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逢彬：谈《论语·先进》“浴乎沂”

楊逢彬：春秋時的山東晚春不能下河洗澡嗎？——談談《論語·先進》“浴乎沂”

杨逢彬：春秋时的山东晚春不能下河洗澡吗？——谈谈《论语·先进》“浴乎沂”

在《论语·先进篇》第二十六章，有这么一段话：“‘点！尔何如？’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对曰：‘异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

译文：“又问：‘曾点！你怎麽样？’曾晳鼓瑟正近尾声，铿锵一声，把瑟放下，站起来回答说：‘我的志向和他们三位说的有所不同。’孔子说：‘有什麽关系呢？不过是各人说说自己的志向罢了！’曾晳便说：‘暮春三月，春天衣服也都置办妥当了，我陪同五六个大人，六七个小孩，在沂水边上洗洗澡，在舞雩台上吹吹风，然后唱着歌回家。’孔子长叹一声说：‘我赞同曾点的主张啊！’”其中“浴乎沂”这三个字本来明白如画，正如何晏《〈论语〉集解》引包咸所说“浴乎沂水之上”。“河流＋（之）上”这一格式，我们在《论语新注新译》6.9“汶上”的《考证》中已经论证过，就是“某河流边上”的意思。“浴乎沂水之上”就是在沂水边上洗澡的意思。《论语集解》又引孔安国说：“莫（暮），晚也；春，谓四月也。春服既成，谓四月之服成也……浴乎沂，涉沂水也，象龙之从水中出也。”（又见《论衡·明雩篇》）但署名韩愈、李翱的《论语笔解》却说：“‘浴’当为‘沿’字之误也。周三月，夏之正月，安有浴之理哉！”俞樾也说：“世传韩昌黎《论语笔解》均不足采，惟此经‘浴’字谓是‘沿’字之误，则似较旧说为安。”韩、俞从语言外部推导语义，古人这样说，不值得惊奇；而今人亦多有据此怀疑“浴”字为他字之讹或为“浴”字别作他解者，故应该稍作辨析。1. 定州汉墓竹简本《论语》也作“浴乎沂”（《唐写本〈论语〉》之《先进篇》阙如）。这说明至少汉以后这句的文字未作改动。2. “浴乎沂”文从字顺，不需要改读。“浴”不直接带处所宾语：“及曹，曹共公闻其骈胁，欲观其裸。浴，薄而观之。”（《左传·僖公二十三年》）“比至，三衅、三浴之。”（《国语·齐语》）如需表明“浴”的处所，其后要接介宾结构：“夏五月，公游于申池。二人浴于池。”（《左传·文公十八年》）“日出于暘谷，浴于咸池。”（《淮南子·天文训》）“浴乎沂”正是如此。“沿乎沂”则说不过去。虽然《尚书·禹贡》有“沿于江海，达于淮泗”，但到《论语》《左传》成书的时代，已经无需介词而直接接处所宾语了：“沿汉溯江，将入郢。”（《左传·文公十年》）“王沿夏，将欲入鄢。”（《昭公十三年》）“子沿汉而与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毁其舟。”（《定公四年》）“于是越王句践乃命范蠡、舌庸，率师沿海泝淮以绝吴路。”（《国语·吴语》）“余沿江泝淮，阙沟深水，出于商、鲁之闲。”（同上）这说明“沿乎沂”在《论语》《左传》《国语》成书时代的语言中是不通顺的。3. 春秋时期山东半岛的暮春，游泳不成问题。那时期的山东，远较现在为湿热。竺可桢先生说：“到了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前481）又暖和了。《左传》往往提到，山东鲁国过冬，冰房得不到冰；在公元前690、598、545年时尤其如此。此外，像竹子、梅树这样的亚热带植物，在《左传》和《诗经》中，常常提到……到战国时代（公元前480-前222年）温暖气候依然继续。”（《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年1期，科学出版社，第6页）《左传·桓公十四年》《成公元年》《襄公二十八年》均载“无冰”；《孟子·告子上》：“今夫麰麦……至于日至之时，皆熟矣。”日至指夏至，如今春小麦成熟则晚了一个月以上。孔子生于前551年，卒于前481年。到“无冰”之年的前545年（鲁襄公二十八年）时，刚好七岁；“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时，四十多岁，约当公元前505年前后；当时的曾晳则更年轻。即使暮春，虽然仍有凉意，但对习惯游泳的人来说，即使七八十岁的老人，都不成问题，何况正当盛年的曾晳！而《论语》当用夏历（就是今天的农历），孔子曾说：“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卫灵公》）则暮春（莫春）在远较如今湿热的山东半岛，“浴乎沂”就更不成问题了——“春服既成”可为旁证（何晏《集解》引包咸说：“春服既成，衣单袷之时。”单袷，指单衣和夹衣）。“风乎舞雩”亦可为旁证——寒冬腊月，不会专为吹风上高台。至于汉代的孔安国所说的“四月”，及包咸所说“莫春者，季春三月也”，当然是夏历三月、四月，因为当时周历弃用已久。4. 上引《左传·文公十八年》“夏五月，公游于申池。（邴歜、阎职）二人浴于池”也可为一强力佐证。我们知道，《左传》用的是周历，《左传·成公元年》：“二月，无冰。”《襄公二十八年》：“春，无冰。”《桓公元年》《庄公二十五年》《宣公十年》《成公五年》：“秋，大水。”《庄公七年》：“秋，大水。无麦苗。”《庄公十一年》：“秋，宋大水。”《庄公二十四年》：“秋八月，大水。”均可为证（周历二月无冰，即夏历十二月无冰，春无冰，即夏历冬无冰；周历秋大水，即夏历夏大水）；而《论语》所谓“暮春”当为夏历，已见上文。然则，本章所谓“莫春”正当《左传》之“夏五月”，甚或稍晚；同一时令同一地域（齐鲁地近），既然邴歜、阎职能够浴于申池，曾晳等又如何不能浴乎沂水？5. 文化人类学、人类生态学及医学告诉我们，人类对极端环境具有极强的适应能力；而当生活改善后，回过头去看以往能够适应的艰苦环境，常觉得瞠目结舌，不可思议。本人知青时就曾在隆冬时节和多人一道跳到河里抓鱼，事后并无一人得病。严寒时节，大家也常在室外屋檐下洗澡。故古人暮春下河，实在不值得诧异。岂止古人，今人亦如此。藏历7月6—12日（公历8或9月）是藏民的沐浴节，尽管这是一年中气温最高的时候，有些地方河水依然冰寒彻骨（水往往自雪山而来）。但藏民仍然男女老幼全家下水洗浴。近年有人在一些水温较冷的传统沐浴地开设热水浴室，极受欢迎。据调查，连续两三年在浴室度过沐浴节的人，往往便视下河为畏途。这真是“由俭入奢易”，今日生活舒适的人们也就往往对“莫春”时节“浴乎沂”不太理解了。我的藏族朋友普次仁（当时是日喀则市委外宣科长，当年50岁）1993年2—7月在北大48楼期间，天天在盥洗室洗冷水澡（盥洗室无热水）。北京自来水抽自地下，很冷。我问他为什么非要天天这样？他说：“我们那要洗个澡，一是路太远，二是水太凉。这儿条件这么好，水也不太凉，不利用太可惜了！”从以上考证中，我们能得到什么启示呢？第一，要有历史性观念。这又可分为两个方面。第一，现代山东晚春的天气较冷，不等于两千多年前山东晚春的天气和现在一样冷。第二，语言也是不断变化的，例如《尚书·禹贡》可以说“沿于江海，达于淮泗”，“沿”后可带介宾结构，不等于《论语》《左传》成书时代的语言也可以这样。第二，要注意语言的社会性。在这个例子中，“浴”后带有介词及其宾语，要以当时语言的其他“浴”后也能带介词及其宾语来证明。同理，说“浴”不是由“沿”讹变而来，也要以当时的其他“沿”后不能带介词及其宾语来证明。第三，要注意语言的系统性。具体到这一例子，就是语言外部的因素（如怀疑山东晚春水冷不能下河洗澡）在证据链中是次要的，非决定性的；光凭它不足以推翻固有的解释。第四，王力先生说：“古代的经生们抱残守缺，墨守故训，这是一个缺点。但是我们只是不要墨守故训，却不可以一般地否定故训。训诂学的主要价值，正是在于把故训传授下来。汉儒去古未远，经生们所说的故训往往是口口相传的，可信的程度较高。汉儒读先秦古籍，就时间的距离说，略等于我们读宋代的古文。我们现代的人读宋文容易懂呢，还是千年后的人读宋文容易懂呢？大家都会肯定是前者。因此，我们应该相信汉代的人对先秦古籍的语言比我们懂得多些，至少不会把后代产生的意义加在先秦的词汇上。”（《训诂学上的一些问题》，《王力语言学论文集》，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530页）这一例，汉代的孔安国和包咸已经说得很明白了，可是后来的学者们别生新解，而又不从语言内部展开论证。事实证明，他们的说法是靠不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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