1998)对“汉语形音义关系”提法的产生也是“功不可没”。罗常培、吕叔湘的相关重要文章如《从历史上看中国文字改革的条件》(1952)、《中国的语言学》(1953)、《略论汉语规范化》(1955)、《从汉字造字和标音的历史看<汉语拼音方案>的进步性》(1956)、《现代汉语规范问题》(1956)、《语言与语言学》(1958)、《汉语研究工作者的当前任务》(1961),[5][6][7]对语言(音义)和文字(形义)的关系、汉语和汉字(汉文)的关系的认识不清楚,把汉语(史)研究与文字的偏旁、字形、结构等紧密联系,与王力是基本相同的。由上可知,王力、罗常培、吕叔湘对“汉语形音义关系”这一提法的形成产生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以至于可以使不明所以者能推导出“汉语有‘形’”这一错误认知。
王力、罗常培、吕叔湘是中国现代语言学家的典型代表,另外,吴玉章、周有光在语文学领域的著述也极具代表性。[8][9]同时期的其他语文学家、学者如黎锦熙、唐兰、张世禄、魏建功、高名凯、倪海曙、叶籁士、丁声树、胡裕树、叶圣陶、傅东华、陆志韦、林汉达、傅懋勣、尹斌庸、曹伯韩、陆宗达、萧璋等在汉语文的研究方面也有相当大的影响力。②他们有一个重要共同点:把西方语言学的理论套用到汉语文的研究上。在他们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重要论著中,引用斯大林的语言学论述是最常见的。如:王力《汉语史稿》第一章《绪论》第一节《汉语史的对象和任务》并不长的内容里就引用斯大林的语言学论述3次,[3]p1-2第三节《汉语史的研究方法》也不长的内容里引用斯大林的语言学论述达到惊人的7次;[3]p14-18罗常培发表于《中国语文》第2期(1952年8月)的重要论文《语言学的对象和任务》一开头,就先大段引用斯大林的语言学论述。[5]p3虽然引用斯大林的论述最常见,但是他们在语言文字学基础理论方面(特别是语言文字的本质及其关系)的论述却基本与斯大林无涉。以王力为例,他在《汉语史稿》第一章《绪论》第四节《汉语史的根据》中有这样的论述:“文字是语言的代表,因此,古代一切用汉语写下来的文字记载,对汉语来说,都有作为资料的价值。”[3]p23并且,他用了“书面语”的概念。[3]p24第八节《汉语的文字》的第一句也是“文字是语言的代表”,随后,专门论述语言与文字、汉语与汉字,并有诸如此类的表述:“汉语的古今字体”、“汉语的文字像其他文字一样”、“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已经拟定了‘汉字拼音方案’(草案)。③这个方案先作为汉字注音和普通话拼音的用途,将来一定会实行拼音文字”。[3]p39-44通过仔细审读《汉语史的根据》《汉语的文字》这两节,可以得出三点认识:一是王力在语言文字的本质及其关系方面的论述确实与斯大林的语言学论著无涉。④二是王力之所以用了“书面语”这一概念,是因为套用了西方语言文字理论中的“writing (language)”、“written language”。三是王力套用西方语言学理论的基础与核心是在“文字是语言的代表”这一理论。我们在研读罗常培、吕叔湘、吴玉章、周有光等的相关论著时,同样发现,他们也是套用“文字是语言的代表”这一西方语言学理论。以吴玉章为例,其《文字改革文集》中收录有以下重要论述:“文字是代表语言的东西”,[8]p34“象形文字的特点,只要看见字的形体,就知道它的意义,并知道它应读什么什么声音,因为事物都是先有了声音然后用文字来代表它。”[8]p50(《新文字与新文化运动》,1940发表于《新文字论丛》)“文字是记录语言的工具。”[8]p106(《文字必须在一定条件下加以改革》,1955年10月在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上的报告)“字母是记录语言的工具。”[8]p124(《关于汉语拼音方案(草案)》,1956年3月在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扩大)上的报告)“文字只是记录语言的一种工具,一套符号。”[8]p132(《关于中国文字改革的问题》,1956年9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发言)通过以上论述可知,王力、吴玉章等套用“文字代表(表现、记录)语言”这一理论是“汉语形音义关系”这一提法形成的主要原因。“文字代表(表现、记录)语言”这一理论在西方语言学理论中,正是最基础最根本的。在那个时代,“文字代表(表现、记录)语言”的影响太大了,以至于这一理论似乎已成“公理”,⑤似乎已无异议,似乎不可置疑。然而,“文字代表(表现、记录)语言”这一西方语言学理论已在中国与西方受到了严厉的批评。⑥文字是代表(表现、记录)语言的吗?可以肯定地回答:不是!中国语文学家张朋朋先生对此作了极为深入的研究。张先生认为:文字的本质是字形,是以形示意(义)的视觉符号系统。字音不是文字本身所固有的,是外来的,是来自语言的语音。字音是不固定的,是随着语音的变化而变化。字“音”只是语言和文字之间联系的“中介”。也就是说,听觉的语言和视觉的文字是两个具有本质区别的符号系统。文字的本质不是字音。语言和文字是有联系的,但不是一体的,而是相对独立的。语言和文字不是第一性和第二性的关系,而是一种相互作用和相互转化的关系。语言是不决定文字的,文字是不从属于语言的。文字不表现语言,文字不代表语言,文字不是语言的符号。[10]p15-16 [11]p15-24 [12]p11-16 [13]p44-46 [14]p3-7法国思想家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论文字学》(法文原著为《De La Grammatologie》)是涉及语言文字理论的专著,从哲学角度认真反思了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到现代语言学奠基者索绪尔的理论。此书分两部分,第一部分从理论上提出了“文字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的主张,第二部分是通过对卢梭《语言起源论》的解读进一步阐述他在第一部分中所提出的理论。书的第一部分是主要的。第一部分《字母产生之前的文字》分三章,第一章解构了传统的语言和文字概念,第二章解构了索绪尔的现代语言学理论,提出了文字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的主张,第三章谈的是文字学的性质和任务。德里达认为西方的逻各斯言语中心主义关于言语和文字之间关系的看法是错误的。言语和文字之间是不存在中心的,文字独立于语言,文字不从属(寄生)于语言。语言和文字不是“内”和“外”的关系,“文字表现(代表)语言”的提法是错误的。文字不是言语的“图画”,文字不能表现语音。语言影响文字,文字影响语言,语言和文字有各自的发展历史。语言和文字是两种具有本质差别的实体。[10]p99-105[15]p23-26以上两位重要学者,一中一西,对西方语言学理论的系统反思是应该引起世界各国的语言文字学者高度重视的。尤其是中国的张朋朋先生,他的《文字论》(华语教学出版社)虽出版于2007年9月,但是,他对西方语言学理论的系统反思从1994年发表的《语言和文字之间的区别、联系和相互转化》、《评索绪尔对语言和文字之间关系的论述》两篇重要论文中可看出已相当深入。到2007年出版《文字论》时,已发表《谈“语言是第一性的,文字是第二性的”提法》、《“语言能力”和“文字能力”》、《“字本位”的内涵》、《语言的基本单位是“句子”》、《“文字表语说”和“文字表义说”——两种不同的“言”“文”关系》、《“文字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读德里达的<论文字学>》等重要论文,持续深入研究语言文字的基础理论。《文字论》出版后,张先生虽已退休,但他对西方语言学基础理论的反思、对世界语言文字普通真理的追求、对汉字汉文教育的探索未曾停止。2007年10月至今,张先生持续发表了《否定索绪尔的“音响形象”概念》、《语言和文字不属于同一类事物——论语言的自然属性和文字的人造属性》、《什么是语音?什么是字母?》、《反思西方“普通语言学”的文字观》、《反思西方“普通语音学”》、《我为什么要反思西方语言学》、《论视觉符号的“文字观”和生成论的“语言观”——从“语文一体”的教学理念反思文字观和语言观》、《文字不是表现语言的,而是表示意义的——论“文字表义说”及其教学理念》、《怎么教外国人听说“普通话”和读写“汉文”——谈“第二语言”和“第二文字”的教学理念》、《言而无文,行之不远——从中国文化传播到西方的方式看汉文教学》、《谁最了解“汉文”的教学规律——再谈文言文与语体文之教学差异》、《如何破解所谓的“汉语难学”的瓶颈——应研究“教什么”和“怎么教”》、《汉字是世界文化遗产》、《反思白话文运动和文字改革运动》、《要用“中国文字学”指导“汉字和汉文教学”》、《论“识繁写简”的学术价值及其重大意义》、《从理论上否定文字改革的总方针——评江枫先生的“拼形表意”文字观》、《应积极探讨和论证“识正书简”问题——质疑公示<通用规范汉字表>的做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进行繁体字识读教育》等重要论文,显示出他对世界语言文字普通真理的追求、对汉字汉文教育的探索已到达很高的成就,尤其是对“文字代表(表现、记录)语言”这一西方语言学理论的反思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可以说,张先生的研究彻底摧毁了“文字代表(表现、记录)语言”这一西方语言学“大厦”的基础,真正对百年来的语言文字基础理论研究进行了拨乱反正。文字是代表(表现、记录)语言的吗?我们可以高度自信地回答:文字不是代表(表现、记录)语言的!文字有形,其本质是形意(义)结合的视觉符号系统;语言无“形”,其本质是音意(义)结合的听觉符号系统。语言无“形”,汉语会有“形音义关系”的“形”吗?可以肯定地回答:没有!汉语无“形”,英语无“形”,法语无“形”,……。有形的是汉文、英文、法文……。中国从汉代的扬雄、许慎到清代的段玉裁、俞樾等重要学者,都是清楚地区分语言与文字及其作用。他们深刻认识到对文化传承起到重大意义的是文字,而不是语言。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强调:“文字者,经艺之本,……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16]p317这是中国两千多年来优秀的研究传统。然而,到清末时,随着国家的落后挨打,很多学者失去了文化自信,更失去了文字自信,盲目地引进西方语言学理论,给中国的汉字和汉文教学以及文化教育事业造成了极大危害。虽然,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这些学者的后继者们已不机械套用斯大林、索绪尔等的语言学论述,但是,他们仍旧继续把西方语言学的错误理论(尤其是关于语言文字的本质及其关系)套用在汉语文的研究上面。例如:“专业权威的学术机构”编的“久享盛誉的规范型词典”《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对“文字”的解释依旧是:“记录语言的符号系统。”[2]p1373 因而,“北京大学将举办‘汉语形音义关系研究’高端学术论坛”的产生就似乎“理所当然”了。
① 主要细读、览阅了以下著作:(瑞士)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美国)布龙菲尔德《语言论》、(英国)罗宾斯《普通语言学概论》、(美国)萨丕尔《语言论》、(法国)房德里耶斯《语言》、(苏联)兹维金采夫《普通语言学纲要》、(英国)帕默尔《语言学概论》、(美国)乔姆斯基《句法理论的若干问题》、《国外语言学论文选译》(岑麒祥译)、《洪堡特语言哲学文集》(姚小平编辑译注)、(法国)雅克·德里达《论文字学》、(英国)Roy Harris《Rethinking Writing》、(中国)陈梦家《中国文字学》、(中国)张朋朋《文字论》。有的是重温,有的是新研。② 黎锦熙、唐兰、张世禄等的相关论著就不再赘举。除他们之外,可以罗列的学者及其相关论著则更多。③ 《汉语史稿》1957年第一版此处的原文即是“汉字拼音方案”,后来的修订重排本才改成“汉语拼音方案”。“汉字拼音方案”是当时文字改革委员会的原意,可参吴玉章《文字改革论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④ 请参看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1950年10月,人民出版社出版,李立三、齐望曙、曹葆华等翻译)。⑤ 后来的很多专家学者都把“文字代表(表现、记录)语言”当作“公理”。王均(中国社会科学院)、胡明扬(中国人民大学)、伍铁平(北京师范大学)、王宁(北京师范大学)、苏培成(北京大学)、姚小平(北京外国语大学)、戚雨村(上海外国语大学)、彭泽润(湖南师范大学)是其中的典型代表。⑥ 重点参看张朋朋《文字论》、雅克·德里达《论文字学》和Roy Harris《Rethinking Writing》三本论著。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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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张朋朋.谈“语言是第一性的,文字是第二性的”提法[J].汉字文化.2004,(04)
[15]张朋朋.“文字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读德里达的《论文字学》[J].汉字文化.2007,(06)
[16](汉)许慎撰,(宋)徐铉校定.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2013
Is Chinese language tangible ?
From the topic of "The relationshipbetween form, sound and meaning in Chinese language "
Abstra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orm, soundand meaning in Chinese language " is against the basic theory of Chineselanguage and philology. Reference books including the Great Chinese Dictionary(《汉语大词典》) and the ContemporaryChinese Dictionary(《现代汉语词典》) only center on the standard language andsound without any men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 form when explaining thetheory of Chinese language or Mandarin. Wang Li(王力), Luo Changpei(罗常培) and Lv Shuxiang(吕叔湘) played an extremelyimportant role in the formation of the formul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between form, sound and meaning in Chinese language ". They blindlytailored and vigorously sprea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orm, sound andmeaning in Chinese language" according to a western theory that “Representation of alanguage by writing”. Many people lacking such basic knowledge are misled.Chinese and Western scholars, such as Zhang Pengpeng(张朋朋), Jacques Derrida andRoy Harris , lashed the theory fiercely. “Representation of a language by writing” is a wrong theory.Writing is visible, essentially, it’s a visual symbol system combiningcharacter form and meaning. Language is virtually an aural symbol systemcombining sound and meaning, which is invisible. Therefore, the conclusion isdrawn that language is invisible and Chinese language is consequentlyinvisible.
Keywords: Chinese language;Chinese character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orm, sound and meaning; Peking University;Western lingu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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