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俊武：“文字改革”一段值得反思的历史
薛俊武：“文字改革”一段值得反思的歷史
薛俊武：“文字改革”一段值得反思的历史
作者按：這是2010年出版《轉換異構——漢字起源論》中的一個章節，除刪去一句過時的文字外，基本沒有改動，以垂時賢。
薛俊武先生
“文字改革”一段值得反思的歷史
“文字改革”的提出與實施以及所造成的後果，是中華文字有史以來的第一次，也是對中華文字一次前所未有的浩劫。
第一節：漢字差點被取消了
21世紀的中國，是一個反思的時代；21世紀的中國，是一個值得反思的時代；21世紀的中國，是一個在反思中猛醒以後大步前行的時代。“文字改革”當在其中。
上世紀中葉發生在大陸的“文字改革”，完全是極左風潮下疑古和崇洋的產物；完全是一次反傳統意識的瘋狂表演；完全是一次非學理性的文化浩劫。
在討論“文字改革”問題之先，首先要弄清“文字改革”作為一種社會的政治與文化現象，應該反思的是：為甚麼要進行文字改革和都改了些甚麼，以及半個多世紀的社會實踐對“文改”檢驗的結果。
2011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年祭，辛亥革命是中華民族值得永遠紀念的光輝事件。可是我們沒有被辛亥革命的炮聲警醒，矇朧中卻被一種幽靈所左右，接受了一整套極左的、崇洋的、反傳統的理論與實踐。語言中心論這個不合中國事宜的理論與實踐，就是在這時和以後一段時間裏大行其道進入中國的。“漢字是語言的附庸”，“漢字是封建階級的工具”，“漢字落後”，“漢字反動”等彌漫中華，魯迅先生甚至說“漢字不滅，中國必亡”。在1955年10月召開的全國文字改革會議上，“文改會”主任吳玉章宣讀了最高指示：“漢字必須改革，漢字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而在實現拼音化以前，必須簡化漢字，以利目前的應用，同時積極進行拼音化的各項准備工作。”請讀者朋友注意，這是一句話。
為了“目前的應用”，1956年推出了第一批《簡化字方案》，共簡化漢字2238個。中國常用漢字也不過三千左右，如此大幅度的動變，這在中國文字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1958年1月，周恩来總理在政協全國委员會上的報告《當前文字改革的任務》中說：“（簡體字）方案公佈後，兩年來，簡字已經在報紙、刊物、課本和一般書籍上普遍采用，受到廣大群眾的歡迎，大家稱便，特別是對初學文字的兒童和成人的確做了一件很大的好事。河南一位老師向小學生介紹簡化字，說‘豐收’的‘豐’字今後可以簡寫成三横一豎的‘丰’字，孩子們高興得鼓掌歡呼。天津一個工人說，‘盡、邊、辦’這三字學了半年了，總記不住，這會簡化成‘尽、边、办’，一下子就記住了。……簡體字是要比繁體字好學好寫，因此包括工人、農民、小學生和教師在內的廣大群眾熱烈歡迎簡字，這是很自然的事。”周總理這裏所說的確是實情，工人、農民、小學生是熱烈歡迎。可是就在同一次會上，周總理又說了下面幾句話：“在整風運動初期，一些右派分子對文字改革進行了惡毒的攻擊，說漢字簡化搞糟了，群眾都反對，要國務院收回成命，把《漢字簡化方案》撤回。”周總理在這裏所說的確也是實情，但這“顯然是反因為果了，事實上並不是‘右派分子’攻擊文字改革，而是某些人因為對文字改革提了意見，而被打成‘右派分子’。不過，無論如何，這段話清楚地說明，1956年《漢字簡化方案》頒佈以後，群眾中反對簡體字的聲浪很高，很多高級知識分子對簡體字提出了尖銳的意見，要求把《漢字簡化方案》撤回。但是，隨著1957年開展反右派運動，知識分子中五十多萬個有識敢言的精英人物成為右派分子而倒下後，全國就出現了處處頌聲一片、人人高呼萬歲的‘大好局面’，簡體字的推行當然也就用不著‘強制’了。”（葉衛義《為恢復繁體漢字而奮鬥》）
五十多萬個右派分子中，最為典型的要算古文字學家陳夢家的遭遇了。
陳夢家，1911年浙江上虞生人，現代著名古文字學家、考古學家、新月派詩人。1957年在考古所被打成右派，其罪名是“反對文字改革”，其實他祇不過說了一句“文字改革應該慎重”而已。具體意見是說“文字是需要簡單的，但不要混淆。這些簡化字，毛病出得最多的是同音代替和偏旁省略。簡化後有些混淆。”1966年8月遭到批判、鬥爭和抄家，聽到被紅衛兵打死的人死前的哀嗥，8月24日寫下遺書，服安眠藥自殺，由於藥量不足未遂，十天後即9月3日用自縊作自殺身亡，夫人翻譯家趙蘿蕤隨即神經失常。“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實踐和“繼續革命”的理論，把“文字改革”深入發展到了極端，是極左瘋狂的一部分，也是“災難深重”的一部分。相信如今七十多歲的人們是不會忘記的。
“四人幫”粉碎後不久的1977年12月，《第二次漢字簡化方案（草案）》，藉“兩個凡是”的陰雲籠罩，不顧許多有識之士對“一簡”的不滿，破門而出。後來，這批“二簡字”因在實用中弊病百出，不得不在全國上下一片聲討的浪潮中，連同它的製造機構“文字改革委員會”一起退出歷史舞臺。在中國大陸揮舞“文改”大棒，上演了二十多年的“文改”鬧劇，終於落幕了。但是，又是一個二十多年過去了，“文改”的慣力依然作用。
被“文改”改過的兩千多個字形中，可考可證的沒有幾個，可圈可點的更少，可通可流的也不多，而且相當數量的形狀是悖於常理的惡搞。這些因不是本書要詳的主旨，恕不赘敘。這裏祇將“文改”家簡化的三個字作一點剖析。管中窺豹，可見一斑。
一個是“论”。“论”替代的字是“論”。論，從言，從侖，為形聲會意字。侖，字書解釋為思也，理也，次也；言，即語言。論的標意應該是：有理有序的思想才稱作“論”。我想論的含意，稍微有點國學基礎的人都是不難理會的。而“仑”是甚麼？仑是“人匕”。“匕”郭沫若先生解釋為“牝器”，即雌性動物之陰部。“人匕”呢，不言而喻。按“文改”家的設計：言從此出。你不是有《論語》嗎？不是有《實踐論》、《矛盾論》甚麼之類的“论”嗎？我教你通通變作從布眼出去的東西。古今人們罵人，總是請出人體某些敏感部位，來加重語言的色彩濃度，“文改”家們在這裏不失為國罵的高手。不僅如此，由“仑”類推簡化的漢字如抡、伦、囵、轮、沦、纶，以及婨、崘、棆、碖、耣、惀、稐、埨、鯩、陯、踚、蜦、菕等變簡，細究起來真乃殃及池魚。尤其是原以“侖”起名的國人有何感受，可想而知。今朝不搞文字獄，而作為“造字”，也太有些失谱了吧。某大學有位搞古典文獻學研究的教授竟有高論：漢字是表音的，是語言的工具，與表意無關。果如教授所言，那就太幸運了。
一個是“圣”。“圣”替代的字是“聖”。聖，從挺，從耳、口，形聲會意字。聖的標意應該是：挺直身軀，口耳相傳者為“聖”。聖自然是指古代才俊先賢，獲得知識和傳授知識的指稱，一個多麼具有想象、具有文化內涵與脫俗雅致的造字。而“圣”是甚麼？圣是“又土”。“又”在古代是人的一隻右手；“土”郭沫若先生解釋為“牡器”，即雄性動物之陰部。“又土”的“圣”（摳的原形）是甚麼？就是用右手去搔撓生殖器。“圣”甲骨文契作“
一個是“吊”。“吊”的替代字是“弔”。“弔”甲骨文契作“弔”，是將人向上提挈的會意用字，故有憑弔、陪弔、哀弔、弔唁、弔孝、弔喪、形影相弔、弔民罰罪等詞語的造出。“弔”與“吊”雖然同音，但在一般語境下是截然相反的兩個含意。“吊”甲骨文契作“
“文字的本質是字形”（張朋朋，北京語言大學教授），因為它是表意的。人類學家說：每種文化，都要有強烈保持自身本質的願望，因為惟有如此，她才不至於消失和滅亡。換句話說，要消滅某種文化，首先就是抹煞、取掉、破壞它的本質。
縱觀歷史，任何文化革命，首先都是漢字的遭殃。西漢末年，王莽篡奪漢位，對漢字實行了篡改。王莽命大司徒甄豐等人，以校正文字的名義，對古文做了“改定”，故意妄加、改易正統文字，向壁虛造、變易使別人不可理解的字形，擾亂了通行的隸書，不知羞恥地還向世人炫耀。朝廷中的那些太學士們，不知文字源流，卻爭相以隸書形狀來解釋文字。結果鬧出了“隸書是倉頡造字”的笑話（資料自《說文解字》序）。相信歷史不會重復，而卻如此地相似。许慎在《說文解字》中是這樣揭露王莽之流的（按白話文）：“胡說‘馬頭’加‘人’是‘長’‘人’拿著‘十’是‘鬥’，‘蟲’是‘中’字的中間豎筆彎曲而成。廷尉解釋律命，甚至用隸書的字形來斷案，比如‘苛人受錢’，就把‘苛’字說成‘止句’的會意字。像這種情況很多，全都與孔壁古文不相合，也有悖於史籀大篆。那些庸俗鄙陋之徒，擺弄他們所學的隸書，不懂或很少見識過古文，又沒見過通古今的學者，也未曾見過造字的條例，把舊時典籍當作怪異，把無稽之談奉若神明，以為自己知道的東西精妙無比，似乎已經透徹領悟到了聖人的深意。他們看到《倉頡篇》中‘幼子承詔’一句，就說‘這是古代黃帝所作，字裏行間還記有神仙法術’。他們如此謬誤無知，難道問題還不嚴重嗎？”許慎的揭露，淋漓盡致，義憤填膺，這似乎是在斥責二十世紀中葉那幕歷史的重演。為了捍衛漢字的純潔，許君扛起校勘文字的大旗，遂有《說文解字》的問世。《說文解字》作為文字發展長河中的階段性成就是功不可滅的。然而，平心而論，王莽對於漢字的篡改，武曌對漢字的塗鴉，比起今世之對於漢字的糟蹋，那可是小巫見大巫了。“文改”曾先後兩次廢除所謂異體字1053個，簡化正體字2238個，漢字隊伍中又憑添兩千多個字數。可以肯定的說，中國文字自有史以來，從總體上說，從來沒有遭受比“文改”更為殘酷的境遇。
有人說文字從繁到簡是規律，其潛意識是“文字改革”是合理的。文字的繁簡是由文字創造的規律決定的，該繁者繁，該簡者簡。這和“一”不能代替“壹”是一樣的有道理；這個道理也和“壹”一樣的硬梃，“文改”家是不可改動的。同時，文字的繁簡和數量的多少，是文字本身適應客觀事物的一种自然調節現象。這種調節，是以字形為本質的理性活動，而絕非什麼“革命”能夠解決問題的。所謂“規律論”，說穿了是為取消漢字實行拉丁化的“革命”而鼓呼罷了。
其實，由文而字，由簡而繁，由少而多，由本意引申出多意，追求表意的確切，實現永恒演進的歷史軌跡，才是漢字的一條不可逆轉的規律。
用唯物辯證法的觀點去審視，漢字也在不斷地變化，而每一變化無不充滿文化的蘊質。漢字形體的遞嬗演變，繁簡的適宜調整，音義的開拓進化，本身就是一門科學，它自然地滲透和適應著中華民族在長期發展過程中的經濟變遷、觀念更新、生活實踐與精神追求。
文字的本質是以形表意，漢字作為已被濃縮、抽象了的符號系統，它的每一筆畫都是一個符號，尤其都是一個表意符號。宇宙的存在，對人類生命來說都是表意的。漢字就更具表意性。漢字的表意功能集中體現在它的字形上。世界是物質的，物質的本質是“場”，即物理意義上的“場”。而漢字作為結構的符號系統，不僅也有場，而且要比一般物質的場所釋放的能量要多得多，如社會場、觀念場、心理場、思維場等。它的場是由它的形義理音所決定構建的。漢字的本質是字形，字形的本質是結構的，這與宇宙本質是結構的具有同樣的真理性。因此結構破壞是本質的破壞。當然這裏也不是說所有的漢字一個都不可簡化，而斥責的是非學理性的野蠻拼接、割裂、肢解、斬殺和對本質的破壞。
漢代以後的各個朝代包括現代社會，隨著社會進一步發展，人們生活內容的不斷擴展，由於社會生活與文化傳承的需要，漢代以後，也陸續不斷地創造了相當數量的漢字，但是細究起來，由於缺乏造字上的傳統理念，敷衍出的形聲字居多，形聲會意的成分很少，至於在漢字系統犖犖大端中具有匡正肯綮、深蘊思辨、高層次的經典造字那就更少了。加之，近百年以來，一股疑古捧洋的反傳統狂飙席卷神州，傳統文化包括漢字在內，橫遭戕害。長期以來，中國的語言學界受西方語言學的影響，一直在鼓噪“文字是語言的產物”、“文字是語言的附屬”、“文字是語言的符號系統”，完全抹煞漢字與字母的本質區別，散布“漢字落後”論。新中國成立後，悲劇終於發生了。“文改”家們對西方語言中心主義著了迷，對漢字完全採取叛逆、仇视、造反、破壞的變態心理，從此漢字不再追求形體藝術上的成熟與完美。長期以來，漢字對許多中國人來說，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既不想離開，又移情別戀，表現為冷漠的對象，這就十分契合極左浪潮的得逞。於是，“改革”家的反叛心理與病態行為就可以登堂入室，瞞天過海，欺世盜名，恣意妄為，去暴殄天物。於是，畸形代替了典型，從審美走向審醜；調笑代替了莊嚴，從偉岸走向渺小；表音代替了表意，從嚴肅的論證走向無理的惡搞；無基因代替了一脈相承，清晰走向混濁；繁雜代替了繁榮，崇高走向睥眱。
發生在上世纪中葉的“文改”，七刀八刀切分了正體字的肉骨肢架，大多簡化字似狗非貒、童牛角馬，是在擺脫文字繁衍上遺傳基因的情況下生造出來的孽生貨。漢字形體系統和它本有的文化涵蘊被凌落支離。“潘多拉的盒子”一經打開，“疾病、瘋狂、罪惡、嫉妒等禍患一齊飛出”，漢字作為中華民族之聖跡，連同它那本有的神聖氣息及其中華文化就被一直踩在腳下。中華民族幾千年以來積累的文化經典，一夜之間被束之高閣。人的一生不過是“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老子）而已，尤其是社會發展到今天，是人的社會性凸顯的時代。一個不讀書的世界，必然是一個表面大喜，而轉瞬為深層的大悲時代。最近我又閱讀了北京語言大學張朋朋教授的一段文字，很有一些感慨：
西方的语言学和语言的基础理论是错误的，而中国的语音学和语言学都是从西方引进的，错误的理论导致错误的实践。中国发生的文字改革运动，中国人阅读和写作能力的普遍下降，中国的教改屡屡诟病，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出现断裂以及与方言相关的地域文化的式微等诸多文化教育问题，从学术层面分析，都与引进西方语言学和语言学的错误理论密切相关。（《汉字文化》2021年第五期41～42页）
甲骨文時的“凶”，是“文”的倒置，任何對“文”的輕蔑、作賤，是不會給中華民族帶來福祉，而恰恰是它的相反。中國的文字，從遠古時代八卦符號的轉換和異構，到楷書形體的形成，是經過幾千年實踐經驗的理煉和中華文化海洋的積澱，是一座世所公認的文化聖堂。而被簡化了的那些形狀好比給這座聖堂前搭建了一個窩棚，簡單確實是簡單了的，對於難登大雅之堂鄙屣諸君來說倒覺得有幾分方便，極力為“簡化”捧場，這不是沒有一點道理的。
長期以來，在漢字學界和漢字工作領域中，存在、滋長和蔓延著一種麻木、弱智、黑厚和自殘現象。數不盡的銀漢星河，看不見的黃河怒濤，能量的守恒，祇有在運動的過程之後，總結前人和今人經驗時才能省察。在浩瀚的宇宙之中，為何不給與華夏民族同興共榮的漢字以些小空間，而非要整得人鬼不似？
中華漢字作為中華文化的一個重要部分，對於文字的所謂改革，絕不是一個孤立的現象，它其實是“文化大革命”的前奏和在文化領域裏最為深刻的一次帶有根本性質的革命，是近百年以來反傳統極左思潮的繼續。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已經30多年了，“文改”作為文化革命的一部分，卻仍然堅持“兩個凡是”。“兩個凡是”的幽靈，仍然帶著紅衛兵袖章，吹著“誓死捍衛”的號角大行其道。而奇怪的是這种切膚之痛，卻不為多有的國人所覺察，拨亂反正的航艦堅冰難破，國家所遭遇的“文改”創傷，正在向肌膚的縱深潰爛。有人詰問：“復繁派有精力的話，還是好好研究一下如何提昇國人道德水平。難道會推論出如今國人道德淪喪也是因為推行簡化體字造成的？”我的朋友劉豐杰先生回答得很好：“雖然早有‘人心髒（脏）’、‘愛無心（爱）’、‘亲不見（親）’等說法，我也未敢斷言‘如今國人道德淪喪也是因為推行簡化體字造成的’。但是可以斷言‘如今國人道德淪喪’決不是因為‘繁體字’造成的。而一直沿用正體字的港澳臺及其它使用正體字的地區，並沒聽有人說那裏有‘國人道德淪喪’之論。”（《漢字繁簡辯爭大匯集》）我以為闡述得極是、有力、深刻。記得季羡林老先生臨終前說過這樣的話：“漢字簡化及拼音化是歧途，祖先用了几千年都沒有感到不方便，為何到了我們這裏就拋棄了。遷就手寫不是簡化的理由。”先生的話值得深思。
反思，反思，不在反思中振作，就在反思中沉沒。
第二節：千古耀神州——漢字的永生
文字從起源起步，就要求為自己獲得永恆。
為什麼古人總是以陰陽、兩性、性角色、性活動的事物來創造文字的呢？這個問題並不難回答：陰陽是宇宙的主宰，兩性是人類生命活動的永恆角色。陰陽兩性的活動是世間最根本最普遍的永恆的生命活動，用以創造文字，除便於後人理會，自然也使文字能夠永恆。
為什麼古代造字者總是欲將男女普通的性部位、性接觸、性體驗以及性的生理現象和生殖現象，作為造字的理據加以運用呢？這個問題的回答，無需破解許多古文字字形組構去婆婆媽媽。淺識理路的人大概都能理會：男女是人類生命運程中的永恆角色，而進入角色則是每個正常人的永恆主題。因而性角色、性活動、性體驗自然就是永恆的了。故“漢字，中華民族生殖繁衍的文化符號”之說（任學禮，陜西省委党校教授），也是有一定道理的。人類的社會活動是生命活動的理性抽象，是整個造字實踐與過程的唯一參照系。
漢字是表意的，是情的載體，而簡化字承受不了“情”的負重，因此當代文學作品總是在技巧上想法子的根本原因。同樣，古人也常以天地運行的規律與現象組構文字，也是為了文字的永恆。因為天行有常，不以堯存，不以紂亡。
許嘉璐先生最近在首屆“兩岸漢字藝術節”啟動儀式上講話說：眾人皆說要從中華文化中汲取智慧，而漢字造字的本身就含蘊了這种智慧，從甲骨文、金文、篆隸到行書、草書和楷書、漢字的結構、形成，其發展、演變都包含著中華民族的哲理和審美意識，只不過人們對漢字沒有自覺，就像漢代劉向所說的“百姓日用而不知”（《中華讀書報》2010年5月26日）。
中國的每一個漢字，都是一顆顆閃爍的星斗，它將永遠以親和、進取、深邃、通透與智慧的光芒普照世界的中國心。文字史作為一種知識體系，在表達民族意識，體現民族感情，凝聚民族精神，負載民族文化，開拓民族意境曾經和繼續發揮著不可代替的作用。研究文字史的目的是，釀成熱愛文字的風氣，培養欣賞文字的品味，提升全民族對文字的敬畏心理，啟發民族文化自信心與理性的邏輯思辨能力，以克服目前對於文字視而不見，麻木不仁的病態心理，以及文學式流的泛化現象。
目前，漢字的繁簡，已經是中國人的一根敏感神經，本想迴避過去，但幾經試圖都莫能繞過這道彎。百年來疑古捧洋和反傳統的極左浪潮，首先叮上的就是中華文化之根、民族之魂——漢字。為了“目前的應用”，半個世紀的草寇行為，使得漢字王國園囿荒蕪，雜草叢生，魍魎出沒，鬼魅橫行，終於使得漢字進入一個莫名其妙的混亂、鄙俗、輕薄、空洞、斯文掃地的低谷。同時“世界共同文字的拼音”道路也沒有能夠走通，又使我們的文化陷於鄙俗的潮流而不可自拔。更深層次的文化認同感，價值觀念和道德的稟賦，遭到空前的挑戰。簡化漢字，好像簡化了中國歷史，進入了一個“自秦以來文字使用最混亂的時期”（劉豐杰《恢復繁體字利弊辯議》），同時也讓人感到漢字有著執拗地生命力。
值得注意的是國家副主席習近平最近的一次講話：
人类文明发展史告诉我们，文字的发明和发展对人类文明进步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汉字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标志，也是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用汉字写就的《论语》、《道德经》等思想名著，《黄帝内经》、《本草纲目》等医学经典，《九章算术》、《周髀算经》等科学鸿篇，《孙子兵法》等军事精品，《西厢记》、《红楼梦》等文学巨作，堪称人类文明的瑰宝。在长期使用汉字过程中，勤劳智能的中华民族发明了造纸术、活字印刷术。这两项重大发明，既使历史悠久、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得到广泛传承，又使中华文化得以同世界交流、向世界传播。上个世纪80年代汉字激光照排系统问世，使汉字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目前全世界有近14亿人口以汉语为母语，联合国也将汉语列为主要工作语言之一。（2010年3月23日在莫斯科《俄罗斯“汉语年”开幕式上的致辞》）
看來80後的葉衛義先生發出“為恢復繁體漢字而奮鬥”的呼籲，和劉豐杰先生倡議“印繁寫簡”或許是點希望的。
【相關閱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