鍾雨柔：漢字革命與字母普遍主義在中國（六）
钟雨柔：汉字革命与字母普遍主义在中国（六）
国语罗马字戏谱成功地把对记音和语音再现的控制推向极致，其结果是它无可辩驳的准确度以及无可否认的使用难度。国罗的批评者们，包括高本汉，彼时就指出国罗门槛太高，非专业人士不能掌握。鲁迅委婉地表示，国罗是学者书斋里的“清玩”，前途堪忧；而瞿秋白作为拉丁化运动的主将，更直接攻击国罗“肉麻”。类似的批评虽不无道理，但却无视并遮蔽了国罗的真正野心所在——做一套能完美描摹任何语音之物理成素的拼音系统。国罗戏谱从实用的角度看确实不成功，但它在学理的角度提出了新的问题：既然追求完美语音拟写、生产可视语音是汉字革命的诉求，那么又有什么理由止步于拉罗字母？在留声机和其他声音复制技术大爆发的时代，字母作为最好的记音技术的自我定位难道不是已然过时了吗？若书写只是语音的附庸，那书写——不仅仅是中文书写——未来将以何种形态出现，又能生产何种意义？有意思的是，这些重要的理论问题于汉字革命发端之际，就因为国罗的探索而浮出水面，至今仍值得思考。国罗对“可视语音”最后阶段的探索，最直接的结果便是揭示了语音中心主义与字母普遍主义之间的矛盾：若对语音中心主义的追求是字母普遍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得以生根发芽的生命力所在，那么同样的生命力最终暴露出字母普遍主义在更强大的声音复制技术面前的局限。罗马化运动在追求中国字母的进程中，由支持拉罗的字母普遍主义开端，以暴露其合法性危机为结尾。
五、“可视书写”与字母中心主义的终结
这个暴露拉罗之字母普遍主义合法性的新技术叫声谱仪。1947年赵元任在一封写给傅斯年的信中说它是“实验语言学革命性的新发展”。声谱仪起源于美国贝尔实验室1941年启动的一项军工研究——“可视语音”(visible speech)，这项研究于1947年解密并成书，题目就叫《可视语音》。声谱仪针对美军对“声音的视觉翻译”的需求，“给较短语音样本的频率、强度和时间值，提供可视记录”；声谱仪的每一针图像横轴记录时间值，纵轴代表声波震动频率，声纹的粗细指示声波震动的强度。其结果，按照其时贝尔实验室主席巴克利(Oliver E. Buckley)写在《可视语音》前言里的话说：“这是人类第一次可以图像化地再现声音并印刷声谱。”
Ralph K. Potter、George A. Kopp和Harriet C. Green著《可视语音》（Visible Speech）
可视语音不光是贝尔实验室为美军开发的新技术，也可以用来描述巴别塔以降对普遍文字的追求，更和贝尔实验室自己的起源故事有关。贝尔实验室的创始人亚历山大·格雷姆·贝尔(Alexander Graham Bell)的父亲亚历山大·梅尔维尔·贝尔 (Alexander Melville Bell)自己就写过另一本《可视语音》（1867年），其中记录了贝尔父子如何合作公开表演普遍文字记音法：老贝尔会首先请小贝尔离场，之后邀请观众席里远道而来的客人随意说一句话或一个词，老贝尔随即用他自己的“普遍文字”(universal alphabetics)记录，再请回场外的小贝尔，从未听见观众发言的小贝尔此时将成功读出老贝尔的记音，往往与观众之前的发音无差，表演通常在观众为可视语音的欢呼中结束。显而易见，贝尔父子的早期探索为后来贝尔实验室致力于聋人教育打下基础。除了聋人教育外，可视语音还为诸多其他领域，如医学研究、音乐记谱、动物语音研究，提供大量语音分析数据。然而可视语音最被重视的是它作为完美记音的视觉呈现，象征着人类追逐普遍文字和普世沟通的可能。贝尔实验室1947年的《可视语音》书中断言声谱仪生产的图像将发展为一种“普世书写”，它将如实记录任何外语，任何外语的书写系统将自动被简化，学习书写系统就是学习说话的过程。人类追求普遍文字的征程，从杨森派到莱布尼茨，从洪堡到柴门霍夫，包括高本汉和赵元任，似乎终将由声谱仪的可视语音完成。
作为一个追求普遍字母、关心语音技术的语音学家，赵元任顺理成章地会对声谱仪的大感兴趣且击节赞赏。需要说明的是，赵元任不仅仅是一个可视语音的旁观者。从1941年开始声谱仪的研究到1947年《可视语音》出版，赵元任恰好在贝尔实验室担任顾问，有机会早于旁人了解声谱仪的研究计划。早在1939年，赵元任便通过在康奈尔大学本科时期的同窗好友、时任贝尔助理副主席的罗伯特·金(Robert W. King)询问贝尔实验室语言学的藏书情况以及到实验室尝试“时间－音高图像记录”的可能。由时任中华民国驻美大使、同为康奈尔大学同窗的胡适推荐，赵元任成为贝尔实验室的顾问，任期一直到1947年结束。尽管赵元任此时由于未入美籍不能获得实验室的全面安全许可，但他仍获准近距离观察对他开放的实验，参与实验室的语音和语音学研究，并与研究员拉尔夫·波特(Ralph Potter)——正是可视语音项目的参与者之一——多有互动。根据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赵元任档案显示，赵元任还向实验室主席巴克利许诺会在顾问任期结束后提交一份可视语音的报告。虽档案中未见这份报告，但存有两个关于声谱仪的演讲大纲，其一，1947年12月10日向“加州语言学家小组”宣读的《可视声谱》主要描述声谱仪的工作原理；其二，1951年6月26日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发表的《声谱仪》则提供若干声谱图并解释它们在语音分析中的作用。赵元任对声谱仪的兴趣延续到他1968年的英文著作《语言与符号系统》。
在赵元任看来，声谱仪的意义是革命性的，以至于语音学和声音复制技术的历史应该被分为前声谱仪时代和后声谱仪时代。其划时代意义在于声谱仪不仅验证和补足了旧理论，还启发了语音描述的新研究。传统字母拼音系统里，同一个词即便由不同的人发音，书写方式是统一的。但是，基本常识告诉我们同一个音频，来自长笛或黑管，男人或小孩，并不构成同样的声音。声谱仪所做的正是在勾勒时间相对于音高的关系之外，视觉化其他三项物理成素：“位置、速度和压力。” 所以，声谱图的可视语音不仅可以科学地再现频率-强度-时间的关系，还能捕捉发音者的个体特性。这些声谱图如此确切，被《可视语音》誉为“新的A, B, C”。虽如前文所述，声谱图的应用远不仅限于声纹字母，但对声纹的高度评价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它确实是比拉罗字母更优越的拼音字母。例如，赵元任观察到声谱图擅长捕捉元音，元音声谱图不仅“证明了以舌头高度和前后位置来给元音分类的传统做法”；还给这些元音的视觉呈现增加了个体特征，这意味着可视语音能够复制尽可能多的物理成素并摒除噪音。赵元任认为，声谱仪作为彼时可视语音的最尖端技术，打破了拼音字母的局限，免受不精准正字法的干扰，堪称是理想的科学工具，甚至优于他自己的国罗戏谱。
赵元任著《语言与符号系统》（Language and Symbolic Systems）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无论是赵元任还是贝尔实验室的《可视语音》，在赞美声谱仪提供更精准“新的A, B, C”的同时，似乎忘记了声谱仪的划时代意义恰恰证明了拼音字母“A, B, C”记音的不准确性。对照声谱纹清晰无误的科学图像，任何拼音文字，包括拉罗字母在内，都相形见绌。虽然声谱仪被类比为A, B, C, 但其革命性恰恰在于它对拼音字母的超越，对拉罗的统御地位的挑战，对字母普遍主义合法性的消解。赵元任和贝尔实验室似乎忘记的第二件事，是声谱仪记录的是某一种语言的科学图像，无论图像再精准、包含再多物理成素，它都是某个语言的产物，都不可能先验地跨越语言的沟壑，达成普世沟通。一个贝尔实验室的美国研究员，即便可以读取日语的声谱图，在没有学习过日语的前提下，也不可能基于声谱图的准确性理解声谱图的语义。所以，声谱图挑战字母普遍主义的同时，进一步加强了语音凌驾于书写之上的语音中心主义；无论是字母书写，留声机片书写，还是声谱图书写，语音书写最终指向的仍旧是语言。最终，字母普遍主义的大厦轰然倒塌，语音中心主义的旗帜仍旧高扬。
结语
中国罗马化运动作为汉字革命的肇端，应和了语音中心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兴起。而中国罗马化运动的特殊之处在于，随着以赵元任为代表的罗马化支持者对中国字母的探索，日趋技术化的书写观对字母普遍主义提出了挑战。新的超越拉罗字母的语音书写技术成熟之时，也就是字母普遍主义以及基于此的西方本民族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的终结之日。不无吊诡的是，中国罗马化运动在服膺语音中心逻辑的同时，不期然地揭示了语音中心主义与其孪生的字母普遍主义之间的核心矛盾。随着字母普遍主义在中国的终结，罗马化不得不在语音中心主义主张语言凌驾书写之上的框架内部，重新思考书写不仅仅作为语言附庸的意义。这也是汉字革命在接下来的发展过程中不得不面对的主题。钟雨柔：汉字革命与字母普遍主义在中国（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