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念龙：论李白对权贵态度的两重性——兼及李白志向与个性的矛盾
何念龍：論李白對權貴態度的兩重性——兼及李白志向與個性的矛盾
何念龙：论李白对权贵态度的两重性——兼及李白志向与个性的矛盾
在历来评论李白的文章中，人们十分赞誉李白对贵族的“轻蔑”态度。其中最有代表性者，如杜甫的《饮中八仙歌》曰：“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看来，李白连天子也不放在眼中。任华在《杂言寄李白》中则说：“平生傲岸，其志不可测。数十年内为客，未尝一日低颜色。八咏楼中坦腹眠，五侯门下无心忆。”足见李白真是“平交王侯”“不屈己、不干人”。一千多年来的小说戏曲，直至今日的文学史及各种文艺形式，无不强调或表现李白“对权贵势力、对封建社会一切压迫和羁束毫不调和的叛逆态度”。笔者近年来重读李白的诗文并考察其一生行踪活动，感到这是一个极大的误会，认为有必要对此进行较为全面的分析，得出合乎实际的结论，将对李白的研究推进一步。
在歷來評論李白的文章中，人們十分讚譽李白對貴族的“輕蔑”態度。其中最有代表性者，如杜甫的《飲中八仙歌》曰：“李白一斗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看來，李白連天子也不放在眼中。任華在《雜言寄李白》中則說：“平生傲岸，其志不可測。數十年內爲客，未嘗一日低顏色。八詠樓中坦腹眠，五侯門下無心憶。”足見李白真是“平交王侯”“不屈己、不干人”。一千多年來的小說戲曲，直至今日的文學史及各種文藝形式，無不強調或表現李白“對權貴勢力、對封建社會一切壓迫和羈束毫不調和的叛逆態度”。筆者近年來重讀李白的詩文並考察其一生行蹤活動，感到這是一個極大的誤會，認爲有必要對此進行較爲全面的分析，得出合乎實際的結論，將對李白的研究推進一步。
一
首先就李白一生的主要活动看，李白并非象他自己宣称或别人所颂扬的那样远离簪组，和权要门保持着距离，相反倒可以说李白的一生都是应酬周旋、奔走于朱门显宦之间。他在《上韩荆州书》中说：“十五好剑术，遍干诸侯”，这说明早在少年时代，李白便广泛地展开了干谒活动。从《上安州裴长史书》中我们知道，青年时代的李白，曾于路中投刺苏颋，其人当时以礼部尚书衔出任益州长史。苏对李白大加赏识，向群僚延誉，以为“此子天才英丽……若广之以学，可以相如比肩”。对此李白颇引为自豪。而由于李白名声渐大，致使他隐于岷山时广汉太守亲诣庐舍。李白后来提及这些在蜀中与地方要员交往的往事时，是以一种引以为荣的心情向人炫耀的。
首先就李白一生的主要活動看，李白並非象他自己宣稱或別人所頌揚的那樣遠離簪組，和權要門保持著距離，相反倒可以說李白的一生都是應酬周旋、奔走於朱門顯宦之間。他在《上韓荊州書》中說：“十五好劍術，遍干諸侯”，這說明早在少年時代，李白便廣泛地展開了干謁活動。從《上安州裴長史書》中我們知道，青年時代的李白，曾於路中投刺蘇颋，其人當時以禮部尚書銜出任益州長史。蘇對李白大加賞識，向群僚延譽，以爲“此子天才英麗……若廣之以學，可以相如比肩”。對此李白頗引爲自豪。而由於李白名聲漸大，致使他隱於岷山時廣漢太守親詣廬舍。李白後來提及這些在蜀中與地方要員交往的往事時，是以一種引以爲榮的心情向人炫耀的。
开元二十三年，二十五岁的李白离开了蜀中，开始了“仗剑去国，辞亲远游”的生活，而李白的干谒活动从此便在更广泛的范围展开。在“酒隐安陆，蹉跎十年”的岁月里，他娶了高宗朝曾为左相的许圉师的孙女为妻，他曾先后向安州李长史、裴长史、韩朝宗等地方大员上书，并受到安州都督马公的礼遇。此间他和一些地方佐史往来也十分密切(如孟少府等)。现据许多学者考证，李白曾在这段时期一往长安，在长安他谒见张说、张垍父子，寓居玉真公主别馆，并希望“攀龙见明主”，然而干谒并无结果，他只得悻悻出京漫游。在漫游中，他先后结识元参军、崔侍御、崔郎中、韦参军等，与杭州刺史李良同游天竺寺，并和当时著名的道士吴筠过从甚密。他们隐居剡中，这其实是一条通往仕途的“终南捷径”。正是由于长期一系列活动的结果，天宝初，终于“名动京师，上皇闻而悦之，召入禁掖”。请看他得知此事时的得意之情：“白酒新熟山中归，黄鸡啄黍秋正肥。呼童烹鸡酌白酒，儿女嬉笑牵人衣。高歌取醉欲自慰，起舞落日争光辉。游说万乘苦不早，著鞭跨马涉远道。会稽愚妇轻买臣，余亦辞家西入秦。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这次他在长安盘桓三年之久，出入宫掖，交游王侯，好不得意。他待诏侍从，献赋作词，很想一展宏图。最后虽然落得“赐金放还”，但他是“挥涕且复去，恻怆何时平”(《古风二十二》)，心中虽有愤懑，却十分留恋不舍。长安三年，他又交结了不少达官贵人：“王公大人借颜色，金章紫绶来相趋，当时结交何纷纷……”(《驾去温泉宫后赠杨山人》)，此间他和受到唐玄宗眷顾的太子宾客贺知章成为忘年之交。天宝三载，李白离京又开始了漫游生活，直至安史之乱爆发。每到一处，他常与各地的太守、长史、司马、县令、县尉、主簿等仕宦中的人物交往，或与宴、或上书、或赠诗。所谒名人有北海太守李邕、庐江太守吴王李祗、韦侍御黄裳、名将哥舒翰、宣城宇文太守等。李白在给他们的诗中均以“上”表恭敬，这当然是一种礼节，无可非议，但也说明，李白还没有傲岸到越礼的程度，在许多官场的应酬场合，他还是颇知规矩的。更使人感到惊讶的是，李白在天宝十四载曾代宣城太守向杨国忠上书。当时杨为右相，因妹得宠，权倾朝野，然而声名狼藉，很为士林鄙薄。李白居然代笔向他上书，且辞气卑下，语多阿谀。尽管是为他人言，但实在是有损于自己的形象。安史之乱的爆发，正好是“猛士奋剑之秋，谋臣运筹之日”，因此李白的干谒活动有增无已。其间最重要的是李白投效永王李璘军幕一事。尽管李白后来一再声称他从璘完全是出自“迫胁”，但我们只要读读他在永王军中满怀激情所作的《在水军宴赠幕府诸侍御》《永王东巡歌》诸作，其间对永王的称颂，与诸公的共勉国难，均可知所谓“迫胁”实在是为减轻“逆谋”之罪的开脱之词。李璘兵败被杀，李白身陷囹圄，流放夜郎，不久御史中丞宋若思将李白脱囚，并请他参谋幕府。他随宋到武昌、协理宋的文案工作。此时他还以宋的名义向朝廷写了一篇自荐表，虽然词气慷慨，但目的是“特请拜一京官”，足见李白仕宦之心。此后他又两次向宰相张镐投诗。李白流放、遇赦、返回，一直在沿江一带活动，虽然他身处逆境，可是这期间他依然和地方官佐们赠酬宴饮。交往较密的有汉阳王明府、江夏太守韦良宰、曾任侍御的裴云卿、裴隐，以及岳州司马贾至诸人。上元二年李白听说太尉李光弼出征东南，已经六十一岁的诗人依然向朝廷“请缨，冀申一割之用”，准备投身李光弼军幕，只是由于生病，才不得不半道而还，后往当涂依附县令李阳冰而卒。
開元二十三年，二十五歲的李白離開了蜀中，開始了“仗劍去國，辭親遠遊”的生活，而李白的干謁活動從此便在更廣泛的範圍展開。在“酒隱安陸，蹉跎十年”的歲月裏，他娶了高宗朝曾爲左相的許圉師的孫女爲妻，他曾先後向安州李長史、裴長史、韓朝宗等地方大員上書，並受到安州都督馬公的禮遇。此間他和一些地方佐史往來也十分密切(如孟少府等)。現據許多學者考證，李白曾在這段時期一往長安，在長安他謁見張說、張垍父子，寓居玉真公主別館，並希望“攀龍見明主”，然而干謁並無結果，他只得悻悻出京漫遊。在漫遊中，他先後結識元參軍、崔侍御、崔郎中、韋參軍等，與杭州刺史李良同遊天竺寺，並和當時著名的道士吳筠過從甚密。他們隱居剡中，這其實是一條通往仕途的“終南捷徑”。正是由於長期一系列活動的結果，天寶初，終於“名動京師，上皇聞而悅之，召入禁掖”。請看他得知此事時的得意之情：“白酒新熟山中歸，黃雞啄黍秋正肥。呼童烹雞酌白酒，兒女嬉笑牽人衣。高歌取醉欲自慰，起舞落日爭光輝。遊說萬乘苦不早，著鞭跨馬涉遠道。會稽愚婦輕買臣，余亦辭家西入秦。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這次他在長安盤桓三年之久，出入宮掖，交遊王侯，好不得意。他待詔侍從，獻賦作詞，很想一展宏圖。最後雖然落得“賜金放還”，但他是“揮涕且復去，惻愴何時平”(《古風二十二》)，心中雖有憤懣，卻十分留戀不舍。長安三年，他又交結了不少達官貴人：“王公大人借顏色，金章紫綬來相趨，當時結交何紛紛……”(《駕去溫泉宮後贈楊山人》)，此間他和受到唐玄宗眷顧的太子賓客賀知章成爲忘年之交。天寶三載，李白離京又開始了漫遊生活，直至安史之亂爆發。每到一處，他常與各地的太守、長史、司馬、縣令、縣尉、主簿等仕宦中的人物交往，或與宴、或上書、或贈詩。所謁名人有北海太守李邕、廬江太守吳王李祗、韋侍御黃裳、名將哥舒翰、宣城宇文太守等。李白在給他們的詩中均以“上”表恭敬，這當然是一種禮節，無可非議，但也說明，李白還沒有傲岸到越禮的程度，在許多官場的應酬場合，他還是頗知規矩的。更使人感到驚訝的是，李白在天寶十四載曾代宣城太守向楊國忠上書。當時楊爲右相，因妹得寵，權傾朝野，然而聲名狼藉，很爲士林鄙薄。李白居然代筆向他上書，且辭氣卑下，語多阿諛。儘管是爲他人言，但實在是有損於自己的形象。安史之亂的爆發，正好是“猛士奮劍之秋，謀臣運籌之日”，因此李白的干謁活動有增無已。其間最重要的是李白投效永王李璘軍幕一事。儘管李白後來一再聲稱他從璘完全是出自“迫脅”，但我們只要讀讀他在永王軍中滿懷激情所作的《在水軍宴贈幕府諸侍御》《永王東巡歌》諸作，其間對永王的稱頌，與諸公的共勉國難，均可知所謂“迫脅”實在是爲減輕“逆謀”之罪的開脫之詞。李璘兵敗被殺，李白身陷囹圄，流放夜郎，不久御史中丞宋若思將李白脫囚，並請他參謀幕府。他隨宋到武昌、協理宋的文案工作。此時他還以宋的名義向朝廷寫了一篇自薦表，雖然詞氣慷慨，但目的是“特請拜一京官”，足見李白仕宦之心。此後他又兩次向宰相張鎬投詩。李白流放、遇赦、返回，一直在沿江一帶活動，雖然他身處逆境，可是這期間他依然和地方官佐們贈酬宴飲。交往較密的有漢陽王明府、江夏太守韋良宰、曾任侍御的裴雲卿、裴隱，以及嶽州司馬賈至諸人。上元二年李白聽說太尉李光弼出征東南，已經六十一歲的詩人依然向朝廷“請纓，冀申一割之用”，準備投身李光弼軍幕，只是由於生病，才不得不半道而還，後往當塗依附縣令李陽冰而卒。
从上所述，李白一生主要是在与统治阶层的各种人物的应酬周旋中走过来的，决不是一位甘心远离簪组的隐士。在封建社会里，一位政治上自始至终怀有强烈追求目标的士人，怎么可能不活动于统治阶层之中呢？
從上所述，李白一生主要是在與統治階層的各種人物的應酬周旋中走過來的，決不是一位甘心遠離簪組的隱士。在封建社會裏，一位政治上自始至終懷有強烈追求目標的士人，怎麼可能不活動於統治階層之中呢？
二
在封建社会里，皇帝是权力的最高代表和集中体现。李白对于李唐王朝，特别是玄宗的态度如何呢？我们不难从李白诗文中概括出四个字：颂、忠、感、怀。
在封建社會裏，皇帝是權力的最高代表和集中體現。李白對於李唐王朝，特別是玄宗的態度如何呢？我們不難從李白詩文中概括出四個字：頌、忠、感、懷。
颂，就是对李唐王朝、唐玄宗及历代列宗的颂美歌扬。如《明堂赋》历赞高祖、太宗、高宗、天后中宗诸帝，并盛美明堂宏丽赫煌，歌颂唐王朝的声威，盛赞“大君登明堂之政化”。在《大猎赋》中，李白不仅称颂“皇唐”“粲五叶之葳蕤”，“总六圣之光熙”，而且对玄宗的猎冶极夸颂之能事。安史之乱爆发，玄宗仓皇奔往蜀地，四海涂炭，王室播迁。此时李白却满怀激情地写下了《上皇西巡歌十首》，非但没有谴责玄宗的荒淫无道，反而以明朗愉快的笔调予以讴歌，在李白的诗文中，每当他提到玄宗或唐代其他皇帝时，“圣主”、“明主”、“英主”、“圣明主”、“圣君”之称俯拾即是，将皇帝比做太阳的例子也时常问见。在李集中，我们很少看到对那位日趋昏聩的李隆基的指责。
頌，就是對李唐王朝、唐玄宗及歷代列宗的頌美歌揚。如《明堂賦》歷贊高祖、太宗、高宗、天後中宗諸帝，並盛美明堂宏麗赫煌，歌頌唐王朝的聲威，盛讚“大君登明堂之政化”。在《大獵賦》中，李白不僅稱頌“皇唐”“粲五葉之葳蕤”，“總六聖之光熙”，而且對玄宗的獵冶極誇頌之能事。安史之亂爆發，玄宗倉皇奔往蜀地，四海塗炭，王室播遷。此時李白卻滿懷激情地寫下了《上皇西巡歌十首》，非但沒有譴責玄宗的荒淫無道，反而以明朗愉快的筆調予以謳歌，在李白的詩文中，每當他提到玄宗或唐代其他皇帝時，“聖主”、“明主”、“英主”、“聖明主”、“聖君”之稱俯拾即是，將皇帝比做太陽的例子也時常問見。在李集中，我們很少看到對那位日趨昏聵的李隆基的指責。
忠，就是说李白对李唐王朝，对玄宗是忠心耿耿，一片赤诚的，这明显地表现在那些反映他急切用世之心的诗作中。特别是在从璘蒙冤后，他一再表白自己并非有逆谋，这虽是在为自己洗刷，但也是实情。他的从璘确是“其学本出纵横，以气侠自任，当中原扰攘时，欲藉之以立奇功”，正象他后来所说，此举是“感遇明主恩，颇高祖逖言”(《南奔书怀》)，对皇唐倒是忠诚的。
忠，就是說李白對李唐王朝，對玄宗是忠心耿耿，一片赤誠的，這明顯地表現在那些反映他急切用世之心的詩作中。特別是在從璘蒙冤後，他一再表白自己並非有逆謀，這雖是在爲自己洗刷，但也是實情。他的從璘確是“其學本出縱橫，以氣俠自任，當中原擾攘時，欲藉之以立奇功”，正象他後來所說，此舉是“感遇明主恩，頗高祖逖言”(《南奔書懷》)，對皇唐倒是忠誠的。
唐玄宗欣賞貴妃跳舞
感，即感恩戴德。李白对玄宗的知遇之恩是十分感激的。玄宗下诏，使其“游说万乘苦不早”的夙愿得以实现，“腾风云”“申所能”的时刻终于来到，对于这一惠渥，他来一直铭记心中。
感，即感恩戴德。李白對玄宗的知遇之恩是十分感激的。玄宗下詔，使其“遊說萬乘苦不早”的夙願得以實現，“騰風雲”“申所能”的時刻終於來到，對於這一惠渥，他來一直銘記心中。
怀，即对玄宗和长安生活的怀念。玄宗的礼遇和三载的京都生活，给李白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尽管是“谗惑英主心，恩疏佞臣计”，使自己“蹀躞”“蹭蹬”，甚至遭到流放的厄运，然而对长安的思念一直没有中断。他感叹“长安如梦里，何日是归年？”(《送陆判官往琵琶峡》)
懷，即對玄宗和長安生活的懷念。玄宗的禮遇和三載的京都生活，給李白留下了終身難忘的印象，儘管是“讒惑英主心，恩疏佞臣計”，使自己“蹀躞”“蹭蹬”，甚至遭到流放的厄運，然而對長安的思念一直沒有中斷。他感歎“長安如夢裏，何日是歸年？”(《送陸判官往琵琶峽》)
事实上，李白在皇帝面前是以一个颇知人臣礼范的恭谨小臣的形象出现的：“小臣拜献南山寿，陛下万古垂鸿名”(《春日行》)。而且对于攀龙附凤，他实在是心向往之。至于他时时矛盾百出地和李唐攀谱联宗(如《寄上吴王》中“小子忝枝叶，亦攀丹桂丛”)，则显然表现出攀高结贵的庸俗气。
事實上，李白在皇帝面前是以一個頗知人臣禮範的恭謹小臣的形象出現的：“小臣拜獻南山壽，陛下萬古垂鴻名”(《春日行》)。而且對於攀龍附鳳，他實在是心嚮往之。至於他時時矛盾百出地和李唐攀譜聯宗(如《寄上吳王》中“小子忝枝葉，亦攀丹桂叢”)，則顯然表現出攀高結貴的庸俗氣。
对于上下各层官吏，李白的态度又是如何呢？我们也不妨概括成“誉”和“求”两个字。
對於上下各層官吏，李白的態度又是如何呢？我們也不妨概括成“譽”和“求”兩個字。
誉，即对之誉美。或称其人品，或颂其功德，或赞其文采，或美其政化，这些在其上书赠酬之作中体现尤著。如在《上安州李长史书》中有这样一段话：“伏惟君侯，明夺秋月，和均韶风，扫尘词场，振发文雅。陆机作太康之杰士，未可比肩；曹植为建安之雄才，惟堪捧驾。天下豪俊，翕然趋风，白之不敏，窃慕余论”。据考，这位李长史即李京之，史书无传，《全唐诗》《全唐文》也不载其作，看来李白赞誉得过度了。此外对裴长史、韩荆州不仅有许多过头话，而且还别出心裁地“引用”“时歌”来美誉：“生不愿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宾朋何喧喧，日夜裴公门，愿得裴公之一言，不须驱马埒华轩。”尽管李白在这些干谒的诗文中常有股掩盖不住的雄气，但形成这股雄气的主要成分是自夸和夸人，二者相得益彰；而这种近乎失实的豪言壮语倘是对于权要人物，则未免有阿谀之嫌了。在李白与各地官场人物的赠酬诗作中，美誉对方政绩的例子更是不胜枚举。
譽，即對之譽美。或稱其人品，或頌其功德，或贊其文采，或美其政化，這些在其上書贈酬之作中體現尤著。如在《上安州李長史書》中有這樣一段話：“伏惟君侯，明奪秋月，和均韶風，掃塵詞場，振發文雅。陸機作太康之傑士，未可比肩；曹植爲建安之雄才，惟堪捧駕。天下豪俊，翕然趨風，白之不敏，竊慕餘論”。據考，這位李長史即李京之，史書無傳，《全唐詩》《全唐文》也不載其作，看來李白讚譽得過度了。此外對裴長史、韓荊州不僅有許多過頭話，而且還別出心裁地“引用”“時歌”來美譽：“生不願封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荊州”，“賓朋何喧喧，日夜裴公門，願得裴公之一言，不須驅馬埒華軒。”儘管李白在這些干謁的詩文中常有股掩蓋不住的雄氣，但形成這股雄氣的主要成分是自誇和誇人，二者相得益彰；而這種近乎失實的豪言壯語倘是對於權要人物，則未免有阿諛之嫌了。在李白與各地官場人物的贈酬詩作中，美譽對方政績的例子更是不勝枚舉。
求，即是有求于仕途中的各种人物。检阅李白的全集，凡赠酬书表歌咏大多有求于人。如果说早年多是希望对方赏识奖掖，使他能“颖脱而出”，那么后来则随着世途的艰难，遭际的不幸，求助的内容也更广泛。长期的漫游生活，一命不沾，使他经济发生拮据，他曾向李皓告贷。晚年流放夜郎，他也曾向刘都使借资，可见经济上几乎到了非要人接济不可的地步。而在政治上他的境遇也不妙：“我如丰田玉，弃置秋田草”(《赠韦侍御黄裳》)，希望别人援引的心情也更迫切，而且语气近于乞求。初到长安，在玉真公主馆他就有弹剑无鱼之叹，而希望张卫尉“何时黄金盘，一斛荐槟榔”。天宝初离长安不久，他曾向独孤驸马赠篇：一别蹉跎朝市间，青云之交不可攀。傥其公子重回顾，何必侯赢长抱关。又如他对崔侍御说：“希君一剪拂，犹可骋中衡”(《赠崔咨议》)。他也曾向吴王自荐：“襄王怜宋玉，愿入兰台官。”从璘失败，仍未使他放弃从政的愿望，他多次向仕途中的人物要求：“君登凤池去，勿弃贾生才。”(《经乱离后……》)“登朝若有言，为访南迁贾”(《赠常侍御》)。所谓“长揖万乘君”、“一醉累月轻侯王”，多是表现其浪漫气质的夸张之词，或者说是表达了其“平交王侯”的一种美好的幻想。细读李白诗文，我们感到李白对现实的不满，最强烈最集中地表现在其用世之志无法实现上。他痛恨“珠玉买歌笑，糟糠养贤才”(《古风十五》)的不合理现实，他厌恶那些“苍蝇贝锦喧谤声”(《答三十二……》)的群小阻塞了他的上进之路。他最大的不平就是：“而我竟何辜，远身金殿旁”(《古风三十七》)。因此，他所痛恨、蔑视的权贵，主要的是指那些障碍了他仕途的小人，不能代替他对整个统治阶层的态度。
求，即是有求於仕途中的各種人物。檢閱李白的全集，凡贈酬書表歌詠大多有求於人。如果說早年多是希望對方賞識獎掖，使他能“穎脫而出”，那麼後來則隨著世途的艱難，遭際的不幸，求助的內容也更廣泛。長期的漫遊生活，一命不沾，使他經濟發生拮据，他曾向李皓告貸。晚年流放夜郎，他也曾向劉都使借資，可見經濟上幾乎到了非要人接濟不可的地步。而在政治上他的境遇也不妙：“我如豐田玉，棄置秋田草”(《贈韋侍御黃裳》)，希望別人援引的心情也更迫切，而且語氣近於乞求。初到長安，在玉真公主館他就有彈劍無魚之歎，而希望張衛尉“何時黃金盤，一斛薦檳榔”。天寶初離長安不久，他曾向獨孤駙馬贈篇：一別蹉跎朝市間，青雲之交不可攀。儻其公子重回顧，何必侯贏長抱關。又如他對崔侍御說：“希君一剪拂，猶可騁中衡”(《贈崔咨議》)。他也曾向吳王自薦：“襄王憐宋玉，願入蘭臺官。”從璘失敗，仍未使他放棄從政的願望，他多次向仕途中的人物要求：“君登鳳池去，勿棄賈生才。”(《經亂離後……》)“登朝若有言，爲訪南遷賈”(《贈常侍御》)。所謂“長揖萬乘君”、“一醉累月輕侯王”，多是表現其浪漫氣質的誇張之詞，或者說是表達了其“平交王侯”的一種美好的幻想。細讀李白詩文，我們感到李白對現實的不滿，最強烈最集中地表現在其用世之志無法實現上。他痛恨“珠玉買歌笑，糟糠養賢才”(《古風十五》)的不合理現實，他厭惡那些“蒼蠅貝錦喧謗聲”(《答三十二……》)的群小阻塞了他的上進之路。他最大的不平就是：“而我竟何辜，遠身金殿旁”(《古風三十七》)。因此，他所痛恨、蔑視的權貴，主要的是指那些障礙了他仕途的小人，不能代替他對整個統治階層的態度。
三
从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李白自己所高唱的“不屈己、不干人”，以及人们对此加以夸张、渲染的溢美之辞，是不符合客观事实的。那么李白的言行中是否存在着矛盾？应该怎样评价李白的干谒活动？人们为什么会美化李白对权贵的态度？下面拟就此略陈管见。
從上所述，我們不難看出，李白自己所高唱的“不屈己、不干人”，以及人們對此加以誇張、渲染的溢美之辭，是不符合客觀事實的。那麼李白的言行中是否存在著矛盾？應該怎樣評價李白的干謁活動？人們爲什麼會美化李白對權貴的態度？下面擬就此略陳管見。
李白的言行中确存在着深刻的矛盾，而这种矛盾又是李白的个性气质和从政志向之间剧烈矛盾的真实反映。酷爱自由、豪放不羁是李白的个性气质，他这样描述自我：“龙虎谢鞭策，鹓鸾不司晨。君看海上鹤，何似笼中鹑。独用天地心，浮云乃吾身。”(《对雪奉饯任城六父秩满归京》)他经常将自己比作“亭亭凌霜雪”的青松。正由于他具有这样的个性气质，所以他才常常说一些独立耿介、傲视权贵的话，这是他诗人气质的真实体现。但李白同时更是一位具有强烈用世之心的志土，建功立业是他终身不渝的奋斗目标。“济苍生”、“安黎元”、“解世纷”、“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诸如此类的豪言壮语，在李集中俯拾即是；而且从李白一生的行事看，他自始至终在为实现其宏大的志向而努力奋斗。李白为自己设想了一条天真美好的道路：功成身退。他说：“待吾尽节报明主，然后相携卧白云”(《驾去温泉官后赠杨山人》)。可是，由于功一直未成，身始终也不曾退。李白虽然时常高喊：“吾求仙弃俗”、“身将客心隐，心与浮云闲”，似乎真要归隐栖遁，脱离尘海，然而实际上李白一生没有真正安安静静地隐居过。皇帝的一封诏书使他欣喜苦狂，安史之难的爆发又叫他“中夜四五叹，常为大国忧”(《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在这方面他既不能象庄子那样愤世嫉俗，对统治者完全采取绝决的态度，也未象陶渊明那样知其不可为则挂冠而去，甘隐田园，求得心境的宁静。在封建时代，一个怀着如此强烈功名富贵之心的士人，要想在政治上取得成功，只能遵循那个时代所允许的规范行事。当时一般士人猎取功名的道路不外三条：第一，科举考试。第二，干谒举荐。第三，“终南捷径”。李白未走科举成名的道路，对于后两条路，则是齐头并进，或者说是交叉进行。由于用世之志的强烈，李白的隐居求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曲线求仕的体现；而且有时当他充溢着浓烈的慷慨志向时，甚至对隐居进行否定，“苟无济代心，独善亦何益”，“耻学瑯琊人，龙蹯事躬耕”，“握齱东篱下，渊明不足群”等诗句，均可证明。从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到两个李白，即一个要求自由超脱、具有浪漫气质的诗人李白，和一个怀有强烈的用世之心、足踏于现实社会土壤的志士李白。在封建社会里，一个人既要坚持个性解放，又怀有强烈的从政愿望，这二者实在难以得兼。李白在主观上力图将它们统一起来，然而事与愿违，他一生都陷入这两方面所构成的深深痛苦之中，无法解脱。结果是“富贵与神仙，蹉跎成两失”。(《长歌行》。这里可将“富贵”、“神仙”分别看成功名事业和追求自由的代用语。)在表现上，当诗人的李白占上风时，那种纵情自适、傲岸超然的精神就会来到笔下，写下了“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之类的诗句，而当志士的李白占上风时，他又只能采取现实的态度，不得不屈己于人，为着实现他的志向去奔走呼号，求助于人。可以这样说，李白既充满平交王侯的美丽幻想，又具有乞人援引的现实态度。作为诗人的李白，他的精神显得崇高；作为志士的李白，他的行为则表现出庸俗。
李白的言行中確存在著深刻的矛盾，而這種矛盾又是李白的個性氣質和從政志向之間劇烈矛盾的真實反映。酷愛自由、豪放不羈是李白的個性氣質，他這樣描述自我：“龍虎謝鞭策，鹓鸞不司晨。君看海上鶴，何似籠中鶉。獨用天地心，浮雲乃吾身。”(《對雪奉餞任城六父秩滿歸京》)他經常將自己比作“亭亭淩霜雪”的青松。正由於他具有這樣的個性氣質，所以他才常常說一些獨立耿介、傲視權貴的話，這是他詩人氣質的真實體現。但李白同時更是一位具有強烈用世之心的志土，建功立業是他終身不渝的奮鬥目標。“濟蒼生”、“安黎元”、“解世紛”、“申管晏之談，謀帝王之術，奮其智能，願爲輔弼，使寰區大定，海縣清一”。諸如此類的豪言壯語，在李集中俯拾即是；而且從李白一生的行事看，他自始至終在爲實現其宏大的志向而努力奮鬥。李白爲自己設想了一條天真美好的道路：功成身退。他說：“待吾盡節報明主，然後相攜臥白雲”(《駕去溫泉官後贈楊山人》)。可是，由於功一直未成，身始終也不曾退。李白雖然時常高喊：“吾求仙棄俗”、“身將客心隱，心與浮雲閑”，似乎真要歸隱棲遁，脫離塵海，然而實際上李白一生沒有真正安安靜靜地隱居過。皇帝的一封詔書使他欣喜苦狂，安史之難的爆發又叫他“中夜四五歎，常爲大國憂”(《經亂離後天恩流夜郎…》)。在這方面他既不能象莊子那樣憤世嫉俗，對統治者完全採取絕決的態度，也未象陶淵明那樣知其不可爲則掛冠而去，甘隱田園，求得心境的寧靜。在封建時代，一個懷著如此強烈功名富貴之心的士人，要想在政治上取得成功，只能遵循那個時代所允許的規範行事。當時一般士人獵取功名的道路不外三條：第一，科舉考試。第二，干謁舉薦。第三，“終南捷徑”。李白未走科舉成名的道路，對於後兩條路，則是齊頭並進，或者說是交叉進行。由於用世之志的強烈，李白的隱居求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曲線求仕的體現；而且有時當他充溢著濃烈的慷慨志向時，甚至對隱居進行否定，“苟無濟代心，獨善亦何益”，“恥學瑯琊人，龍蹯事躬耕”，“握齱東籬下，淵明不足群”等詩句，均可證明。從上所述，我們不難看到兩個李白，即一個要求自由超脫、具有浪漫氣質的詩人李白，和一個懷有強烈的用世之心、足踏於現實社會土壤的志士李白。在封建社會裏，一個人既要堅持個性解放，又懷有強烈的從政願望，這二者實在難以得兼。李白在主觀上力圖將它們統一起來，然而事與願違，他一生都陷入這兩方面所構成的深深痛苦之中，無法解脫。結果是“富貴與神仙，蹉跎成兩失”。(《長歌行》。這裏可將“富貴”、“神仙”分別看成功名事業和追求自由的代用語。)在表現上，當詩人的李白占上風時，那種縱情自適、傲岸超然的精神就會來到筆下，寫下了“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之類的詩句，而當志士的李白占上風時，他又只能採取現實的態度，不得不屈己於人，爲著實現他的志向去奔走呼號，求助於人。可以這樣說，李白既充滿平交王侯的美麗幻想，又具有乞人援引的現實態度。作爲詩人的李白，他的精神顯得崇高；作爲志士的李白，他的行爲則表現出庸俗。
在李白身上，这两方面都是真实的，都在他的诗文中清晰地呈现出来。李白的诗文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真，他真率地将自己各方面的思想情感抒发出来，让人得见全貌。因此，如果我们只片面强调某一方面、而忽视另一方面，那么所见到的即非李白全人。
在李白身上，這兩方面都是真實的，都在他的詩文中清晰地呈現出來。李白的詩文有一個最大的特點就是真，他真率地將自己各方面的思想情感抒發出來，讓人得見全貌。因此，如果我們只片面強調某一方面、而忽視另一方面，那麼所見到的即非李白全人。
既然如此，又是什么原因使得人们喜欢强调、美化李白追求自由、傲岸孤直的一面，而忽视甚至否认其追求功名、留恋富贵、屈己于人的一面呢？这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得到解释。
既然如此，又是什麼原因使得人們喜歡強調、美化李白追求自由、傲岸孤直的一面，而忽視甚至否認其追求功名、留戀富貴、屈己於人的一面呢？這可以從以下幾方面得到解釋。
第一，李白身上本来存在着任情自适、蔑视礼法、自命不凡、不合俗流的一面，特别是在一些权要面前，往往能表现出自己的非凡气概，即使在有求于人时，也还不是那么低三下四，屈膝乞怜。李白的这种个性气质，在封建文人中毕竟是十分突出，也是难能可贵的。加之李白那种特有的飘然气质，本有着无限的吸引力。司马承祯在江陵一见李白，便以为有“仙风道骨，可与神游八极之表”，贺知章在长安一见李白，便惊呼为“谪仙人”。这些均能见出李白的风采，这自然也是人们加以夸张渲染的好素材。
第一，李白身上本來存在著任情自適、蔑視禮法、自命不凡、不合俗流的一面，特別是在一些權要面前，往往能表現出自己的非凡氣概，即使在有求於人時，也還不是那麼低三下四，屈膝乞憐。李白的這種個性氣質，在封建文人中畢竟是十分突出，也是難能可貴的。加之李白那種特有的飄然氣質，本有著無限的吸引力。司馬承禎在江陵一見李白，便以爲有“仙風道骨，可與神遊八極之表”，賀知章在長安一見李白，便驚呼爲“謫仙人”。這些均能見出李白的風采，這自然也是人們加以誇張渲染的好素材。
第二，体现了黑暗社会里受压抑人们的美好理想。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形成了一整套完密森严的政治体制和桎梏个性的伦理观念，在这种社会里，任何一个正直而有才能的人都只能屈己违心、抑制个性；而任何蔑视礼法、追求自由、放纵情感的行为，轻则遭到斥责，处处碰壁，重则甚至招来杀身之祸。然而人性总难泯灭，压抑愈是沉重，人们就愈要反抗，愈是通过各种方式寄托理想和希望。李白身上所具有的独特的个性和气质，正好成为处于令人窒息状态的人们的精神武器，他们以此来寄托自己的情思，这样就难免对李白的反抗和傲岸的一面加以渲染和夸张。如果说历代宣扬杜甫的忠君兴国(所谓每饭不忘君)是为着统治者的需要的话，那么夸大李白对权贵的傲骨，则体现了封建社会里广大被压抑者反抗、蔑视强权的良好愿望和渴望解放的幻想。一个十分显菩的事实是：历代突出推崇、赞扬李白“傲骨”精神的诗画家，大多是一些颇受压抑具有“叛逆”个性的耿介之士，他们中许多人仕途不甚得意，如明代方孝孺、杨慎、李贽、徐渭，清初屈大均、晚清龚自珍诸人。这正好说明，过去一些人夸大李白的反抗性格，是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心中的块垒。不过对于研究者来说，则应透过这些现象，作出理性的、符合事实的全面判断。
第二，體現了黑暗社會裏受壓抑人們的美好理想。中國長期的封建社會，形成了一整套完密森嚴的政治體制和桎梏個性的倫理觀念，在這種社會裏，任何一個正直而有才能的人都只能屈己違心、抑制個性；而任何蔑視禮法、追求自由、放縱情感的行爲，輕則遭到斥責，處處碰壁，重則甚至招來殺身之禍。然而人性總難泯滅，壓抑愈是沉重，人們就愈要反抗，愈是通過各種方式寄託理想和希望。李白身上所具有的獨特的個性和氣質，正好成爲處於令人窒息狀態的人們的精神武器，他們以此來寄託自己的情思，這樣就難免對李白的反抗和傲岸的一面加以渲染和誇張。如果說歷代宣揚杜甫的忠君興國(所謂每飯不忘君)是爲著統治者的需要的話，那麼誇大李白對權貴的傲骨，則體現了封建社會裏廣大被壓抑者反抗、蔑視強權的良好願望和渴望解放的幻想。一個十分顯菩的事實是：歷代突出推崇、讚揚李白“傲骨”精神的詩畫家，大多是一些頗受壓抑具有“叛逆”個性的耿介之士，他們中許多人仕途不甚得意，如明代方孝孺、楊慎、李贄、徐渭，清初屈大均、晚清龔自珍諸人。這正好說明，過去一些人誇大李白的反抗性格，是借他人之酒杯，澆自己心中的塊壘。不過對於研究者來說，則應透過這些現象，作出理性的、符合事實的全面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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