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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生农:汉字拉丁化质疑

段生農 文字研究 2021-11-15

段生農:漢字拉丁化質疑


需要商榷的論斷和公式

 

國內外的許多語言學家,認爲文字是在語言發展到一定水準以後,才產生和發展起來的。開始是畫圖式的象形文字,進而發展成表音表意的符號文字,再進而發展成拼音文字。簡明地說,是按照“圖畫文字→符號文字→拼音文字”這樣一個公式發展的。(按,所謂“拼音文字”,本身即是錯誤的概念。世界上的所有文字都是拼形的。)按照這一公式,漢字當然正處於符號文字階段;同時,自然會導出如下兩個結論:一是在創造使用文字方面,亞當和夏娃的後代要比盤古氏的後代聰明得多,早在中國開始進入金文時代的公元一千多年,閃米特人就放棄了符號文字而創造使用了拼音文字,比我們先進了三千多年;二是據此預測,漢字的發展方向必然是實現拼音化。現在就讓我們來研究一下這個公式吧。

 


拉丁化中國字的《大衆報》


有些語言家認爲“文字和語言畢竟不是一回事,語言的特點,不能制約文字的一切。例如漢語的特點並不決定漢字是拼音的還是非拼音的文字。”對於這一論斷,實有再商榷的必要。作爲第二信號系統,語言是通過聽覺神經系統的功能來實現條件反射的,文字是通過視覺系統的功能來實現條件反射的,兩者的管道截然不同,但這並不意味著兩者之間毫無關係。文字是語言的轉化,即可以把語言轉化成視覺形式。……語言文字的發展史,確切不疑地證實了這一點。

 



閃米特人爲什麼放棄符號文字而改用拼音文字?這種拼音造字的辦法爲什麼很快爲希臘人所接受,又由羅馬人接過去改進發展到很完善的地步呢?從閃含語文系的後裔阿拉伯語和印歐語文系的古拉丁語、現代英語、現代俄語來比較分析,可以看出他們這些語言,主要是通過“變音”的辦法來構詞、轉化詞性和實現句法功能的。這種語言特點,就決定其文字用符號文字就不能適應其語言的發展需要,必須採用拼音文字形式,才能與語言的發展相適應。下面試舉例以明之。

 



中世紀在歐洲作爲國際通用語文的古典拉丁語文,其構詞是現有來自母語的詞基或詞根,這些詞根通過“變音”的辦法被修飾成各種詞幹,然後再通過詞尾或詞首的“變音”,才能成爲完全形態的各個品詞。如詞根voc,只表示一般的發聲意念,不能當任何品詞用;變成詞幹vǒc-,就具有聲音的較具體的意念,但還得通過詞尾的變化,才能成爲各種含義明確的完整品詞。vǒc-加上詞尾s變音成爲vǒx,就成爲“聲音”的名詞。voc加上詞幹ā-成vocā-,再加詞尾re成vocāre,就是行爲動詞“叫喊”;voc還可加上āv-,āto-,ātiǒn-等詞幹,再通過詞尾“變音”而構成vocāvit(他叫),vocātus(叫喊的過去時),vocātiōnis(作定語用的叫喊)。這種由一個詞根,通過變音的辦法,加上一定的詞幹和詞尾的不同詞素而構成一系列品詞的構詞法,直到現在仍爲印歐語文系諸語文種所沿用。這種通過不斷“變音”來構成新詞的語言特點,形式比較固定的符號文字自然無法與之相適應,不得不改用聲韻音節靈活易變的拼音文字了。

 


在現代英語文裏,通過詞尾“變音”而實現詞性轉化的例子,可以說俯拾皆是,比如be-au作爲美這一意念的詞根,是來自法語文的同形詞,在法語文裏beau是表示美和善的形容詞,在英語文裏加上詞幹t-成爲beaut-,進而通過詞尾變音來實現詞性轉化,加ician成beauti-cian,是指美容師或美容用品的名詞,beauteous是英語文詩中表示美的形容詞,beauteously是副詞,beauteousness又變成名;beautiful是一般表示美的形容詞,beauty又成爲表示美麗、美人和美觀的名詞。

 


印歐語文系、閃含語文系甚至包括阿爾泰語文系諸語文種,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用“變音”的辦法以實現句法功能的。比如古拉丁語文的名詞在使用時要分主格、屬格、與格、對格、奪格、呼格等六格,單複二數共十二格,而且由於詞幹結尾字母分爲ā,ō,ǐ(輔音字母也歸ǐ),ǔ,ě五種,那麼必須按照五種規律進行格變,再加一些例外,使其格尾變化繁複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現代俄語文較完整地保留了這種繁瑣的變格,比如“書”在俄語文裏是以a收尾的陰性名詞,單數變格形態是книга,книгн,книге,книгу,книгой,о книге,可看到由於這種語文特點,符號文字是根本無法適應的,其文字也只能用拼音形式。如果我們的祖先爲我們創造的漢語文,名詞也要這樣變格,那麼“書”字最簡單的寫法恐怕只能是書的下面一橫、書的下面兩橫、書的下面三橫、書的下面四橫、書的下面五橫、書的下面六橫了。


吳稚輝


再拿使用頻率很高的聯繫動詞“是”來看,在英語文裏由於存在單複數、三人稱、主動和被動以及過去、現在、將來、進行、完成等時態這樣一些句法特點,那麼就決定其文字必須具有幾十種詞形,才能滿足句法的需要,常用的就有to be,being,am,are,is,was,were,shall be,will be,should be,would be,have been,has been,bad been等。這麼多詞形和詞組,當然只有用拼音文字才方便可行,符號文字同樣無法承擔這個任務。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根據閃含語文系和印歐語文系的語言文字發展歷史總結出來的“圖畫文字→符號文字→拼音文字”的公式,只適合閃含語文系和印歐語文系以及與之相類似的諸語文種,根本不能也不應生搬硬套到漢字頭上來。

 

漢語文和漢字

 

我們的祖先看來開始就使用單音詞,但由於發音器官音位有限,單音詞的數量不可能很多,不得不用其他辦法來彌補。按現行《漢語拼音方案》所列音素來看,(按,《漢語拼音方案》是名不副實的,其實是《普通話拼音方案》。普通話不等於漢語。)漢語有聲母二十三個,(按,此所謂“漢語”,其實是混同於“普通話”了。)韻母三十八個,兩者相拼,充其量只能構成八百七十四個單音詞;分爲四聲,也只有三千多個單詞。這在北京猿人時代或許夠用,但隨著生產、生活、文化、技術的進一步發展,就遠遠不夠用了,這就逼迫我們的祖先不得不另找出路。我們的祖先終於創造使用了極爲巧妙的“複合構詞法”,爲創造新詞和引進外來詞,開闢了廣闊天地。

 

錢玄同


複合構詞就是把原來都具有獨立意義的單音詞,結合構成兩個音以上的雙音詞或多音詞,如大海、小河、吃飯、幹活、大躍進、中華民族等(當然漢語也有枇杷、邯鄲、逍遙、孜孜等連綿詞和疊音詞,但爲數有限)。這種構詞法有三大優點,一是構詞能力強,比如用三千個單音詞來構雙音詞,按排列組合公式計算,可以構成近九百萬條詞條,也就是近九百萬個雙音節詞。當然,實際構詞不可能這樣機械,但由此可見其構詞能力之強,如加上三個以上的多音構詞,使漢語文的構詞能力達到了驚人的地步。

 

瞿秋白


另一個優點是由原來具有獨立意義的單音詞合成的新詞,轉化成漢字書面詞形,可以收到“生詞熟字”的奇妙效果,學用省事方便,這就使我們的識字教育,形成先難後易的特點,即開始記認三千常用漢字確實難一些,但掌握之後,再記認幾十萬條新詞卻十分容易,這是任何拼音文字都做不到的。(當然各種拼音文字也有複合詞,特別在英語文裏爲數更多,但由於多音節特點,使其複合構詞受到極大的限制)。現在,我們和英語文做個比較,來說明這一點。各種車類在英語文裏有ambulance(救護車)automobile(汽車),bicycle 或bike(自行車),bus(大轎車或公共汽車),car(小汽車),chaise(四輪遊覽馬車),carriage(馬車),chariot(戰車),cart(雙輪馬車),crane(吊車),freight(運貨火車),hearse(靈車),locomotive(機車),lorry或truck(運貨汽車),motorcycle(摩托車),pulley(滑車),sedan(轎車),tank(坦克車),taxi(計程車),tractor(拖拉機),trackless(無軌電車),train(火車),tram(有軌電車),trolley(空中吊運車),wagon(運貨馬車),wagonette(四輪馬車),vehicle(車子),trailer(拖車)等,把trolleybus(無軌電車)和handcart(手推車)等複合詞不計在內,就有讀音不同的三十個詞,拼寫成字,各有各的字形,必須逐個記認。漢語文就簡單多了,只要在“車”前加上汽、火、機、戰、馬、拖、出租、救護等,就成爲含意明確的新詞,寫成漢字,字形熟悉,詞義明白,學習使用非常方便。

 

魯迅


複合構詞法的再一個優點是,引進外來詞時,不是象變音構詞諸語文那樣大量直接引進原詞,而是用複合構詞法譯成地道的漢語文,使外來詞漢化,以保持漢語文的純正體系。比如“民主”一詞,在英、俄、德、法、西班牙等大語文種裏分別爲 democracy,jemokpatha,демократия,democratie,democracia,顯然都直接引進了後期拉丁語的democratia,漢語文起初也音譯爲“德模克拉西”,有點不倫不類,後來從希臘文demokratia用複合詞譯成純正的漢語文詞匯“民主”。另外,即使極少數因無合適的對應意義不得不直接引進者如“蒲式耳” (bushel),“咖啡”(coffee),“幽默” (humor), “休克”(shock)、“可可”(cocoa)等,也都是漢語文所固有的借音連綿詞和疊音詞詞形。


我們的一些語言學專家,習慣於把英語文的詞法和句法規律硬搬到漢語文中來。其實,我們的漢語文自有其獨特的規律,因與本文關係不大,這裏無需細論,只要指出一點就行了,那就是漢語文不論是轉化詞性還是實現句法功能,根本不求助於 “變音”,只要使用特定的助詞如的、們、地、然、化、過、完、了、已經、正在、將要和時間狀語,以及變換四聲和在句子結構中變換詞位,就可以全部解決,這樣,也就根本不存在漢字不實現拼音化就無法轉化詞性和無法實現句法功能的問題了。如果我們的漢語文也和印歐語文系諸語文種一樣,必須依靠“變音”來構詞和轉化詞性,句法上又有二數、三性、六格、九時態,八律必備,五毒俱全的話,要了方塊漢字的命,它也是招架不住的。這樣,我們的祖先不至於笨得連個拼音字母都創造不出來,恐怕早在甲骨文出現以前,就實現拼音化了。

 

漢字七難辨

 

一些熱心於拼音化的人,爲漢字羅織了七大罪狀,即“難認、難記、難念、難讀、難寫、難用和難看”,但是,只要平心靜氣地進行一番科學考察,會發現漢字還不至於這樣“罪惡累累”。這些“難”,有的屬實,有的不應由漢字負責,有的則是顛倒事實。就說難認和難記吧,是指認記字音、字形和字義的困難,這已包括在難念、難讀、難寫之中,不應另立罪款。難看是指漢字筆劃繁亂,不如拼音文字的排列有序和整齊美觀,但富有諷刺意味的是,在世界上把寫字和畫畫並列爲藝術的唯獨漢字一家,外帶日文一個分號。難用是指在打字、電報、印刷和爲電子計算機貯存信息等方面,漢字“笨拙難用”,不如拼音文字方便。要說難用,首先應搞清“誰爲誰用”這一根本問題。打字和印刷是用來加速文字書寫的手段,電報是用來加速文字傳遞的手段,因此現行的打字機、印刷機和編碼譯傳電報用於漢字是落後的,笨拙的,不能本末倒置,倒打一耙,說成漢字對它們難用。比如編碼譯傳用於漢字確實比用於拼音文字費時費事,但改用傳真電報不就一樣方便省事了嗎?何況,現用打字機、計算機、機械化印刷排版對漢字難用的狀況,只不過是暫時的現象,隨著科技的發展,肯定會逐步解決。即使一時解決不了也無傷大局,請向數億農民和幾千萬產業工人做個調查,他們是不是每人目前都急需一架打字機或電子計算機呢?單單爲了少數專業人員的工作方便,不去研製改進工具,卻要興師動眾地大搞文字改革,這不是科學態度!

 

現在讓我們著重考察一下念、寫、讀問題。

 

……

 

……

 

讀是指不出聲的流覽閱讀,這是文字的主要職能,應重點考察一下。不管是拼音文字還是符號文字,不只是會拼音會辨形就算達到了閱讀目的,更重要的是必須經過視覺神經系統條件反射的無數次重複,把字形和字義的連系鞏固下來,達到“見形知義”之後,才能進行閱讀。字形就是字的模樣兒,比如認人,模樣兒越怪,給人的印象就越快、越深、越容易被記住。漢字的形聲字占百分之八十,其形旁和字義每相關聯,極利於記認。比如“相”字,加水爲湘指江河,加厂爲厢指房舍,加心爲想指思想,加竹爲箱指用具,加絲爲緗指顏色,這是多麼巧妙的符號形式啊!

 

從“見形知義”這個條件反射過程來看,開始認字是一筆一畫地辨認,經過多次反復,就成爲以整個字形進人中樞神經的專管區,被綜析出字義來。“疆”和“一”的筆劃之比是二十比一,但熟練以後,這種條件反射過程所花費的時間,兩個字是一般長,因爲所見之形是完整的字形,不再需要象初認字時那樣去辨認它的零件組合。這裏不禁使人聯想到九方皋相馬的故事。秦穆公派九方皋去相完千里馬回來,穆公問他馬的公母毛色,他說是黃毛色母馬取馬的人見馬後回報說是黑毛色公馬,穆公不悅。伯樂歎息說,九方皋相馬是“得其精而忘其粗”,“見其所見而不見其所不見”,是難得的相馬專家,等馬來一試,果爲好馬。這個故事的真實性如何,有待畜牧專家去考證,但用來說明識字過程,倒有一定的道理。疆字在人們熟練掌握之後,閱讀時是以字形全貌及其特徵進人大腦被譯出字義,就是“得其精”,我們並沒有去分析其零件弓、土、一、田等,就是“忘其粗”;只見到它的全形而用不著去數它的筆劃,就是“見其所見而不見其所不見”。


兒時讀小說,常看到有關“一目十行”的記載,實地試驗了一下,兩只眼睛也只能看一行,怎麼能“一目十行”呢?參加工作後,看到有些領導同志拿上一個檔,先看看題目,再看看分段大標題,再有選擇地抽看幾段文字或幾句話,就提出處理意見,等我拿回去仔細一看,一個長達數千字的文件,他們用十來分鐘看完,竟然全部掌握了主要精神。這就使我恍然大悟,所謂的“一目十行”,正是指這種閱讀的硬功夫。其實,我們每個能閱讀的人都會這一手,比如每天讀報,我們不正是在實地應用這種辦法嗎?至於我們的一些高級領導同志,“一目十行”的功夫就更硬一些,不然,怎麼能做到 “日理萬機”呢?漢字個性突出,字與字之間區分明顯,極有利於“一目十行”,拼音文字就差一些。比如英文,都是由二十六個字母來回倒騰拼湊而成,字與字的區分不如漢字明顯又無表意符號,因此,在一段文字中你所需要的關鍵字詞,猶如山羊混在綿羊群中,不仔細查找就不易發現,再加句法繁難,一個包孕句主句帶附句,附句再帶附句,三環九扣,煩瑣冗長,二三百字的長句就是一大段,反復查找,才能弄清句法關係,怎麼能“一目十行”呢? 漢字就不同了,字與字各有特徵,你所需要的關鍵字詞,一如仙鶴立於各種形態的鳥群中,易於發現,比如“笑”和“哭”一個真好象眉開眼笑,一個瞪著眼乾號,再加漢文的句法精練,句子短悍,極有利於高速閱讀。

 

我們閱讀漢文書報,經常會碰到不會念音的字,至於念錯聲韻,連語文教授也在所難免,但這並不影響“見形知義”。關鍵字詞可翻字典,非關鍵字詞一帶而過,而且還可以望文生義,進行猜測。比如“氘”和“氚”吧,只要稍有構字常識,一看便知是與氣有關的化學元素的名稱,對我這樣的非專業人員來說這就夠了,用不著去查它的讀音和符號,查出來還是不懂,也沒有多大意義。


根據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說漢字難讀,根本不符合事實,正好相反,在文字的這一主要職能上,漢字卻具有任何拼音文字都無法與之相比的優越性。

 

漢字拉丁化有無可能和必要

 

從理論上講,漢字實現拉丁拼音化似乎不可能,其理由有三:第一是同音字和同音詞的問題。拉丁化是以單音詞拼寫字形呢?還是以單音、雙音和多音根據具體詞條拼寫字形呢?如果一律以單音成形,《新華字典》裏的“衣”音部共收字一百二十七個,拉丁化後全成了“yi”,全字典也只有a ai ba da 等四百一十五個音聲,就是說拉丁化後,全字典共收四百多個單字,加上四聲符號,也只有一千六百多個字,可以說已“簡化”到了家,但能用嗎?膠東人說“又有油,又有肉”一句話,拉丁化後就成了“you you you,you you you”,能看出是什麼意思呢?切實可行的,當然是按詞成字形,如jiětí(解題)和tíjiě(題解)等。漢語裏充斥著同音字詞,拉丁化後很難分辨詞義。“主義”和“主意”,“污泥”和“巫尼”,“機校”、“機效”、“機嘯”和“譏笑”,拉丁化後詞形相同。“Tā yǒu jiāoqì”一句話,是說他或她有“嬌”氣呢?還是說他或她有“驕”氣呢?這在漢字裏本來毫不成問題的問題,拉丁化後很難解決。

 

第二,漢語是使用以單音詞爲基礎的複合構詞法,寫成漢字詞形可以收到“生詞熟字”的奇妙效果。我們只要掌握三千個基本單字,就可構成大量的新詞,其詞義是新的,書面詞形還是不出基本熟字的範圍,但是,拉丁化後,這種“生詞熟字”的奇妙效果就會全部失靈,有多少詞條,就有多少個字形,使我們的字量會成十倍甚至成百倍地猛增,那麼,我們識字教育的要求就遠非三千個常用字了,認識兩千字也遠遠脫不了盲。新版《辭海》共收詞條十萬零六千五百多條,當然其中有重詞條,實際詞數不會那麼多;但這只是成語、典故、人名、地名、專有名詞和專業術語的彙集,並不包括日常用語文的詞條。我們的常用詞條究竟有多少,誰也說不清,就算象有人估計的有三萬條,拉丁化後就是三萬個字,看來小學六年是無法完成這一艱巨的識字任務的。

 

第三,還有一個明擺著的問題,就是拉丁化後引入外來詞的問題。我們現在主要是用複合構詞法譯引,並使之漢化。拉丁化後,“氫”和“氧”是寫成意譯的qīng和yǎng呢?還是直接寫成英文的hydrogen和 oxygen呢?“象”和“袋鼠”是寫成xiàng和dàishǔ呢?還是寫成elephant和kangaroo呢?抑或寫成爲elephasmaximus 和macropusgiganteus呢?如果一律直接引入外文或拉丁文學名,不要說多如牛毛的科技名詞術語記不勝記,就是北京動物園的動物名稱,也足夠我們的兒童猛學一兩年。如果還是先譯成漢文,再改成拉丁化拼音文字,那漢字還是沒有被徹底廢除掉,因爲必須先寫成“象”,然後才能改拼成xiàng。我們的漢字就不同了,北京動物園的五百多種動物名稱,大部由貓、猴、鹿、雀、鴨、蛇、魚等熟字組成,少數僻字如“獺”、“鸛”等,一看便知是脊椎動物和某種鳥類。

 

下面再從三個方面探討一下漢字拉丁化有無必要。

 

首先,文字可以转化語言,成为視覺形式,是通過視覺神經的條件反射功能來實現字形和字義的統一的,因此,文字的這種生理和心理基礎,就決定文字的正常形式應該是符號形式,而不是拼音形式。拼音文字,不過是“變音語言”所必需的特殊形式。漢語不依賴“變音”來構詞,轉化詞性和實現句法功能,就毫無必要非改成拼音文字不可。公元前二百多年,秦始皇統一了漢字,對我們這個民族至今裨益非淺。今天我們的北京人、廣東人、蘇州人、寧波人、歙縣人,湘鄉人、聞喜人,相互之間幾乎是語言不通,但只要已經脫盲,都會閱讀同一份《人民日報》和中央文件。再看看人口僅次於我國,文化和我們同樣悠久的印度又是什麼情況呢?據一位印度作家說,“我們用十四種世界大語文種說話和寫字,我們不得不用十六種英語互相對話。”這是他們使用變音語言和拼音文字的必然結果。作爲符號文字的方塊漢字,對統一漢語曾起過有力的推動作用,使漢語成爲世界上最大的語種。秦王掃六合之後約二百年,凱撒及其繼承者把地中海變成了“羅馬湖”,曾在其帝國內大力推進拉丁化,由於使用的是拼音文字,“化”的很不理想,到現在已把面積比我國小得多,人口比我國少得多的西歐,南歐和西南歐,“化”成了使用幾十種語言文字的地區,就是同屬於拉丁語文族的意、法、西、葡、羅等國,語言文字也有相當大的差別,最後連他的名字“凱撒”也化成了英語文的“㩙匝爾”,把古典拉丁語文本身,也“化”成了歷史陳跡。十九世紀八十年代,有人開始推廣“世界語(文)”,連續設計了好幾種文字方案,自然都是拼音文字,結果推廣了一個世紀,收效甚微,但是作爲符號形式的阿拉伯數字和化學分子式,並未由誰積極推廣,可是已成爲真正的世界性文字了。以上都是歷史事實,從某種意義上講,也是更多的人在更大的範圍和更久的時間內進行的科學實驗,其結果充分證明,作爲文字,符號形式比拼音形式更富有生命力。

 

其次,文字的形式由語言特點來決定並受其制約使之適應語言的發展需要。這種相互關係,從文字產生時就開始牢固地建立了起來,直到今天還是行之有效。簡明地講,就是文字形式必須適應語言發展的需要。古埃及人和閃米特人之所以放棄符號文字,就是因爲符號文字不適應其語言發展的需要而不得不被迫放棄。到目前爲止,我們的漢字並不存在不適應漢語發展需要的問題,那麼爲什麼一定要無緣無故地廢除它呢?英語除了大量使用複合詞如blackboard(黑板)和blacksmith(鐵匠)外,更重要的是使用句法手段來減少字量,如黑貓、黑狗、黑兔子、黑帽、黑鞋、黑襪子等,都是把形容詞b lack 加在名詞cat,dog,rabit,cap,shoe,sock前面,用兩個詞性不同的字合成一個詞組,以減少生字量。這和我們的複合構詞的效果完全一樣。如果我們把漢字改成按詞成形的拉丁化拼音文字,純粹是“棄長就短”,既徹底廢棄了“生詞熟字”的有效性,又學不到英語文那樣用句法手段以減少生字量。這是很不科學的作法,自然也談不上明智。

 

拼音文字的優越性僅僅在於字形和字音統一,(按,“拼音文字”只在創造之初,字形和字音相“統一”。歷史越久,越不“統一”。)但是在世界上要找音、形、義三統一的文字,恐怕還只有我們的形聲字差堪充任。“湖”、“洋”二字,不但聲旁注音準確,而且一看便知和“水”有關;英文的lake(湖),ocean(洋)和water(水),俄文的озеро(湖)окaн(洋)和вода(水),以及漢語拉丁化字形hú、yáng和shuǐ在字形上有什麼關聯呢?“狒狒”一詞,一看便知是一種脊椎動物的名字,如果寫成cynocephalus hamadryas,不查字典就不知是什麼東西,拉丁化的fèifèi,要讓我猜,一定會猜成是我國贈送給某外國動物園的大熊貓的愛稱。當然,形聲字也有缺陷,……

 

再次,語言文字是一個民族民族文化的主要表徵,它又具有一定的穩定性和延續性,能不改就不要改,以免割斷歷史。日、月、山、水等詞,從甲骨文時代至目前,詞義完全未變,……;東漢許慎的《說文解字》連同徐鉉補充的字共九千七百五十多字,其中約四千字被收入《新華字典》,十幾個世紀過去了,但這些字的字義幾乎沒有多大變化。我們是一個文明古國,我們的古老文化結晶,主要是用方塊漢字傳承下來的。我們的古籍浩如煙海,既然方塊字並不影響漢語文的進一步發展,那麼我們有什麼必要廢除漢字以割斷我們文化的延續性呢?日本人借用漢字最多不超過兩千年,但值得令人深思的是人家至今仍不急於廢除漢字,而我們卻急不可耐,不惜“用政治力量來推動”以馬上打倒漢字!

 

有人說,由於漢字難、難、難而影響語文教學進度,從而加長了學制,甚至影響了“四化”,這是缺乏科學根據的臆斷之說。日本人並沒有廢除漢字,也沒有影響人家的高度現代化,但在我們這裏,天知道漢字竟成了阻礙“四化”的罪魁禍首,豈非咄咄怪事!越南廢除漢字實現拉丁化已一個世紀,但實現現代化了嗎?……這就說明現代化並不取決於漢字和拼音文字。

 

文字輸入 吳君濯

文字一校 吳君濯

文字二校 胡非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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