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珂：羌族的语言、体质外貌与文化表征

王明珂：羌族的語言、體質外貌與文化表征

王明珂：羌族的语言、体质外貌与文化表征

当今中国西南少数民族之一的羌族，人数在30 万左右，主要居住在四川省西北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东南，也就是岷江上游及其支流两岸的汶川、理县、茂县、松潘等地。另外，与岷江上游一山之隔的北川，也有部分乡镇人口被识别为羌族。在这一地区，岷江、湔江及其支流切过青藏高原边缘，造成高山深谷。这种高山间的深谷，当地羌族以汉话称之为“沟”，羌族村寨便分布在各个沟中。

往松潘、九寨沟的公路沿着岷江干流北去，途经汶川、茂县一带，路两旁所见皆为已开发的山田，或只是光秃秃的荒山，林木绝少。离开沿岷江的主要公路往各支流去，仍然看不见大片的森林。只有深入山沟之中，或攀上高山背面，才有大片的林木。这是近年来，特别是1980 年代之后，过度砍伐的结果。理县、黑水、松潘等地原来更以森林资源丰富著称，但近年来森林覆盖区也在急速减缩之中。自1998 年以来，中国在岷江上游实施“退耕还林”，森林砍伐已全面禁止。

完整的森林多分布在海拔2500—4000 米的山区，主要由松木林构成，松林下盛产各种菌菇类植物。如松潘小姓沟中所能采集到的食用菌类，以当地的汉话来说便有：杨柳菌、獐子菌、刷把菌、鸡蛋菌、羊肚菌、白松菌、白桦菌、草菌、黄连菌、羊角菌、乌鸦菌、鸡菌、猴头菇、蘑菇、草菇、香菇、金针菇、野木耳、马屁包等等。整个山区除林木、菌菇之外，还盛产各种药材。冬虫夏草、大黄、天麻、羌活、川贝、川芎、当归、党参等等，都是本地特产。在过去，这里也是野生动物的乐园。除了目前作为一级保护动物的大熊猫、金丝猴与牛羚外，还有三种熊（马熊、棕熊、黑熊），两种豹子（土豹子与金钱豹），以及小熊猫、豹猫、獐子、麂子、鹿、狼、豺狗、野猪、土猪子等等。如今也因为滥猎、盗猎，动物少了很多。田间、林中与高山草原上，又盛产各种野禽。经常可猎得的野鸡便有贝母鸡、杨角鸡、石板鸡、聒聒鸡、马鸡、松鸡、坨坨鸡、金鸡等等。

森林上方近山棱的缓坡，高度约在海拔3500—4500 米之间。由于高寒，冬季积雪，树林只呈零散、小区域分布。然而到了夏季，由于日晒充足而成为丰盛的草场，这儿是羌族放养牦牛与马的地方。森林下方，高度约在2000—3000 米的山腰缓坡处，被人们辟成梯状山田，种植各种粮食作物。近河谷的河坝，海拔高度约在1000—2500 米之间，则有宽广而日照较好的可耕地，这儿由于交通方便，近年来多成为经济作物的产区。

总之，本地自然环境上的特色是：一方面，沟中垂直分布的山田、森林、草场构成丰富经济资源，为人们提供了多元化的生活所需，使得“沟”成为一个个相当自足的生态区。另一方面，沟与沟之间因高山隔阻，交通困难，这又使得沟中的村寨居民成为相当孤立的人群。唯近年来，由于沿河谷的公路开发，各地的羌族往来较密切，他们多余的农林产品也因此有机会对外运销。

北川的地理环境与岷江上游地区有些不同。这儿的山区海拔高度较低，山区林木以混合林为主。北方接近松潘或南坪的地区，有较丰富的林木；也由于较接近汉区，本地的开发历史较早。除了出产一些药材与出外打工之外，本地村民几乎全赖农业生产。但与岷江上游地区相比，本地与成都平原的来往较密切、频繁。

生活在青藏高原边缘的羌族，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民族？我希望在本书一开始，可以给读者们一个概括的羌族印象。譬如，这个民族的人长得如何，他们说什么话，他们有何文化特征等等。然而，这些对我而言有些困难。我们常认为一个民族自然有其独特的语言、文化或体质特征—这是在一种典范的民族概念下人们对“民族”的刻板印象。无论如何，在语言、体质或文化表征上，各地羌族都有些差异。羌族，像是汉、藏间的变色光谱，愈往东南，那儿的羌族便愈像汉族；愈往西北，当地的羌族就愈像藏族。

 语言    在羌族地区最常听见的共同语言是一种汉语川西方言——他们称之为“汉话”。另外有一种本土语言，本地人称为“乡谈话”。由于各地口音差别很大，因此“乡谈话”只能通行于很小范围的人群内—通常是一条沟之中。西路与北路各沟、各村寨的羌族，许多人都能说乡谈话与汉话。岷江东路各村寨羌族，几乎都只能说汉话。北川地区大部分的羌族，在他们祖父那一代说的便都是汉话了。目前只在青片上五寨地区，有少部分老人还记得一些本地土语词汇。住在城镇中的羌族，一般都说汉话；知识分子还能说普通话。有些村寨中说的乡谈话，还夹杂大量的汉语词汇。只有离公路较远的深沟高山村寨，才是全然说乡谈话的地区。

所谓“乡谈话”，也就是语言学分类下的“羌语”，其中包括许多彼此沟通困难的地方方言。这些羌语方言，从某些语言学者的观点，又分为南部方言与北部方言；这两个方言群，又各分为五个地方土语。事实上，在同一土语群中的人们，彼此也不一定能用乡谈话沟通。正如一位羌族朋友所说的：“我们的话走不远；一条沟有一条沟的话，有时同一沟中阴山面与阳山面的人说话都不一样。”正因为以乡谈话沟通有困难，所以各地羌族在一起时，说的都是汉话。东路羌族经常自豪于他们能说很好的汉话。甚至他们认为汉话是“不需要学就会的语言”，而乡谈话却需要学。相反，西路与北路的羌族虽然说起汉话来口音重，但有些男人却能说一些邻近的藏族方言。譬如，有些松潘埃期沟的羌族能说一口热务藏语；许多理县羌族也会说嘉绒藏语。在过去，语言的使用在这儿似乎也与社会阶级有关。由于嘉绒藏族土司在西路与北路较具势力，“嘉绒话”在他们的势力影响范围内相当于一种官方语言。因此从前西路、北路说“羌语”的土司头人，通常也会说嘉绒藏语。在较靠近汉区的东路地区，自然“汉话”是过去头人们最常用的语言。

除了地域性语言差别外，男女的语言使用也有不同。与女人相比，通常男人的汉话（或藏话）说得要好得多。据他们说，这是因为女人不常接触外界，所以其他语言说不好。即使在乡谈话上，他（她）们也认为男人的词汇多而灵活，女人的语言则保守而较具地方特色。所谓男子的羌语词汇多而灵活，显然是因为他们用了许多汉语、藏语与邻近羌族方言的借词。除此之外，同一村寨上下世代人群间的语言似乎也有些差别。理县蒲溪沟的一个中年人曾告诉我，当地许多老年人用的词汇现在已完全不用了。更普遍的是，保留“古语”较多的羌族端公唱词，目前绝大多数的本地羌族人都听不懂。

体质特征   在体质特征上，羌族也呈现由汉到藏的中间过渡形态。人们常以体质特征来界定一个民族，而羌族的例子却说明，“体质”在区别族群或民族上有其限制。譬如，一般认为与汉族相比较，藏族的鼻子较大，皮肤较黑，身材较高。如此说来，北川地区的羌族在体质外观上与汉族全然无异。在岷江上游地区，一般来说，则是靠近嘉绒藏族西路、北路各村寨人群具有较多嘉绒藏族体质特征，而东路各村寨羌族则看来与汉族无异。这中间的羌族，则呈现由邻近人群间细微差异所构成的由汉到藏之连续变化。

所谓一个民族的“体质特征”，不尽然是客观存在的、依遗传学逻辑延续与散播的一些身体内外特征。一人群的“体质特征”也常在人们的主观认同下，被集体选择、想象与建构。当这样的“体质特征”想象与建构，成为流行的意识形态时，它影响个人的审美观与婚配对象选择，也因此多少影响该民族的体质构成内涵。1920年代在岷江上游地区传教的英籍教士陶然士（Thomas Torrance），曾指出羌族是一个独特的民族—古以色列人的后代。他指出，由羌族人的体质上也可看出这个族群的渊源。由陶然士所著书中的照片看来，的确部分本地人的鼻子较一般汉族的高大。我不知道陶然士是否刻意选择他心目中“典型的羌民”作为样本证据，或是否当年土著的鼻子的确比较高。然而近五十年来，当羌族成为国家认可的少数民族时，羌族的体质成分多少有些改变。首先，本地许多原自称汉人者，现在都宣称祖先为羌族，因此也被识别为羌族，如此便产生许多体质与汉人无异或差别不大的“羌族”。这些茂县东路与北川的羌族，普遍认为羌族是古华夏民族的一支，所以羌族与汉族“应该”在体质上没有差别。其次，许多西路、北路接近藏区的羌族都说，在过去并没有羌、藏间的区分；在民族识别、划分后，“说多了就有区别了”。也因此，过去他们与上游村寨人群结亲很普遍，但在民族划分、识别之后，他们与被识别为藏族的上游人群间的婚姻就少多了。羌族的例子显示，一个民族的体质特征有时是个别学者或社会的集体想象与选择。在此，涉及西方传教士、汉人或土著的自我认同，以及对我群与他群之典范体质或体质区分的想象。而当这些认同与典范体质想象影响人们婚配对象的选择时，自然也影响到一个族群的体质特征。

文化特征   虽然在体质上很难看出羌族与汉族的区分，然而许多羌族或外来者皆认为，羌族妇女服饰鲜明表达了羌民族特色。当前羌族的确可以由村寨妇女身上鲜明的服饰分辨出来。但村寨中的羌族男人、城镇中的羌族男女以及所有北川的羌族，穿着都与邻近汉人平民无异。“服饰”可以说是个人或一个人群“身体”的延伸；通过此延伸部分，个人或人群强调自身的身份认同（identity），或我群与他群间的区分。因此服饰可被视为一种文化性身体建构。在本书中我将对此现象作进一步探讨，并说明为何只是村寨妇女，而不是所有的羌族皆穿着本民族服饰。

再者，学者综合各地羌族妇女服饰之“相似性”，以建构一整体的“羌族妇女服饰”概念。然而，对各地羌族来说，一地有一地的服饰特色，一村有一村的穿着特点；简言之，愈往南、往东，便愈受汉文化影响，愈往西、往北，便愈受藏文化影响。无论如何，对本地人来说，重要的是邻近村寨与地区人群在服饰上的“相异性”。

在其他文化表征上，同样地，靠近藏区的羌族有许多藏族特色，靠近汉区的则吸收大量汉族特色。如在宗教信仰上，北路羌族所供奉的诸神中有许多藏传佛教神祇，东南部的羌族信仰中则多玉皇、观音、东岳等汉文化中诸神。由于“藏化”与“汉化”程度各个沟与地区皆不同，因此我们很难说哪个地区文化能代表典型的羌族文化。当然，或许我们可以将所谓“藏族文化”与“汉族文化”的成分剔除，以找寻、呈现典型的“羌族文化”。事实上，在许多羌族研究学者的探索下以及在羌族知识分子与地方政府的强调、宣传下，一些羌族文化特色如羌历年、锅庄舞、羌族刺绣、神树林信仰、山神信仰以及端公文化、禹文化等等，都逐渐为人所知。在本书中我将说明，20 世纪上半叶的早期羌族调查者也曾注意到这些文化特色，但他们却困惑于究竟哪些是汉文化或藏文化因素，哪些才是羌文化因素？是早期调查者之学养不如今之学者，或是“羌族文化”在近半个世纪来曾发生许多变化？在本书文化篇中我会详细说明。

在以上这些有关羌族的简单描述中可以看出，一族群的语言、体质与文化特质常是变动的、有内部差异的或被主观理解的。因此，我们难以由客观的语言、体质与文化来描述或界定这个族群。这也证实1970 年代以来人类学界族群研究者的普遍认识—族群或民族是主观的人群认同范畴，难以被客观的语言、体质或文化因素来界定。究竟谁（who）是羌族？我认为这问题过于简化了人类的族群认同现象。在本书中，我将探讨、说明他（她）们为何（why）宣称自己是或被认为是羌族，他（她）们如何（how）成为羌族，以及如何表现或宣称自己是羌族。这样的羌族描述，必然涉及人类生态、各层次的认同与区分、社会阶序与权力关系以及“历史”建构的历史过程。在说明了羌族社会以及羌族如何在历史与“历史”中得其民族生命后，我们会再回到“羌族文化”这一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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