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全志：清華簡《繫年》的成書與墨家學派性質
劉全志：清華簡《繫年》的成書與墨家學派性質
以文本内容来看，《系年》记事的时段不同于《左传》，它并不局限于春秋时期，上至西周之籍田礼，下至楚悼王之征战，均是其采择的内容。这一取材范围不同于马王堆帛书《春秋事语》，与今本《国语》的范围也相异：两者上限大体相同，而下限《系年》的时间延续更长，完结于战国早期。这一记事下限至少说明它与尽观“春秋”之事的“铎氏微”无甚关联。[④]与《左传》、《国语》乃至其他春秋史书文本相比，清华简《系年》具有涵盖古今史事的通史性质，应属于通史类文本。这一纪事时间颇能折射出《系年》的书写者，关注的是古今相通，而非仅仅“多闻善败以鉴戒”。[⑤]
同时，与《左传》的叙述立场不同，《系年》的叙事理念多被学者所关注，如侯文学、成富磊等以《左传》、《系年》对夏姬一事的叙述，认为《左传》的作者多拘于礼的观念，或透露出“红颜祸水、甚美必有甚恶的观念”，[⑥]而这些在《系年》中并不存在。也就是说，与《左传》、《国语》强调尊德崇礼的价值观念相比，《系年》突出的是“力量”。[⑦]这一价值观念的差异，说明《系年》一定不是纂集于儒家学者之手。那么，《系年》的书写者到底是怎样的一个群体，正是笔者力求回答的核心问题。
一、《系年》的文本层次与书写意图
《系年》共23章，各章叙述一个完整的事件，这样能够让我们较为容易地概括出每一章的“叙事主题”，如第1章是“西周治乱”、第23章是“楚人屡师”等，[⑧]尽管这些概括还需进一步讨论，但至少可以说明《系年》叙事内容的集中与明晰。如此以来，《系年》各章看起来不相联属，各自独立。其实，《系年》各章叙事主题的明晰，并非说明文本缺乏系统性和整体性，李学勤已经指出《系年》的前4章“所说的重点也是在于周王室何以衰落，若干诸侯国怎样代兴，这表明《系年》的作者志在为读者提供了解当前时事的历史背景”。[⑨]李先生的这一分析至少说明，《系年》23章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文本层次，《系年》整篇具有系统性。如果我们据此扩大视野，会发现《系年》的文本层次并非是单一的总分关系，而是复合多面的连环链接式层次。再考虑到许多论者已经指出《系年》叙事采用的是“楚国中心”的立场。[⑩]于此，我们可以依据这一叙事立场，再结合作者使用的相关标志性词句，将《系年》的文本层次大致勾勒如下：第1、2章叙述西周王室、郑国治乱之事，可视为第2章“楚文王以启于汉阳”的背景；第3、4、5章叙述秦国“始大”、卫国屡迁、陈蔡构陷，可为第5章楚文王“北出方城”、“改旅于陈”的背景；第6、7、8章叙晋文公之事，为第8章秦晋“始执乱”、秦“与楚为好”的背景；第9、10章叙晋国立君之事，为第10章秦晋之战的背景；第11章叙楚宋关系，为第11、12章楚庄王挺进中原张本；第12、13章叙楚郑之事，为第13章楚晋邲之战的背景；第14章叙齐晋鞌之战、晋国称霸中原，为第15章吴晋相通、楚吴交战张本；第16章叙楚晋交好、弭兵及再次交战，第17章叙齐晋之战，第18章叙晋吴伐楚，为第18章“至今齐人以不服于晋，晋公以弱”张本；第19章叙楚县陈蔡，第20章叙晋吴、晋越关系，为第21章叙楚晋交攻、“楚以与晋固为怨”张本；第22章叙三晋伐齐，第23章叙楚晋相攻、齐秦助楚张本。
这一文本层次看起来缺乏整齐、明晰，细究之下也难免不周严，但《系年》各章之间存在着应有的内在关联和层次，是比较确定的。客观而言，《系年》的叙事线索，虽然难以与《左传》的谨严相媲美，但与马王堆帛书《春秋事语》相比，又显得整齐有序。这一点又暗示着《系年》所蕴含的文本层次即使不尽如上所论，各章之间应存在着某种内在的关联和系统。
一些学者已经注意到《系年》关注的是大国关系，[11]而其中的大国无疑是晋、楚、秦、齐四国。单以李学勤先生所论《系年》前4章的“历史背景”来看，在周王室衰落之际，晋、楚、秦、齐四国已经慢慢崛起，如第2章“晋人焉始启于京师”、“齐襄公会诸侯于首止”、“楚文王以启于汉阳”，第3章“秦仲焉东居周地，以守周之坟墓，秦以始大”，第4章“齐桓公会诸侯以城楚丘”，在前4章中四个大国纷纷出场；而其后的19章往往围绕这四个国家展开叙事，其中又晋楚两国为主、齐秦两国为辅，涉及的史事有一国之事（第9章）、两国邦交（第6章）、三国交错（第8、15章）乃至四国相攻（第23章）。在《系年》的作者看来，这四个国家之中，晋国是敌人，而楚、秦、齐是盟国，并且秦、齐与楚国的友好一直延续至作者所处的时代。于是，《系年》的结尾即第23章之中楚、齐、秦三国以应对三晋的进攻：作者直接点明“秦人败晋师于洛阴，以为楚援”；至于齐国，尽管最终齐师没有来得及真正参与晋楚之战，但其与楚国同盟的关系显而易见。
值得特别关注的是，《系年》在叙述大国关系时，往往强调对某一状态的描述，而这一点又经常通过使用“始”“至今”等词语加以呈现，如第1章“宣王是始弃帝籍弗田”，第2章“邦君诸侯焉始不朝于周”“晋人焉始启于京师，郑武公亦正东方之诸侯”“改立厉公，郑以始正”，第3章“周室既卑，平王东迁，止于成周，秦仲焉东居周地，以守周之坟墓，秦以始大”，第6章“秦晋焉始会好，戮力同心”，第8章“秦焉始与晋执乱，与楚为好”，第15章“焉始通吴晋之路，教吴人反楚，以至灵王”，第18章“诸侯同盟于咸泉以反晋，至今齐人以不服于晋，晋公以弱”，第20章“焉始通吴晋之路，二邦为好，以至晋悼公”、“齐人焉始为长城于济，自南山属之北海”、“至今晋、越以为好”，第21章“楚以与晋固为怨”等。这些词语的使用，不仅标识着《系年》书写者所处的时代，[12]更折射出《系年》纂集的主观意图：与《左传》、《国语》强调德礼以呈现礼崩乐坏的末世视野不同，《系年》的书写者显然没有好古非今的意识，作者想突出的不是是非善恶，也不是治乱成败，而是力求准确地认识、把握“当今”、“现在”，即认识和理解“当今”的天下形势得以形成的过程。正是由于这一书写目的，作者才孜孜不倦、反复言说这一现状的开端、发展与变化。“通古今之变”，应该正是《系年》书写者的主观意图，所以作者在梳理历史事件、大国关系时往往指向当今，并把历史事件从武王伐纣一直叙述到战国之世。
同样值得重视的是，《系年》叙事之中多强调神意，如第1章“商王”、“商邑”之所以被“克反”乃是“不恭上帝，禋祀不寅”，周朝之所以建立乃是“作帝籍，以登祀上帝天神”，而到了周宣王时期的“始弃帝籍田”，不但导致了“戎乃大败周师于千亩”，而且延续至周幽王时期便“周乃亡”。作者的这一观念也表现于对晋楚两国背盟行为的描述之中，如第16章晋楚率领诸侯召开第一次弭兵之会“盟于宋”，而“明岁，厉公先起兵，率师会诸侯以伐秦，至于泾。共王亦率师围郑，厉公救郑，败楚师于鄢。厉公亦见祸以死，无后”，其中的“先起兵”、“见祸以死，无后”直接展现出作者对晋厉公的批判与鞭挞，而晋厉公的下场在作者看来无疑是违背盟誓的行为所导致的。同样，在第18章第二次弭兵之会后，“灵王先起兵”，结果“灵王见祸”，这与第15章中的“灵王即世”显然有别，而作者之所以如此叙述，无疑为了展现楚灵王因背盟而引起的恶劣下场。作者的这一叙事立场，隐约透露出他的知识来源乃是巫史之官，即特别强调背盟违约所引起的神灵愤怒，以致影响个人、国家乃至整个周王朝的命运和结局。
二、《系年》的书写者与墨家学派
结合《左传》与《系年》对同一事的书写情况来看，与《左传》记事的严整相比，《系年》缺乏准确性和严谨性，如整理者邑指出第11章作者将楚国申公叔侯与申公无畏误为一人；第12章郑襄公误为郑成公，“晋成公会诸侯以救郑”，《左传》宣公九年却是“讨不睦”“伐陈”。[14]整理者也指出第15章称夏征舒为陈公子、夏姬为“少”且为征舒之妻等，与《国语》、《左传》所记均不同，[15]以《左传》记事严谨性来看，夏征舒应为公孙，且为夏姬之子，《国语》的记载与之相同（《国语·楚语上》）。这些现象说明，与较为专业的史官书写相比，《系年》的书写显得比较业余和随意。这些现象蕴含的信息正折射出，《系年》的作者出身于战国士人，而非官职体系内的专业史官。
以《系年》所记来看，作者生活的时代有以下几个特征：一是第20章所云“至今晋、越以为好”，即越国仍然存在，并未被齐威王所灭；二是第18章所云“至今齐人以不服于晋，晋公以弱”，即齐晋关系紧张，晋国公室衰落，但并没有绝祀；三是郑国仍然存在，没有被韩国所灭；四是晋、楚仍为敌对，如第21章“楚以与晋固为怨”；五是楚悼王为离《系年》最近的楚王，已有谥号，《系年》最早书写于楚悼王卒年。[16]在这些史事特征中，被学界最为关注的是第三、五两条，并由此推断出《系年》“作于楚肃王或更晚的楚宣王之世”。[17]一些论者以第23章的晋楚之战，认为《系年》一定成书于楚肃王时期，且与吴起之子吴期有关。[18]
《系年》最后一章所记晋楚之战以至楚国大败，似乎意味着吴起之于楚国复兴的重要作用，但是文本显然没有吴起的内容，对吴起变法更未置一词。据学者考证，吴起入楚的时间有公元前384年、公元前390年、公元前387——前385年之间，[19]而《系年》所记史事终结于公元前391年。无论吴起入楚的时间是上述三种的哪一年，均接近于《系年》记事的终结点。然而，《系年》却不记吴起的事迹，也不及楚国辉煌的时代即“南攻杨越，北并陈、蔡，破横散从”。[20]如果《系年》作者真与吴期或吴起弟子相关的话，显然不会粗疏如此，更不会以第23章楚国大败的形势结尾：如果真出于吴起后人之手，《系年》至少会记载至吴起被楚悼王重任之时，即展现吴起变法的重要性，因为书写者既然生活在楚肃王或楚宣王时期，那么他一定经历或听闻吴起变法的辉煌，然而《系年》并非以此所结尾，从竹简的形制来看《系年》也并非是残篇。所以，将书写者推断为吴起后人或吴起弟子是欠周严的，至少值得商榷的。
以《系年》的最后一章来看，如陈伟所言作者对楚国以外的人名多无谥称，这说明书写的时代与这些人生活之世相近，作者还无缘听到这些人的谥号。[21]因此，《系年》成篇于楚肃王时代是可信的。那么它的书写者不是吴起后人或弟子，又是哪一部分人？笔者认为，由前述《系年》的价值理念和表述方式来看，《系年》应成书于墨家学者之手，如上帝天神观念、战争守备技能等，均与墨家的知识结构若合符契。除了这些，《系年》的文本内容更能证明其应书写于墨家学者之手。[22]
其次，相对于《左传》成公二年的记载而言，《系年》的书写者比较推崇申公巫臣，这在第15章中表现得极为明显：楚庄王因夏征舒一事征讨陈国，申公屈巫入秦“求师”，进而“得师以来”，以至楚庄王“入陈”，申公屈巫因此被楚庄王奖励，即“取其室以予申公”。整理者已经指出，这一记载与《左传》相异，[23]但在《系年》的书写者看来申公巫臣应是“王入陈”的最大功臣，所以才被楚庄王赏识并首先予以奖励，至于连尹襄老、司马子反等与申公“争”正是书写者所批评、鄙视的对象，由此申公“窃载少”以适晋也具有合理、正义的色彩，这一正义感延伸至申公巫臣“教吴人反楚”也具有合法性。《左传》成公七年记载申公巫臣到了吴国之后“与其射御，教吴乘车，教之战陈，教之叛楚”，[24]射御战阵等知识，延续至战国诸子主要被兵家、墨家所守。墨家由此推崇申公巫臣也是对战备守攻等自身知识技能来源的强调和突出。
再次，《系年》第23章所提到的楚国封君，多与墨家学派活动的地域相同，如《墨子·鲁问》、《耕柱》多记墨子与鲁阳文君的问对，并言“鲁阳文君将攻郑，子墨子闻而止之”，其中鲁阳文君说“郑人三世杀其父”。[25]清人苏时学、黄式三认为鲁阳文君之言即含有郑子阳弑郑繻公，孙诒让认为鲁阳文君生活于楚惠王时期，“逮郑繻公被弑之岁……其不相及审矣”。[26]孙诒让判定的依据是《左传》哀公十六年、十九年的记载认为公孙宽即鲁阳文君，其说见于高士奇《左传姓名同异考》，而高士奇的根据在于《国语·楚语下》及注、《淮南子·览冥训》及注。[27]《国语·楚语下》记载鲁阳文子与楚惠王的问对，并“与之鲁阳”，应是历史事实。但是按照楚国封君世袭的传统惯例，鲁阳文子应该是第一代鲁阳公，这也是他不愿意接受梁地的主要原因，即“惧子孙之以梁之险，而乏臣之祀也”。[28]以此来看，鲁阳文子是第一代鲁阳公之谥号，而鲁阳公是历代世袭鲁阳之主的通称。《系年》第23章之鲁阳公，应是第一代鲁阳公即鲁阳文子的后人。
同时以《淮南子·览冥训》来看，“鲁阳公与韩构难，战酣日暮，援戈而㧑之，日为之反三舍”的叙述，[29]不但带有很强的神话色彩，而且与之对抗的是韩人，这至少说明其中的鲁阳公应生活于郑韩之际，而非第一代鲁阳公。因此，苏时学、黄式三的意见是值得重视的，即《墨子》中与墨子问对的“鲁阳文君”应生活于“郑繻公被弑之岁”。孙诒让虽然不认同苏时学、黄式三的观点，但他在编写墨子年表时仍然将鲁阳文君与墨子的问对系于楚悼王六年、八年，[30]即公元前396、前394年。孙诒让这种稍显矛盾的做法说明，具体到墨子的人生历程时，已很难将《鲁问》中的鲁阳文君系属于楚惠王时期。孙诒让的这一困境，无疑也能说明苏时学、黄式三系年的恰当、合理。简而言之，《墨子·鲁问》之鲁阳文君并非是楚惠王时期的鲁阳文子，而应生活于楚悼王时期，这一点至少反映出鲁阳文君与郑子阳同时。郑子阳之名，见于《庄子·让王》、《韩非子·说疑》、《吕氏春秋·适威》、《吕氏春秋·观世》、《淮南子·氾论训》等，这一现象说明郑子阳的事迹为战国诸子所熟知，于此墨家学派言说的“郑人三世杀其父”即指郑子阳一事，应属可信。
鲁阳文君与郑子阳同时的信息，又与《系年》第23章相一致。其中“郑子阳用灭”，显示《系年》之鲁阳公与《墨子·鲁问》之鲁阳文君为同一人。《系年》第23章三言鲁阳公，即主动率师迎战、积极率师救武阳、最终战死沙场，简短的语句和事迹表现出鲁阳公英勇与豪情，这不但与《淮南子·览冥训》中的神话形象相似，[31]更与《墨子》中透露出的善思敏行、乐于求教、富有正义感的形象相一致。《系年》对鲁阳公事迹的记述，透露出作者应属于墨家学派。
《系年》最后一章所记，参与晋楚武阳之战并战死沙场的楚国封君除了鲁阳公，还有多人，而“鲁阳公、平夜悼武君、阳城桓定君”三人连称，至少折射出他们三人是这次战争的中坚力量。《系年》的整理者指出，鲁阳公、平夜君还见于曾侯乙墓竹简、包山楚简，其中平夜君还见于新蔡楚简，而鲁阳公的封地在河南鲁山，平夜君的封地在河南平舆。[32]曾侯乙的墓地在湖北随县，葛陵楚墓在河南新蔡县，它们与鲁阳公、平夜公的封地都非常接近。更为重要的是，信阳长台关楚墓出土的竹简有《墨子》佚文，[33]而长台关楚墓的主人为楚国贵族，下葬时间应不早于战国中期。[34]当代学者郑杰文结合孙诒让、梁启超、钱穆等人讨论，认为墨子晚年“一直留居于鲁阳”，并卒于鲁阳。[35]这些现象与《墨子·鲁问》的信息相组合至少说明，从现在的河南信阳到河南鲁山一线，即位于河南省偏南地区的楚国封君之地，是战国时期墨家学派活动极其活跃的范围。而这一地域范围，至少以孟子、荀子的活动线索来看，未见儒家学者的活动，如孟子及其弟子主要活动于邹鲁齐宋，并直称来自楚国的许行为“南蛮鴃舌之人”（《孟子·滕文公上》）；至于荀子主要围绕春申君活动，后家居兰陵，也地处今山东南部。另外，反映儒家思孟学派的郭店儒简，出土于今湖北省荆门市郭店村，地处于江汉流域。所以，河南信阳到河南鲁山一线的区域，至少在墨子晚年也就是吴起变法前后只有墨家学派活动的踪迹。[36]
除了上述证据，墨家学派于楚地的活动更广泛见载于多种传世文献。在墨子与鲁阳文君问对之外，《墨子·耕柱》记载墨子的弟子耕柱子仕于楚，不但能招待其他墨家弟子，而且还能为墨子提供必要的经费支持。[37]耕柱子所任职的地域可能是楚国之都，也可能是楚国封君之地，无论哪一种，即可说明墨家弟子在楚地的活跃程度与影响力。在墨子、耕柱子之后，活动于楚地的墨家也是代不乏人，如《吕氏春秋·首时》所说田鸠由秦入楚，并受到楚王重用；《庄子·天下》云“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获、已齿、邓陵子之属”，[38]以庄子所处的宋国来看，其中南方正是指楚地，其中邓陵子，唐人林宝、清人孙诒让已确认是楚人[39]；《孟子·告子下》所言“宋牼将之楚，孟子遇于石丘”，宋牼计划“言其不利”以罢秦楚之兵，荀子《非十二子》又将墨子与宋钘放在一起批评，俞樾指出“宋钘即宋牼矣”，[40]以墨子“止楚攻宋”的行为来看，宋牼见楚王以罢“秦楚构兵”的行为，实为向墨子学习的结果，于此宋牼为墨家学者无疑；《孟子·滕文公上》云“有为神农之言者许行，自楚之滕”，钱穆根据许行的思想认为：“并耕之说盖自兼爱说蜕变而来，则许行之为墨徒，信矣。”[41]另外，《吕氏春秋·上德》又有孟胜为阳城君殉难之事。于此，墨子之后活动于楚地的墨家学者有孟胜、田鸠、宋牼、许行以及苦获、已齿、邓陵子之属。
高华平结合韩非所言“墨离为三”认为，活动在楚国的墨家也可分为三代，即“三墨”分别是“亲承墨子说教的鲁阳文君等人”、“为死楚国阳城君之难的墨者孟胜及其弟子”、“《庄子·天下》篇所谓‘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和‘苦获、已齿、邓陵子之属’”。[42]这一看法虽然稍显固化、单线，但至少能够证明墨家学派在楚地的活跃与影响。墨家弟子的这些活动，无疑又促进了墨家文本、墨家理念在楚地的播散与衍生。一个典型的例证便是，《庄子·天下》所说“邓陵子之属”、《韩非子·显学》所云“邓陵氏之墨”之邓陵子或邓陵氏，[43]孙诒让引唐人林宝《元和姓纂》云“楚公子，食邑邓陵，因氏焉”，同时《元和姓纂》又云“邓陵子箸书，见《韩子》”。[44]关于墨子之后墨家各派的爱好偏向，梁启超指出苦获、已齿、邓陵子之徒，“得力于理论学者多”（梁启超《墨子学案》）。[45]邓陵，应地处现在的河南邓州附近。以这些信息可知，“墨离为三”之后至少“邓陵氏之墨”仍活跃于河南境内的楚地，[46]并著书立说，以至影响至战国末年韩非子的记述和概括。
从《系年》的内容来看，书写《系年》的墨家士人虽然晚于墨子，但不会晚至孟子时代的宋牼：因为在《系年》的作者看来，秦楚是默契配合的盟国，而非敌对之国，这与孟子时代的“秦楚构兵”显然不同。考虑到前述《系年》书写者对于吴起变法的处理态度，《系年》的纂集应该是与孟胜及其弟子同时代的楚地墨家学者。
阳城君视吴起为敌人，为阳城君守城而殉难的墨家弟子显然也是吴起的对立面。也许作为巨子的孟胜、田襄子不会将墨家因阳城之难的损失归罪于吴起，但孟胜及其弟子的殉难行为，至少让其后活跃于楚地的墨家弟子增添了对吴起的憎恨和厌恶。
战国之世，有关吴起的故事很多，如《战国策》、《韩非子》、《吕氏春秋》等均有记载，诸家之言往往集中于吴起任西河守、吴起在楚国变法并被肢解，在这两件事之中，又以变法为主，如《战国策·秦策三》、《吕氏春秋·执一》、《吕氏春秋·贵卒》、《淮南子·道应训》所记蔡泽与应侯的之言、吴起与商文、屈宜若的对话，明显集中于变法练兵之事，而又蕴含着他被肢解的命运。但这些文本均未言明哪些楚国贵族不满于吴起的变法，唐人余知古《渚宫旧事》记载“及悼王薨，鲁阳公骐期及阳城君，杀王母阙姬，而攻起”，[48]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言余知古与段成式同时，生活于唐文宗时期，[49]那时应该还有一些后人难以得见的楚史文本。以孟胜一事来看，余知古所记楚国贵族诛杀吴起的行动由“鲁阳公骐期及阳城君”发起，是可信的。这里的鲁阳公骐期，应是《系年》之鲁阳公的后人，而其中的“阳城君”，即孟胜所“善”之阳城君，为《系年》“阳城桓定君”的后人。
阳城君，除了见于《系年》，还见于曾侯乙墓竹简，由这些信息可知“阳城君”无疑是楚国世袭的封君之号。孟胜及其弟子为阳城君守城，而且亦师亦友亦臣，阳城君起事之前应该已经咨询于孟胜。从孟胜及其弟子的殉难来看，墨家学者应是不同程度地参与了鲁阳公、阳城君对吴起的发难之事。《吕氏春秋·当染》有“禽滑厘学于墨子，许犯学于禽滑厘”，郭沫若认为：“余意许犯殆即孟胜，《尔雅·释诂》：‘犯，胜也’，名犯字孟胜，义甚相应。”[50]如此以来，孟胜为禽滑厘弟子，而禽滑厘擅长攻城守备，于是“阳城君令守于国，毁璜以为符”也是知人善任之举，而孟胜及其弟子的殉难多少带有知遇报恩的侠义色彩。
所以，《系年》突出鲁阳公、阳城君血战沙场并决战而死之事，是顺理成章的。与鲁阳公不同，《系年》作者点明了平夜君、阳城君的谥号分别是“平夜悼武君”、“阳城桓定君”。这一现象说明《系年》作者不需区分鲁阳公的世系，而必须明确平夜君、阳城君的世系。作者的这一有意或无意的书写折射出，《系年》阅读的对象应与新一代平夜君、阳城君密切相关，所以才需要明晰、区别平夜君、阳城君的世系。结合楚肃王时期，孟胜及其弟子的活动，《系年》的书写地首先应是阳城君的封地之阳城，而目的即为阳城君“知善恶成败之事”所作。当然，考虑到阳城君在楚肃王早期的出逃以及孟胜等人的殉难，《系年》最为可靠的书写地应是平夜君的封地，于此第23章两次言说“王命平夜武君”也正对应于这一书写地。无论如何，《系年》成书于墨家学者之手，应属无疑。
这一点还可以从同出的《尚书》文本加以证明，清华简中存在大量战国时期流传的《尚书》文本，刘成群结合《墨子》、《吕氏春秋》关于商汤、伊尹记载的相合之处，认为清华简《尹至》、《尹诰》、《汤处于汤丘》、《殷高宗问于三寿》“大抵是楚国墨者‘说书’之作的遗存”。[51]既然清华简《尚书》文本与墨家学者密切相关，那么也可侧面证明与之同出的纪事文本《系年》，应形成于墨家学者之手。
四、结语
与《左传》、《国语》相比，清华简《系年》除了有墨家学派理念的展现之外，还有纪事时限的突破。成书于儒家学者的史书，往往书写春秋史事，而对于当代史即战国史多有忽略，所以《左传》、《国语》取材以春秋为限，即作者的眼光是着眼于前代的，怀着一种吊古伤今、世风日下的情怀，折射出作者今不如昔的价值理念。而清华简《系年》显然没有这一意识，它在今昔对比之中力求把握目前状态形成的过程和原因，所以它一直在强调“至今”、“始”等。《系年》作者的这一历史观，说明他的眼光是指向当今现实的，他的主观目的在于把握当代天下形势出现的基本过程，以期更好地应对目前所面临的种种情境。这一点展现出作者的崇实观念，即力求运用历史以认识、理解当今，此种实用观念无疑又与墨家学派的价值理想相一致。总之，《系年》打通春秋与战国的做法，不同于《左传》、《国语》，它的书写也昭示着战国士人纂集史书的倾向，慢慢由前代史而迁移至当代史。而在这种迁移之中，墨家学者的贡献不可忽略和漠视。
[①] 杨博：《裁繁御简:〈系年〉所见战国史书的编纂》，《历史研究》2017年第3期。
[②] 王和：《〈左传〉中后人附益的各种成分》，《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王和：《〈左传〉的成书年代与编纂过程》，《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4期。
[③] 准确地说，《系年》的文体与后世所说的“纪事本末体”也存在着显著的区别，它的文本特征接近于汲冢竹书记载“楚、晋事”的文本。详见刘全志：《论清华简<系年>的性质》，《中原文物》2013年第6期。
[④] [汉]司马迁撰，[南朝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史记》，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648页。
[⑤] 杨博：《裁繁御简:〈系年〉所见战国史书的编纂》，《历史研究》2017年第3期。
[⑥] 参见侯文学、宋美霖《〈左传〉与清华简〈系年〉关于夏姬的不同叙述》（《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成富磊、李若晖《失德而后礼——清华简〈系年〉“蔡哀侯取妻于陈”章考论》（《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等文。
[⑦] 李明丽：《以力统礼———试论清华简〈系年〉的深层叙事结构》，《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6年第2期。
[⑧] 杨博：《裁繁御简:〈系年〉所见战国史书的编纂》，《历史研究》2017年第3期。
[⑨] 李学勤：《清华简〈系年〉及有关古史问题》，《文物》2011年第3期。
[⑩] 杨博：《裁繁御简:〈系年〉所见战国史书的编纂》，《历史研究》2017年第3期。
[11] 罗运环：《清华简〈系年〉楚齐关系解读》，《管子学刊》2018年第1期。
[12] 李学勤：《清华简〈系年〉及有关古史问题》，《文物》2011年第3期。
[13] 左言东：《先秦官职表》，商务印书馆，1994年，第371-373页。
[14]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二），中西书局，2011年，第161、163-164页。
[15]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二），中西书局，2011年，第171页。
[16] 李学勤：《清华简〈系年〉及有关古史问题》，《文物》2011年第3期。
[17]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二），中西书局，2011年，第135页。
[18] 黄儒宣：《清华简〈系年〉成书背景及相关问题考察》，《史学月刊》2016年第8期。
[19] 卫云亮：《吴起离魏入楚时间考》，《甘肃社会科学》2014年第1期。
[20] 蔡泽语，见《战国策·秦三·蔡泽见逐于赵》。
[21] 陈伟：《清华大学藏竹书〈系年〉的文献学考察》，《史林》2013年第1期。
[22] 有论者已结合清华简《系年》第22章“齐人且有陈子牛之祸”、第23章鲁阳公来考察墨子的行年问题。因为，其中的陈子牛、鲁阳公，与《墨子》项子牛、鲁阳文君可相参照（熊贤品：《清华简<系年>与墨子行年问题试论》，《管子学刊》2015年第1期）。这一分析已涉及《系年》与墨子的关联，但仅仅止于根据《系年》来探讨墨子行年的问题，是远远不够的。这不但会低估《系年》文本信息的价值，而且也不利于真正理解《墨子》、《系年》之中鲁阳公、鲁阳文君、陈子牛之间的关联或延续。
[23]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二），中西书局，2011年，第171页。
[24]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2009年，第835页。
[25] [清]孙诒让：《墨子间诂》，中华书局，2001年，第468页。
[26] [清]孙诒让：《墨子间诂》，中华书局，2001年，第688页。
[27]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2009年，第1704页。
[28] 徐元诰：《国语集解》，中华书局，2002年，第528页。
[29] 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中华书局，1980年，第193页。
[30] [清]孙诒让：《墨子间诂》，中华书局，2001年，第703页。
[31] 《淮南子·览冥训》的鲁阳公生活于郑韩之际，而《系年》中的鲁阳公于楚悼王时期战死沙场。以此来看，《淮南子·览冥训》的鲁阳公应是《系年》之鲁阳公的后人，当然更有可靠的事实是《系年》一代鲁阳公的史事，为《淮南子·览冥训》的描述提供了原型、素材。
[32]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二），中西书局，2011年，第198-199页。
[33] 何琳仪：《信阳竹书与〈墨子〉佚文》，《安徽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
[34] 可参见陈振裕《略论九座楚墓的年代》（《考古》1981年第4期）与陈彦堂、左超、刘维《河南信阳长台关七号楚墓发掘简报》（《文物》2004年第3期）等文。
[35] 郑杰文：《中国墨学通史》，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56-57页。
[36] 关于墨子的卒年，梁启超的判定值得重视，其将时限定于公元前390年至公元前382年。参见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6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3261页。
[37] [清]孙诒让：《墨子间诂》，中华书局，2001年，第427-428页。
[38] [清]郭庆藩：《庄子集释》，中华书局，1961年，第1079页。
[39]陈瑶：《先秦诸子与楚文化关系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153页。
[40] [清]俞樾：《春在堂全书·俞楼集纂》卷二十九《庄子人名考·宋荣子》，光绪九年重定本，第1页。
[41] 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408页。
[42] 高华平：《“三墨”学说与楚国墨学》，《文史哲》2013年第5期。
[43] 《庄子》之“邓陵子”即《韩非子》之“邓陵氏”，详见方授楚：《墨学源流》，中华书局，1934年，第147-148页。
[44] [清]孙诒让：《墨子间诂》，中华书局，2001年，第717页。
[45] 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6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3299页。
[46] 邓陵氏之墨的活动区域，仍处在《系年》最后一章所记的楚国地域之内。
[47] [战国]吕不韦著，陈奇猷校释：《吕氏春秋新校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266页。
[48] [唐]余知古：《渚宫旧事》，武汉出版社，1992年，第132页。
[49] [清]纪昀总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411页。
[50] 郭沫若：《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482页。
[51] 刘成群：《清华简与墨学管窥》，《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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