鍾雨柔：漢字革命與字母普遍主義在中國（四）
钟雨柔：汉字革命与字母普遍主义在中国（四）
三、国语罗马字
毫无疑问，国语罗马字(Gwoyeu Romatzyh,简拼为GR，简称国罗)标志着中国罗马化运动的高潮。国罗拼写新国音，于1928年正式被中华民国大学院公布认定为“国语注音符号第二式”，地位仅次于作为第一式的注音符号。由于注音符号不主张废除并取代汉字，国罗的官方身份自然被当成汉字革命的最高成就和希望所在。赵元任作为主要拟定人，在日记里激动不已：“国罗已于9月26日公布了。万岁！！！”三个感叹号既是对国罗成功的骄傲，也是对国罗远大前途的信心。在赵元任看来，国罗的未来，不光是要从国语注音符号第二式变成第一式，也不仅仅是做新的中国字母；国罗的终极使命是成为能描摹所有语言的普世字母。借赵元任友人、瑞典汉学家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的话说，汉字的拼音方案多得比一年中的日子还要多；国罗能在众多拼音字母方案中脱颖而出，要仰仗它过人的记音能力。惯常对国罗的评价往往专注讨论国罗如何为追求记音准确，导致拼法复杂和不实用，从而遮蔽国罗的真正野心：在达成字母普遍主义的同时将其国有化。同样被遮蔽的是由国语罗马字运动揭示的汉字字母化进程内部的潜在矛盾。服膺语音中心主义的字母普世主义固然是国罗追求的形式，但当国罗为记音的完美进一步探索其他记音技术时，拉罗字母作为一切记音文字的普世形式自然要让位于更先进的、更能生产“可视语音”的书写技术，比如下文将论述的更科学的正字法、戏谱和声谱仪。可以说，20世纪的汉字革命，从一开始就发现了语音中心主义和字母普遍主义间的吊诡。精彩的是，这组尖锐的矛盾在国罗发展之初，甚至在国罗正式审定之前，就在一封1925年2月24日高本汉写给赵元任的信里一览无余。
高本汉（1889—1978），瑞典人，著名语言学家、博学家、民俗学家，曾任哥德堡大学教授，后出任远东古物博物馆馆长长达20年。早年研究瑞典方言，后兴趣东迁，成为瑞典至今仍首屈一指的杰出汉学家。作为历史语言学的先驱，高本汉是重构上古、中古汉语的第一人。他与赵元任相识于1924年，并维持终生友谊。两人最广为人知的合作是《中国音韵学研究》，该书原是高本汉的博士论文，后由高本汉亲自邀请赵元任翻译，最后由赵元任、李方桂和罗常培三人合力完成，并对赵元任日后在中央研究院展开的方言调查有相当的影响。同样重要但鲜为人知的是两人关于国罗展开的合作和竞争，这从高本汉的信中可窥探一二。来信的时间1925年2月，正是前文提及赵元任写作《第三封绿信》的时刻，恰好是他在国语问题上弃旧从新的节点。从高本汉信的内容和口吻看，不难判断这是他给赵元任的回信，赵元任信中显然提及新老国音的问题，并可能征求高本汉对中国罗马化运动的意见。高本汉的回信，“踌躇许久”才写就，语气恳切友好，给出了诚实的意见。高本汉对赵元任“信里的问题”思考再三，得出以下结论：首先，中国语文的未来必须让北京话成为“高级汉语”，并以罗马化拼音书写；其次，高本汉推介他自己的《中日汉字分析字典》中使用的罗马化拼音系统作为中国字母的候选人，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为何高本汉在国罗公布后表达了对国罗的不满；最后，他对赵元任表示鼓励，希望如赵元任一般的有识之士能尽快着手罗马化的实际工作，最后还提出了实践过程中的注意事项。整封信的定调虽是同志间的交流，然高本汉的意见俨然是专家的权威意见，友好的字里行间频繁出现祈使句，共计使用九次“应该”，两次“不要”。有趣的是，中国语文改革后来的发展确实证明高本汉的先见之明——从北京话作为普通话的基础，到必须制作简单的正字法，从普及课本的重要性，到对改革的宣传，高本汉都被证明是正确的。不过这封信最值得玩味之处倒不在高本汉的高瞻远瞩，而在于它勾勒了一个支持罗马化的国际联盟如何集结、内部如何竞争的全过程。
首先是罗马化联盟的形成。高本汉在宣布中国语文的未来是北京音、罗马字，且必然是罗马化国际联盟一员的同时，不期然描述了中国文字在其中的地位。高本汉写道：“有一样东西最能帮助新中国加入全球智识世界并被大家接受——普遍文字(a common script)；这将使阅读和复制新中国文学变得简单自然，这些作品将很容易地以引文的形式出现在西方文献里。要做到这一点，只有使用罗马字母。”需要说明的是，普遍字母未见得必须是拉罗字母，追求普遍文字也不是高本汉的发明。早在17世纪就有杨森派的《波尔·罗亚尔语法》、乔治·达尔伽诺的《符号技艺》、约翰·威尔金斯的《论真字符和哲学语言的取得》，还有莱布尼茨的微积分、洪堡的语言思想；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还有各式人造文字，比如世界语、伊多语，以及受威尔金斯启发的、由瑞恰慈和奥格登在英国剑桥发明的850个单词组成的“基本英语”，人类寻求普世沟通、建构通天巴别塔的尝试可谓源远流长；然而，到20世纪初，普遍文字的指涉俨然仅限于拉罗字母而不做它选。中国文字虽受邀加入成为普遍文字的一员，然其入会资格是且仅是西文文献里的“引文”。因为是受邀而不是被迫，所以汉字字母化加入的是一个自觉自愿支持字母普遍主义的国际联盟。有意思的是，若成为引文便是中国文字加入罗马化联盟的全部，那么这至多是一个（自我）东方主义的故事；恰恰相反，中国文字意欲成为普遍文字、挑战字母中心主义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高本汉在描摹罗马化联盟的形成的同时，不经意间也让我们一窥罗马化联盟内部的张力。他在信中告诫说：“（新的）书写系统应该尽可能简单，变音符号不要多（除了标记音调）。只要符合逻辑和前后一致，这套系统无须完全描摹发音。”如前文所述，高本汉推荐的正是他自己的《中日汉字分析字典》使用的罗马化拼音，然而国罗非但剔除标记音调的意见，还使用一套相当繁复的拼音规则，他在国罗公布数月后便公开发言：“我承认我对国罗不敢恭维。”
童庆生著《汉语的意义：语文学、世界文学和西方汉语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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