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轻人向我感慨不知道将来做点什么时,我会给他们两个建议:如果不想浪费光阴的话,要么静下心来读点书,要么去赚点钱。这两点对你将来都有用。个人如何改变社会?这话听起来有些雄心壮志,因为它暗中断定“个人可以而且能够改造社会”。通常,我们听到最多的是个人势单力薄,无法与社会抗衡,改造社会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对此,我的判断是,把一生当作自己的远大前程,你也可以改造社会。不是夸耀这个时代,这个时代虽然还有很多不好的东西,但总还是有很多事情值得我们去做。有句话说,你的价值在于你的敌人的分量。对于我们而言,我们的价值在于这个时代苦难的分量,以及在此基础上我们能够有多大的改造决心与勇气。就个体而言,你是社会的一部分,当你发生改变时,意味着社会也随之改变。虽然这种变化很微小,但不管有多小,它在客观上都是真实的。就社会影响而言,“蝴蝶效应”积聚。社会无时无刻不在运动,尤其互联网乃至物联网时代,一次微小的改变或者介入,都有可能引发一场摧枯拉朽的小风暴。过去我们常说以“天下为己任”,这是一种崇高的情怀,但是如果你明白好社会从何而来,就知道更可靠的说法应该是“以己任为天下”。电影《辛德勒名单》里有一句话,“凡救一人,即救全世界”。这个人包括你在关键时候需要救起的他人,同样包括你自己。退一步说,如果你自己都不是一个真实的存在,是一个假躯壳,你又怎么可能真正救得起他人?如果你甚至都不能判断这个时代朝着哪个方向走,你又怎么能帮得了他人呢?我经常说这句话:管理好自己,就是最好的管理!有些人讲起来头头是道,口若悬河,用一个指头指向别人的同时,更多个指头却指给了自己。不要指望一个不守时连自己都管理不好的人能有什么好前程。我是个幸运的人,很早就知道了自己得兴趣和使命,便由着自己的心性做些喜欢的事情,日子过得也简单。我承认,我是个理想主义者,然而事实上,我更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只不过我所尊重的现实是建立在这样一个事实上,正如海明威说的,很多人花一辈子才明白的道理是,我们真正需要的东西实在太少。温暖的阳光、清新的空气、松软的泥土,这些不需要争取便可得到的大自然的恩赐,我们却在用一生的奋斗远离它们。人类发展到今天,即使是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绝大多数人也都已做到衣食无忧。然而,有几个人在按着自己的兴趣生活,几个人寻得了自己一生的使命呢?“这样的生活是为什么?”我常常会想起如此一问。有时候,我们真的需要停下来想一想,什么是我们一生的选择与期许。生由不得我们,是父母将我们带到这个世界上;死由不得我们,顽皮的死神总有一天会在不经意间将我们带走。生死之间,是我们近乎茫然的今生今世。如果在有生之年,永远不能够心有所想、身体力行,做自己想做的事,人生便成无穷役,那真的是没有什么意义与指望了。人需要有独立的精神。如果你还不确定独立精神有多重要,就去网上找一些那些搞成功学培训的视频来看,他们鼓吹每个人都能够成为李嘉诚那样顶级成功的人,之所以没有成为李嘉诚,是因为每个人都没有李先生那样的际遇。你说这有多胡扯,人跟人怎么能够一样呢?况且境遇。如果,你不去思考,不懂得判断,别人说什么就是什么,这就是缺少独立的精神。而这种独立的精神,在知识碎片化,信息网络化,流言瘟疫化,拜金痴迷化、婚姻情绪化等等的时下,更显得尤为重要。这不是说独立就是我们的终极目的,客观上说,也没有谁能够脱离群体去生活。人是群居动物,不可以孤立。孤立是相对的,真正孤立的个体是不存在的。只是圈层疏密、大小不同罢了。人需要合群,否则社会无法运转,但是合群并不只是跟着群体走,无论什么时候,人都要保持一点抵抗的精神。这种抵抗的精神,可以让你不至于在茫茫人海中丢失自己,甚至与船同沉。一个社会没有底线,很大程度上归咎于公民的抵抗精神的丧失。其实每个人都是可以用自己的方式抵抗的。对于体制内的人,法律也特别设立了抵抗权。比如《公务员法》第五十四条便明确规定:公务员执行公务时,认为上级的决定或者命令有错误的,可以向上级提出改正或者撤销该决定或者命令的意见;上级不改变该决定或者命令,或者要求立即执行的,公务员应当执行该决定或者命令,执行的后果由上级负责,公务员不承担责任;但是,公务员执行明显违法的决定或者命令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这就从两个方面明确了公务员的责任:一是提出“纠错”而没有被上级接受,公务员也应当立即执行;二是如果盲目唯上,执行了上级明显违法的决定或命令,公务员也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虽然有人解释这条法律还有陷阱难以规避,但是,抵抗权这个概念在法律中确立起来,已经是一个进步。遗憾的是,法律学者在这方面几乎没做什么有意义的推广。这个时代需要进步,这是共识。在还没有取得进步之前,需要保留耻感和痛感。也许你改变不了什么,至少你可以告诉他这样做是不对的,你自己抗议不去做。林语堂说得对,“中国就有这么一群奇怪的人,本身是最底阶层,利益每天都在被损害,却具有统治阶级的意识。在动物世界里找这么弱智的东西都几乎不可能”。有些人发言,另一帮人会说,你这话没有“理性,建设性”,可是发言是他的权利啊。为什么要完成你预设的目的?为什么要让发言者成为你心目中的谏臣?抵抗精神,不只是战场上的浴血奋战,更在日常生活中。你可以像雪莱、梭罗、托尔斯泰、甘地、艾莉斯·保尔、穆思特、马丁·路德·金一样反抗,但这些先贤的抵抗并不止于不道义的权力,还包括他们不能接受的文化、时兴的观念。一方面要引领时代,跟得上时代,另一方面,也要和时代保持一点距离,所以梭罗去了瓦尔登湖边。我向来认为,国人从不缺少扶危济困、改造社会的热忱。我也知道自己的日子过得是如何素净,只忙于“思特威定制培训”和《传家之道》。而我们更多的人最想做的事情,绝大多数时候都只停留于美好愿望,或只是有想法,或缺少行动,终不能做到“有愿、立志、力行”,更难以做到“知行合一”。好在我有所醒悟,知道自己点滴做事的意义。人人多流一滴汗,社会少见一滴血。如果我们不能改变大环境,那就改变小环境,如果小环境也改变不了,至少可以改变自己,所以我说,你不能决定太阳几点升起,但是能决定自己几点起床。我承认,恐惧乃人之常情,人不能没有恐惧和敬畏之心,社会在某种程度上说也要依靠人内在的恐惧得以正常运转。否则,人会无法无天。但是,有美好理想的人不能终日生活在恐惧的怀抱里。“出师未捷身先死”是悲剧,更大的悲剧是很多人还没出师,便被自己吓死了。恐惧应该是用来增进我们的理性,而不是消灭我们的理性。不要用过去毁坏我们的现在和将来,也不要用归纳来全盘指导我们的生活。归纳不是科学,它只有心理基础,而没有逻辑基础,只能供参考。不要愚钝地相信“历史告诉未来”这样的说法。罗素说过,一只每天被主人照常喂养的鸡,怎么也归纳不出自己终有一天会被主人拧断脖子。历史就是历史,时过境迁,让历史告诉未来,只是启示而非决断。反过来说,即使你每天的努力都没有让你自由,你也是归纳不出你将永远不自由的结论的。没有你在,这个世界都会变化,何况有你?我说悲观是卧底,是因为悲观会里应外合摧毁我们的斗志。以我有限的观察,许多人有理想却一无所成,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他们处世悲观,过度强调环境的负面因素,然后用这种负面因素指导自己的生活。别人限制你一次,你限制自己一生。这种过度的自我审查与其说是慎思慎行,不如说是自我毁灭。人是时间单位。许多人不自由,是因为失去了时间维度,而只在空间的牢笼挣扎。因为相信时间,你知道一辈子什么最重要,也知道从容做事情,从容过日子,从容交朋友......我说过,集中营是用来逃跑的。对囚犯如此,对狱卒也当如此。柏林墙从砌砖的第一天起,就有守卫者逃向了西柏林,说明柏林墙从建立的第一天起就开始坍塌。今天的中国,正在回到常识,回到人的意义本身。人人都想有美好生活,所以更要相信人心大势,相信良知、善行和美好的东西,相信只要大家努力,自由平等、彼此尊重的天性将会让这个社会朝向开阔的地方走。梁漱溟先生的两个儿子,一个叫梁培宽,一个梁培恕。“宽恕”暗含,足见梁漱溟之用心良苦。我们这个社会,已经很少能见到有关“宽恕”的文化。打开电视,调到电视剧频道,用不了五分钟你就会听到“我要报仇”。真正想改变社会的人,他们的心目中没有敌人,只有努力想要救济帮扶的人。人人都有权利拥有美好的生活。我们最不缺极端的力量,我们最缺:温和而坚定、悲悯而宽恕的力量。转自传家之道(jiadaochuanc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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