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晓敏:中国传统语文教育不教“字词”
中國傳統語文教育不教“字詞”
唐曉敏先生
近百年的語文教學,其重要的內容之一是“字詞教學”。爲此,我們花費了大量的時間和精力。
古人是怎樣做的呢?簡單說,古人,也包括上個世紀前期家塾的語文教學,基本沒有“字詞教學”。
古人讓孩子讀書,並不講其中字詞的“意思”。字詞的“意思”,兒童是在大量讀書的過程中自然懂得的。
對此,趙元任講過:“從前所謂‘念書’就是念書,先生不一定講,學生也不一定懂,真是‘讀書不求甚解’,可是過了一陣,甚至過了多少年,書裡的意義漸漸地明白了。”
鄧雲鄉也說:傳統語文教學也有“講”,但是——這個“講”,現在的讀者要理解,不是一般講解詞句意思,這是靠熟讀背誦當中自然理解,老實說是不必講的。明清兩代八股文教育中的所謂“講書”、“開講”,都是講《四書》中的每一句話如何發揮,如何寫成一篇八股文。
對此,周振甫說得更明確、更細緻。他寫過一篇非常好的文章《我們怎樣學習古文》,文章用“立體的懂”概括傳統語文教育不講“字詞”的特點和優點。他說道:
不論唐代人或是近代人,他們從小就能讀懂古文,不僅會讀,還會寫古文和舊體詩。爲什麼現在人讀懂古文會成問題呢?這當跟讀法有關。我曾經聽開明書店的創辦人章錫琛先生講他小時的讀書。開始讀《四書》時,小孩子根本不懂,所以老師是不講的。每天上一課,只教孩子讀,讀會了就要熟讀背出。第二天再上一課,再教會孩子讀,讀熟背出。到了節日,如陰曆五月初五的端午節,七月七日的乞巧節,九月九日的重陽節,年終的大節,都不教書了,要溫書,要背書。如在端午節把以前讀的書全部溫習一下,再全部背出。到年終,要溫習一年讀的書,全部背出。……因此,像梁啟超的“六歲畢業《五經》”,即六歲時已把《五經》全部背出了;所以他“九歲能日綴千言”。因此,《唐才子傳》裡講的“六歲善辭章”,“七歲能賦詩”,……也就不奇怪了。
我向政協委員張元善老先生請教,問他小時怎樣讀書的。他講的跟章錫琛先生講的差不多,他說開始讀時,對讀的書完全不懂。讀了若干年,一旦豁然貫通,不懂的全懂了,而且是“立體的懂”,它關鍵就在於熟讀背出,把所讀的書全部裝在腦子裡。假如不是熟讀背出,把所讀的熟書全部裝在腦子裡,讀了一課書,記住了多少生字,記住了多少句子,這只是“點線的懂”。記住的生字的點,記住的句子是線。點線的懂是不夠的。因爲一個字的解釋在不同的句子中往往因上下文的關係而有變化,一個字在不同的結構裡會有不同的用法,記住了一個字的解釋和一種用法,碰到這個字的解釋和用法有變化時就不好懂了。……把一部書全部讀熟就不同了,開始讀時不懂,讀多了漸漸懂了。比方讀《論語》,開始碰到“仁”字不懂,“仁”字在《論語》中出現了104次,當讀到十幾次“仁”字時,對“仁”字的意義漸漸懂了,當讀到幾十次、上百次時,對“仁”的意義懂得更多了。因爲熟讀背誦,對書中有“仁”的句子全部記住,對有“仁”字的句子的上下文也全部記住,對於“仁”因上下文的關係而解釋有變化也罷,對有“仁”字的詞組因結構不同而用法有變化也罷,全都懂了,這才叫“立體的懂”。
可以說,周振甫已經把道理說得非常清楚了。
甚至,學習過漢字的日本人也有這方面的經驗。如日本的諾貝爾物理獎得主湯川秀樹講自己小時學習漢文典籍的經歷時,就說:
入小學以前,就學了中國的各種古典,其實只是跟在祖父的後面吟誦,開始當然是不懂,但奇怪的是,雖然沒有人教,後來竟也似懂非懂了。
我們常常給孩子講字詞的意思,也就是“解詞”。其實,有經驗的外國教育家也早就知道,解詞教學徒勞無益。俄國的文學家也是教育家的托爾斯泰,自己的經歷體會道這一點,他說:
我們應該承認,最近兩個月來我們不止一次地對此作了實驗,每次學生都表現出強烈的厭惡,這證明我們所採取的方法是錯誤的。通過這些實驗我才確信,解釋詞和詞語和言語的意義,是完全不可能的,甚至對天才的教師了是如此,至於平庸的教師所喜愛解釋的“好多就是不小的一大群”之類的解釋就更是不必說了。解釋一個什麼詞,比如說“印象”這個詞,你不是在要解釋的詞的位置上加進另一個也不懂的詞,便是加進一系列像該詞一樣不明白其聯繫的詞語。
總之,學習語文,關鍵是多讀文章;文章讀得多了,特別是能夠將這些文章背誦下來。其中字詞的意思自然就能夠懂得。一時不懂,慢慢也肯定能夠懂得。
我們的語文教學,之所以少慢差費。重要的原因就在於此。我們的孩子沒有多少時間讀書,這些時間都用到“字詞教學”上了。實際上,我們若是讓孩子多讀書,這些書籍的字詞本來是早就可以認識、掌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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