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新闻周刊：为什么办一个案子就会垮一个企业？
转自：央视新闻周刊-岩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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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们办一个企业的案子要垮一个企业，这就是我们的司法机关面对企业的财产采取了错误的做法， 查封、扣押、冻结，帐号都给你封了，你怎么经营？ 在国外不单是对人要采取限制人身自由，要到法院要获得令状，就是财产也是必须的，我们现在财产的查封、扣押、冻结是公安一手处理 ，没有一点制约，在这一块我们的刑事诉讼法是需要完善的。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陈卫东
经济纠纷怎成刑事犯罪？
1999年，赵守帅29岁，这起旧案让他深陷囹圄11年。如今，虽已是自由身，但年近半百的他依然未婚，也不敢面对镜头诉说伤心又恐怖的过往。
赵守帅是甘肃永昌县人，经营农机公司，事业如日中天，是当地响当当的农民企业家，人送外号“赵半城”。
从1995至1997年，赵守帅与拖欠河南新乡某拖拉机厂先后三次签订产品购销合同，前两年的货款都已结清或基本结清，但在1997年双方因拖拉机价格产生纠纷，导致款项拖延。赵守帅名下固定资产虽足以证明公司有履行合同的能力，他也一直认为这只是经济纠纷，但另一方则认为这是诈骗而报了警。
在永昌县公检法机关大院里，被河南警方逮捕。
2002年，新乡中院判决赵守帅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3年，犯罪所得的财物即76万余元应予追缴。
王殿学律师
具体到本案，赵守帅大量的财产，公安视而不见，没有认定这一部分的财产，而推算出他没有实际履行能力，这种认定方法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
曾代理过聂树斌国家赔偿案的律师王殿学，一直关注民营企业产权问题。他从代理和观察的案件中发现，公安等部门往往模糊经济纠纷与经济犯罪的界限，在刑事立案中没有基于严格的证据认定，而其认定动机也往往具有某种普遍性。
王殿学律师
公安机关插手经济纠纷的现象，确实是普遍存在的，跨地区抓捕的案件，确实是经常发生的。对于跨地区的抓捕，发生在经济案件当中的居多。
赵守帅觉得冤枉，提起申诉，新乡市检察院虽进行立案复查，但最终决定不予抗诉。2010年赵守帅刑满释放，回到家乡的他发现，公司办公楼及数十套住宅均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易主。他开始一边打追讨房产的官司，一边继续伸冤。
相较于国营企业，民营企业抗风险能力弱，一旦被认定为经济犯罪，其名下各项财产往往被悉数查封、扣押和冻结，此后即便翻案，也难以东山再起。因长期资产易主，产权复杂，赵守帅至今都没能彻底追回资产。
他的冤屈终于在2016年9月迎来伸张转机：河南省检向河南高院抗诉，认为该案“判决确有错误”。
2017年，案子被重申，而今年一月份，此案更是被最高检公布为涉产权刑事申诉典型案例。加之近一段时间以来，从中央到各部委表态支持民营企业和企业家，这让他异常兴奋。
今年7月24日，赵守帅及所在公司终被判决无罪。但他来不及高兴，一方面他要继续追讨资产，计划重新创业，一方面他开始申请国家赔偿，总计21亿元之多。这包括确切可衡量涉及人身自由等的直接损失赔偿，大部分申请则属于公司因停业停产可能带来的损失，这一间接损失因难以估量、争议大，并不在国家赔偿范围内。
王殿学律师
很多企业家在出狱以后提出来的这个清单里，我想也是这些企业家，不甘心不服输精神的延续，他觉得自己的才华，不应该浪费在监狱里，那么造成冤案的相关的机关，应当进行一个国家赔偿。
无形的手干预司法
赵发琦，背负千亿矿权案、与地方政府和法院抗衡了13年的陕西民营企业家。
西安地勘院，作为合同纠纷中的另一方，在最高法判决合同合法有效、继续履行之后，却依然拒绝执行。尽管他已经向当地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但至今仍没有任何结果。
赵发琦
陕西省高院在推诿责任，小孩子后面站着大人，他能挺直腰杆，他不执行，他是后面有人来支持他，他的背后人就是政府，政府中某些官员。
16年前，赵发琦出资1200万元，与拥有探矿权的西安地勘院签订合作勘查协议，得到了当地一块煤田80%的权益。然而没想到，经勘查发现，那块煤田的储量竟有20亿吨，估值上千亿元。当时西勘院却在未经他同意的情况下，又与另一家公司签订了合作协议。赵发琦起诉对方违约，一审胜诉后，被告上诉到最高法。
2008年陕西省政府官员曾赴京与最高法院工作人员进行座谈，5月，省政府向最高法发出密函。
赵发琦
当年省政府给最高法的文件写得很清楚：如果最高人民法院维持陕西省高院一审判决，就是我们胜诉，将会造成陕西省固定资产流失，造成陕西省社会不稳定。两者是默契，不仅仅是政府干预司法，而且司法还需要政府来配合。
案件被发回重审之后，2010年陕西省政府通过政府调查报告的形式认定合同无效，并明确指出一审判决裁判不当。同时，赵发琦公司的工商营业执照被撤销，他本人则以虚报注册资金的罪名被逮捕。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陈卫东
赵发琦这一个案子是一个典型的地方政府利用权力干预司法的案例，这也不是陕西一个特例，当时在全国是比较普遍的。
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看来，面对利益矛盾，地方政府以保护国家财产不受损失为名义，动用权力去干预司法，恰恰是忽略了“公民私人的合法财产同样不可侵犯”。
被关押四个多月后获释的赵发琦，再次将合同纠纷案上诉至最高法，经过六年多的焦灼奔走之后，终于等来了胜诉。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陈卫东
这里面人为干预的因素是比较大的，有一些企业家得罪了人，有一些企业家冒犯了别人的利益，那么也有一些企业家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上面领导说要办，就是要办。
2017年底，最高人民法院公布启动依法再审三起重大涉产权案件，张文中案名列其中。创办物美超市，开业一年销售额就超过一亿元，带领集团上市，一度占据北京三分之一零售市场份额，作为别人眼中的风云人物，张文中根本没想到，自己和企业会在最辉煌的时期被打落至谷底。
先是突然被警方以涉嫌犯罪为由刑事拘留，之后又遭检方指控犯诈骗罪、单位行贿罪和挪用资金罪，最终被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8年。而伴随他陷入牢狱之灾，物美集团也开始走向下坡路，掉出了零售业的第一梯队。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陈卫东
说明了什么？说明了有些人看不惯了，有些人看不下去了，有些人眼红了，凭什么他如日中天？凭什么他赚这么多钱？所以就开始找你的毛病。
刑满释放后的张文中，开始着手申诉平反，遭到驳回又诉至最高法，今年3月，他的案子被写进最高法工作报告，5月底宣判无罪。
最高检统计数据显示，去年一年全国检察机关共办结76件挂牌督办涉产权重大刑事申诉和国家赔偿案件，21件获得了纠正。专家认为，目前，民营企业产权案件，已涉及煤矿、石油资源，乃至房产、金融、科技和数字等众多领域，或许唯有公平和正义，才能唤起更多信心和安全感。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陈卫东
要把民营企业他们的经济财产的保护，要和国家的财产经济利益的保护视为同等重要。
办一个案子垮一个企业？
在近期各部门支持民营企业的密集表态中，“对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一视同仁”，成为不少部门的共同表述。在中国人民大学民商法专家叶林看来，要对民营企业一视同仁，就要做到两个平等，机会平等和保护平等。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叶林
所谓的机会平等的意思是说，允许国营企业或者国有企业进入行业和领域，应该同等允许民营企业进入第二个所谓的保护平等。也就是说实际上无论站在政府的角度，还是站在司法机关的角度，你们都是自家人，对吧？那既然如此的话，我们对于都是自家人的保护的方法应该是一样的，不能够在保护的过程当中存在或者是隐形的，或者显形的所有制歧视。
近日，中央政法委要求政法系统应坚持平等保护，对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在法律上一视同仁。叶林教授认为，长期以来，民营企业并没有处在被平等保护的地位。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叶林
比方说，我们看到的冤假错案，相对来说民营企业的情况更多见。那这本身就暗含着执法机关也好，或者公安机关，在查处案件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对于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负责人有不同的待遇。
从去年开始，一批侵害民营企业产权的错案冤案得以甄别纠正。今年10月，最高法裁定提审牟其中案，这位曾同时肩负中国“首富”和“首骗”名号的民营企业家，因信用证诈骗罪被判无期徒刑，却一直喊冤。如今，再审的开始，当然不意味着平反，却也传递出尊重民营企业产权、公平对待每位企业家的信号。
而为了规范执法、避免新冤假错案的发生，中央政法委近日表示，要坚决防止将经济纠纷当作犯罪处理，坚决防止将民事责任变为刑事责任，严禁超标的、超范围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陈卫东
是犯罪还是个经济纠纷，实际上法律是有明确规定的，而且当界限不清的时候，我们也有一个基本的规则，就按疑罪从无的精神去办，那我想可以避免很多这方面的错案的发生。那么一旦进入了认为他构成犯罪进入刑事司法，我们一定要审慎使用强制措施。民营企业家都是经济领域的犯罪，他们没有人身危险性，他这个企业还需要经营，所以我们尽量少采取羁押的措施，尽可能使用不限制剥夺人身自由的取保候审监视居住。
而面对执法不规范侵犯民营企业权利的现象，多部门通过文件或通知的形式，约束执法行为。司法部出台意见要求，对民营企业和人员的一般违法行为，慎用查封、扣押、冻结等措施，最大限度降低对涉案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不利影响。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陈卫东
为什么我们办一个企业的案子要垮一个企业，这就是我们的司法机关在这里面对于企业的财产采取了错误的做法， 查封、扣押、冻结，帐号都给你封了，你怎么经营？ 在国外不单是人，人要采取限制人身自由，要到法院要获得令状，就是财产也是必须的，我们现在财产的查封、扣押、冻结是公安一手处理 ，没有一点制约，在这一块我们的刑事诉讼法是需要完善的。
在各部门为民营企业密集发声之后，恐怕很多企业家期待的，是这些关于民企保护的表态、文件和政策能以法制化的形式固定下来。而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对民营企业的保护，绝不应该是一种特殊的保护，而是一种面向各种所有制形式平等的保护。民营企业家需要的，可能也不是特殊的保护政策，而是一视同仁的可预期的稳定的法治环境。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叶林
我并不同意对民营企业给予特别保护，因为给予特别保护的结果，实际上又反过来是对国有经济的某种歧视，某种特别保护又会变成了一种新的歧视的时候，我们又需要进行政策的调整。而这种反反复复的政策调整，导致的结果是市场的不确定性。所以，民营企业发展到今天，所谓的法制保障，必须要回归到一个基础的原则上，回归到对不同的所有制，无歧视的平等的保护，大家有了这样一个预期，你就可以安安全全，踏踏实实去安排自己的生产和经营活动。
白
岩松 十一月一号，总1书1记和民营企业家座谈之后，社会各界似乎都真的动起来了，在新闻联播里面几乎每天都能看到各省市自治区的书记接受采访，谈如何帮助民营经济更好的发展。表态很重要，相应的举措跟进更重要，而法律的平等对待，才是很多民营企业家更期待的一种安全，其实它也是一种信心。那就让法律成为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的真正护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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