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的案例内容整理取自（2020）甘0123刑初125号一审刑事判决书（见今天第四篇推送文章），让人看后不禁思考，如果你做法官，你会顶住领导过问的压力不？如果不按领导意思办理，后果是什么？
2018年初，张某军、张某龙等人非法持有枪支弹药案在基层法院某区法院审理。案件事实很清楚，张某军非法持有枪支6支、弹药1020发；张某龙帮助张某军长时间保管枪支3支及子弹40余发，按照《刑法》规定，二张的行为均构成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且属情节严重，应在“三年以上七年以下”定罪量刑。
案件审理过程中，某区法院二把手且分管刑事审判的副院长俞某，因相关领导过问该案件，即授意主审法官杜某对张某军提出缓刑意见并提交审委会讨论。
之后，俞某主持该院审判委员会，明知该案系情节严重不符合缓刑适用条件，在审判会上同意合议庭意见，最终经审委会讨论决定，对张某军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对张某龙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
检察院对此案提起抗诉，2019年3月，上级中院二审对该案进行了改判，张某军被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六个月，张某龙以犯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伪造证据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
案发后，2020年9月11日，俞某被以“在刑事审判活动中，因相关人员过问案件，便授意主审法官违反法律规定对刑事案件被告人从轻处罚，主审法官在干预及收受贿赂的情况下枉法裁判，致使案件部分被告人被重罪轻判”构成徇私枉法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
以上法院认定的事实里，只用了“俞某因相关领导过问该案件，即授意主审法官杜某对张某军提出缓刑意见”寥寥一句带过，但在其被告人称述中，却详细的供述了详细打招呼人的官职及次数。
二张案件到了法院之后，俞某便接到了数个不同级别不同属地领导的案件过问电话：1、市中院的一位副院长打电话让俞某给办案法官杜某说一下，对张某军案从宽处理。之后，这位领导亲自到了俞某的办公室，叮嘱俞某对案子操些心，多关注些。2、地方上的某区委钱姓领导也到俞某办公室，还给俞某带了两条烟，让照顾张某军的理由是，张某军承接了好些区上的民生工程项目，希望轻判张某军早些出来收拾烂尾工程。3、地方上的某区委魏姓领导打电话，说张某的案子给操个心。4、市中法院的院长也打电话说，他们收到了一份关于张某军案子材料，让俞某看一下，多关注一下。工作上，承办法官杜某对于张某军案件的审理，也是不停的向俞某汇报进行。案件2018年1月开完庭后，杜某便抱着案件材料汇报审理情况，认为案件事实不清，需要退回检察院补充侦查。经过了以上的领导关照后，俞某称不要退了。杜某便同意了。案件研究结果时，俞某将杜某叫到办公室，说关注的领导都让对张某军从宽处理，让杜某看一下新规定，能宽到什么程度，适合不适合判缓刑。杜某便说，虽然判缓刑有点轻，但从法理上讲判缓刑不违背法理，考虑到张某军的自首情节，可以从轻到三年，判处三年的就有可能判处缓刑。俞某便让合议庭出缓刑意见，按照规定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杜某便拟定了合议庭意见送俞某签字上会。审委会上，杜某宣读合议庭缓刑建议，其他审委会成员一致同意了杜某的意见。承办法官杜某为何同意出具了案件的缓刑建议，据他交代，案件分到其手里不久，时任该区人民检察院的副检察长屠某，便找到杜某，让对张某军的案件予以关照，并送上了一箱水果和10万元现金。俞某是其主管领导，其称很多领导替张某军打招呼，判处缓刑也是为了不得罪俞某。张某军有自首情，判处缓刑只是判轻了，没有判错。这是一起2018年法院判处的案件，要知道，2015年版的《法官法》规定：行政机关、社会团体或者个人干涉法官依法审判案件的，应当依法追究其责任。2015年，中办、国办、中政委、“五部委””先后出台的《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规定》《司法机关内部人员过问案件的记录和责任追究规定》《关于进一步规范司法人员与当事人、律师、特殊关系人、中介组织接触交往行为的若干规定》，简称为“三个规定”。其中规定，“司法人员应当全面、如实记录，做到全程留痕，有据可查。以组织名义向司法机关发文发函对案件处理提出要求的，或者领导干部身边工作人员、亲属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司法人员均应当如实记录并留存相关材料。”
可惜的是，以上案例中的法院领导，不仅没有带头执行《法官法》的规定，也没执行防止干预司法“三个规定”；不仅没有在别的领导干预法官办案时讲明法律规定起到阻碍作用，还遵照领导意思跨过了刑庭庭长直接过问案件审理，出具案件结果意见。办案法官自己得了好处，又秉承领导旨意，案件结果也就不意外了。如果再深思一步，如果你是承办法官杜某、分管领导俞某，面对这么多领导的干预办案，你会怎么做？根据俞某的交代，向其招呼的，隐晦点的是“多关注一下”，直接点的是“希望轻判一点”、“尽快放出来”，有两个直接来自上级法院的领导、两个同级区委的领导。因为一个案件，得罪了分管本院工作考核的上级领导、法院财物调配的本级领导，会有什么后果？难道这些打招呼的领导，在干预法官办案之前，不知道2015年就规定了防止干预司法“三个规定”？如今，指挥法官办案的俞某，直接承办案件的杜某，被以徇私枉法罪追究了刑事责任，应该是被告人张某军在扫黑除恶中再次犯案被牵出来的，如果后者没有被追责，谁又来反查二张案件中领导过问影响法官办案呢？是不是可以说，如果不按领导意思办案会得罪了领导，影响自己的日常工作和今后晋升，按照领导意思办案日后被追责只是意外呢？办案法官、分管领导，乃至各种潜在的可以对法官办案施加影响的各类人员，尽管早就出台了防止干预司法“三个规定”，却时刻面临着确定危害与不确定风险的抉择呢？近年来，顶层大力宣传和执行2015年出台的防止干预司法“三个规定”，表明了清理司法办案人员受到不当干预的决心。可是，不清理法官干预的外部因素，光靠司法人员的记录，和对干预者最多只是个警告处分的处理结果，是否能给予司法人员抵御外来干预司法办案的底气呢？案例中，既然领导都带头不执行法律规定干预轻判案件，法官，收下10万元行贿款，还是意外吗？影响更远的是，如果法官抵御不住法外干预办案的话，其他觊觎不当利益的案件当事人，又如何能够停止以各种方式的利诱腐蚀影响法官办案呢？ 往期文章：河南省高院二把手投案自首，两天前还主持教育整顿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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