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华：陕甘宁边区的新文字运动——以延安县冬学为中心（一）

王建華：陜甘寧邊區的新文字運動——以延安縣冬學爲中心（一）

王建华：陕甘宁边区的新文字运动——以延安县冬学为中心（一）

摘要：革命视域中的新文字是劳苦大众的“武器”,1940年,陕甘宁边区政府以延安县为中心,试办新文字冬学。新文字在边区历经试点、推广、整改三个阶段。面对无法走出困境的新文字冬学, 1943年, 边区教育厅悄然终止了新文字运动。中共推行新文字的直接原因是解决汉字扫盲的困境,内在动力是特定情境下,寻找生存与发展的空间。检讨边区新文字运动,虽则存在干部重视不够,教员素质低, 知识分子抵制以及主观主义、脱离实际等诸多问题,但不容忽视的是文字改革带来的文化大众性与民族性的紧张。关键词:新文字运动;汉字拉丁化;延安县冬学在五千年中华文明史上,汉字的字体虽历经变化,但“方块”的形状却大致恒定。近代以来,基于民族救亡的文化探索，一些激进知识分子积极倡导汉字拉丁化,而其规模意义上的真正实践者, 则是中国共产党。抗战时期,为创建模范根据地,中共领导的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延安等地利用农闲时间试办“冬学”,向文盲大众传授拉丁化新文字（本文简称新文字）。边区的新文字运动带有浓郁的政治动员风格, 但是,辛勤的付出并未取得预期成效,最终无声地落下了帷幕。在当事人的回忆文章中,新文字运动的扫盲成绩一再被首肯,但其终止的原因多未深究, 仿佛是被刻意地回避了。[1]因此,如何厘清这段历史的细节与全貌,是研究能否走向深入的关键。回首百年文字改革,如果把汉字当作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来看待, 那么,新文字运动的拉丁化取向,就远远超出“文字”改革的范畴,而逻辑地暗含了“文化”重塑的意味。因而,在文字改革过程中,围绕文化民族性的争论就一直没有间断过。近年来,国内期刊陆续发表了一些探讨抗战时期中共推行新文字运动的论文,但阅读之后,不仅难以形成关于运动本身复杂过程的完整印象,且对运动过程中的矛盾冲突认识不清, 甚而还能发现某些基本史实的错误。[2]有鉴于此, 本文以延安县新文字冬学为考察中心,在梳理矛盾冲突,再现动态过程的基础上, 分析中共推行新文字运动的多重原因及运动背后的紧张。

一、陷入困境的汉字扫盲

共产主义社会不能在一个满是文盲的国家建立起来。[3]早在1931年,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就提出,苏维埃政权应“施行完全免费的普及教育”。[4]抗战爆发后,为创建模范的抗日根据地,中共又提出要在新三民主义的旗帜下,同资产阶级展开“赛跑”,与国民党展开“竞赛”。[5]因之,无论是共产主义的奋斗目标, 还是寻求革命合法性的当下任务,都要求中共加快以扫盲为中心的文化建设。为此,在中共中央政府所在地,陕甘宁边区政府提出,要把“广大群众从文盲中解放出来,普遍地进行普及教育,使每个特区人民都有受教育的机会,扫除一切教育上的垄断和畸形发展”。[6]
为尽快完成扫盲任务,各级政府均利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推动识字运动。以家庭, 或生活、工作接近的人为单位编织识字小组;在人口集中的村庄、城市、机关、部队、企业建立补习夜校;在文化落后、人口稀少的地方由巡回训练团进行短期培训。[7]与此同时,各级政府还以小学为中心,成立面向成年人的半日校、冬学、俱乐部等扫盲组织。大量识字组的成立,使得师资短缺在边区成为普遍现象。为解决这一难题,各级政府建立小先生制。所谓小先生制是针对农村教师匮乏、社教任务艰巨的困境,由先识字的小学生充当老师,识得多的去教识得少的,识得快的去教识得慢的,即随学随教的一种方式。1938年,边区教育厅要求各小学特别是高级（等）模范小学训练小先生,发挥小朋友的积极性。对表现突出的学生, 由教育厅发给小先生证章,并给予奖励。[8]
边区识字运动以“突击年”、“运动月”的形式全面展开。1937年4月12日, 西北青年救国代表大会提出,从5月1日到12月底为“普及教育突击年”。据此后的工作总结,8个月中,共有6万会员涌进文化战线。[9]与此同时,边区党委决定自9月1日到20日为识字运动月,在“运动月”中,全边区最低限度需组织与发展识字组员3万人。像经济动员一样,扫盲名额被分配到每个县乡,并以乡为单位成立识字促进会。为保证识字运动月工作任务的胜利完成,边区党委规定,“乡、区五天, 县、分区十天”将运动月的工作布置及执行情况检查上报。[10]
面对突击扫盲的艰巨任务,边区党委、政府与工会、青救会、妇联等群众团体积极行动起来,以扫盲为目标的群众文化学习逐步演变成为一场有组织的竞赛。在个人之间、小组与小组、乡与乡,区与区之间均开展了形式多样的识字竞赛。在革命的话语空间里,人们看到,许多青年、儿童在务农或放羊的时候也不忘识字,“常常用小木炭当笔杆在石头上学习写字”,三四个人凑到一起,好像开讨论会似的“彼此互相问答”,在竞赛过程中,成绩好的被塑造为识字英雄加以宣传。[11]著名作曲家马可创作于延安时期的秧歌剧《夫妻识字》就艺术化地反映了这一运动场景:

妻:……庄稼人为什么要识字。

夫:不识字不知道大事情, 旧社会咱不识字, 糊里糊涂受人欺。

合:如今咱们翻了身, 受苦人做了当家的人。睁眼的瞎子怎能行, 学习那文化最呀当紧来么喂哎哟。[12]

在这段歌词中,学习的重要性被通俗地表述为“知道大事情”,而一组鲜明的对比则强化了庄稼人识字的紧迫感。但问题是,为“知道大事情”而学习是扫盲工作组织者说给庄稼人听的大道理,并非文盲大众的内心自觉。对穷苦百姓来讲, 吃饭穿衣是直接的生活重压,读书识字事实上是某种“奢侈品”。当这种“奢侈品”的获取要耗费太多的时间和精力,以致对他们的生产和生活形成冲击时,他们的学习积极性从何而来呢? 更难解开的一个症结是,尽管劳苦人在旧社会因不识字而“糊里糊涂受人欺”是一种切肤体验,但这种体验能否转化为在新社会为做好“当家人”而发奋读书的冲动,也不是没有疑问的。比如说,识字者很可能被拉进“公家人”队伍, 而成为“公家人”,不仅意味着个体对组织的奉献,还意味着承受生命牺牲的更大风险,在这种情况下,农民的实用理性思考会得出什么结论呢?[13]凡此种种,构成了贯穿边区扫盲工作始终的实际难题。这类难题表明,在边区政府的期望与边区民众的需求之间存在相当程度的落差,直言之,扫盲是教育者心目中的革命要务而非受教育者心目中的生活要务。一旦跟“老百姓的步调”发生脱节,扫盲工作的实际成效如何,是可想而知的。据延安县政府1940年工作报告,识字运动“未有大的进步, 甚至于有的地方停顿起来了”,很多识字组成了“有名无实的空架子”。[14]回顾抗战以来的汉字扫盲运动,边区党委宣传部认为,大部分识字组都是聋子耳朵———摆设,冬学虽在数量上完成了任务,但学员的大多数是儿童。[15]1941年边区政府工作报告同样提出,“有许多识字组是有名无实的”,[16]识字运动“收到的效果跟工作中所投下的人力物力比较起来,都远不相称”,许多冬学学生今年毕业,明年来时依然是个文盲。显然,对于背负共产主义理想,充满革命浪漫主义激情的共产党人而言,这是无法接受的现实。如何在短时间内扫除文盲,创造模范的抗日根据地,需要中共适时总结识字运动中的经验教训,以开辟扫盲运动新局面。
反思汉字扫盲中遇到的问题,《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指出,地广人稀,使用文字机会太少,固然是造成文盲“扫不胜扫”的原因之一,但方块汉字难学难记是最主要的原因。[17]把中国教育落后归之于汉字的难学难记,是激进知识分子的共同心声。在他们看来,教育大众遇到的绝大难关就是方块汉字,一个文盲即使花费几年工夫,耗资几十、几百块钱,也只能学到一点皮毛。可以想象的是,“一个每天做十二三点钟苦工的大众是没有这些空闲时间的,也花不起许多钱来玩这套把戏”。因此,文字改革应是劳动群众的呼声,破解这一难题的钥匙就是拉丁化新文字。[18]

相關鏈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