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华：陕甘宁边区的新文字运动——以延安县冬学为中心（二）

王建華：陜甘寧邊區的新文字運動——以延安縣冬學爲中心（二）

王建华：陕甘宁边区的新文字运动——以延安县冬学为中心（二）

二、背负重任的拉丁化方案

近代以来, 汉字改革与民族救亡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以王照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从甲午海战与庚子之役的失败中,感受到欲开通民治、普及教育,非进行文字改革不可。以日本假名为基础,王创造了“官话字母”,并由此催生了文字革命时代的到来。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激进知识分子群体在鼓吹新文学,提倡白话文的同时,积极推行“国语罗马字”,主张中国文字一定要走拼音化、国际化的道路。1918年,钱玄同在《新青年》上发表《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一文,“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19]在文化斗士鲁迅看来,汉字是“中国劳苦大众身上的一个结核,病菌都潜伏在里面,倘不首先除去它, 结果只有自己死”,改革汉字是劳苦大众“首先的唯一的活路”。[20]

在各种汉字改革方案的竞争中,拉丁化方案脱颖而出,并产生了广泛影响。具体而言,1929年2月,在苏联汉学家郭质生的协助下,瞿秋白拟定了“中国拉丁化字母”方案。[21]稍后,中国第一个拉丁化新文字团体———“中文拉丁化研究会”在上海成立。在推行新文字的过程中, 上海、北平、广州等各大城市的教授和学生积极响应。[22]在新文字运动倡导者看来, 拉丁化新文字的意义,不仅在于解决文盲问题,而且便于接受西方的经验和科学,便利各种现代技术的使用。同时, 解放被单音节汉字“束缚和扭歪了的语言”,如同解放被野蛮缠脚的中国妇女,将最终促成中国社会的真正进步。[23]1936年5月,以蔡元培、鲁迅、郭沫若为代表的688位各界人士签名发表《我们对于推行新文字的意见》,基于对新文字先进性的认同,他们把汉字比作独轮车,国语罗马字比作火轮船,新文字比作飞机,当“坐上新文字的飞机来传布民族自救的教育的时候,就可以知道新文字是不但不阻碍中国统一,而且确有力量帮助唤起大众挽救我们垂危的祖国”。[24]一时间,全国各地成立的新文字团体有70多个,人们对新文字扫盲充满了期待,有歌为证（广东话）:

新文字歌

新文字, 真系（是）好! 唔（无）论你几大,唔（无）论你几老,两个月,包你学

得到!

新文字, 真系（是）好! 容易学得识, 容易记得牢,唔（无）使几多钱,换个新头脑!

 SENMENZIGO

 Senmenzi,Zenxaexou!Mloenneigeidai,Mloenneigeilou,Loenq-goyd,Baoneixogdegdo!

Senmenzi,Zenxaexou!Junqixogdegsig,Junqigeideglou,Msaegeidocin,Wungosentaunou![25] 

作为五四精神的直接继承者,中共更是赋予拉丁化新文字以民族救亡与革命动员的历史重任。9月22日,毛泽东看了《我们对于推行新文字的意见》后,亲自写信给蔡元培,表达对新文字运动的赞赏与支持。[26]在新文字运动的倡导者吴玉章看来,要改变中国落后面貌,洗刷中华民族是“劣等民族”的屈辱,使“愚昧无知的中国人成为历史”,就要扫除文盲。完成这一任务,“只有用新文字才有可能, 汉字是不能担负这个任务的。”[27]与此同时，一些激进共产党人对承载传统文化的汉字给予了无情的鞭挞,边区政府副主席谢觉哉指出,“中华民族四万万五千万人民身上有一个很大的负担,是我们祖先留给我们的,好像过去文庙乌龟身上那块石碑一样,简直把我们压死了,这个负担就是汉字。从前我们认为汉字是个宝贝, 现在我们才知道汉字使得我国大多数人愚昧无知”。[28]

依据革命的简单逻辑,在政治上真正革命的人,在文字上必然也是革命的。新文字运动不仅是要消灭文盲,而且要改造中国的文化。1941年6月,《解放日报》发表社论,为使中国文字向着科学化、国际化、大众化的道路前进,新文字的任务不是简单地代替汉字,而是要彻底改造中国的语文,创造与群众实际生活相关的活的文字。只有用新文字代替了方块字，才能创造出真正合乎科学、合乎文法、合乎口语,便于沟通国际文化、便于表达现代思潮的中国大众语文。由此出发, 新文字不仅是扫除文盲、普及教育的工具,而且是提高民族文化,弘扬民族艺术的利器,它是比汉字更高一级的文字。[29]放眼未来,满怀豪情的共产党人坚信,普希金用大众语改造了俄国贵族的语言文字,在革命的道路上,新文字同样可以改造中国的传统文化，成为大众的“武器”。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动荡环境,使得中共推行新文字的计划暂时搁置起来。抗战爆发后,陕北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使得新文字的推广有了可能,时任中华苏维埃财政部长的林伯渠开始倡导新文字,得到了教育部长徐特立的响应。1936年冬,徐开始向残废军人和小学教员教授新文字,并试办新文字学校。[30]调查显示, 新文字扫盲效果明显。据《新中华报》介绍,延安市工会办了一处工人夜校,十分之九的学生不识汉字,学习新文字后,“每晚上课一点半钟,不过两星期”,大部分学生能拼、能写、能读。[31]1937年初,延安市有新文字识字班15个,学员600多人,在徐特立的推动下,还成立了新文字促进会。[32]国共正式合作后,情况发生变化, 国民政府派来了教育厅副厅长,“组织改变了, 干部也调走了”,冬学转而聘用国民党师范生当教员,学习汉字。同时,鉴于国民政府对新文字的禁止,新文字扫盲暂时停顿下来。[33]

边区新文字运动再次浮出水面,与中共中央主要领导的支持是分不开的。1940年1月,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提出:“文字必须在一定条件下加以改革,言语必须贴近民众,须知民众就是革命文化的无限丰富的源泉。”[34]响应毛泽东的号召,作为新文字运动的创始人之一,时任边区文化委员会主任的吴玉章写信给中共中央宣传部,提出推行新文字的问题。中宣部经过讨论后,写信给边区教育厅,要求从1940年冬学开始,试办并推广新文字。[35]稍后,“推广新文字教育”被写入边区施政纲领。[36]

1940年11月7日,延安中央大礼堂济济一堂,在十月革命的节日庆典中,陕甘宁边区迎来了新文字协会的成立大会。会议推选毛泽东及中共中央全体成员为名誉主席团。林伯渠、吴玉章、徐特立等17人为主席团。[37]会上,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对推行新文字提出三点建议:第一,要说服知识分子接受新文字。现在还有一部分知识分子,不了解推行新文字在文化教育和政治上的意义,必须说服这些知识分子,使他们积极行动起来。第二,要使新文字顺利推行,就必须在法律上取得合法地位。边区政府已决定给新文字合法的地位,政府的法令公告等重要公文文件, 要一面印汉字,一面印新文字。第三,要使群众拥护新文字。协会会员要多向群众做宣传、解释和教育工作。会议选举毛泽东、朱德、郭沫若、黄炎培等为名誉理事,林伯渠、吴玉章、徐特立、董必武、谢觉哉等为理事。[38]

至此,边区迎来了新文字运动的“春天”。

考察陕甘宁边区的新文字运动,还需进一步界定历史叙事的时空场景。抗战爆发后,以“青成年人”为扫盲对象的社会教育成为边区教育发展的中心任务, 同时,由于新文字教员匮乏,在小学生中普及新文字缺少必要的师资,因而,新文字运动主要以“青成年人”为扫盲对象。边区的社会教育虽则包括识字组、半日校、夜校、冬学、俱乐部等多种形式,但传统乡村农业生产的特点,使得除冬学外的各种识字组织大多名不符实,另外,梳理运动发展的脉络,延安县是经历（1940-1942）三年新文字运动的唯一试点。因此,以延安县冬学为中心,最能反映历史的细节与全貌。[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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