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晓敏：《论语》人人应该读也可以读

唐曉敏：《論語》人人應該讀也可以讀

唐曉敏先生

中國傳統語文教育重視經典的學習，《論語》是學童們必讀的。從漢代開始，《論語》就是學童讀書的入門課程，以後各代都是這樣。杜甫《最能行》詩云：「小兒學問止《論語》，」就是說兒童剛剛就學，水平僅限《論語》而已。（桑哲等：《語文新課標名家訪談》，第1757頁，山東教育出版社，2010年）

南宋朱熹編定《四書》，讓他提出的讀「四書」的次序是：「先讀《大學》，以定其規模；次讀《論語》，以立其根本；次讀《孟子》，以觀其發越；次讀《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處。」元代程端禮《程氏家塾讀書分年日程》的「讀書進程」是：「八歲入學之後。讀《小學》書正文。次讀《大學》、《論語》、《孟子》、《中庸》正文、《孝經刊誤》。次讀《易》、《書》、《詩》、《儀禮》並《禮記》、《周禮》、《春秋》並三傳正文。」讀《論語》，都是比較早的。兒童7、8歲就可以讀《論語》。

清末民初，仍然是這樣。有的家庭讓孩子先讀「三百千」，之後讀《論語》，有的家庭則直接讓孩子讀包括《論語》在內的《四書》，鄧雲鄉就此舉例說：「俞平伯老先生三足歲讀書時，就開始讀《大學》」，又說：「按《四書》白文，《論語》一萬二千七百字，《孟子》三萬四千六百多字，加『大、中』約五萬字，……這點功夫非在十來歲時打好不可。然後再讀《詩經》、《書經》、《禮記》、《易經》等，自然也都要讀熟，而且要背誦。這些熟讀的書，爲了防止忘記，必須經常溫習，尤其是《四書》，更要連本文帶朱註，永遠爛熟於胸中。隨口引用，像說話一樣自然。」（鄧云鄉：《清代八股文》，第56—57頁，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先讀的是《四書》，然後是「五經」。

周一良出生在一個很有文化的家庭。從8歲起在家塾中讀書。他回憶說：「我啟蒙所讀不是（三字經》、《千字文）以及《龍文鞭影》之類一般私塾的開蒙課本，而首先是《孝經》，接著是《論語》、《孟子》、《詩經》。現在回想起來，這不是一般家館老師安排的教學計劃，而是按照父親的見解製定的。以《孝經》、《論語》開蒙，這還是漢代以來的舊製呢。」（周一良：《天地一書生》，第13頁，比較大學出版社2010年）

當時，讀《論語》是學習的起步，孩子們都需要讀。夏丏尊曾講，自己小時候，在接受教育上受到與其兄弟不同的「待遇」。他的父親指望他能夠「中舉」，安排他讀《左傳》、《詩經》、《禮記》，而他的兄弟們只需要讀《四書》就行了。他說：「兄弟五人中據說我在八字上可以讀書，於是祖父和父親都期望我將來中舉點翰林，光大門楣，不預備叫我去學生意。在我家坐館的先生也另眼看待，我所讀的功課是何我的兄弟們不同的。他們讀畢四書，就讀些《幼學瓊林》和尺牘書類，而我卻非讀《左傳》、《詩經》、《禮記》不可。」（夏丏尊：「我的中學生時代」《夏丏尊自述》，第37頁，安徽文藝出版社2014年）今天看來，夏丏尊固然是讀經典，而他的幾個兄弟，只讀《四書》就行了。因爲家長對他們沒有很高的期待，不指望他們參加科舉考試，只想讓他們學習做做生意，但做生意，也需要讀《論語》。

那時，很窮的家庭中，孩子也讀《論語》。齊白石回憶他童年時說：「我們家，窮得很哪！」那時家裏有五口人，「只有水田一畝」，連吃飯都成問題。但他還是讀了《論語》。先是跟他的外祖父讀了《論語》的一半兒，家裏就讓他回家放牛、砍柴。他是在上山放牛、砍柴的間隙，讀《論語》的。白石老人說：「我每回上山，總是帶著書本的，除了看牛和照顧我二弟以外，砍柴撿糞，是應做的事，溫習舊讀的幾本書，也成了日常的功課。……我上山雖仍帶了書去，總把書掛在牛犄角上，等撿足了糞，和滿滿地砍足一擔柴之後，再取下書來讀。我在蒙館的時候，《論語》沒有讀完，有不認識的字和不明白的地方，常常乘放牛之便，繞道外祖父那邊，去請教他，這樣，居然把一部《論語》，對付著讀完了。」（齊白石：《白石老人自述》，第42、43頁，三聯書店，2010年）這就是說，窮人家的孩子也能讀《論語》。

上個世紀之初，姜亮夫從雲南到成都，他發現四川的農民也讀《論語》。他說道：「四川人非常勤苦，如耕田都很細致，田埂上還用泥巴糊過，挑的糞桶很大，雲南人的不超過一百二十斤，而四川人至二百斤。早晨雞叫就下田，一有閑空，躺在草堆旁一面曬太陽，一面讀詩、學《論語》。文化已滲透到田頭，所以民間的對唱、詠詩很普遍。民間讀五經、四書也很普遍。去峨眉山的路上，擡轎人前後對答往往有詩句，尤其是唐詩。」（姜亮夫：「憶成都高師」，《姜亮夫全集》第24卷，第57頁，雲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

臺灣地區的基礎語文教育中，一直有《論語》、《孟子》。魯國堯講：上個90年代，他從南京去廈門大學，「旅途上經歷的一件事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車廂裏一個三十歲出頭的年輕人跟我聊天，他是一個做木柴生意的臺灣商人。閑談中，他一會兒引用《論語》中的幾個句子，一會兒又引用了《孟子》裏的一段話，而且都是脫口而出，我感到很驚訝。我問他說：『你對《論語》和《孟子》怎麽這樣熟悉呀？』他說：『這不算什麽，我雖然沒上大學，但在中學課文裏都學了，背得滾瓜爛熟。』可見臺灣的中學教育是很重視文言文教學的。」（桑哲等：《語文新課標名家訪談》，第108頁，山東教育出版社，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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