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曉敏：民國時期學童讀書早
唐曉敏：民國時期學童讀書早
唐曉敏先生
民國時期的語文教育是“雙軌”的教育。新式的學校教育已經出現，而傳統的私塾教育並未廢止。這一時期，私塾教育仍然採取集中識字的辦法，通過閱讀和背誦“三百千”認識兩千個左右的漢字，即開始讀經。
我們還會發現，兒童識字之後，實際上也不光是去讀經。認識了一些漢字之後，他們即對讀書發生強烈的興趣。渴望看書，他們從書本中找到了一個新的世界之後，讀書的興趣是攔也攔不住的。而正是這一經歷，奠定了他們一生發展的基礎。
那個時代的許多過來人，回憶童年時，都講過自己很早就開始讀書，而且是讀那些大部頭的書。如蘇雪林講：“在私塾混了兩年，認識了一兩千字，家長們就不許我再上進了，只好把《西遊》、《封神》一類東西，當課本自己研讀。民國初年大哥從上海帶回幾本那時正在風行的林譯小說，像什麼《茶花女逸事》、《迦茵小傳》……使我於中國舊小說之外，又發現了一個新天地。後來父親又買了一部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完全的林譯，計有一百五六十種之多，於是我便像貧兒暴富，廢寢忘食，日夜批閱。”
劇作家陳白塵講：“當我進私塾之後，略識之無，便從翻閱繡像進而讀正文，認不得的字句，跳過去就是；‘詩曰’以及關於武將穿戴的描寫等等，更是從略。於是在兩三年間，便囫圇吞棗地讀完了《封神》、《西遊》、《水滸》、《三國》等等。”（陳白塵：“我的文學修養和家訓”）
文藝理論家、詩人黃藥眠講：“在私塾裡讀了一年，在家裡我很是寂寞，於是找些木刻的《唐傳征東》和《唐傳征西》來讀，有些字不認識，但勉強能看懂意思。後來又讀《三國志演義》不懂就問來我家的客人。他們稱讚我說：‘這小孩不錯嘛，讀了一年書就能看《三國志演義》了，而且又好學！’”（黃藥眠：《黃藥眠口述自傳》，第24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
錢穆在《八十憶雙親》中講，他七歲入塾，誦大學章句序，八歲換了一位塾師，不久塾師生病了，遂不上塾。於是“竟日閱讀小說，常藏身院中一大石堆後，背牆而坐。天色暗，又每爬上屋頂讀之。”以致能夠將《三國》背誦。錢穆還回憶了當時的一件事：“一客忽言：‘聞汝能背誦三國演義，信否？’余點首。又一客言：‘今夕可一試否？’余又點首。又一客言：‘當由我命題。’因令背誦諸葛亮舌戰群儒。是夕，余以背誦兼表演，爲諸葛亮，立一處，爲張昭諸人，另立他處。背誦既畢，諸客競向先父贊余”。
數學家蘇步青講：“小時侯在浙江平陽鄉下，根本談不到什麼書，只把家中僅有的幾本古書翻出來讀，《東周列國志》就是其中之一。當時讀來似懂非懂，但對後來念《左傳》、《聊齋》、《紅樓夢》，都有些幫助，對我後來業余撰寫散文和舊體詩詞也很起作用。”（蘇步青：“讀書與著書”）
王梓坤回憶童年時說，他在私塾讀了一年多書之後，偶然看到一本小說《薛仁貴征東》，“我一下便被吸引住了。……這次大發現對我一生有決定性意義，從此我到處找書看，從《薛仁貴征西》、《羅通掃北》到《聊齋志異》、四大奇書、著迷到放牛時、車水時，甚至在田間小道上走路時，也手不釋卷，心無旁騖。這樣，既識了字，添了智慧，而更重要的是養成了喜歡讀書的習慣。”（盧嘉錫等主編：《院士思維》第三卷，第90頁，安徽教育出版社1998年）
我從小是個孤寂的孩子，……颳風下雨，我出不去的時候，便纏著母親或奶娘，請她們說故事。把“老虎姨”、“蛇郎”、“牛郎織女”“梁山伯與祝英台”等都聽完之後，我又不肯安分了。那時我已經認得二三百歌個字……舅舅知道我愛聽故事，便允許在我每天功課做完，晚餐之後，給我講故事。頭一部書，便是《三國志》。三國的故事比“牛郎織女”痛快得多。我聽得晚上捨不得睡覺……舅舅是有職務的人，公務一忙，講書便常常中止。有時竟然間斷五六天。我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一般，天天晚上，在舅舅的書桌徘徊。然而舅舅並不接受我的暗示！至終我只得自己拿起《三國志》來看，那時我才七歲。
我囫圇吞棗，一知半解的，直看下去。許多字形，因著重複呈現的關係，居然字義被我猜著。我越看越瞭解，越感到興趣，一口氣看完《三國志》，又拿起《水滸傳》和《聊齋志異》。……到十一歲的時候我已看完了全部《說部叢書》以及《西遊記》、《天花雨》、《再生緣》、《兒女英雄傳》、《說嶽》、《東周列國志》等等。其中我最不喜歡的是《封神演義》，最覺得無味的是《紅樓夢》。（《冰心全集》自序）
冰心還說道：
感謝我的母親，在我四五歲的時候，在我百無聊賴的時候，把文字這把鑰匙，勉強地塞在我手裡。到了我七歲的時候，獨遊無伴的環境，迫著我帶著這把鑰匙，打開了書庫的大門。
門內是多麼使我眼花繚亂的畫面呵！我一跨進這個門檻，我就出不來了！
我的文字工具，並不銳利，而我所看到的書，又多半是很難攻破的。但即使我讀到的對我是些不熟悉的東西，而“熟能生巧”，一個字形的反復出現，這個字的意義，也會讓我猜到一半。
我記得我首先得到手的，是《三國演義》和《聊齋志異》，這裡我只談《聊齋志異》。
《聊齋志異》真是一本好書，每一段故事，多的幾千字，少的只有幾百字。其中的人物，是人、是鬼、是狐，都有自己獨特的性格，每個“人”都從字上站起來了！看得我有時歡笑，有時流淚，母親說我看書看得瘋了。不幸的《聊齋志異》，有一次因爲我在澡房裡偷看，把洗澡水都涼透了，她氣得把書搶過去，撕去了一角，從此後我就反復看著這殘缺不全的故事，直到十幾年後我自己買到一部新書時，才把故事的情節拼全了。
據楊絳說，錢鍾書小時候酷愛小說：“家裡的小說只有《西遊記》、《水滸》、《三國演義》等正經小說。鍾書在家裡已經開始囫圇吞棗地閱讀這類小說，把‘獃子’讀如‘豈子’，也不知道《西遊記》裡的‘獃子’就是豬八戒。書攤上租來的《說唐》、《濟公傳》、《七俠五義》之類不登大雅的，家裡不藏。鍾書吃了酥餅就孜孜看書，直到伯父叫他回家。回家後便手舞足蹈向兩個弟弟演說他剛看的小說。”
季羨林回憶自己的閱讀時說道：“在我讀小學時，小說被稱爲‘閒書’，是絕對禁止看的。但是，我卻酷愛看‘閒書’。高級的‘閒書’，像《紅樓夢》、《西遊記》之類，我們看不懂，也得不到，所以不看，我們專看低級的‘閒書’，如《彭公案》、《施公案》、《濟公傳》、《七俠五義》、《小五義》、《東周列國志》、《說唐》、《封神榜》，等等。書中俠客們的飛簷走壁，刀光劍影，仿佛就在我跟前晃動，我似乎也參與其間，樂不可支。這樣的“閒書”。我看得數量極大，種類極多。光是一部《彭公傳》，我就看了四十幾遍。（季羨林：《談寫作》，第104頁，當代中國出版社，2007年）“我覺得，我由文言文改寫白話文而絲毫沒有感到什麼不順手，與我看‘閒書’多有關。我不能說，每一部這樣的‘閒書’，文章都很漂亮，都是生花妙筆。但是，一般說來，文章都是文從字順，相當流利。而且對文章的結構也十分注意。”（季羨林：《談寫作》，第107頁，當代中國出版社，2007年）季羨林在讀書中不僅得到了樂趣，而且也在不知不覺中獲得了寫作的能力。
民國的學童讀書早，大致上是在10歲左右，甚至更早，就開始大量讀書。
這可以說是語文教育最重要的經驗。語文學習，首先是要集中識字，用一年左右的時間讓兒童認識兩千個左右的漢字。只有認識就行，根本不要什麼“會講、會寫、會用”。然後就讓爲兒童準備他們有興趣讀的書籍，讓他們大量讀書，讀書也不要每個字都認識，只有大量閱讀了，不認識的字總是能夠認識的。只要兒童能夠儘早地大量讀書，語文沒有學不好的。
這一點，許多學人也早就認識到了，如胡適早就講：“按良心說，我們的成績完全是從《三國演義》、《水滸傳》、《新民叢報》等有系統有興味的文章得來的。”
語文課根本不要讓學生去做題。每個字抄寫100遍、解詞、造句、改病句等等，都沒有意義的：每個字抄寫100遍，在兒童眼睛尚未能準確判斷小字的結構特點，手指肌肉尚未足夠發育之前，字很很難寫好的，而且，讓孩子寫100篇，基本上是一遍一遍地重復錯誤，這實際上是今天許多學生寫不好字的一個原因。解詞的教學也是沒有意義的，一個詞在不同的上下文中，意思也是不同的。讓孩子只知道某篇課文中的意思，這根本就不需要解釋，而同是想讓孩子知道其他文章中這個詞的意思，孩子沒有閱讀那篇文章，怎麼能知道？改病句也是弊大於利，在教學實際中，許多病句太簡單，一看就知道，沒有訓練的必要，另有些又太難，連教師、專家也各有不同看法，讓孩子怎麼改。況且，孩子學習語文，好的辦法是讓他們欣賞精彩的句子，讓許多精彩的句子爛熟於心，他們還會寫病句？
總之，目前的語文教學，大量的時間都浪費在做題上了。應該是把所有的這些時間，都安排孩子讀書。
中國的已經過去了那個年代，孩子讀書少，是有社會政治的原因。那時，好書都是被批判的，孩子讀書叫“中毒”。現在畢竟不同了，小學的教師以及家長，都應該關注孩子的讀書。書讀好了，一切都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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