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賢章：佛經的翻譯與傳抄對漢字發展的影響

佛经的翻译与传抄产生了大量新的汉字形体，一字多样、一字多形、多字同形现象十分普遍，这从客观上促进了字样学的发展，同时也为字样学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西汉末年，佛教从印度经西域传入中国，对中国文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这其中包括对汉语、汉字的影响。佛教的传播离不开佛经的翻译，而佛经的翻译在当时得到了高度重视。

据唐代智升《开元释教录》所载，自后汉孝明皇帝永平十年（公元67年）至大唐神武皇帝开元十八年（730），凡664年，所译各类佛教典籍总计2278部、7046卷。佛教的传播同样离不开佛经的传抄。佛经一经译出即辗转传抄，广为流布。人们把翻译出来的佛经写在纸上、刻在石上，以此来表达对佛教的虔诚。由于抄写的佛经数量众多，加之当时使用汉字缺乏统一规范，篆、隶、行、草、楷各种字体交杂使用，人们抄写出来的佛经字体风格各异，讹字、俗字、别字众多。许多佛经经过不同时期不同人用不同的方式传抄后，变得面目迥然、异文林立。但这些变化与差异却真实地反映了当时汉字的存在形态与使用面貌，对汉字研究具有极高的价值。正如佛教的传入为中华文明增添了新的元素一样，佛经的翻译与传抄也为汉字的发展增添了新的元素，影响深远，可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致使汉字的数量大幅度增加。据统计，《说文》收字9353个，《字林》收字12824个，《原本玉篇》收字16917个，《龙龛手镜》收字26430个，《宋本玉篇》收字22726个，《广韵》收字26194个，《类篇》收字31319个，《集韵》收字53525个，《改并五音类聚四声篇海》收字35189个，《字汇》收字33179个，《字汇补》收字12371个，《正字通》收字33549个，《康熙字典》收字47035个。中国古代字韵书不断在增加字，这些新增的字从哪里来呢？这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来自汉文佛典。从《说文》到《原本玉篇》，汉字增加了近8000个；从《原本玉篇》到《龙龛手镜》，汉字增加了近1万个；从《龙龛手镜》到《集韵》，汉字增加了2.7万个；从《集韵》到《康熙字典》，没有增加，还减少了一些。这表明，古代字韵书中汉字数量的增加主要集中在东汉末年至宋代。我们知道，从东汉末年至宋代是佛教文献翻译传抄十分频繁的时期，字韵书恰好在这一段时期增字较多，从《字林》12824个到《集韵》53525个，增加的字多达4万个。此后，到清代《康熙字典》，字书中的汉字数量反倒没有增加。东汉末年至宋代，佛经的翻译与传抄产生了大量的字，这些字不断被字韵书收录，从而使得字韵书的字数大增。如“伞”、“咒”、“萨”、“塔”、“魔”、“柺”、“僧”、“唵”、“吽”、“伽”、“梵”等字都是在翻译或传抄佛经时创造的，后为字书收录。宋代之后，佛经的翻译基本停滞，佛经的传抄也不盛行了，加之印刷术的发展，刻本文献增多，写本文献减少，汉字的数量也就没有大的变化了。可以这么说，佛经的翻译与传抄，改变了汉字数量在上古时期形成的基本格局，使得汉字在中古及近代前期在数量上有了飞跃式发展，奠定了后世汉字在数量上的新格局。

二、致使汉字的类型更加多样。汉字的类型可以从多个角度归纳。从汉字的使用角度看，佛经翻译与传抄致使汉字的类型丰富多样，不仅有一般意义上新造的汉字，如“凹”、“凸”、“寨”、“痶”等，也有为了对音梵文、巴利文等新造的一般译音字、特殊译音字、咒语字、真言字、切身字，如“嘛”、“唎”、“呢”、“袈”、“裟”等。在汉字发展史上，大规模地出现译音字是从翻译佛经开始的，而“切身字”、“真言字”、“咒语字”则是翻译佛经时的独创。

三、丰富了汉字的构造理论。从古到今，人们从理论上对汉字的构造作了许多探索，在《说文》中许慎提出“六书说”，后来又有了唐兰的“三书说”（象形、象意、形声）、陈梦家的“三书说”（象形、假借、形声）、裘锡圭的“三书说”（表音、假借、形声）等。佛经翻译与传播时创造出来的字绝大部分是可以用现有汉字理论解释的。根据“六书说”，佛经中新造的“凹”、“凸”、“伞”等为象形字，新造的“挊（弄）”、“甭（弃）”等为会意字，新造的“塔”、“魔”、“疱”、“炷”等为形声字。但是也有一些字无法用上述理论分析。佛典中有两声字，还有大量的类化字，这些字的结构独特，无法很好地用现有汉字构造理论解释，这将促使人们对汉字构造理论作进一步的思考，完善相关论述。

四、促进了汉字字样学的发展。一字多形现象在汉字发展的各个阶段都存在。一个字有多个形体，哪个形体是常见的，哪个形体是标准的，哪个形体是后来新造的，为了弄清这些问题，字样之学得以兴起，辨别字样的术语也逐渐丰富起来。《说文》用“正”、“或体”、“古文”、“籀文”、“俗”等来辨别字样。《玉篇》用“正作”、“俗作”、“或作”、“亦作”、“古文”、“籀文”等辨别字样。到了隋唐，出现了颜师古《字样》、颜元孙《干禄字书》、张参《五经文字》、唐玄度《九经字样》等专门辨别汉字字体的字样学著作。这些著作对规范定形字体，促进文字统一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唐兰在《中国文字学》中说：“由中国文字学的历史来看，《说文》《字林》以后，可以分成五大派：俗文字学、字样学、《说文》学、古文字学、六书学。前两派属于近代文字学，后三派属于古文字学，在文字学里都是不可少的。”与古文字学、《说文》学、俗文字学、六书学等相比较，字样学的研究相对滞后。佛经的翻译与传抄产生了大量新的汉字形体，一字多样、一字多形、多字同形现象十分普遍，这从客观上促进了字样学的发展，同时也为字样学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玄应《一切经音义》、慧琳《一切经音义》、可洪《新集藏经音义随函录》中有大量辨别字样的术语，到了辽代行均《龙龛手镜》，字样的辨别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龙龛手镜》辨别字样的术语十分繁杂，有正字、俗字、通字、或体、今字、误字、讹字、变体、俗通字、省字、今通字、籀文、古文等，至今我们还没有发现哪本字韵中辨别字样的术语比它收录得多。弄清这些术语的内涵，可探查当时的正字观，对当下汉字的整理与规范具有重要意义。

佛经的翻译与传抄极大地促进了汉字的发展，汉字不仅在数量上急剧增加，而且在类型、构造上日益丰富。汉字的这些变化直接推动了中国古代辞书的发展，丰富了中国文字学的内涵，为当今汉字的溯源、整理与研究提供了宝贵而丰富的语料和值得借鉴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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