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宇先生：墨家淵源略考
【墨家淵源略考】
陳宇
一、墨子簡介
墨翟（約歐元前468～前376年，享壽92歲；錢穆先生考證約歐元前478～前392年，享壽86歲；一說約歐元前480～前420年，壽60歲。以前兩說爲宜。)： 中國戰國初期思想家，社會活動家，墨家學派創始人。現代幾經考據，落實墨翟爲魯國人，曾做過宋國的大夫。墨家的著述現存《墨子》一書共53篇﹐是研究墨子和墨家學說的基本材料。墨家在戰國是一重要學派﹐和儒家一道被稱爲顯學﹐其徒屬遍天下。墨子弟子中較有名者有禽滑厘﹑縣子碩﹑公尚過﹑隨巢子﹑胡非子等。《韓非子》說墨子死後﹐墨家分裂爲相里氏﹑相夫氏﹑鄧陵氏三派。“後學顯榮於天下者不可勝數”。
墨子及其弟子的言論，散在先秦至西漢諸子典籍中，如《新序》、《屍子》、《晏子春秋》、《韓非子》、《呂氏春秋》、《淮南子》、《列子》、《戰國策》、《諸宮舊事》、《神仙傳》等。西漢劉向《漢書·藝文志》將散見各篇著錄成《墨子》共七十一篇。經歷代亡佚，到宋時，只存六十篇，目前只存五十三篇，已亡佚十八篇。其中已亡佚的有：《節用》下篇，《節葬》上、中篇，《明鬼》上中篇，《非樂》中、下篇，《非儒》上篇，除此八篇外，另十篇連篇目皆亡佚，在這十篇中，只有《詩正義》曾提到過《備衛》此篇目，其餘無可考。
最初的簡介，則有《史記·卷七十四·孟子荀卿列傳第十四》：“蓋墨翟，宋之大夫，善守禦，爲節用。或曰竝孔子時，或曰在其後。”《後漢書·卷五十九》：“衡集云“班與墨翟竝當子思時，出仲尼後”也。……墨家謂墨翟、胡非、尹佚等。”《姓氏尋源》說墨氏出於宋微子，爲宋微子後裔。（福州陳宇按：此說若確，則墨子與孔子系出同宗。）
上世紀中期出土，但再次佚失的《太史公書》抄本中，有《子墨子本紀》一卷，被發現者抄錄備份得以倖存。其中精要內容如下：
“子墨子者，名翟，蓋孤竹君之後，本墨胎氏，或曰宋墨夷君六世孫，子姓。生於（周）定王時，卒在安王末年，當九十歲。”“翟遂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道堯舜大禹之德業，還明六經。竟以其禮煩擾而不說，厚葬靡財而貧民，服久傷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與儒家分途，務尚儉約。”“尊奉大禹以苦爲極”自稱“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我當日夜不休，以自苦爲極，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謂墨。”“翟欲興天下之利而除天下之害，任俠聚而從之，弟子徒屬百八十人，皆稱子墨子，其後學頗毀孔子。”“子墨子者，躬行君子也，身所行事，即學說所主張。”“子墨子非樂者也，然實善於樂，惟不言樂耳”“子墨子徒屬彌眾，弟子彌豐，充滿天下，能談辯者談辯，能說書者說書，能從事者從事，然後義事成也。墨者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受其軀，赴士之厄困。”“後有隨巢子傳其術也，墨者尚堯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刮。其送死，桐棺三寸，舉音不盡其哀。教喪禮，必以此爲萬民之率。使天下法若此，則尊卑無別也。夫世異時移，事業不必同，故曰儉而難遵。要曰強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
“太史公曰：墨子突不及黔，席不睱暖，奔走天下行義，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篃循，然其兼愛非攻、強本節用、尚賢、尚同不可廢也。子墨子勞身苦志，以振世之急。權略足以持危應變，而脫屣利祿，不以累其心。所學尤該綜道藝，洞究象數之微。其于戰國諸子，有吳起、商君之才，而濟以仁厚；節操似魯連，而質實亦過之。彼韓、呂、蘇、張輩，復安足算哉！墨子徒屬充滿天下，周旋諸侯，弟子三百守宋城而全之，雖天子弗能爲也。齊欲伐魯，墨子見項子牛及齊王，說而罷之。魯欲攻鄭，墨子見陽文君，說而罷之。當時攻戰之禍，爲墨子所禁息者，屢見焉。此墨子之所長，雖百長弗能廢也。”
復次，茲謹就墨家的淵源考據如後：
二、墨家學術淵源於儒家
《孟子‧滕文公下第三》說：“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可知當時楊朱的無政府主義和墨子兼愛、非攻思想，與儒家道德禮義之教竝爲顯學。但墨家學術的師承淵源於儒家。據《淮南子·卷二十一·要略》記載：“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以爲其禮煩擾而不說，厚葬靡財而貧民，服傷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行夏政。禹之時，天下大水，禹身執蔂垂，以爲民先，剔河而道九岐，鑿江而通九路，辟五湖而定東海，當此之時，燒不暇撌，濡不給扢，死陵者葬陵，死澤者葬澤，故節財、薄葬、閑服生焉。”《太史公書‧子墨子本紀》中說：“翟遂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道堯舜大禹之德業，還明六經。竟以其禮煩擾而不說，厚葬靡財而貧民，服久傷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與儒家分途，務尚儉約。”“尊奉大禹以苦爲極”“墨者尚堯舜道”而孔子儒家思想亦“祖述堯舜”，說明兩家之間有師承關係。
《史記·卷一百二十一·儒林列傳第六十一》說：“自孔子卒後，子夏居西河，子貢終於齊……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厘之屬，皆受業于子夏之倫。”可知墨家兩代鉅子都曾就學於儒家門庭。但他們就學於儒門之時，儒家門中已經呈現樹大有枯枝的現象。因而墨子洞見同倫之種種弊病，遂走出儒門，另立新宗，別創新學，組織團體，以組織行動之力量來挽救時代。頗合《周易》中革故鼎新之宗旨。
三、巨著《墨子》
墨子早年"習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因此《墨子》中多摻雜有儒家的理論。其中第四篇到第七篇闡發尚賢、尚同、天志、節用、非樂等理論。從《尚賢上》到《非儒下》的二十四篇，系統宣揚“兼愛”、“非攻”、“尚賢”、“尚同”、“節用”、“節葬”、“非樂”、“天志”、“明鬼”、“非命”十大命題，是《墨子》一書的主體部分；《經》上、下，《經說》上、下及《大取》、《小取》六篇，專說名辯和物理、光學等內容，前人因其稱“經”，定爲墨翟自著，實際是後期墨家作品，這是研究墨家邏輯思想和科學技術成就的珍貴資料。《耕柱》至《公輸》五篇是墨子言行記錄，體例與《論語》相近，是墨子弟子們輯錄的，也是研究墨子事蹟的第一手資料。《備城門》以下到末二十篇(含已佚九篇)，專講守城技巧與城防制度，其制度與秦相近，是戰國時期秦國墨者所作，這是研究墨家軍事學術的重要資料。
《墨子》博及政治、軍事、哲學、倫理、邏輯、科技諸方面。是研究墨子及其後學的重要史料。西晉魯勝、樂壹都爲《墨子》一書作過注釋，可惜皆已散失。現在的通行本有清代孫詒讓《墨子閒詁》，及《諸子集成》所錄版本。
四、墨子的光輝思想
墨翟根本的善惡觀和道德標準，是兼愛、交利。他認爲，社會之所以動亂攻伐,互相殘殺,勞動人民之所以不能安居樂業，其根源在於人們不相愛而相惡，不相利而相害，因此，就必須以兼相愛、交相利來取代它。墨翟的兼愛，要求上自國君，下至眾民，都能做到“視人之國若視其國，視人之家若視其家，視人之身若視其身”，這樣，才有可能出現“強不執弱，眾不劫寡，富不侮貧,貴不傲賤,詐不欺愚”（《兼愛中》）的太平盛世。所謂交利，即首先要考慮他人之利，而不是謀求自己的私利，堅決反對損人利己。爲了維護小生產者的利益，墨翟主張保護私有財產，反對那種“入人園圃，竊其桃李”的“虧人自利”（《非攻上》）行爲。墨翟竭力主張“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財者勉以分人”（《尚賢下》），認爲那種有餘力不去幫助他人，有餘財不去分給窮苦人的作法，是會造成天下大亂的。
墨翟有正確而全面的社會管理分工思想。他區分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者之間的分工，也重視體力勞動者在生產過程中技能上的分工。“能談辯者談辯，能說書者說書，能從事者從事，然後義事成也。……譬若築牆然，能築者築，能實壤者實壤，能欣者欣，然後牆成也”（《耕柱》）。主張農民種好田，婦女織好布，王公大人從事國家的管理，士君子貢獻其聰明才智，人人都“量其力所能至而從事焉”（《公孟》）。（福州陳宇按：文革前後，四人幫鼓吹“立即取消腦力勞動”何其荒謬！）
墨翟主張“去無用之費”（《節用上》），提倡節制消費，反對奢侈浪費。力倡節用、節葬和非樂。他強烈指責王公貴族在衣、食、住、行、用、葬、樂等方面的窮奢極侈的行爲,指出了“儉節則昌，淫佚則亡”（《辭過》），竝對統治階級和普通百姓在衣、食、住、行等方面,提出了統一標準。墨翟的節制消費主張，是聯繫到是否有利於生產來考慮的，反映了人民的意願。墨翟不僅呼籲節儉，還身體力行，以自苦爲極，竝作爲一個學派的主張大力提倡，這在當時的各學派中，是絕無僅有的。（福州陳宇按：這種“床底下踢鍵子，一樣高”的標準，在1958年的人民公社化運動中已經試驗過。造成平均主義大氾濫，公共食堂吃飯不要錢，幹多幹少一個樣，誤認“供給制，吃飯不要錢，就是共產主義”；而等級制、工資制，則是“資產階級法權”，必須廢除。這平均主義和軍事共產主義色彩的空想社會主義實驗，嚴重挫傷人民生產積極性，培養了懶漢思想，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
墨子檢驗認識真偽的“三表”標準，即：“上本之于古者聖王之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實”，“廢（發）以爲刑政 ，觀其中國家百姓人民之利”即以政治實踐的結果是否符合國家和人民的利益爲依據。
墨家所強調的社會義務是“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財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勸以教人。”則是創建和諧社會所需要的精神。
墨家門弟子之眾﹐成材之多﹐是這一學派成爲顯學的重要因素。《淮南子》讚歎墨家門徒“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其原因是墨翟言傳身教、潛移默化、榜樣感染“化之所致”。墨翟抑強扶弱，見義勇爲。有人勸其不要“自苦而爲義”。墨子堅持天下莫爲義，所以自己更急於爲義。身爲學派之首，出處進退，以義自處，行爲世範。在他的陶治感化下，大多數門弟子篤守“兼愛”、“非攻”以及“賴力而生”﹑“以自苦爲極”的準則﹐極端重視言行一致﹐往往聞風而動，不避艱險。墨家道德教育的進行在於言傳身教﹐在於感化。這與儒家道德教育方針是一致的。
墨家學術中，非常值得重視的，是科學上的造就。梁啟超作《墨子校釋自序》評價說：“在吾國古籍中欲求與今世所謂科學精神相懸契者，《墨經》而已，《墨經》而已矣。”英國著名學者李約瑟在《中國科學技術史》中這樣評價墨家的科學技術成就：“完全信賴人類理性的墨家，明確奠定了在亞洲可以成爲自然科學的基本概念的東西”。《墨子》是中國歷史上最接近於科學啟蒙的著作。它比阿基米德掌握杠杆原理要早兩個世紀，與歐幾裡得一樣嚴密地定義了幾何學，墨翟一身兼具經驗家、技術家、工匠和科學理論家的才華。他系統研究力學、光學、數學、邏輯學等，竝進行科學觀察和實驗。墨子是手工機械製造的能手，熟悉生產技術工藝，有豐富的科學技術知識。會造車，善造守城器械。《韓非子·外儲說》記載墨子砍削做出的飛鷹飛上高空，幾日不落。《墨子·公輸篇》記載，公輸班是當時製造器械的高手，但是在與墨子的比賽中卻甘拜下風。墨家成員多爲來自社會下層的手工業者，墨子和他的弟子經常參加各種勞動。墨子從世代相傳的手工技藝中提煉出數學、力學、光學、機械學等方面的許多科學知識，總結出其中的規律，在中國科學技術史上留下了光輝的一頁。只是由於其主要信念過於極端、不能普及，後世乏人繼其精神與道術，導致墨家門庭衰弱，然而在儒家“格物、致知”的科學主導思想指引下，中國的科技水準在十七世紀前，仍然可以雄踞世界前列。張衡、祖沖之、沈括、徐光啟、李時珍、徐壽、華蘅芳、龔振麟等，完全是儒家文化培養出來的科學家和科技人員。因而科學，不能如過去所說，算爲墨家專長。
五、墨家組織爲憲政共和良鑒
墨家學派不僅在學術上獨樹一幟﹐而且締造了組織嚴密、法紀嚴明的政治團體。墨家組織以“鉅子”爲首領﹐徒眾的進退出入﹐都聽命于領袖﹐令行禁止，不得違反。墨翟是第一代鉅子，《淮南子》中說：“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這種結成組織團隊，爲實現學派宗旨而義無反顧的精神，是墨派顯著的特點。
墨家團體規定﹐被派往各國做官的門徒﹐必須推行墨家的政治主張﹔主張行不通，則寧可辭職。出仕爲官的墨者要向團體捐獻俸祿，類於“交黨費”，以支持墨家的社會活動。墨家法紀來明，領袖人物尤其以身作則，沒有“無法無天”的意識。
墨家組織中的墨者，從事談辯者，稱“墨辯”；從事武俠者，稱“墨俠”。墨者必須服從钜子的領導，其紀律嚴明，也遵從道德公正和法紀。《呂氏春秋·去私》記載了“腹朜（讀音爲tūn，古文寫作“〈黃享〉”）殺子”的故事。 原文：
墨者有钜子腹〈黃享〉居秦，其子殺人。秦惠王曰：“先生之年長矣，非有它子也，寡人已令吏弗誅矣。先生之以聽寡人也。”腹〈黃享〉對曰：“墨者之法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此所以禁殺傷人也。夫禁殺傷人者，天下之大義也。王雖爲之賜而令吏弗誅，腹〈黃享〉不可不行墨者之法。”不許惠王，而遂殺之。子，人之所私也；忍所私以行大義，钜子可謂公矣。
大意是：墨家領袖腹<黃享>，住在秦國，他的兒子殺了人。秦惠王說：“先生的年歲大了，也沒有別的兒子，我已經命令官吏不殺他了。先生在這件事情上要聽我的。”腹<黃享>回答說：“墨家的法規規定：‘殺人的人要處死，傷害人的人要受刑。’這是用來禁絕殺人傷人，是天下的大義。君王雖然爲這事加以照顧，讓官吏不殺他，我不能不行施墨家的法規。”腹<黃享>沒有答應秦惠王，就殺掉了自已的兒子。兒子，是人們所偏愛的；忍心割去自已所偏愛的而推行大義，腹<黃享>可稱得上大公無私了。
崇尚正義，奉獻犧牲，遵紀守法，是任何時代都需要的精神信念。早期墨家在墨子、禽滑厘、腹<黃享>領導下，切實體現了這些精神。
封建時代沒有黨禁，人民有結社自由，沒有言論與思想禁錮，人民有思想和言論自由。沒有教育權和話語權壟斷。有學問的人士有辦學、創說的自由。因此才會出現百家爭鳴、興私學和墨家組織。直到二百年前之清朝，民間也還有辦報、辦學的自由。正如孫中山先生在《三民主義》中所說，事實上千年以來，歐洲專制則殘酷於中國，因此歐洲人民在沒有遷徙自由、言論自由、宗教信仰自由的壓迫下，才奮起爭自由。而中國雖有新文化人士的極度宣傳，但人民對爭自由仍然興趣缺缺，實在由於二千年來中國民眾享有的自由，遠多於歐洲，竝未感受到不自由。因而當時歐洲人士對中國的批評，未必正確。而某些新文化人士唯洋是崇，人云亦云，不加分辨，盲目高喊，生搬硬套“爭自由”等理論，有欠理智。而自由過頭，革命陣營自由散漫、指揮無力，反不如北洋軍閥令行禁止，遂導致首次反袁革命的失敗。而某些中國人和歐洲人則以此認爲，中國人沒有自治和建立共和民權的能力，只能適合專制帝權政體。今日對於憲政共和文明來說，孔子的興私學和道德教化，墨家思想與組織非常值得參考借鑒。
六、墨家衰敗的緣由
（一）墨家思想上的致命傷
孟子認同墨子的高尚精神，他說：“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但孟子指出墨家的缺點就在於“所惡執一者，爲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意思是墨家的精神固然高尚，但太過偏執，執著於一點之所以不好，是因爲它損害了道，抓住了一點而丟棄了其他一切的緣故。”（《孟子·盡心第七上》）
清代孫詒讓《墨子閒話·墨家諸子鉤沉》引據墨子弟子隨巢子的著作《隨巢子》，論述“兼愛”的觀點說“有疏而無絕，有後而無遺”的觀點指出，愛有親疏的差別，但沒有被拒絕的；有先後的差別，但沒有被遺忘的。可見隨巢子保存了墨家"兼愛"說的原貌，是“純篤無疵”的。這個觀點與儒家基於天然倫理道德的“仁愛”是一致的。固然墨家思想理論“傳述之末失”但學說傳習即久，即失本真，由此橫生“愛無差等”的說法，進而與儒家激烈爭辯。不意被孟子擊破其邏輯迷誤。
孟子在應對墨者夷之的辯論中，駁斥所謂：“愛無差等，施由親始。”的錯誤觀點。駁斥了被極肆宣揚而至於氾濫的“兼愛”理論。竝抓住墨者夷之違反墨家薄葬的原則而厚葬他母親的情事，從追溯喪葬禮節的淵源入手，說明墨家“節葬”太過的不近人情。竝強調說明人的倫理責任，是先由家庭開始。人類的倫理親情，應當受到首要的尊重。人類的理想，人類社會的生活原則，要依從天然的倫理。人的社會責任感和胸懷理想，是先由家庭生活中“父子有親”的層面上得到體驗，然後漸次擴展，最後“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這個儒家的原典理念，根本上反對執政者藉口國家或者正義名義，侵犯人民的天然倫理權利，踐踏人類的天然親情。（《孟子·滕文公第三上》）孟子將此訛傳失真之“墨家思想”痛斥爲“禽獸”、“邪說誣民”。竝非站在觀點爭辯的立場上，相打無好後，相罵無好口，獨斷專橫、唯勝爲務。而是站在道德立場上，看出墨家思想中偏談“兼愛”而忽略天然倫理的先天缺陷。文革中唆使子女絕裂竝背叛親情來鬧革命，伏下道德危機惡因的史事，充分說明儒家倫理道德信念的正確性。
孫中山先生在《三民主義》中盛讚道：“古時候最講“愛”字的莫過於墨子，墨子所講的兼愛與耶穌所講的博愛是一樣的。”。但墨子兼愛的理念非常高尚，但用之氾濫，則有害無益。也很容易陷入難以自圓其說的邏輯怪圈。更容易爲權勢者劫持利用。實施假借正義而實行非正義手段、達到野心目的的偽道德伎倆。孟子看出“墨氏兼愛”而“尚同”，可能流于“無父”而有君。弄得不好，就只能成爲有利於專制獨裁的“禽獸”理論。甚至於會被某些野心家利用，掀起暴亂狂濤，既破壞人類倫理道德文化，又破壞社會政治與經濟秩序，徹底毀滅政府的經營能力，但自命革命者的破壞者本身卻只能摧毀破壞而不具備絲毫經營能力。比如李自成、洪秀全之類，即孟子所謂“無父”又“無君”。結果造成“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孟子·滕文公第三下》）比如文革中，在四人幫反動派唆使或者逼迫下，許多人爲表現自己的忠誠或者進步，與父母劃清階級界限。把孝敬父母看成是封建吃人禮教，看成是革命的絆腳石，看成是應當破除的孔孟舊道德，天天教唆下一代要站穩立場，和父母劃清階級界限，子女時時刻刻和父母“階級鬥爭”。徹底顛覆“人者仁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子思《中庸》）的傳統倫理規範。子女批鬥父母，學生毆打老師，親戚朋友間互相舉報。人整人，人吃人。沒有人再講孝敬父母的基本倫理道德。而唯“紅太陽”是尊。天然人性倫理由此毀滅，社會倫理道德的底線由此突破。伏下後來中國社會道德危機的惡因。正如《墨子·尚同中第十二》中所說的：“天下之亂也，至如禽獸然。無君臣、上下、長幼之節，父子、兄弟之禮、是以天下亂焉！”
此外，墨子爲國家是絕對的﹐人民應當服從君主。他主張“尚同”﹐認爲“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國君之所是，必皆是之。國君之所非，必皆非之。”(《尚同》上)。這種見解在政治正常情況下，是正確的。但也容易被專制獨裁者利用。而孟子講仁政﹐提出“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盡心》下)。指出執政者必須尊重人民的權利。
但若全面系統地綜觀儒墨兩家的學說思想，可以推斷。儒墨相爭在相當程度上，都是針對對方的經義誤詮而引起的無端爭辯。也是因爲小人儒、小人墨的作爲違反本學派精神宗旨而激化了雙方的無謂爭辯。當這種爭辯弄到相互劇烈鬥爭的程度，連孟子也不能一味效仿孔子“溫良恭儉讓”，“不得已”而爭之。竝以儒家的中庸智慧戰勝了對手。然而墨家最終卻缺乏象孟子那樣的大家人才，於是在儒墨相爭中逐漸式微。當然這也是墨家學說本身的缺陷所導致。
（二）、不近人情、有違世理的苦志操節
《文子·自然》、《淮南子·修務訓》篇說“孔子無黔突，墨子無暖席”班固《答賓戲》簡煉爲：“孔席不暖，墨突不黔”說明孔子與墨子都爲天下蒼生與道德正義而奔走呼號。但爲什麼同樣都是在戰國時竝駕齊驅的顯學，儒家文化可以傳諸後世，而墨家則隱沒無聞呢？
相關史料極爲欠缺。僅太史公在《史記》中分析道“墨子突不及黔，席不睱暖，奔走天下行義，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篃循，”意謂墨子之道刻苦太過，只適合少數苦志節行的高尚人士來堅持號召，但難以爲大多數世人接受竝遵循，繼老子李耳之後道家宗師莊周對墨家思想作出了系統的評論。
《莊子·雜篇·天下》論述墨家說：“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數度，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禽滑厘聞其風而說之。爲之大過，已之大順。作爲《非樂》，命之曰《節用》；生不歌，死無服。墨子泛愛兼利而非鬥，其道不怒；又好學而博，不異，不與先王同，毀古之禮樂。黃帝有《咸池》，堯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湯有《大濩》，文王有辟雍之樂，武王、周公作《武》。古之喪禮，貴賤有儀，上下有等，天子棺槨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獨生不歌，死無服，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爲法式。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己。未敗墨子道，雖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樂而非樂，是果類乎？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爲也。恐其不可以爲聖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奈天下何！離于天下，其去王也遠矣！
墨子稱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川三百，支川三千，小者無數。禹親自操橐耜而九雜天下之川；腓無胈，脛無毛，沐甚雨，櫛疾風，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爲衣，以跂蹻爲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爲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謂墨。’
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若獲、已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譎不同，相謂別墨；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以觭偶不仵之辭相應；以鉅子爲聖人。皆願爲之屍，冀得爲其後世，至今不決。
墨翟、禽滑厘之意則是，其行則非也。將使後世之墨者，必以自苦腓無胈、脛無毛相進而已矣。亂之上也，治之下也。雖然，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
這段話的大意是：不以奢侈影響後世，不糜費萬物，不炫耀禮法，用規矩自我勉勵，以應對社會的急難，這是古代道術的內涵之一。墨翟、禽滑厘對這種道術很喜歡，但他們實行得太過分，節制得也有點太苛刻了，超越了合理的範疇。提倡《非樂》，主張《節用》，生不作樂，死不服喪。墨子宣導博愛兼利而反對戰爭，主張和睦相處；又好學而淵博，不立異，不與先王相同，毀棄古代的禮樂。
黃帝有《大韶》之樂，堯有《大章》之樂，禹有《大夏》之樂，湯有《大參》之樂，文王有《辟雍》武王、周公作《武》樂。古代的喪禮，貴賤有儀法，上下有等級，天子的棺槨七層，諸候五層，大夫三層，士兩層。現在墨子獨自主張生不歌樂，死不服喪，只用3寸厚的桐木棺而沒有槨，作爲標準。以此來教導人，恐怕不是愛人之道；自己去實行，實在是不愛惜自己。墨子的學說儘管是成立的，然而應該歌唱而不歌唱，應該哭泣而不哭泣，應該作樂而不作樂，這合乎人情常理嗎？生前辛勤勞苦，死後一律實行薄葬，這種主張太苛刻了。使人憂勞，使人悲苦，實行起來是很困難的，恐怕不能夠成爲聖人之道，違反了天下的人情心意，天下人是不堪忍受的。墨子雖然獨自能夠做到，但對天下的人卻無可奈何！背離了天下的人，也就遠離了王道。
墨子稱道說：“從前禹治理洪水，疏異江河而溝通四夷九州，大川300，支流3000，小河無數。禹親自持筐操鏟勞作，匯合天下的河川，辛苦得連腿上的汗毛都磨光了，風裡來雨裡去，終於安定了天下。禹是大聖人，爲了天下還如此勞苦。”從而使後世的墨者，多用獸皮粗布爲衣，穿著木屐草鞋，白天黑夜都不休息，以自苦爲準則，竝說：“不能這樣，就不是禹之道，不足以稱爲墨者。”
相里勤的弟子、五侯的門徒和南方的墨者，如苦獲、己齒、鄧陵子等人，雖然都誦讀《墨經》，卻不同程度地背離了墨道，稱頌自己爲正宗，指責他方爲“旁門”。他們以“堅白同異”之辯,相互詆毀；以“奇偶不仵”之辭，相互指責；以各自的學術權威和組織領袖“钜子”爲“聖人”，尊崇爲自己的領袖，希望成爲他的繼承人。他們各派之間的爭論至今不止。（福州陳宇按：縱觀古今中外，各種學術流派之間，以及同一種學術的各宗派及支系之間，經常發生爭論，東方中國的儒道釋三家文化亦然，不過相對溫和，但在西方基督教世界中，則發展到水火不容、互相殘殺的鬥爭。這實在是由於人類習性中的自我傲慢和拘泥一囿不及全體而頑強偏執所造成。由此可知孔子中庸之道，和“勿意、勿必、勿固、勿我”的“四絕”處世精神的可貴。）
墨翟、禽滑厘的用意是很好的，具體做法卻太過分。這將使後世的墨者，以極端勞苦的方式互相競進。這種做法亂國有餘，治國不足。儘管如此，墨子還是真心愛天下的，這樣的人實在是難以求得，即使辛苦得形容枯槁也不捨棄自己的主張，真是有才之士啊！
通過莊子的評論，我們想起正如孔子說：“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曾參《大學》、《論語·雍也第六》）
不能說墨子的學說不好，不過人的感情有時要用歌聲和樂器來表達，不准人們在歡樂、感傷時弦歌、哀哭，這就有點不近人情。活著勤苦，死後薄葬，竝且無論社會職責承擔的大小，一律給予統一的待遇。這未免太苛刻了。因此，墨子的思想固然高尚，但違反了普通的人情。使人憂愁、悲哀。標榜高尚卻違逆人情人性，則導致其學說難以進行普遍、持久的實踐，因此不能算是聖人之道。這就是墨家思想之所以比不上儒家思想有活力的重大原因。餘秋雨說：“墨子，墨家，中國虧待了你們，因此歷史也虧待了中國。”這話雖有道理，但是墨家思想觀念中過度而不能普及于大眾的成分，極端而不中庸的成分，妨礙了墨家思想的持續流傳。
（三）、樹大有枯枝－有小人儒，也有小人墨
《韓非子·顯學》記載：“世之顯學，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
儒墨兩家在戰國時期竝爲顯學，經常互相辯駁。我們知道《墨子》系墨子和他的弟子們共同寫作而成。而《太史公書·子墨子本紀》也明言墨子僅是“竟以其禮煩擾而不說，厚葬靡財而貧民，服久傷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與儒家分途，務尚儉約。”竝未指稱墨子有太多的反儒言論，而“其後學頗毀孔子”說明儒墨之爭，多起于後世的弟子之間。不過，墨家本師承儒門，別立新學，另立新宗，本無問題，但其門弟子攻訐小人儒也沒問題，但矛頭直指孔子則實在過分。傳統時代最強調尊師重道，墨家後學的這種做法是有些忘本的不厚道的行爲。新文化運動至文革浩劫，以至於今天，持各種思想、主義的人們 強不知以爲知，自以爲是地盲目批判傳統文化，亦復如是。
儒墨兩家思想即有師承，當然有同有異。但總體上看，墨家精神固然高尚，組織嚴密，法紀嚴明。但明顯有所偏執而違反世理人情，不能普及于普通大眾，竝且顯然的，歷代墨者們墨守成規，因此沒有出現力圖振興墨家的改革者。而儒家講求“中庸”智慧，因此可以“與時俱進、革故鼎新”。因而可以隨時代演進而演進，具有生生不息的頑強生命力。套用傳統的術語說，墨家得大道之一端，儒家得大道之全體。
因此《漢書·卷三十·藝文志第十》：“墨家者流，蓋出於清廟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貴儉；養三老五更，是以兼愛；選士大射，是以上賢；宗祀嚴父，是以右鬼；順四時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視天下，是以上同；此其所長也。及蔽者爲之，見儉之利，因以非禮，推兼愛之意，而不知別親疏。”唐朝司馬貞作《史記索隱》說：“墨者不尚禮義而任儉嗇，無仁恩，故使人兩失之。易曰“悅以使人，人忘其死”是也。是儒墨之分。”
在分析儒墨兩家的辯論時，可以看出墨家思想一旦被錯誤利用，則會造成可怕的流弊。在這一點上，二千年來，儒家本身也深有體會。
孔子對子夏說：“汝爲君子儒，勿爲小人儒。”（《論語·雍也第六》）。儒有小人儒，墨亦不免有小人墨。墨子死後，墨家分裂爲三派：相里氏一派，相夫氏一派，鄧陵氏一派。《莊子·天下》所說的相裡勤的弟子、鄧陵子的弟子苦獲、己齒，即這三派中的兩派。他們都傳習《墨子》，但他們互相都攻擊對方是"別墨"。兼愛、非攻之義，無形中被墨者們自己違反竝且打破。
據說墨家派系之間的鬥爭達到這樣的程度：在南方傳授墨子之道的墨家弟子如果發現了相裡勤的弟子，便不分青紅皂白就將他們抓住，強迫他們進行連續不斷地勞動。墨子的另一派弟子在鄧陵子的率領下，都只研習墨子的著作背誦《墨經》，進而倍加玩弄思辨技巧。墨家不同學派之間，各以“堅白異同”式的詭辯方法進行爭辯、用奇偶數既有聯繫又有區別而無法驗證真偽的言辭攻擊對方，最終雙方都陷入以詭辯技巧相互攻擊的境地。當時，各派墨學長期互相辯駁，始終沒有對該用思維論證認識結果真偽、還是反復實踐來驗證結果真偽的命題，爭出最後結果。他們的作爲，都只是從形式上借墨子之名，以顯示自我的絕對正確與權威。已經根本不能把墨子通的思想實質傳於後世。久之，墨學自然就日漸衰弱了。想到幾十年來中國接受某種西方思想的影響，主流意識之間種種路線、思想之間的鬥爭，最後弄得人心動盪，由人禍而天災，終於不了了之。
孫中山在《三民主義》中，也提及墨子的“兼愛”就是博愛，但博愛非墨子所獨有，孟子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禮記》記載孔子細心地叮嚀弟子要好好埋葬他所養的狗，至少要給狗蓋上席子，不要讓狗的頭直接埋在土裡。體現儒家的仁愛，不僅及于人類同胞，更普及於一切生命。
墨家組織爲維護社會正義，標榜“赴湯蹈火，死不旋踵”的烈士氣慨，也非墨家獨有。孔子儒門之中，子路、冉有、樊遲等亦有以少擊眾、以弱擊強的勇毅精神。後世儒家士子中，文天祥、陸秀夫、岳飛、戚繼光、袁崇煥、林則徐等亦有“捨生取義、殺身成仁”、“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的操節，挺身冒險刺殺權貴、投身起義的辛亥英烈們，亦多從小讀儒家書者。
此外，墨子的思想中，有可能被專制獨裁者利用的危險成分。導致他的思想，被崇尚仁政的儒家人士排斥。比如墨子主張“尚同”﹐認爲“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墨子·尚同上》)。換而言之，墨子認爲國家是絕對的﹐人民應當而且必須服從君主。孔子則相反，他提出：“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論語·八佾篇第三》）孟子繼承孔子思想﹐進一步提出“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孟子·盡心第七下》)。認爲人民權利是最寶貴的，其次才是國家，其次才是執政者。人民權利必須得到執政者的尊重。曾意氣用事和孫中山先生鬧意見竝分裂革命組織的章太炎說：“墨子之道德，非孔老所敢窺視。”擊敗滿身抗戰傷痕的國民黨的毛澤東也說：“墨子是一個勞動者，他不做官，但他是比孔子高明的聖人。”考諸歷史事實，大謬不然。
儒墨兩家同樣都會出現後世門生違背先哲教誨，以及相互辯駁攻訐的事，但總體上，儒家的禮的本質，順應世理人情，可以普及於一切人。墨家的刻苦節操和嚴厲要求。就象艱苦的頭陀行與苦行。只有人類中少數精神高尚、意志堅強、懷抱堅定不移的宗教情感和精神宗旨，而投身崇高的宗教修行和革命事業的人物才能堅持力行。對於古今中外人類中大多數人而言，則顯得雖然陳義高尚但太過苛刻，有違世理，不合人情。好比顏回簞食瓢飲、曲肱而臥的快樂，不是任何人可以享受得了。因此孔顏之樂，稀有難得。墨家之道，不能普及。不能推廣於一切時代、一切人群，不能作爲大多數人類成員共同遵守的生活規範。小人儒與墨子同樣都沒有把握真正的“禮義”的原典本質。儒門中固然有小人儒，卻也歷代不乏精英豪傑，墨家雖然陳義高尚，但由於陳義過高，不能適用于普通大眾，因此秦漢之後，逐漸衰弱無聞，雖然後世不乏類似墨家的組織，但不可能再復興墨家的原教旨精神。遂導致墨家在秦之後的二千年歷史中，基本沒有什麼作爲，只有高尚的理論文本。可以爲後世提供偉大的信念與價值參考。
五、正確對待和繼承墨子思想
福州陳宇按：今天有耿耿于懷於孟子指斥偏激墨者夷子之說爲“禽獸”之網友墨者老樹根，對儒家大起攻擊。竝標榜“赴湯蹈火、死不旋踵”的英雄氣概，竊以爲可笑。因爲早期墨家確實切實實踐過這一精神，能“見其人，聞其語”，但二千年來直到今天，只聞往事，未聞有能繼其後者，可謂“聞其語矣，未見其人”（《論語·季氏第十六》）。雖墨者老樹根自命墨者，亦唯愛好儒墨之辯、宣揚高尚之論而遜於墨者之實踐，亦不能令人“聽其言而信其行”（《論語·公冶長第五》），且墨者老樹根亦絲毫不知《論語·裡仁第四》說：“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君子欲訥于言而敏於行。”、“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論語·憲問第十四》）徒張其不能落實於自己實踐的言論，無益於已，亦無益於社會，聊爲自樂情志而已。
須知墨家極端教旨與作風，“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篃循”難能可貴但不近人情，有違世理，因而失去持久生命力，在漢以後的二千餘年歷史中無作作爲。而儒家則傳承華夏族的天人合一的自然主義道統，由天倫而發乎人倫，以人爲本。小人儒和專制者固然可以歪曲利用，但儒家竝未有損於中華民族二千年的榮譽，也竝未有礙於中華民族的科技發展與共和文明建設。真正的智慧者仍然可以借助儒家的原典信念和精神，來修身力行、推行道德、推動國族之進步。因此儒家實有優勝于墨家之處。
此外，墨子和他創建的墨家組織，多是在做建設經營、和平反戰的工作，勞苦自己而福利他人。多以道德的手段來捍衛人民福祉。近世某些類墨家的組織，比如紅色高棉，則多以不道德的手段來攫取權力，苛刻天下而建立專政權勢。充滿極肆破壞與殘暴血腥的罪惡。這就是墨家和近世以來主張暴力和高張理想主義的諸多勢力最大的差別。也決定了墨家原教旨雖然不近人情，但仍然有傳諸千秋的道德價值，而那些表面道德實則導演出許多不道德的主義和思想，則是因爲不道德的動機、不道德的手段，雖然假借道德的口號囂張一時，終是可以欺人于一時，不能欺世于永遠。善惡因果終有報，不過數十年間，就帶著罄竹難書的滔天罪惡，被文明時代斷然拋棄。比之墨家，猶大不及。
因此對於墨家的正確態度，應當是如《史記卷第一百零三太史公自序》所分析的：“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篃（遍）循；然其強本節用，不可廢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以及唐朝韓愈說“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爲孔﹑墨”(《讀墨子》)。則爲適宜。做建設性意義的工作，總比做破壞性的工作要好些。做各取所長交流融合，締造新文明的工作，總比相互攻擊兩敗俱傷要更有積極意義。同時，這也是人類文明的大趨勢。
福州 陳宇 作於湯池
黃帝紀元四千七百零九年辛卯夏曆七月初三日
孔子紀元二千五百六十二年
辛亥革命一百零一年
中華人民共和國六十一年
歐元2011年8月2日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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