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窝里斗”的习性是如何养成的？
文：东方翰，来源：思享无界2，文中观点不代表本号观点
“窝里斗”习性的培养开始于商鞅变法，“连坐法”是“培训大纲”，商鞅是总设计师和首任总教练。秦国的连坐有许多种，比如行伍连坐、职务连坐、责任连坐，而涉及面最广的是“什伍连坐”：把居民五家编成一“伍”，十家编成一“什”，捆绑成一个联保组织，一人犯法，什伍都要受罚。特殊之处在于商鞅为内部成员规定了互相监视的义务，并奖励告密，惩罚隐瞒。“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隐匿者处以腰斩。这成为当时居民关系的指导法则。
这套制度突然加在秦国百姓的头上，让人莫不茫然失措。老百姓从来都是自己过自己的小日子，哪里管得了别人的许多。可如今不管不行了，不知道什么时候、身边什么人、什么事开罪了国家，就可能受到牵连，处分罚款、甚至掉脑袋都是小事一桩，还有更可怕的被一劈两截。这种情况下要避免“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怎么办？唯一的办法只能是苦练求生技术，人人练、家家练、全民大操练。那么，根据“连坐法”的要求，秦国人要想苟延性命，都需要做好哪些基础工作，掌握哪些看家本领呢？
第一步，树立敌对意识。原本父子夫妇，街坊邻里那样相亲相爱和相扶相助的亲情乡情，在“什伍连坐”的框架里都变成了相互监察和防范的对象。这就要求人们树立起普遍的敌对意识。而且按连坐法划定的范围，首先要以身边人——亲人和近邻为目标，随时准备发现他们的过失，送交政府惩治。同时，也要防备圈内人构陷自己。斗争是从家庭内部开始的，法律规定，如果妻子抢先告发丈夫，可以免于受罚，并保留陪嫁的衣物和奴婢；丈夫揭发妻子，不但可以脱罪，还能将女方的财产占为已有；互相隐瞒的，则杀无赦。家人尚且如此，朋友四邻就更不用说了，超出圈子则有点多余或属于无用功，不在法律圈定的利害关系之内。这可能是“窝里斗”盛行，“窝外斗”少见的初始原因。
第二步，窥探他人隐私。各人都有各自的工作和生活，还会保留自己的一点小秘密，不可能事事公开，广而告之。关键是别人有知道的必要吗？正常情况下当然没有，但连坐法生生将大家的身家性命扯在了一起，就不仅是“必要”而是“要命”的问题了。于是人人就必须使出看家本领，挖掘所有阴暗的角落，不太专业但绝对有创造性和无微不至。今天网络上的“人肉搜索”是无论如何赶不上的，只是有时不免无聊或下作，爬墙头、听房根、道听途说、以讹传讹什么的无所不有，收集的内容个人隐私偏多，模棱两可的不少，都是有情可原的。云梦秦简的《法律答问》上有一个告奸的案例，记载“某甲”把两个白天作爱的男女送到官府请赏，说某伍的甲押着男子乙、女子丙，报告说：“乙丙相与奸，白昼见某所，捕校上来诣之”。所以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中国人喜好探听他人隐私的积习从那时算起来由来已久了。
第三步，背后议论人。每个人都成为周围人的监视对象，也在时时窥探着他人的一举一动。一旦发现什么风吹草动或寻摸着什么陈芝麻烂谷子的消息，大家就要背着当事人沟通交流，议论和甄别一番，决定是否采取共同行动，把情报出卖给政府。“谁人背后不说人，谁人背后不被说”就是最好的写照。且不说一家一户犯罪要牵扯其余四家或九家，即使一家之内某人违法犯纪，其他家人也未必认可，所以家里家外地背地里议论人，对避免“连坐”实在是极其必要的。而且越亲近的人掌握的黑材料越多，利益关联越紧，可能议论的越起劲。古时说“谤人”即是议论人，而不是诽谤人，但从词义转变可知，“谤人”虽然缘于议论，但在连坐法的压力下是倾向于不谈成绩专挑毛病的，即便不是恶意中伤，也绝不会有什么好结论。以至于“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
第四步，互相束缚。相互监视和议论既有助于发现蛛丝马迹，也能形成舆论氛围，约束圈子成员的言行。初始的目的或许是出于向犯罪倾向做斗争，发出警告，阻止罪行，避免被连累。但是商鞅之法，及至后世的中国法律，对百姓是唯恐刑罚不及的，罪与非罪的界限很难分辨。许多法律条文，象禁止读诗书、发议论、讲真话、骑电动车、摆摊经商靠双手养家糊口什么的，原本就不是惩办犯罪，而是迫害民众的。所以，是否会惹上官司，更多取决于众人是否“告奸”，官吏如何审判——是“以事实为依据”，还是站在“政治高度”借力打力或借机勒索。因此，周围的闲言碎语便不得不听，不但是非法行为，有创新的、与众不同的、不被理解的、别人看不顺眼的、甚至仅仅是令人愉悦的活动，都可能触动他人的敏感神经。“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的后果，即便不是马上遭到举报和镇压，也要承受集体排斥的压力，如果不肯妥协，就将陷入严重孤立。
第五步、痛下黑手。前面一系列的功夫培训，本意即在于亲人邻里相互检举揭发，何况在一个不断猜疑与防范的持续高压环境下，互相伤害的冲动日积月累，既使不是井喷式暴发，也必定源源不绝如水长流。除了原有对他人犯罪牵连自己的恐惧之外，仇恨和嫉妒也使相互作伐成了家常便饭。更何况“小报告”打对了还有意外收获，甚至可以获得爵位奖赏和占有他人财富。什么邻人相残、出卖朋友、以至“大义灭亲”便统统不在话下了。战国四公子之一的信陵君就评价秦人：“贪戾好利无信，不识礼义德行。苟有利焉，不顾亲戚兄弟，若禽兽耳”（《史记•魏世家》）。这不正是连坐法成功的表证吗？而国家政权和政府舆论一再鼓励和正义化无耻的告密行为，不断地巩固这种负面的人性。对那些不肯同流合污的正人君子，则坚决打击，直至消灭肉体，为天下人心清理出了一片只生杂草，不长鲜花的“正能量”环境。这种情况下，你不先在窝里斗明白，到窝外去闲逛，那不是找死吗？
至此，内部敌视、窥探隐私、背地谤人、互告黑状，这些“模范公民”的活命基本功都齐备了，有人说这是中国道德史上一次根本性的大倒退，相当准确。在这个过程中，人们被迫放弃道德观念和健康情感，彻底改造了人性，变成了一只只豺狼，而且建立了一种内部倾轧的利益得失关系，成为“窝里斗”群体习性养成的起点。从商鞅变法到秦国统一，商君之法在秦王国扎扎实实地实践了100多年。尔后，在秦国持续扩张和暂短统一的进程中，又得到一次突击普及，可以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连坐法”从根本上说符合“弱民强国”的治理思路，对君主和政府而言，是保证其它法律执行和削弱人民团结的重要措施；对国民而言，“窝里斗”的下作功夫和品格败坏是作为国人必不可少的生存能力与手段。
国民的这些所谓“劣根性”因为符合政治需要，是个相对独立的训练养成和不断巩固加强的过程，其它因素应该是起到了配合和促进系统完成的作用。柏杨先生揭露中国人的“丑陋”，眼光犀利，但将内耗的习性归结为文化的病毒，棍子有些打偏了，或不在根子上。
其它试图将国民性格作为自然形成过程来对待的解释，与商鞅的魔鬼式集训比起来也无疑太软弱无力了。何况后世的历代统治者，一直坚持了商鞅主义精神和经验，秦民的特性能不深入民族的骨髓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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