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雅、李彼蔚：《论语》在西班牙的译介传播及多向阐释

左雅、李彼蔚：《論語》在西班牙的譯介傳播及多向闡釋

左雅、李彼蔚：《论语》在西班牙的译介传播及多向阐释

摘   要：《论语》作为儒家经典之作，代表着中国文化和身份定位，在西班牙亦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本文首先详细梳理了自16世纪以来《论语》在西班牙的译介历程及其影响，并分别阐述了在开端、高峰、低谷及复苏各个时期译者的翻译策略及译本的特点。其次，基于Dialnet数据库及谷歌学术，笔者根据数据变化趋势、研究内容、研究视角对西班牙汉学界《论语》的多向阐释进行量化分析。最后，根据数据分析结果对传播现状进行观察并提出建议，以期通过创新翻译模式、丰富研究主题等途径，提高《论语》在西班牙的接受度和影响力，让中国文化走出去。

关键词：《论语》；西班牙；译介；多向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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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孔子（前551-前479）是中国古代影响最大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之一，被遵奉为“天纵之圣”，其思想和学说在中国及世界均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论语》作为中国文化“软实力”核心的儒学经典，代表着中国文化和身份定位，对其译介与影响的研究不仅利于更深刻地了解儒家思想在西语世界的生存面貌及流变历程，也有助于我们开拓视野，更好地认识其价值，促进文化与学术反思（周新凯、许钧，2015：70）。西班牙汉学界对儒家思想及包括《论语》在内的儒家经典的关注最早可追溯到16世纪，并在17世纪达到顶峰，儒家经典西传的第一份手稿所使用的译入语亦是西班牙语（梅谦立、王慧宇，2018；张西平，2016）。但目前关于《论语》在西班牙近五个世纪的译介传播及多向阐释研究仍较少。本文梳理了自16世纪传教士时期至二十一世纪全球化的今天，《论语》在西班牙的传播情状及嬗递轨迹：尽管经历了最初的曲解与误读，并在18至20世纪上半叶陷入低潮与停滞，但随着中西两国正式建交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综合实力与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升，《论语》的西译活动再次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机和活力，相关研究也日渐丰富，研究视角从最初的文本研究发展到政治、经济、哲学、文化、艺术等多个领域。《论语》在西班牙的不断复译与诠释使其负载的儒家思想文化价值不断被挖掘，历久而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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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在西班牙的译介历程

1．儒家经典最早的西译本

       西班牙汉学家雷孟笃（J. R. Álvarez，2007：36）指出，西班牙汉学研究始于16世纪，并在17世纪达到顶峰，该时期从事汉学研究的均为传教士。尽管学界通说认为《论语》在欧洲的传播最早可追溯到16至17世纪耶稣会士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留华期间对儒家思想的研究，并认为其出版的“四书”拉丁文译本是儒家经典在西方最早的译著。但近年来，一些重要的汉学研究成果表明，早在利玛窦之前，耶稣会士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1543-1607）已经开始进行“四书”的西文翻译，其于1590年完成的西班牙语“四书”手稿实为儒家经典西传的第一份译本（梅谦立、王慧宇，2018；张西平，2016）。然而，它对于沟通中西文化的重要意义，以及罗明坚在儒家经典西传方面的开创者地位，长期以来均受到严重的忽视（张西平，2001，2016；Meynard，2015，2018；麦克雷、张晶晶，2016）。

       汉学界重利氏、轻罗氏的问题，国内最早已由张西平（2001，2016）通过多项研究指出。在此基础上，法国汉学家梅谦立（Thierry Meynard）的研究（2018：119）发现，罗明坚约在1584年已经开始其“四书”译本的准备工作，以用于来华传教士的汉语教学。译本于1590年完成。梅谦立指出，这部西班牙文“四书”手稿翻译质量较高，被作为礼物献给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腓力二世( Felipe II，1527-1598)，藏于马德里的阿尔卡萨堡（Alcázar）。由此可见，西方最早出现的《论语》译本，正是罗明坚的《论语》西班牙语译本。       针对罗明坚的“四书”西译本，梅谦立与耶稣会士比利亚桑特（Roberto Villasante）在2018年以西班牙语出版了两人合著的《罗明坚译孔子的道德哲学——1590年第一部儒家经典西班牙语译本》（La filosofía moral de Confucio, por Michele Ruggieri, SJ. La primera traducción de las obras de Confucio al español en 1590）。该专著详尽介绍了罗明坚生平，对其汉学成就予以充分肯定，并论证了罗氏及其“四书”西译本在儒家经典西传活动中先行者的地位，最后对包括《论语》在内的罗氏“四书”西译本展开详细的研读分析。罗明坚将标题“论语”解释为“应当留意的话语”( Que se deven considerar las palabras) ，意在指明《论语》的内容形式和重要性。从其选择《论语序说》^①中程颐之言也可看出这一用意。在对于部分儒学核心概念的理解上，罗明坚的西译本很大程度上沿用了程、朱学派对“四书”的理解和阐释方式。此外，他还误将“程子”识为“曾子”，在译文中将其解释为“孔子之弟子”(disípulo de Confusio)。在对于部分儒学核心的概念的理解上，罗明坚的西译本很大程度上沿用了程、朱学派对“四书”的理解和阐释方式。例如，译《论语》第二篇16章对“攻乎异端”的讨论时，他在注释中指明佛教与“异端”的联系，从而有意强化了儒学对佛教的批判，这与宋明理学的观点一致；此外，他还将《论语》中的“义”、“礼”等术语统一翻译成“razón”，也可见其受朱熹注疏的影响（Meynard&Villasante，2018；梅谦立、王慧宇，2018：123-124；杨科，2019：12）。       众所周知，利玛窦的“四书”译本早已遗失，但在其存留下的著作中，仍可以看到罗氏“四书”译本产生的影响。一个最直接的证据便是罗明坚将宋明理学批判佛教误解为孔子批判佛教^②，这一错误也出现在利玛窦的著作中，并在后继的耶稣会传教士著作中时有重现（梅谦立、王慧宇，2018：124）。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罗明坚译本给16、17世纪的儒家经典西译活动带来的影响。       其实，在罗氏西译本进入汉学界的视野之前，西班牙多明我会传教士闵明我^③（Domingo Fernández Navarrete，1618-1689）的译本，曾长期被认为是历史上第一部以西班牙语出版的“四书”译本。1676年，闵氏在马德里出版了《中华帝国历史、政治、伦理及宗教概述》（Tratados historicos, politicos, ethicos y religiosos de la monarchia de China），全面展示其通过多年在华传教活动，对中国各方面知识见闻的研学和积累。该书第三篇，闵氏对孔子及其思想进行了详细介绍，其中包括他用西班牙语翻译的“四书”和他对儒家思想的评论解读。对于《论语》，闵明我用了长达四章的篇幅对其进行翻译、评注和阐释，认为《论语》是最能忠实反映孔子本人哲学思想的著作^④。然而，闵氏同样未将先秦儒家与宋明儒学完全区分开，译本中后世评注和孔子本人话语互相混淆的情况时有出现（García-Noblejas，2016；Alemany，2013:109）。       闵明我译本出现在17世纪来华传教士“礼仪之争”的背景下，作为利玛窦适应和归化传教政策的反对者，闵氏译本展现出更强烈的批判性，他认为相比于孔子思想，西方著作思想更完整更正确，所以传教士无需通过赞扬“四书”博得中国人的好感，而应直接传宣《圣经》和西方哲学（梅谦立，2008：133）。但不可否认的是，虽然闵译《四书》的最终动机在于批判儒学，但他用丰富的语言较为准确地诠释了儒家思想的核心术语，为西班牙当代汉学家翻译儒家经典提供了宝贵参考（García-Noblejas, 2016）。同时，闵明我从批判角度出发的译本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与以往不同的对儒家思想的诠释视角，进一步完善了传教士时期《论语》西译本的多样性。

2. 18世纪至20世纪：西班牙汉学低潮与《论语》西译的停滞期

       16、17世纪的西班牙传教士对于《论语》在西方世界的传播，乃至整个西方汉学而言均扮演着重要角色。然而，相比传教士时期，18 世纪到20世纪上半叶，西班牙的汉学发展进入低潮期，对中国思想和文学的引进热情远不如前，《论语》西译陷入停滞状态。这一方面是由于自18世纪起西班牙国力不复往昔，日渐式微，已无暇顾及在中国的影响力；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清政府对中国境内传教士的驱赶，迫使他们纷纷迁移至菲律宾。在此期间，尽管仍有传教士继续致力于汉学研究，但大都局限于汉语言和中国方言研究，如汉语词典、语法书的编纂，不再具有16、17世纪期间那样强烈的政治文化色彩，而更多以教育和传教为目的（Ramírez-Ruíz，2014：90-95；雷孟笃，2007:37）。       这种局面一直持续了漫长的两个多世纪，直至20世纪新中国成立后才逐渐有所好转。20世纪下半叶，随着中国与西班牙正式建交，“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综合国力与国际影响力不断提高，西班牙乃至整个西语世界又重新燃起对中国的好奇与向往，西班牙汉学也进入了从复苏到走向兴盛的新时期。

3. 20世纪至今：《论语》西译本走向丰富

       20世纪下半叶起到21世纪全球化的今天，《论语》的西译活动伴随着当代西班牙汉学的复苏，再次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机与活力。1973年，中西两国正式建交，对促进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起到了极大的激励和推动作用，当代西班牙汉学界开始进入重新翻译和阐释儒家经典著作的全新时期，译本的质量不断提高，多样性也呈现出越发丰富的态势。下文将选择本时期最具代表性的《论语》西译本进行详细介绍。

（1）汉-西《论语》直译本

       1954年，西班牙文学家、翻译家和出版人胡安·鲍迪斯塔·贝古阿（Juan Bautista Bergua，1892—1991）出版其翻译、编订的儒家思想经典合集，名为《孔子与孟子：中国典籍》（Confucio y Mencio. Los libros canónicos chinos），该书包含了经典的“四书”，也是西班牙自传教士时期以来，经过逾两个世纪的汉学低潮和译介停滞期之后，最早出现的《论语》的汉-西直译本。1969年该书再版，加入“五经”之一的《尚书》译本。贝古阿在译本序言中介绍了中国千年的灿烂历史文化，认为将儒家思想视为道德哲学的观点比将其视为宗教更加合理，并将孔子比作苏格拉底式的“完美哲学家”。但遗憾的是，由于该译本出版时间相对较早，当时的西班牙汉学热情尚未完全复苏，其影响力十分有限。1982年，西班牙旺泉出版社（Alfaguara）出版了华金·佩雷斯·阿罗约（Joaquín Pérez Arroyo）的《四书》（Los cuatro libros），是迄今最具有影响力的“四书”西语译本。译者阿罗约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为数不多的赴华求学的汉学家、翻译家之一，其所译“四书”，被西班牙汉学界视为最好的“四书”汉-西直译本（雷孟笃，2007：40），享有高度认可，从问世至今被多次再版，其中包括1999年西班牙读者圈出版社（Círculo de Lectores）发行的独立成书的《论语》译本（Analectas. Reflexiones y enseñanzas）。此后又有1997年安妮-赫伦·苏亚雷斯（Anne-Hélène Suárez）出版的《论语》西译本（Lun Yu. Reflexiones y enseñanzas），译者为巴塞罗那自治大学的汉西翻译专家，当代西班牙重要汉学家，文学译著颇丰，其译本被认为是目前质量较高的汉-西直译本之一。以上译者均为西班牙著名的汉学家、翻译家，他们既有高深的文学素养又对中国文化有着感性的认知，其译本不但对中西文化交流及典籍对外译介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也为国内相关研究提供了有益参考。       将视野转至国内，2009年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的《论语》西译本，由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巴塞罗那孔子学院中方院长常世儒教授翻译，收录于《大中华文库》。常世儒《论语》译本采用中、西双语对照，西语部分除译文外，还对相关历史文化背景知识进行了详尽注解，并对《论语》中的核心概念，如“仁”、“德”、“孝”、“道”、“君子”进行了深入细致的阐释。这是自中西建交以来，我国首次以如此翔实、权威，且具有文化战略高度的译本，主动向西语世界传播《论语》，对推动汉学经典在西语世界的传播，加强中西思想文化交流具有重要意义。

（2）《论语》转译本

       18世纪西班牙汉学研究陷入停滞，但欧洲其他国家的汉学研究则因得益于早期传教士著作的普及而得到蓬勃发展。西班牙汉学因长期停滞而导致研究与积累匮乏，因此在20世纪汉学复苏后西班牙汉学界积极汲取其他欧洲国家重要的汉学研究成果（雷孟笃，2007）。在此背景下，一些重要的典籍译本被转译至西班牙语并出版。1975年，恩里克·黑格维茨（Enrique Hegewicz）转译的庞德（Ezra Pound）版《论语》英译本在巴塞罗那出版，是建交以来西语翻译界首次尝试引进其他欧洲国家的《论语》译作。庞德的《论语》英译本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论语》译本之一，是以“创译”为主要特点的诠释型翻译，译文贴近原文简约的语言风格，但内容上存在很大程度的挪用与误读。庞德将《论语》视作为西方世界寻求新出路的“解药”，并将这一理念践行在其翻译改写中，在西方世界“创造了另一个孔子”，受到部分读者的欢迎（杨平，2010）。       1980年佛朗西斯科·卡尔多纳·卡斯特罗（Francisco Cardona Castro）在西班牙出版的《智慧四书》（Los cuatro libros de la sabiduría）转译自法国传教士顾赛芬（Séraphin Couvreur，1835-1919）的《论语》法译本。该译文以忠实于朱熹注疏而著称，对汉语原文和译文不做个人阐发与注释（周新凯，2015:37），向西班牙汉学界展示了最贴近理学派阐释的《论语》。2006年，阿方索·科罗德隆（Alfonso Colodrón）转译自比利时汉学家李克曼（Pierre Ryckmans，笔名Simon Leys）的《论语》英译本，是目前西班牙再版次数最多的转译本《论语》。李克曼译本在文体风格上受到较多好评，但其对原文在文化、政治、宗教、哲学等方面的思想诠释则引发中外学者不同角度的批评。总体而言，其译介《论语》时所秉持的“协调知识与文学间关系”的翻译理念是促成其在西方广泛传播的重要原因之一（姜哲，2014）。       除上述具有代表性的《论语》西译本外，在西班牙较有影响力的还有1968年出版的奥里奥·费那·桑格拉斯（Oriol Fina Sanglas）的“四书”译本、1972年出版的法兰·马约拉尔（Farrán y Mayoral）的“四书”译本、1982年米尔塔·罗森博格（Mirta Rosenberg）的《论语》译本，以及2009年人民出版社（Editorial Popular）出版的内斯托·卡布雷拉·洛佩斯（Néstor Cabrera López）的《论语》译本等。除西班牙第一大官方语言卡斯蒂利亚语外，《论语》还被译成不同地区的语言，如加泰罗尼亚语、巴斯克语等。如今，《论语》正以越发丰富的形象来到西语读者面前，西语世界对中国文化和儒家思想的认识也在日益增长、不断加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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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的多向阐释与深入研究

       自十六世纪被传入欧洲以来，《论语》逐渐引起了欧洲学者浓厚的兴趣，虽然最初是基督教用来作为在中国传教的工具，其内涵被严重曲解（张凯， 2017：125），但不可否认的是《论语》及儒家思想对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社会有着巨大的感召力，使得欧洲社会通过中国这样一个异域形象，找到反神权、崇尚理性的精神契合。在当今全球化时代，文化和政治联系日益紧密，《论语》在西班牙的影响力逐步提高，尤其自二十世纪中叶始，众多西班牙汉学家对《论语》进行复译和研究，并做出了适应时代特点的更为广阔和深层的解读和诠释。

       基于西班牙拉里奥哈大学开发的在线学术数据库Dialnet^⑤, 可发现西班牙学者对《论语》的研究已由最初的核心词概念诠释逐步发展到其对哲学、政治、经济、美学、艺术等多方面的影响，可见《论语》在西班牙传播之广，影响之深。

（一）《论语》核心文化价值研究

       西班牙学者罗哈斯（Rojas, 2007）将论语的核心价值意义体系分为两个层级，“仁”、“礼”、“义”为第一层级，三个概念相辅相成，既涉及伦理道德规范又涉及社会政治规范，具有普世意义；“忠”、“恕”、“孝”、“恭”、“信”、“勇”为第二层级，是第一层级核心价值的延伸和补充。如“忠”是积极实践作为道德义务的仁； “恕”是表现由爱自己生命之立场而尊重他人生命的道德义务；“孝”是行仁之本，即仁是实践孝的内在依据。作者将论语核心概念分层诠释，层层相扣，充分表达了他对儒家思想道德价值的深切认同。       桑切斯（Sánchez, 2017）则关注论语的核心概念“仁”，认为其与西方的人道主义不谋而合。但与西方的理想性人格和追求自我完善不同，孔子的“仁”更多的表现为关注世俗民生的现实性品格，是一种推己及人的恕道，是泛爱众人的“仁”。

（二）《论语》政治阐释研究

       《论语》中所提倡的政治主张一直是西方研究的热点。西班牙学者苏彼艾拉和马尔蒂（Zubiera & Martín, 2018）认为《论语》中体现的治国方略可总结为以下三点：1）仁政德治；2）克己复礼；3）选贤任能，可见作者深刻认识到要用仁政和道德教化从精神层面指导百姓，用礼节来规范百姓，而非用法制强制百姓。此外，作者赞同孔子选贤举能的思想，通过任人唯贤改变任人唯亲的现状，重视人的品德修养。       贝德兰（Beltrán 2016）着眼于《论语》中“和”的概念在政治中的作用，她强调孔子的“和谐”是等级和谐，并认为孔子的“和谐”和“秩序”观念在当今社会仍有现实意义，能够促进国内政治稳定，增加社会凝聚力，同时也增加了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公信度，有助于塑造和谐稳定可信的对外形象。       加西亚（García, 2011）认为《论语》中包含丰富的人权思想，认同孔子对人的价值和尊严的尊重及主张维护人民基本权利的精神。她认为“仁”是人权的基本内涵，“性相近”是对人的属性的挖掘与认同；“富”而有“教”是保证人民生存权的两大教义；反对苛政，强调“足食足兵”是保障人民生命权的体现。

（三）《论语》经济阐释研究

       除政治价值外，西班牙学者也对《论语》中体现的经济思想及在当今世界的经济价值做了深入研究。贝迦（Beja, 1997）认为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国古代经济思想是以政治权利和伦理观念为基础的，而非基于市场因素，即以“仁爱”调节不同阶层社会政治经济关系，明确政治经济活动中应遵守的伦理原则，借以完善社会经济制度。       加西亚（García, 2014）在他的《儒学与全球化》一书中也充分肯定了儒家思想在中国经济发展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他认为中国经济近年来稳定高速增长也得益于内在的有连贯性和千年的历史文化沉淀；此外，作者还高度赞扬了《论语》中“先义后利”的义利观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具有的现实意义，合理取利、增进公利的价值观对处理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经济关系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四）《论语》与西方哲学对比阐释研究

       西班牙学者将孔子思想与西方哲学家、思想家进行对比，这一举措也彰显了其对儒家思想重要性的高度认可。利贝拉蒂 （Liberati, 2011）将孔子与亚里士多德对快乐和德性之间的辩证关系进行对比：孔子的“快乐”是随心所欲不逾矩的克制，注重仁道的落实；而亚里士多德的“乐”理解人的自然欲求，但认为快乐的最高意蕴在于人对理智的静观。       拜斯迦和阿卡拉斯（Perceval & Alcaraz, 2008）将孔子的道德教育思想与苏格拉底相对比：孔子的道德教育的核心范畴是具有情感意蕴的“仁”，而苏格拉底的核心范畴则着眼于体现理性的“知”。对比两者有助于西方吸收儒家教育理念的智慧，为西方道德教育建设提供良好的借鉴。       综上，西班牙学者高度认可《论语》所倡导的文化价值，通过对《论语》政治、文化、经济等方面的研究，剖析中国儒家思想的智慧，探讨其与西方价值的不同，并试图用中国智慧为西方文化开辟新的路径。随着儒学在海外不断传播，《论语》在西班牙的影响在近几年从政治、经济、文化领域逐渐扩展到艺术（Simpkins& Simpkins 2007）、美学（Moya, 2017）、影视（Andrés, 2011）等多个领域。《论语》的价值被更加深入地挖掘，孔子在西方世界的形象也愈加丰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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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在西班牙的研究趋势与观察

       笔者基于Dialnet数据库及谷歌学术，运用Excel数据筛选及统计功能，从研究数量、研究角度及研究内容三个方面对《论语》相关研究做如下总结。

       经整理，《论语》相关出版物数量如图1：

图1. 1995-2019《论语》相关出版物数量^⑤

       数量上，整体呈现递增趋势，偶有下降，但年度分布欠均衡。       据统计，西班牙《论语》相关出版物在1995年前较少，关于《论语》的研究较匮乏。自1995至2006年间，《论语》研究初露端倪，但西班牙学界对《论语》的关注度仍欠缺。2007年始，《论语》相关研究逐步增长，到2011年，出版物数量达第一次高峰，比之前提高了5%， 此后进入相对稳定期，直至2016年，相关研究达到第二次高峰，对比之前增长了11%。自2017年始，出版物数量呈下降趋势，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相关主题的研究经过两个高峰期，已经相对丰满，出现了暂时下降趋势，代表着一个周期的结束；此外，可能受到西班牙政治经济状况的影响，如经济危机，失业严重，科研经费缩减等（劳尔，2016: 188）。       根据研究主题，笔者对出版物按内容做了如下分类（图2、图3、图4）。

图2.《论语》相关研究主题

图3. 研究方法百分比^⑦

图4. 研究角度百分比^⑧

       从内容上看（图2），《论语》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政治、文化、哲学三个方面，尤以政治最为突出。从研究方法上看（图3），目前西班牙关于《论语》的绝大多数研究为定性研究（90%），且偏主观性，定量研究尚少，仅占10%，有待深入拓展。从研究角度看（图4），宏观研究较微观研究多10%，但整体比例协调。这说明现有的西班牙《论语》研究角度较为全面，既有从宏观角度出发的全局分析，也有从微观处入手的细节要点考察。       综上，《论语》相关研究数量总体呈递增趋势，内容由最初的文本研究逐步扩展到政治、文化、哲学、宗教等各领域，但内容分布仍欠均衡，研究角度待完善，部分领域有待进一步补充。但不可否认的是《论语》在西班牙的影响范围不断扩大，影响程度不断加深，这是中国作为世界大国崛起，其影响力不断扩大的结果。       在现有众多《论语》西语译本中，海外译者为绝大多数。虽然译本已经逐渐避免了出于宗教输出目的而对原文意义进行的篡改和误读，但仍存在对核心概念和个别有典故的词句翻译不准的问题，故实现中国典籍的海外传播单靠西方学者是难以实现的（赵丹 2014），还需要国内西语学者的共同努力，做到中西合力，各取所长：国内西语学者要更加主动地参与中华典籍与文学经典的对外译介，在这一过程中要注重把握《论语》核心概念的翻译准确度，把握文化精髓，提升文化自觉和自信（许多、许钧， 2019：132），西班牙译者则更了解当地受众，更易找到适应译入语文化的翻译方式，语言更加流畅地道，更符合西班牙读者的阅读习惯，两者共同努力利用立体的，变通的，多元的文化阐释方式和归异化兼顾的翻译方式，提高译本质量，缩小认知差距，促进《论语》在西班牙传播的本土化，提高其在西班牙的接受度和影响力。体现中西合力优势的一个例证便是赵振江教授和西班牙诗人加西亚桑切斯（García Sánchez） 合译的《红楼梦》（Sueño en el pabellón rojo），因其对译文地道且精准的把握在西班牙语世界广受好评。       要推动《论语》在西班牙的深入传播，还要注重加强学术和文化的交流与沟通，通过举办相关主题的国际学术会议为国内西语学者和西班牙汉学家提供交流平台，促进学术的国际化。一方面利于中国学者向西班牙汉学家介绍《论语》中包含的多元文化和生活方式，进一步激发国外学者深入研究《论语》的兴趣，拓宽其研究视角，促进多元研究结构的建立；另一方面，国内学者也可以从西班牙汉学界现有的《论语》研究中汲取智慧，通过反观《论语》在欧洲社会文化背景下的对儒家思想的解读和诠释，取其精华，以获得新的研究视角，促进国内文化与学术反思，进一步提升《论语》文化价值和吸引力。综上，中外学者应具有双向视野，做到优势互补、积极互动、共同推动中国典籍文化走向世界。

注释及参考文献

注  释

①程子曰：“读《论语》，有读了全然无事者，有读了后其中得一两句喜者，有读了后知好之者，有读了后直有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程子曰：“今人不会读书。如读《论语》，未读时是此等人，读了后又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曾读。”

②佛教入汉时间晚于孔子的时期，因此儒家批佛教只可能出于宋明理学对孔子思想的阐发，不可能出于孔子本人。

③汉学界常提及的17世纪来华传教士中，汉名为“闵明我”的传教士有两人，分别是意大利耶稣会士闵明我（Claudio Filippo Grimaldi，1638-1712），以及西班牙多明我会士闵明我（Domingo Fernández Navarrete，1618-1689）。本文所指均为后者。

④参见Domingo Navarrete, Tratados historicos, politicos, ethicos y religiosos de la monarchia de China, Madrid: 1676, Tratado III, Capítulo IV - VIII。

⑤Dialnet 是兼具专业性和全面性的西班牙数据库，包括期刊论文，作者专著及编著、会议论文等学术出版物，免费提供全球西班牙文献资源库（Global Repository of the Hispanic Literature）检索服务。

⑥数据来源：Dialnet数据库，图表由作者绘制。

⑦数据来源：Dialnet数据库，图由作者绘制。

⑧数据来源：Dialnet数据库，图由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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