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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张军：网络暴力刑事案件明显增长，严惩网络暴力犯罪是法院义不容辞的责任
近年来，随着"全民网络时代"的到来，人民群众在享受网络红利的同时，也颇受网络暴力困扰。司法实践中，网络暴力主要表现为在信息网络上针对个人肆意谩骂侮辱、造谣诽谤、侵犯隐私，贬损他人人格，损害他人名誉，涉及的罪名主要有侮辱罪、诽谤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等。
有这样一组数据：人民法院受理的侮辱刑事案件由2019年的345件增至2023年的490件，增幅达42%；诽谤刑事案件由2019年的409件增至2023年的747件，增幅83%。虽然这些案件并不都是通过网络实施，但从侧面也反映出网络暴力刑事案件明显增长的趋势。
网络传播速度快、覆盖范围广，一段时期以来，网络暴力乱象频生。例如，杨某与他人交往期间，手机上存储了两人的私密聊天记录，分手后不满，为了泄愤，匿名将这些聊天记录发布到网上，引起不明真相群众围观，对方突然遭受大量骚扰、侮辱，最终不堪忍受而自杀身亡。又如，战某途径一所学校门口，看到一名学生在扫老师手机上的二维码，为了搏眼球，用手机拍下来发布到网上，并捏造称老师是在收取校外补课费，引起网民对这位老师的大量辱骂恶评。谈及这两起法院受理的案件，张军表示，交往期间的私密聊天属于个人隐私，随意散布侵犯了公民的隐私权；捏造事实侮辱、诽谤他人的，侵犯了公民的名誉权。
据张军介绍，网络暴力受害者不堪受辱而自杀或者陷入严重心理疾病的并不鲜见。"愈演愈烈的网络暴力会使得人人自危，无论是在网上还是在日常生活中，都担心成为下一个被网暴对象。"张军说，"网络暴力不仅严重侵犯公民合法权益，更污染社会风气、扰乱网络秩序、影响社会安宁。网络空间绝非法外之地，网络暴力必须严肃追究、依法治理。"
然而，与网络暴力的严重后果相比，从近五年的审判数据看，网络暴力犯罪占全部涉网络犯罪的比例较低，约为2‰（千分之二），数量并不多。张军指出，造成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刑法对侮辱罪、诽谤罪规定了告诉才处理制度，一般由受害人决定是否自行向法院提起诉讼。但基于网络的特点，受害人自行取证维权难度很大，一些案件虽造成了严重后果，却对施暴者难以绳之以法，某种程度上助长了网络施暴者的嚣张气焰。
为此，2023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发布《意见》，聚焦受害人维权之困和网络暴力治理之难，对症完善司法政策、加大惩治力度、深化依法治理。
《意见》明确了对捏造网络谣言、肆意谩骂诋毁、网上"人肉搜索"等网暴顽疾的定性，确保相关案件依法准确定罪处罚。切实加大对"按键伤人"行为的震慑和惩治力度，切实维护安全清朗的网络生态，切实保障公民在网络空间的安全感。
同时，《意见》明确应当从重处罚的网暴情形，规定对组织"网络水军""网络打手"，以及对未成年人、残疾人实施网暴等行为，坚决严惩重罚。
此外，《意见》直面实践之困，破解权利救济之难：一方面，落实协助侮辱、诽谤刑事案件自诉人取证的法律规定，明确规定"对于被害人就网络侮辱、诽谤提起自诉的案件，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被害人提供证据确有困难的，可以要求公安机关提供协助"，以弥补受害人取证能力的不足；另一方面，细化网络侮辱、诽谤犯罪"自诉转公诉"的标准，进一步明确了刑法关于"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应当适用公诉程序的标准。"这将有效激活公诉功能，促进提升治理效能，以公权力为网暴受害者撑腰。"张军说。
《意见》发出后，社会反响热烈，普遍点赞支持，有关方面共同落实。数据显示，2023年，适用公诉程序的网络诽谤案件数量同比增长10.3%，有罪判决人数同比增长102.4%，网络暴力治理成效初显。"尽管网络暴力案件的数量仍有增长，但性质恶劣、后果严重、引发社会广泛关注的极端个案已大为减少。"张军说，"这表明网络秩序有所好转，但也说明网络暴力治理具有复杂性、长期性，仍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久久为功。"
最高法已要求各级法院充分认识网络暴力的社会危害，不是一判了之，而是通过能动履职，努力将危害后果降到最低。除了进一步完善裁判规则，增加司法政策供给，还要求各级法院充分发挥司法审判的价值导向和行为规范作用，深入细致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引导社会公众依法上网、文明用网，自觉抵制网络暴力，共建共享美好网上精神家园，推动培育文明、健康、善意的网络伦理，为净化网络环境奠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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